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中石油投资情况资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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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中石油投资情况资料
尼罗河
中国石油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NPOC）为集团公司直属海外企业，负责苏丹石油合作项目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并代表中石油集团公司在苏丹履行社会责任。
从1995年起，中石油集团公司陆续在苏丹获得了5个上游项目联合作业权益，分别是1/2/4区、3/7区、6区、15区和13区；同时在下游与苏丹能矿部合资建设了喀土穆炼油厂、化工公司，并开展了加油站业务。
中石油苏丹项目在2011年由于南苏丹独立而划分为苏丹和南苏丹两部分。
其中，1／2／4区项目被划境而治，北方部分仍为大尼罗公司管理，南方部分为新命名的先锋公司管理。
3／7区项目几乎全部在南苏丹。
6区项目全部在苏丹。
2012年年初，南苏丹石油项目全面停产。
特别是4月，1／2／4区北方部分燃起战火，项目受到灾难性影响。
3／7区原油管道也是贯穿苏丹和南苏丹管径最大、输送量最大的管道。
中国与原苏丹石油合作的现状与困局（上）
2012-5-2
摘要：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经营，中国石油公司在原苏丹创建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形成了密切的石油合作关系。
这对于保障我国石油进口安全、拓展在非洲地区的石油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原苏丹国家分裂后，种族宗教冲突加剧，加之领土边界争端和石油资源争夺以及相关国际因素，已经影响到既有合作利益。
中国需要突破传统思维，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化解国家分裂造成的合作困局，维护和扩大与南北苏丹的石油合作关系。
中国海外石油合作项目大多处于动荡不安的国家或地区，维护在南北苏丹石油合作利益的实践有助于中国油企积累开展国际合作的经验。
关键词：
苏丹，南苏丹，中国，石油合作，困局，建议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以下简称中国石油）进入苏丹石油市场，先后获得一系列石油合作项目，帮助苏丹建立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使苏丹成为中国在非洲地区最重要的石油合作伙伴和主要的石油进口来源地。
然而，苏丹分裂前后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和南苏丹独立后悬而未决的问题对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合作项目造成了严重影响。
本文在分析中国与原苏丹石油合作现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合作的战略价值和苏丹国家分裂所造成的困局，并提出应对建议。
一、中国与原苏丹石油合作现状
20世纪90年代之前，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石油公司获准在原苏丹中南部勘探开采石油，但产量很小。
直到1996年，苏丹每年消费的各类成品油仍全部依赖进口，耗资上亿美元，成为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苏丹巴希尔政府遭到美国的制裁和孤立，西方石油公司陆续撤离，为中国的石油公司进入苏丹石油市场提供了机遇。
1995年9月，苏丹总统巴希尔访华时提出希望中国公司到苏丹勘探开发石油，帮助苏丹建立自己的石油工业体系。
中国石油很快与苏丹能源矿产部签署了穆格莱德盆地（MugladBasin）6区石油勘探开发协议，开启了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的序幕，之后中石国油连续与苏丹政府达成了一系列的石油合作项目（见表1）。
为了保证这些项目的顺利运行，中国石油还承建了苏丹大部分的石油基础设施，主要包括1/2/4区、6区和3/7区的三条原油外输管道以及从6区富拉（Fula）油田至喀土穆炼油厂的石油管道，其中从黑格里（Heglig）油田经喀土穆至苏丹港的输油管线成为目前南北地区唯一的原油出口管道。
中国石油还在苏丹港附近修建了可以停靠30万吨级油轮的苏阿金（Suakim）输油终端设施。
