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道朝堂的存亡法则伴君如伴虎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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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之道朝堂的存亡法则伴君如伴虎一

君臣之道—朝堂的存亡法则：

伴君如伴虎

（一）

前言：

今天,人们大概已经不太知道，原始儒家的君臣观念是开放的，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平等对待的关系。

孔子说：

“君对臣以礼相待，臣为君做事尽忠。

”孔子时代的“忠”是诚信的意思。

孔子说：

“为朋友谋划能不尽忠吗？

”臣对君的忠心，与为朋友的尽忠没有什么不同。

鲁穆公问子思（孔子的孙子）：

“什么样的人是忠臣？

”子思回答：

“经常指出国君缺点的人，可以称为忠臣。

”这里臣对君的忠表现为谏诤。

所以唐朝的魏征说，希望做良臣，而不要做忠臣。

因为忠臣可能会遭杀身之祸，君主也会因此而落个骂名。

后来，“忠”的涵义逐渐变化，变成了在下者对在上者的诚信态度，忠言就不再逆耳，而是悦耳了。

清朝人钱大昕说：

“后人但以忠为臣道，又以捐躯殉国者为忠，而忠的含义就狭隘了。

”现在我们理解的忠，意义就很狭隘，这种狭隘的君臣意识渗透在中国人的上下级人际关系中。

许多人都把它归罪于孔子，从而痛恨中国文化。

其实这是孔子的思想已被后人歪曲，现代的批评者又不去做探本溯源的工作，而只是站在门外批评的缘故。

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以及之后的战国时期，君臣关系是一种松散形式的结合。

在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的逼迫下，各国君主莫不求贤若渴，连比较弱小的燕国君主燕昭王也筑黄金台求贤臣。

郭隗先生以四类君臣关系供他选择：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

”在前两种情况下，君臣是合作的关系，是儒家所提倡的。

在中国历史上，这四种君臣关系始终是并存的，并没有一种单纯的形式。

康雍乾时期也是如此，本书将从这四个角度分析这个时期的君臣关系：

第一，“帝者与师处”，辅政王与君主的关系。

这种臣与君的关系比朋友关系更进一步，甚至是臣重君轻的关系，是原始儒家所提倡的古代社会最理想的政治体制。

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就是最典型的虚君摄政。

顺治朝前期为摄政体制，多尔衮的摄政，形式上类似于周公摄政，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

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小皇帝拱手而坐。

鳌拜飞扬跋扈，四人辅政因而变成了一人摄政。

“满洲家法”——摄政、辅政王大臣，乃至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分配形式只表现出了消极的一面。

康熙帝夺回权力以后，摈弃“满洲家法”，实行“清承明制”，大权一揽。

在君臣关系上使“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成为最基本的形式。

人臣只是皇帝的工具，满臣口称“奴才”，汉臣欲享此“殊荣”而不可得。

“清承明制”并非就是承袭原始儒家的政治理想。

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就是虚君摄（辅）政，“屈君以申臣”，这与“满洲家法”倒是如出一辙。

孔子极端推崇周公，周公摄政的方式是孔子梦寐以求的，他在实现理想的无望之际说：

“我不再于梦中见到周公了”。

也就是说不再梦想把周公辅政的模式付诸现实了。

既然在孔子生前他的理想已经落空，怎么可能在他死后又大行其道，延续两千年之久呢？

所以把孔子以后的君主专制都归罪于孔子是不合逻辑的。

原始儒家理想的君臣关系是宰相辅政，君主拱手而治，这是儒家的“无为而治”。

道家的“无为而治”是把这种原则用在官民关系上，并且更加广泛深入了。

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君臣关系和官民关系（君民关系）。

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是要君臣各尽其责，并没有臣以君为纲的意思，而是被后人（尤其是被现代人）加入了这个意思。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所谓“三纲”，虽然是董仲舒明确提出，但却是引进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的发明专利，将法家思想融入儒家的结果。

古代学术界把宋明理学称之为新儒家，其实，董仲舒已经不是旧儒家了。

旧儒家是不赞成人臣以奴才的身份受“役”于君的，他们与帝王是师、友、臣的关系，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是如此。

