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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进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从“诗言志”的经典化进程看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

【内容提要】

本文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经典化进程和途径进行了论述。

由于“诗言志”是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因此它的经典化进程便有普遍的意义。

因此，本文提出的“六途径”说，关于研究古代文论的经典化也是成心义的。

本文以为，所谓文学经典，是指具有精品内质、阐释空间和持久阻碍的文学文本。

文学经典包括文学作品经典、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

关于古代文论经典来讲，又包括文学的经典范围、经典命题、经典观点和经典论著。

纵看，有一时之经典、一代之经典和千古之经典；横看，那么有民族之经典、国家之经典和世界之经典。

中国古代文论的大半壁河山都是由儒家经典所奠定的。

【关键词】诗言志/经典化/六途径说/古代文论经典

最近几年来，国内学界开始讨论“文学经典”问题。

2005年3月，四川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学术沙龙围绕“文学经典、经典重构与重写文学史”问题，开展了系列讨论。

同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召开学术研讨会，就“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讨论。

随后，该中心文艺学网《文艺学新周刊》推出两期，专门讨论“文学经典与经典化问题”。

在此前后，童庆炳、吴承学、张兵、洪子诚、孟繁华、李春青和陶东风等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关的论文①。

尤其是童庆炳先生对文学经典问题进行了个案的和宏观的研究，就文学经典的组成要素、形成缘故和建构进程等问题，作了全面和深切的论述。

今年4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把讨论引向更为深切的层面。

目前，在价值和消费多元化的时期里，文学发生了危机，文学经典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挑战（诸如大话、戏说和改写等）。

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

因此，在如此一种特殊的语境里，咱们来讨论文学经典问题就显得额外繁重。

这既表现了咱们中国学者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表现了咱们中国学者勇于面对挑战和勇于担当责任的自信心。

可是，目前的讨论还只是停留在文学作品经典的层面上。

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以为，文学经典不单单是指文学作品的经典，也应该包括文学理论经典、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史经典等在内。

本文从个案研究动身，即通过对“诗言志”的经典化进程的具体论述，就古代文论经典的形成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观点。

一、“诗言志”产生的大致年代

“诗言志”是大伙儿公认的古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表述，从来受到人们的推崇。

王士祯说，“此千古言诗之妙谛真诠也”（《师友诗传录》）；刘毓崧说，此是“千古诗教之源”（《古谣谚序》）；朱自清说，这是中国古代诗学“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在咱们探讨“诗言志”经典化问题之前，第一要弄清楚它产生的大致年代。

从文献记载看，“诗言志”最先出此刻今文《尚书·尧典》（古文《尚书·舜典》）中。

研究“诗言志”产生年代的关键问题，是考证《尚书·尧典》的编写时刻和所记载的真实程度如何。

关于那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四种观点：

其一，尧时说。

法国学者卑奥根通过对《尚书·尧典》的星象记载和汉儒说明的研究，以为这确实是尧时的天文记录（高鲁：

《星象统笺》）；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以为，诗言志是“尧舜时期的诗论”。

其二远古说。

范文澜以为，“《尧典》等篇，可能是周朝史官掇拾传言，组成有系统的记录，……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1]。

如按范说，那“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就不单单是指“禅让”，也应该指“诗言志”。

顾易生赞同范说，以为诗言志说“属古已有之，非晚周儒家之徒所创建”[2]。

其三，战国说。

蒋善国将《尧典》中所涉及的历史文物和语义特点，与先秦有关典籍进行比较后以为，《尧典》显现于公元前372-289年之间，即墨子以后、孟子所生活的时期[3]。

郭沫假设和陈梦家等人也主张战国说。

其四，秦汉说。

陈良运以为，“‘诗言志’这一观念的显现，当在秦汉之际”[4]。

综上所述，这些观点各有各的证据，各有各的道理，都有参考价值。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大伙儿在讨论那个问题时似乎存在着误区。