1999年8月30日，装载着1/2/4区生产的60万桶原油的第一艘油轮驶往中国。
此外，中国石油还与苏丹政府在2004年签订了组建中苏物探合资公司的协议[1]。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经营，中国石油在原苏丹形成了包括勘探开发、管道运输、炼油化工、工程建设以及工程技术服务等在内的一体化的石油合作关系。
如表1所示，原苏丹各油田项目虽然名义上由在原苏丹注册的公司经营，但政府在这些公司中的股权比例很小，资本和控制权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
苏丹石油合作项目成为中国石油公司在海外最大、最成功的项目，堪称中国在非洲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典范。
二、“中苏石油合作模式”塑造中非合作典范
在中国石油投资项目的带动下，原苏丹原油探明储量和产量均迅速增长。
1990年，原苏丹原油探明储量只有3亿桶，2010年已经上升到67亿桶；原油产量随之迅速增加（见图1），从1993年的每天2000桶提高到2010年的48.6万桶；储采比为37.8年[2]。
中国石油控股的油田项目在原苏丹石油生产中的贡献非常突出①。
尽管原苏丹原油储量和产量占全球的份额并不高，但具备形成大型油田的地质条件。
由于受冲突和战乱的影响，原苏丹的石油勘探开发主要局限在中部和中南部地区，并未深入南苏丹内地和达尔富尔大部分地区，南北苏丹的石油开发潜力还很大。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公司的进入，原苏丹不但很快建立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结束了成品油进口的历史，很快成为世界主要产油国和净出口国。
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与原苏丹形成了非常紧密的石油合作关系。
中国与原苏丹的石油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中苏石油合作模式”，这一成就被两国领导人共同赞誉为“中苏合作的典范”。
这种合作模式不但符合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多元化的战略目标，而且帮助原苏丹建立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有利于其经济的快速发展。
石油工业已经成为南北苏丹的支柱产业，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自1999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和出口石油以来，原苏丹国际贸易也由逆差转为顺差，国际支付能力明显提高。
由于迅速跻身原油净出口国行列，欧佩克已经批准原苏丹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欧佩克会议。
中国与原苏丹的石油合作体现了1992年国家提出的“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巨大成功。
中国石油在原苏丹的成功经营不仅拓展了企业本身的生存发展空间，而且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成了公司海外发展利益与国家石油安全利益相辅相成的局面。
首先，原苏丹成为中国重要的海外石油进口来源地，有助于巩固和加强非洲在中国石油进口安全中的地位，从而减轻中国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
随着原苏丹石油产量的不断增加，石油出口同步增长，中国成为其最重要的出口对象（见图2）②，苏丹也成为中国在非洲仅次于安哥拉的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见表2）。
其次，中国与原苏丹在石油领域的成功合作有利于拓展中国在整个非洲地区的石油合作范围。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不仅是世界油气资源发现增长最多的地区，而且是油气产量增长最快的地区，占世界新增产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如此，非洲仍然是油气勘探程度最低的大陆，目前非洲已授许可证的勘探区面积不到总勘探面积的50%，新发现油气资源的潜力巨大。
非洲所产原油绝大多数属于低硫原油，品质较高。
同时，绝大多数非洲产油国政府仍然为投资者提供条件相对比较宽松的“产品分成协议（PSAs）”。
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石油公司已将非洲作为拓展业务的核心战略区域，非洲已经成为全球油气勘探开发市场的重点和热点地区，预期未来的竞争会更加激烈。