尤其是孟子，认为君臣关系是相对关系，而不是绝对服从关系。

虽然实际上行不通，但是他的思想直至今天也不能被否定。

看今日总统与部长的关系就是如此。

大凡创业的君主，身边都有一两位出谋划策的“军师”。

守成的皇帝，则从小就从帝师学习文化道德，一直到成年以后，都在接受帝师的教育。

康熙帝的身边聚集了许多学识渊博的帝师。

有些人起初并没有在内阁任职，后来却成为朝廷重臣。

康熙帝为人宽厚，君臣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正常的。

第二，“王者与友处”，君臣是朋友关系。

康雍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君臣关系中都有朋友的内涵，只是并不纯粹，也不能长久，不能贯彻始终罢了。

比如，康熙帝与索额图的关系，在康熙帝尚未真正亲政，即没有把实权从鳌拜手中夺过来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中就有朋友关系的成分。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微妙的关系，后来索额图才敢为非作歹，而康熙帝所以对他容忍再三，也是因为在康熙帝的思想中还保留了一丝朋友之间的温情。

雍正帝则不然，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在夺得皇位之初，他与年羹尧的关系中也有朋友温情的成分，甚至表现得太过分了。

也正是基于这种关系，后来年羹尧就犯下了“胸怀不轨，几欲叛逆”之罪。

清朝的臣子一般是捞不上这种罪名的，即使是权臣也无非是“结党营私”或“贪赃枉法”之类的罪名。

只有把皇帝看得稍微平常，君臣有点平等，敢于与皇上讲私交情面的人，才够得上“叛逆”。

而雍正帝一旦处在最高位置上，就不再允许君臣关系中有一丝一毫的朋友关系的遗痕，他与康熙帝在君臣关系观念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

雍正帝杀年羹尧，人们一般都称之为“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固然很对，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则是这时君臣之间不可以有类似于朋友的私情，否则就是目无君上了，所以索额图、年羹尧等功臣都必然要被处死。

因为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君臣之间已经没有太长久的朋友情分了。

第三，“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

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君臣完全以利害相结合，关系就很冷漠了，失去了人情味，一般的君臣关系都是如此。

这是法家提倡的君臣关系。

仅就工作关系说，现代政体也是如此。

实际上，中国历史的君臣关系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或者只在较低的程度上有这种关系，主要都是“亡国与役处”之主奴君臣关系。

当然，国并不都亡。

但如果是按照顾炎武的意思，虽不亡国，也是亡天下。

那么，“亡国与役处”就讲得通了。

雍正帝曾经亲手书写了一副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把它悬挂在紫禁城养心殿的西暖阁。

这句话出自于唐太宗的《大宝箴》。

宋太祖赵匡胤也很赞同这句话。

明末思想家朱舜水则修改为“以一人劳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原始儒家也是这个意思。

《吕氏春秋》说：

“天下并非是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

”正如“君君臣臣”并不等于君为臣纲一样，这副对联也可以做正面的解释。

问题不出在“一人”的称谓上，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本质上总有主奴的内涵，并非改了称谓就能解决问题。

“君君臣臣”可以改称为“总统部长”，主奴关系依然如故，或者更甚。

人类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进步都不可能否认国家要有“一人”做元首，即使是今日之总统与部长的关系也不能没有“一人”为首，只是古今形式不同，现代政体中的总统这个“一人”要受制于其他人。

皇帝“以一人治天下”时，诸事也要与群臣商议。

区别在于总统不能独断乾纲，而皇帝可以一言九鼎。

康乾盛世“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是比较充分的，既没有宦官、外戚的欺君篡政，也没有君权旁落于宰相之手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君主专制形态，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盛世。

那么其他时期为什么不出盛世呢？

大概是没有充分的“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而是过多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的缘故吧。

第四，“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

君主役使臣子如奴才，君臣之间是主奴关系。

“役”只是以奴才的身份受驱使，与“臣”是有区别的。

不过，“臣”与“奴”的定义往往是混淆的。

在清朝，满臣都自称“奴才”，尤其可笑的是，这竟是满臣的特权，汉人只能自称“臣”。

如此一来，“臣”与“奴才”画了等号就是殊荣，是自家人。

不能称“奴才”的汉臣，成了外人，低于奴才一等。

这实在是匪夷所思。

康熙帝时期的君臣关系“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重于“亡国与役处”；雍正帝时期的君臣关系是“亡国与役处”等于“霸者与臣处”；乾隆帝时期“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重于其他形式的君臣关系。

康熙帝对待人臣比较有人情味，甚至官员犯了法，康熙帝对他们的惩治都比较轻，这样就使得一些贪官无所顾忌。

雍正帝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则采取严厉手段整治贪官，朝野官员都感觉透不过气来。