我以为，《尚书》成书的时刻，并非是《尧典》产生的时刻；而《尧典》产生的时刻，也并非是“诗言志”说的提出时刻。

因为，这些是不同历史层面的问题。

在春秋以前，无私家（即个人）著述。

一部书从形成到编定，往往要通过相当漫长的时刻。

《诗经》、《周易》是如此，《尚书》也是如此。

而且，尤其像《尚书》如此的历史性典籍，又通过了一个由口传历史到书写历史的漫长的传播进程。

鉴于此，我对“诗言志”的产生年代作以下几点考证：

第一，以西周青铜器铭文证《尚书》成书年代。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书面语言的书写方式。

西周青铜器铭文作为西周时期的书面语言，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

那么，只要咱们找到《尚书》与西周青铜器铭文有相同的书写方式的证据，也就能够够确信《尚书》的成书年代了。

大体的证据有五点：

一是钱宗武指出，《尚书》“没有结构助词‘者’和句末语气助词‘也”’，“这是一种超级特殊的语法现象”[5]。

之因此“超级特殊”，确实是先秦其他典籍没有这种书写方式。

钱先生对《尚书》语言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因此这话是可信的。

我通过对西周“利簋”、“卫盉”、“商尊”和“折觥”等青铜器铭文的阅读，发觉也没有“者”和“也”字。

春秋以后的青铜器铭文中有“也”字，如战国“新郪虎符”铭文等；二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在记载“年月日”等时刻时，都要在句首冠以“惟”字。

诸如：

铜器铭文《尚书》佳（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卫盉）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训》）佳（唯）五月，辰才（在）丁亥（商尊）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毕命》）佳（唯）五月（折觥）惟二月既望（《召诰》）佳（唯）甲子（利簋）惟戊午（《泰誓中》）[6]

这并非是偶然的，说明二者关于时刻有相同的书写方式。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关于时刻的记载那么有所不同。

如春秋时晋国的“栾书缶”铭文，记载时刻为“正月季春，元日己丑”。

句首没有“佳”（唯）字；②三是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西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的记载是相同的。

西周最先的青铜器“利簋”铭文记载为：

“珷（武）征周，佳（唯）甲子（朝）。

”《尚书·牧誓》记载为：

“时甲子昧爽（周秉钧注云：

“日未出时”），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确实是说，武王伐纣的战役是于公元前1066年2月甲子日黎明开始的。

这与《诗经·大雅·大明》“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朱熹注云：

“会战之旦也”）清明”的说法是相同的；四是观点旁证。

张其昀指出：

西周“有些铭文，专门是一些前期铭文，就相当近乎《尚书》。

”钱宗武指出：

“今文《尚书》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和商周金、甲文是共时的语言材料。

”张先生是古文字学专家，钱先生既是《尚书》学专家，又是先秦语言学专家。

他们的观点都是通过大量研究后提出的，因此是可信的；五是文献旁证。

孔子所处的那个时期能够见到的编成的专书是很少的。

据《论语》所载：

孔子中年之前读得最多的是《诗》与《书》，引用最多的也是《诗》与《书》，晚年才开始读《易》，至于礼、乐那时极可能还未成书。

又据《左传》记载：

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晋国大臣赵衰就谈到了《诗》与《书》。

可见《诗》、《书》在春秋初期就十分流行，而它们的成书时刻还要早很多。

总之，这五点证明，《尚书》成书于西周初期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从《尚书》“纪史”方式考证《尧典》（包括《舜典》）的成篇年代。

今文《尚书》有三种纪史方式：

一是按“年、月、日”等具体时刻纪史，这是比较近的有具体时刻可记的纪史方式，西周史多用此方式记载；二是没有具体时刻的纪史，或时刻模糊难记，或没必要要记载时刻，这是比较远的有零星资料可参考的纪史方式，殷商史多用此方式记载；三是在篇首冠以“曰假设稽古”（我译为“听说古时候”）[7]四字的纪史，这是很遥远的依据传奇中的口述历史资料的纪史方式，先商史用此方式记载。