从这个意义上讲，“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中苏石油合作模式”的成功运作具有重要的示范效应，关系到中国石油公司在整个非洲的开发战略。
以原苏丹为基点，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合作范围迅速扩展。
以中国石油为例，21世纪初的10年，公司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加蓬、尼日尔、乍得等地获得石油合同，而且大多建成了上下游一体化的石油产业体系。
西非的加蓬是中国挤入非洲最有勘探前景的几内亚湾的前哨基地，而这里原本是欧美石油公司的天下。
目前，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海油为代表的中国能源企业已成功进入14个非洲国家的石油市场，非洲已成为中国石油公司海外油气生产的最大合作区。
三、南北苏丹分裂给中国石油合作造成困局
南苏丹独立前，中国与原苏丹的石油合作主要涉及双边关系；南北分裂后，这种合作也已经演化为地区性的三边关系，如果再考虑南苏丹独立产生的地区影响以及区域外大国竞争性介入等因素，形势更为复杂。
在国家分裂的背景下，中国与南北苏丹的石油合作将面临困局。
1.南北苏丹之间及两国内部问题影响中国石油的合作利益
中国在原苏丹的石油合作项目主要分布在南北交界地带。
穆格莱德盆地6区项目的富拉和迦克（Jiake）油田位于苏丹的南达尔富尔地区，穆格莱德盆地1/2/4区项目的黑格里、统一（Unity）和班布（Bamboo）油田跨越两国边境和悬而未决的阿卜耶伊地区，迈鲁特盆地3/7区项目的阿达尔-耶勒（AdarYale）、法鲁济（Palogue）和卡玛瑞（Qamari）油田位于南苏丹东北部，靠近苏丹的蓝尼罗河州和埃塞俄比亚。
如前所述，这三大项目区承载了原苏丹90%以上的原油产量，是南北苏丹地区石油工业体系运转的基础和中国石油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关键。
从三大项目区通往苏丹炼油厂以及红海港口的输油管道都穿越两国种族、宗教关系极为复杂的边境地区，尤其是冲突频繁的达尔富尔、阿卜耶伊、南科尔多凡和蓝尼罗河等地区。
在国家分裂的背景下，这些合作项目的分布地带由一国内部的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和种族文化界线演变成两国之间矛盾冲突的主权分界线，甚至可能再次成为战乱频繁的地区，给中国与南北苏丹的石油合作带来严重挑战。
（1）石油资源划分问题悬而未决
南苏丹独立前，尽管绝大部分石油产量和储量来自南苏丹，但其只能获得一半的石油收益，而且北方垄断了发放勘探开发许可证的权力，南苏丹不满于现状，认为应该完全享有管理这些资源的主权。
2005年，南苏丹自治政府建立后，也开始向外国石油公司颁发勘探许可证，导致了南北政府批准的勘探区块重叠和双重石油合同问题，引发矛盾冲突。
在南方自治的背景下，南北平分石油收益的机制尚可维持；南方公投后，原有的分配协议难以为继，需要达成新的石油资源划分协议。
在国家分裂的背景下，双方如何划分石油资源将会直接影响中国石油合作项目的顺利运营和中国从当地的石油进口。
分割南北交界地带的石油资源是南北苏丹之间所有悬而未决问题中最具争议性的。
2009年，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法庭”（PCA）将穆格莱德盆地的黑格里和班布两个油田裁决给北方，而不是归阿卜耶伊管辖，遭到南方和阿卜耶伊州的强烈反对。
原苏丹石油工业体系的基本特点是石油产业的下游全部集中在北方，而上游主要在南方，石油产业在两国经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IMF的统计，苏丹50%以上的财政来源和90%的出口收入依赖石油，而南苏丹98%的财政收入来自石油。
[3]对于南苏丹而言，石油资源对改变国家的命运至关重要。
南苏丹执政当局在独立前后一直积极谋求在石油问题上南北“脱钩”，建立本国独立的石油工业体系，筹划在国际援助下修建从南方通往肯尼亚沿海港口城市拉穆（Lamu）的输油管线。
对于苏丹而言，由于其拥有提炼南苏丹石油的炼化设备、原油出口管道以及石油技术和石油工业的管理经验，继续稳定获得南苏丹的石油供应，维系境内石油工业体系的运转就成了苏丹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有人将分割原苏丹石油产业的挑战比喻为分离一对连体婴儿，处理不好将成为重启战端的根源。
石油资源的划分将会涉及如何确定跨越边境地带产油区的地下石油储量分布和归属，如何处置合约、基础设施、员工、石油债务和税收体系等一系列问题。
很显然，协议能否达成、何时达成以及具体内容都直接影响到中国石油公司的石油合作收益。
（2）石油主产区的领土归属和边界划分问题悬而未决
南北苏丹对石油主产区的领土归属和边界划分，尤其是位于南北边境地带阿卜耶伊州的归属存有争议。