乾隆帝又来纠偏，最后走向另一个极端，有意压抑清官，而纵容贪官，盛世就走向下坡路了。

两千多年来，君臣关系越来越坏，从下面这些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君臣关系发生了负面的变化。

在周公孔子时代，君臣可以相对而坐，“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之际，甚至可以坐得很近，促膝谈心也是常事。

在秦汉时期，君臣也是如此。

一直到唐朝，朝堂上都是，君坐，臣也坐。

从宋朝开始就改革了，赵匡胤改革为君坐，臣站。

元朝又改革，改为君坐，臣跪，一直延续到明清。

“亡国与役处”成为理所当然。

乾隆朝以后奴化程度就更深了，连官僚之间下级遇到上级的作揖之礼，都被改革为半跪之礼。

年羹尧在忘乎所以的时候，竟敢在雍正帝面前“箕坐无人臣礼”，日后，这就成了他的罪状之一。

中国儒家君臣之道最完善的时期是在汉初。

相权崇高，所谓“屈君以申臣”，如丞相进殿，皇帝要站起来迎接，皇帝路遇丞相，要下车，等丞相走过以后再上车。

遇国家大事，皇帝一定要去朝廷与丞相商量，然后才能决定。

丞相对皇帝的命令可以拒绝。

唐代，三省分权与政事堂制度对皇权的约束作用也很大。

这些都是儒家君臣之道的表现。

如果把明清体现法家思想的君臣关系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显然就是一笔糊涂账。

戏说历史绝不仅仅限于文艺作品，许多批判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国人“國Ｍ性”的时髦书也都是一笔糊涂账。

读这些书就好像是乘坐时空穿梭机，上下几千年，忽来忽去，混淆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没有逻辑性可言。

古人有“君不君，则臣不臣”的说法。

“不臣”又如何呢？

以“汤武革Ｍ”的形式替天行道是儒家提倡的，叫做“宪章文武”。

但是“君不君，则臣不臣”更普遍的表现形式却是法家的“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

贪官与昏君的关系尤其如此。

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与役处”是常态，然而也并不都会亡国，如果没有严重的外部威胁或人民没有力量推翻朝廷，亡国就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隐患而已。

如果按照顾炎武的“亡天下”概念的定义来衡量中国社会的“亡”，则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即使没有“亡国”，也是处在“亡天下”的状态之中。

究其原因，是“亡国与役处”的君臣关系使然。

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单纯的“亡国与役处”的关系。

在“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这几种君臣关系中，主奴君臣关系造成的亡国趋势，在康乾盛世被其他三种君臣关系形成的力量抵消了，并不能直接导致亡国。

一直延续到道光帝后期，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亡国问题才突显出来。

盛世期的“亡国与役处”只能说是一种潜在的趋势。

一般来说，在君臣关系中，前三种君臣关系的成分都很不足，而第四种君臣关系的成分则太充分。

原始儒家没有找出什么好办法来限制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以德抗爵（权），或以戚贵之卿易昏君之位，但实行起来有很大困难。

儒家的臣道即使是作为一种观念存在，也会因帝王的压制，而被人们所忽视。

古人的臣道观念至今也没有多少人了解，而戏说的东西却泛滥成灾。

儒家的观念，为臣者有“责难于君”的责任。

孟子说：

“责难于君主的行为，称之为恭，向君主陈述善言防避邪念称之为敬。

以为君主不能为善的人臣，就称之为贼臣。

”虽然在臣道方面加强对君主的道义责难实属不易，但只要不是奸臣，做臣子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君主尽了此一职责。

关键在于帝王能否接受或容忍。

清官与皇帝的主奴关系，只是形式上的，本质上则不是。

本质上是“霸者与臣处”的君臣关系，好一点的有“帝者与师处”或“王者与友处”的关系。

在康熙朝，清官与康熙帝很有些“君臣有义”、“君臣以义合”的意思。

在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君无疑是起主导作用的一方，君贵臣贱如父尊子卑，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那么，有其君亦必有其臣。