这固然是《尚书》编著者的纪史体例。

从这种编写体例中，可知《尧典》是依照先商以来口口相传的历史资料编写成的。

可是，它的成篇年代是什么时刻呢？

我以为，大致在殷商时期。

要紧依据有三点：

一是上古时期“纪史”权利只在朝廷。

从今文《尚书》看，史官文化较发达者，只有殷商和西周初期。

在28篇今文《尚书》中，殷商时期占5篇，西周武王至康王时期占16篇。

那个数字说明，商朝不仅开始设置史官，也是我国史官文化的第一个发达时期；二是书面历史记载也是从商朝开始的。

据日本学者岛邦男从甲骨文记载中所成立的“殷商世系表”（见《殷墟卜辞综类》第556页），就可证明这一点。

事实上，甲骨文中也有关于“尧”的记载。

从尧到商末有1950连年历史，又处于由口传文化向书写文化的转型时期，口传资源的丰硕，书写文化的激情和责任，都会促使那时的“史官”将商前历史记载下来；三是今文《尚书·商书》中“言”、“志”的高频率用字，也是《尧典》成篇于商朝的最好证明。

最后，再谈“诗言志”的产生年代。

那个问题比较复杂。

若是依照人类文化史进展的历史逻辑来看，作为口传文化中的“舜时乐官文化”现象，它的产生确信要比记载它的《尧典》成篇的时刻要早得多。

可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我以为，《尧典》关于“诗言志”的这段记载，能够分为两个层面来看：

一是从先商文化（不必然是虞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流传下来的信息，诸如诗（准确地说是“歌”）、乐、舞浑然一体，尤其是“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神人以和”等，反映了石器时期的文化面貌；二是《尧典》成篇时期的文化信息，诸如“诗言志”等。

很显然，“诗言志”并非是远古遗俗，而是从殷商时期萌芽的一种文化现象。

殷商时期关于我国文化史的要紧奉献是：

进一步完善了文字（不仅是甲骨文，极可能还有书写在简册上的文字等，遗憾的是后者没有能够保留下来）；开辟了书写文化（包括甲骨、简册等，如《尚书·多士》云：

“殷先人有册有典”）的新时期；还为后世萌生了“诗言志”的种子。

《尚书·商书》中“言”和“志”字的利用频率较高，如“言”、“朕言”、“众言”、“誓言”、“矢言”、“逸言”、“大言”、“箴言”、“嘉言”、“吉言”、“德言”和“浮言”等，又如“志”、“有志”、“厥志”、“朕志”和“逊志”等。

古文《尚书·商书·太甲下》云：

“有言逊于汝志”，就有“言志”的意思。

同时，还有“殷人尚声”（《礼记·郊特牲》）的文化风气。

这些都说明：

“诗言志”产生的大致年代是殷商时期。

二、“诗言志”的经典化进程

关于“诗言志”的经典化进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咱们今天关于如此一个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专门大的难度。

缘故不仅在于该问题的复杂程度，而且关于其经典化进程的详情却无法了解。

咱们此刻所能够做的情形，确实是依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加上合理的历史想像，对“诗言志”的经典化进程作以简单而谨慎的描述。

我以为，“诗言志”的经典化进程，大致能够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商朝是“诗言志”说的创建时期。

从上文的考证中可知，“诗言志”说大约产生于殷商时期。

这既是本文提出的新观点，也是咱们探讨“诗言志”经典化的大体起点。

原始音乐（包括歌、乐、舞）的进展，到商朝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据考古证明，从已出土的甲骨文中有18种乐器名称；还有出土的商朝乐器实物有铜鼓、皮鼓、石磬、玉磬、铙、鎛、铎、铜铃、陶铃、埙等种类，尤其是显现了编磬、编铙和18枚铜铃组合利用的情形；大体上形成了“十二律体系”；从乐器出土的地址看，散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内蒙古等省区，说明了商朝“乐政”的兴盛[8]。

因此，《尧典》关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论述，极可能确实是商朝音乐思想的大体反映。

上文提到“殷人尚声”和《尚书·商书》中“言”、“志”的高频率用字，也能够证明这一点。

因此，我以为，“诗言志”说创建于殷商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创建者成心采取了“经典化”的策略，一是将“诗言志”说放入《尧典》当中，二是假借“舜帝”之金口说出。

也确实是说，“诗言志”说是作为经典而创建的。

因此，它一显现确实是经典，确实是权威。

第二个时期，从西周初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