阿卜耶伊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原苏丹最重要的产油区之一，在原苏丹石油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国唯一的出口管道正好穿过此处的黑格里油田，双方为争夺此地区石油利益曾爆发多次冲突。
因此，阿卜耶伊的归属问题是两国边界划分的核心问题。
由于双方都声称该地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地区，阿卜耶伊被称为是“苏丹的耶路撒冷”[4]。
根据南北双方达成的和平协议，原本应在2011年1月通过当地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阿卜耶伊的归属，但因双方的争执而搁置，阿卜耶伊的未来地位仍然悬而未决。
此外，两国围绕石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南科尔多凡和蓝尼罗河州边界划分引发的冲突依然存在。
（3）跨越南北边境地区的种族宗教冲突愈演愈烈
在原苏丹分裂过程中，跨越南北边境地区的冲突愈演愈烈。
冲突主要集中在种族宗教关系极为复杂的南科尔多凡、蓝尼罗河和阿卜耶伊三个州。
这三个地区的非阿拉伯苏丹人对他们长期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感到愤怒，他们认为苏丹政府被一小撮阿拉伯人控制。
南科尔多凡、蓝尼罗河州虽在法律上归属苏丹，但这些地区有数万人的游击队，大多接受南方指挥或资助，他们将争取高度自治或与南方合并作为其奋斗目标，南苏丹的独立也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效应。
由于具有相同的种族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南苏丹长期卷入了苏丹政府军与南科尔多凡努巴人的武装冲突。
与此同时，北方同样支持在南方内部的反政府武装，利用南苏丹内部不和来鼓动和资助南苏丹的内部冲突。
由于中国石油的1/2/4区和3/7区油田位于或靠近这些地区，通往北方苏丹港的石油出口管道也穿越这三个州，这些跨边境冲突严重威胁到当地石油的勘探、生产和出口。
（4）分裂后的国家面临进一步分裂的可能
苏丹和南苏丹两国内部在国家分裂后仍然存在种族宗教矛盾、派系冲突和治理不善等问题。
国家分裂的重要根源就是南北之间不同的种族宗教冲突。
南方独立后，苏丹仍然是多种族多宗教国家。
因此，化解种族宗教矛盾，防止国家再次被撕裂仍然是苏丹国家治理需要应对的核心挑战。
但巴希尔总统在南方公投前表示，“伊斯兰教仍然是官方宗教和宪法的主要来源，阿拉伯语是官方语言”[5]。
解决问题的前景并不乐观。
例如，在达尔富尔地区还有27个反叛组织，结束达尔富尔危机的最后文件并没有得到普遍支持③。
达尔富尔地区是非洲的交叉路口，其族群、宗教以及资源方面的冲突在此汇聚，随着该区石油矿产资源不断被发现，部落间争夺资源财富的斗争日趋激烈。
冲突阻碍了达尔富尔地区的石油勘探开发，长期存在的国际制裁限制了国际投资的进入，目前6区项目油田的产量较低（4.5万桶∕日），并未达到最大产能。
由于该区原油全部供应苏丹国内炼厂，冲突还可能使喀土穆炼油厂无法得到充足的石油供应。
和苏丹一样，南苏丹也是一个种族关系非常复杂的国家，存在种族间的敌视、对土地、水资源以及牲口的争夺。
南方有150多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各种分立的武装组织，几乎人人都拥有枪支。
南苏丹其他部落武装派别对掌权的丁卡族人非常不满。
他们曾为南苏丹的独立长期浴血奋战，却没有分享到与其贡献相称的权力。
部分被排除在权力和财富分配之外部落首领已经发动了武装叛乱，杀戮成了一种试图得到关注和获取权力的重要谈判逻辑。
此外，“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内部也长期存在内讧。
这些情况表明，尽管已经建国，但南苏丹社会存在严重的离心倾向。
南苏丹的国家治理资源非常匮乏，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仍然缺少基本的治理设施、政策和法律框架，司法、警察、监狱等执法机关运转失灵，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如同其他资源丰富但治理不善的国家一样，石油财富强化了上层集团的实力，他们从石油资源中分配到过多的收益。
丰富的石油资源有可能使南苏丹成为被“资源诅咒”（resourcecurse）的国家④。
因此，南苏丹国内石油投资环境非常糟糕。
长期内战还使南苏丹经济极端贫困，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基本的卫生、教育和生活设施严重缺乏，绝大部分医疗保健服务由外来民间团体或国际组织提供。