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宰相和大臣。

不过，在一段时期内，君臣的明暗程度并不是对等的，要有一段磨合期。

或是奸臣最终受到整肃，如明珠；或是奸臣渐渐得势，如和珅。

为臣之道，古人有所谓“难进而易退”的说法。

因为如果完全按照儒家为臣的原则去行事，真正的清官就很难做到一、二品大僚，更不要说得到宰相的高位。

而纵观康乾盛世一百多年，或一、二品大僚，或首辅为清官者，是不少见的。

由此可见，康雍乾三帝及其朝政，相对于历史上其他时代，是较为清明的。

清人陶贞一在《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中说：

“世上确实存在大有作为的君主，侧席（虚左以待之意，《后汉书》：

“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求贤，岂不愿意得到能人而用之？

可是终于不能得到，为什么？

历史的积习使然。

汉朝的汲黯奉使往河内，不至而返，又擅自开仓赈济流民；唐朝的魏征，进谏不纳，而唐太宗再与他讲话，他就不回应；裴谞奏事，皇上问他榷酤（国家垄断卖酒）之利，（因为皇帝问的是发财的问题），他很久也不回答。

他违抗君主的命令和朝廷制度，十分专断。

像魏征和裴谞这样的行为，就是大不敬，若是在唐朝以后的时代，岂能一日容于朝廷之上呢？

因为明主有特别通达的见识，不在细节上苛责大臣，以激扬他们的意气，如此一来，磊落奇伟的人才就可以出现，骨鲠之臣就能得到进用。

这种人只要得到几位，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了。

”那么，康乾盛世的出现，是否就是皇帝容忍大臣的结果呢？

至少在康熙帝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但是形式却大不相同了。

因为君臣关系已经完全等同于主仆关系，所以，像魏征和裴谞这样“从道不从君”的政治恐龙早就在朝廷上绝迹了。

在雍正帝时代，就更不大能容忍臣子有违抗旨意的行为了。

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尊重大臣的意见。

到了乾隆帝时代，尤其是乾隆后期，由于主仆关系的恶化，差不多到了孟子所说的“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地步了。

但是容纳直言的行为仍然有，因为有制度作保障。

一般来说，才干与道德总是联系在一起的。

谨慎敬业的大臣，往往就有政绩，虽然也可能因此得到皇帝的赏识，但是也可能因此而受到皇帝的猜忌，稍有错误，就可能受到整肃。

自古以来，君臣之道，缺乏的不是才干，而是道德。

康熙帝虽然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至少也是宽宏大量的。

在注重道德这一点上，康熙帝甚至胜过唐太宗，雍正帝也是如此，所以清朝前期就很强盛。

乾隆帝的道德就明显地不行，虽然清官也能被重视，但是，和珅却得到他终身的保护。

这固然与和珅的机智有关，然而乾隆帝的有意纵容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官员之间怎样斗争？

无非是利用制度。

制度无论好坏，都可以被不同的人所利用。

对于古代的监察制度，本书略加以介绍，因为这是读历史不可不具备的常识。

还有一些常识更是不可不知道的，那就是古人有关为君之道的观念，为臣之道的观念以及君臣关系的观念。

人们似乎很缺乏这方面的常识，某些写历史文学的人往往以想当然的态度信笔胡诌，读历史文学的人也只能看得懂戏说的东西。

俗话说，读史是“为古人担忧”，今则不然，专门学习古人的阴谋诡计，然而却学不到手，反被聪明误。

某些古人把读史称为“玩物丧志”（如程颢之批评谢上蔡）。

朱熹虽然并不反对读史，但也不主张没有观点和常识的读史。

他说：

“史亦不可不看”，“凡观史书，只有个是与不是。

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然后便见得义理”。

常人“看史只是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

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

（《朱子语类》卷十一）陈亮（字同甫）是否因读史学坏了姑且不论，至少今人确有不少人因读史而学坏了。

常识不知，真相不明，道理更不懂，就坏得一塌糊涂。

因此，要从读史中得到益处，首先要懂得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再去理解君臣关系的史实就不是看热闹了。

个人——无论皇帝或大臣——虽然是制度和命运的工具，但同时也是制度和命运的制.造者。

个人既被他人制约和塑造，也塑造和制约他人。

清朝皇帝和官僚们赖以产生影响力的君臣关系与人事关系有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比个人意志强大得多。