除了石油部门，国际媒体将其经济状况描述为“生计经济”（subsistenceeconomy）⑤。
伴随国家分裂而出现的上述问题对中国与南北苏丹石油合作的影响已经显现。
首先，由于安全和边界争端等不确定性问题的存在，中国石油在6区、1/2/4区以及3/7区项目控股的三大国际财团已经推迟了对这些油田的继续投资，导致原苏丹的石油产量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2009年，争议和冲突最多的1/2/4区产量持续下降，从2006年高峰时期的每天27万桶下降到2009年的18万桶⑥。
苏丹平均日产原油也从2009年的48.5万桶下降到2010年的47万桶，2011年前半年进一步下降到46万桶左右[3]。
产量下降势必会影响整个产业体系的运转和企业回报，减少中国从南北苏丹的原油进口量。
中国与原苏丹石油合作的现状与困局（下）
2012-5-2
其次，两国内部和之间在分裂过程中频繁出现的武装冲突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勘探和生产活动，三大区块的生产均未达到应有的最大产能。
冲突和国际制裁已经阻碍达尔富尔地区的石油开发和外资进入，许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进一步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由于冲突的持续存在，目前的勘探生产活动局限在苏丹南部、南苏丹北部以及东北部，深入两国内地的勘探活动很少⑦。
因此，尽管南北苏丹石油储量丰富，但不确定因素的增多，最终将影响中国与两国石油合作的发展前景。
第三，跨越边境的部族武装和反叛组织经常破坏石油基础设施。
作为南北苏丹最大的投资者，中石油的设备和员工不但遭到袭击，公司还经常遇到一些无法预期的威胁。
由于项目所在地区的部落割据势力和武装派别比比皆是，冲突频繁，腐败盛行，缺乏有效的政府治理，公司面临越来越多的骚扰和勒索，加之阿卜耶伊地区还遗留了大量的地雷，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将是石油公司面临的重要挑战⑧。
最后，由于地处内陆，南苏丹短期内只能依靠北方的原有管道系统出口原油，但双方在过境费用问题上争吵不休。
苏丹提出南方出口石油的过境费用为每桶2333美元，以抵消南苏丹独立后北方丧失的石油收益；而南方只接受基于国际标准的过境费用条款，即每桶低于1美元[3]。
南苏丹虽然已经着手与外国石油公司和肯尼亚政府谈判修建新的出口管道的可能性，但进展缓慢，估计2-3年内无法实现摆脱北方控制的目标。
缺乏稳定可靠的出口通道势必会影响今后南苏丹的石油产量。
2012年1月底，由于南北双方之间仍未能就石油过境费用问题达成一致，南苏丹已完全停止石油生产。
对于高度依赖石油收益的两国来说，石油争端将会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两国的石油争端已经成为“对地区和平和安全的最严重威胁”。
2.国际因素影响中国石油合作利益
除上述因素外，与原苏丹分裂相关的国际因素也会对中国与南北苏丹的石油合作造成潜在影响。
在全球层面，美国因素在南北苏丹分裂进程中的作用非常明显。
“由于美国20多年的介入，才有了南苏丹今天的独立”[6]。
从克林顿算起，连续三任总统把苏丹问题作为美国的非洲政策要务，长期干预苏丹内部事务，打压北方，扶持南方。
奥巴马政府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提出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名单中去除、解除制裁以及与喀土穆关系正常化的“路线图”，要求巴希尔总统允许南部和平独立、谈判解决阿卜耶伊问题、在和平解决达尔富尔以及南科尔多凡等问题上取得进展。
就在南苏丹独立前夕，美国政府还不忘向南北方施加压力，要求南苏丹建立一个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政府；提醒巴希尔必须遵守“路线图”的要求[7]，力图使南北分立后的走向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南苏丹独立后，美国承诺加深与南苏丹的伙伴关系，以打击“上帝抵抗军（LRA）”为名，宣布向南苏丹等国派遣军事顾问[8]。
美国长期介入南北苏丹内部事务旨在实现多重战略目标。
如果南北苏丹的走向符合美国的利益，那么该地的油气资源将是美国追求的重点目标。
借助国家分裂后出现的地缘政治新态势，对该地区的石油利益进行重新整合，以便美国石油公司重新返回南苏丹。
如果事与愿违，可以再次借口人道主义危机，或进行干预，或继续维持孤立和制裁政策。
⑨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因素将继续影响中苏及中南的石油合作关系。
中国石油与原苏丹的成功合作引起了其他国家石油公司的兴趣，逐渐形成多国竞争的局面。
南苏丹独立后，预期竞争会更加激烈，最终可能改变中国石油垄断合作的局面，进而缩减中国的石油进口份额。
起初，印度和马来西亚只是1/2/4区和3/7区项目油田的合作者，但在2005年，两国组建的“白尼罗石油作业公司”（WNPOC）获准开发苏丹南部5A区块油田，还获得了南穆格莱德盆地5B区块的勘探许可证。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ONGC）还承建了连接喀土穆炼油厂至苏丹港的成品油管线，并获得了为苏丹建造新炼油厂的合同。
印度在原苏丹石油领域的投资累积已达到20亿美元。
在西方石油公司中，美国的雪佛龙和马拉松石油公司因制裁先后退出了原苏丹的勘探项目，但法国的道达尔坚持下来并获得了南苏丹内地B区块的勘探许可证。
此外，瑞典、卢森堡、挪威、摩尔多瓦等中小国家的石油公司也纷纷涌入南苏丹。
一些重要国家还出台了政策规划，积极推动本国能源公司进军南苏丹或整个非洲大陆。
印度非常重视对非洲的投资。
2010年初，印度政府就制定了对非投资十年规划，计划加大在非洲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投资。
日本政府主要通过经济援助和亲善外交加强与非洲地区的合作。
丰田汽车公司旗下的丰田通商株式会社（ToyotaTsusho）计划投资15亿美元，参与修建南苏丹至肯尼亚沿海的输油管道[9]。
近年来，欧盟也制定了相关政策，以援助带动合作的方式开始重返非洲，南苏丹成为其关注的对象之一。
南苏丹独立后就成为非洲第6大产油国，各国围绕南苏丹的石油权益展开的争夺愈演愈烈。
尽管当前还存在南北苏丹关系紧张和产油地区归属权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主要国家毫不在乎地正式打响了资源争夺战。
许多国家都希望捷足先登，在南苏丹经济建设中找到有利位置，而石油开发是最佳切入点。
如果多国激烈竞争的局面形成，就会改变苏丹或南苏丹的谈判地位，有利于中国的石油合作条件就可能改变。
中国与原苏丹石油合作取得的成功以及对我国石油安全的战略意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这种在西方都很正常的石油战略行为和商业活动受到诸多指责。
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一味追求石油资源而削弱了善治，对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为巴希尔政权提供政治外交保护等等。
西方对中国的指责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南苏丹独立后，如果两国之间或内部再次因大规模冲突而出现人道主义危机，西方仍会借机强势干涉，中国与南北苏丹的石油合作将会再次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
四、对化解合作困局的建议
1.中国仍拥有与南北苏丹石油合作的有利条件
中国与原苏丹在石油领域的成功合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期良好的双边关系，这为双方继续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民意基础。
中国早在1959年就和苏丹建交，其后一直与南北地区保持着经济往来并长期提供无偿援助。
2005年，南北双方签署“全面和平协议（CPA）”后，中国与南苏丹的交往迅速增加，南方自治政府主席基尔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两次访华，中国继续向其提供无偿援助，承建了多项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项目，协助南方顺利举行公投。
中国还向南部的瓦乌市和达尔富尔地区派出多支维和分队，帮助南北双方落实和平协议。
南苏丹建国后，积极争取中国支持，多次表达了与中国在石油等领域开展合作和吸引中方投资的意愿。
2011年8月，中国外长应邀先后访问了苏丹和南苏丹，两国总统都希望继续巩固和加强与中国在石油领域的合作，南苏丹总统基尔还特别希望中方对其石油开发给予支持。
平衡发展与南北苏丹的政治经济关系有助于维护和扩大中国在两国的石油合作项目，符合国家的石油安全利益。
南苏丹虽然表示必须重新谈判石油划分协议，但承诺会遵守2005年之前签署的合约。
尽管南苏丹与苏丹还未达成石油协议，但据中国石油网站消息，南苏丹在建国后10天就售出了独立后的第一批原油，这批原油从苏丹港运往中国。
苏丹前石油部长罗尔·邓称，南苏丹已独自将7月份生产的原油约320万桶全部售出，并已开始销售8月份生产的原油[10]。
这说明南北分立还未明显影响到中国的石油利益。
南北苏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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