任何人，不论多么位高权重，机智聪明，只要处在这个实体当中，就要服从于这个他进退沉浮都不离其中的人际关系法则。

因此，个人的行为和命运就脱离不开某种先行规定的进程。

但是，个人的活动空间总是存在的，无论为君或为臣的成败，都是既受制于制度，也取决于个体。

这是本书的兴趣中心。

在描述历史时，个人的行为是否能解释历史进程，也是一个问题。

个人的得失自己也很难完全把握，雄才大略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都是如此。

第一卷：

确立君权一揽

因为顺治早死，康熙幼年即位，由四大臣共同辅政，鳌拜位居最末，却最为专横跋扈，摆在少年康熙面前的既是一个“吏治堕污，民生憔悴”的烂摊子，又是一种受制于人的局面。

康熙帝

辅政大臣鳌拜的跋扈擅权，使得以贤臣辅政（或摄政）这种为儒家所倡导的好制度变了质，这本来是中国古代社会惟一具有进步意义的权力分配方式，也是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

这不是有没有制度保障的问题，而是由于人的素质低下，品质恶劣，败坏了好制度。

这正应验了荀子所谓“有治人无治法”的观点。

荀子说：

“法不能独立存在，律例不能自动施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法律是治的开始，君子是法之源头（源清则流清）。

故有君子则法虽然有缺失，而足以周全；无君子则法虽具备，施行必然有所失，不能应事之变，足以导致乱局……故贤明的君主急于得其人，而昏暗的君主却急于使法律贯彻。

”（《荀子·君道篇》）。

康熙帝非常赞同荀子的观点，以为这是至理名言。

康熙帝整治鳌拜以后，学习汉儒文化，中国明朝的权力形式又被恢复了，所谓“清承明制”，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有重大的遗憾。

康熙帝为了大清帝国的长治久安而抛弃满洲家法，成为古代中国最高文化利益的保存者，堪称大智大勇，然而失误也是如影随形。

康熙帝重新制定了治国方针。

在“渐习汉俗”、“振兴文教”的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上，理学大儒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熊赐履、李光地、张英等帝师们的言教启发，使康熙帝树立了仁义的价值观念，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成熟。

理学对他的影响最有价值，人称“理学皇帝”。

康熙帝以“与民休息”的政策为治国宗旨，这既是康熙帝深谙“戒急用忍”谋略精义的体现，也是理学“惟在躬行，不在口讲”之主张的实用。

1、虚君摄政是儒家之本旨

明清的改朝换代，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次以儒家理想为形式的君臣分配权力的绝好实验机会。

非常可惜，中国人把它很轻易地放弃了，当时似乎没有人认识到中国有一个良机被错过，至今似乎也没有人对此从制度角度进行过研究。

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帝，24岁就驾崩了。

他的早死是一个谜，有病死于出天花和出家为僧两种说法，与此书大旨无关，姑且置之不论。

顺治帝有遗诏一纸，以十四罪自责，大意是说他自己忘记祖宗家法，渐习汉俗，清廷制度与明朝无异，而对满洲大小诸臣未加重用优遇，深自痛悔，云云。

顺治帝遗诏是他晏驾（或出家）之后，鳌拜命汉大臣王熙撰写的，完全是按照鳌拜的意思批评了顺治帝。

可见在人臣的眼中，君主也是有错误的，可以批评的。

这大概也反映了满洲王爷们的意见，有虚君的意味。

以后就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兹摘录几段，并加以分析于下：

朕以微薄之德，继承祖宗基业，于今十八年。

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承效法太祖、太宗谋划之余威，因循悠忽，苟且目前，而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

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某些满洲贵族们对于顺治帝欣赏汉族文化的行为很不满意。

顺治帝是满洲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既然住进了紫禁城，满洲家法不可避免地要被抛弃，不论是否有益都避免不了这一命运。

所谓汉习，就是指明朝的政治制度。

满洲家法一大特点，就是所谓的议政诸王大臣会议。

汗王也不能绝对地一意孤行，军国大事要经过八旗王爷们七嘴八舌地讨论来决定。

如此“淳朴旧制”，绝对是有积极意义的。

清史学家孟森指出：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国体也。

一国尽隶于八旗，以八和硕贝勒为旗主，旗下人谓之属人，属人对旗主有君臣之分。

八贝勒分治其国，无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为首长，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

此太祖之口定宪法。

其国体假借名之，可曰联邦制，实则联旗制耳。

”清太祖努尔哈赤制定“八王公治”制度，君权不能一揽，君臣权力界限不清，相互制约。

努尔哈赤说：

“继我为君者，勿令强势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八固山王尔等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尊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

倘易位之时，如不心悦诚服而有难色者，似此不善之人，难任彼意也。

至于八王理国政时，或一王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者，七王当会其意而发明之，如己无能而又不能赞他人之意，但默默无言，当选子弟中贤者易之，更置时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