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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名解简答

现当代名词解释

《新青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

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

提出了民主、科学的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

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

1926年终刊。

  

文学改良刍议:

1917年胡适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和推行白话文的立场。

  

"人的文学":

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他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

  

双簧信:

1918年钱玄同和刘半农的双簧戏,正式拉开了新文学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

  

    

学衡派:

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

  

鸳鸯蝴蝶派:

始于20C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

因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

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

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

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

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

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

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黑幕小说:

中国近代小说流派。

约在1915~1918年间与鸳鸯蝴蝶派前后相继,盛行于上海。

当时多种杂志、大小报副刊均刊载这类小说,代表作是1918年出版的《中国黑幕大观》及续集。

此类小说反映了这一流派作者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

钱玄同、沈雁冰、鲁迅曾撰文加以批判。

  

文学研究会:

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是文学革命后第一个纯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到170多人。

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新文学。

其文学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明显表现出对"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

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

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重视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叶圣陶的《倪焕之》、许地山的《缀网劳蛛》、冰心的《超人》等均为文学研究会的力作。

文学研究会也注重翻译,以译俄、法及北欧的现实主义名著为多,他们还猛烈抨击作为游戏和消遣的鸳鸯蝴蝶派文学。

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创作最有成就者为叶绍钧,理论方面的代表者为沈雁冰。

文学研究会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新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承接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

  

创造社:

成立于1921年6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之一,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田汉等,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十余种刊物。

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直觉"、"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主张表现作家的"内心要求"。

他们同时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

创作上的流派特色十分明显,他们的作品大都侧重表现自我,带浓厚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

翻译大多是西方浪漫主义的作品。

1925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社作家发生分化,提倡革命文学,并从行动上投入革命浪潮。

大革命失败后,分化进一步加剧,一部分作家退出创造社,郁达夫因为与创造社个别成员意见不合也退出创造社。

另外,又增加了一些成员,如冯乃超等。

1929年2月,被国民党查封。

  

新月社:

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以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为主的文学社团。

1923年成立于北京,该社活动在1927年春移往上海,1933年结束,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

他们把《晨报》副刊作为阵地,后又创办《诗镌》周刊、《新月》周刊。

新月社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领域的派别,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

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新诗,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针对自由体诗出现的散文化倾向,提出新格律诗的主张,即新诗的"三美"主张。

他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追求带有唯美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并纠正了五四以来白话新诗过于松散、随意等不足,在当时对于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等是新月社的佳作。

  

新月派:

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是在新月社的基础上形成的,1926年4月在《晨报》副刊上《诗镌》创刊,标志着新月诗派的形成。

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

他们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

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

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

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

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浅草-沉钟社:

1922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

创办《浅草》季刊,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中出过《文艺旬刊》,其骨干成员又于1929年秋组成沉钟社,办有《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冯至的诗歌,林如谡、陈炜谟、陈翔鹤的小说,多抒写知识青年苦闷的生活和忧郁的情感,富于感伤色彩。

  

莽原社:

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

成员主要有高长虹、向培良,韦素园等,以创办《莽原》周刊和半月刊而得名。

《莽原》提倡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向旧势力、旧文明发起攻击。

  

 未名社:

1925年成立,由鲁迅发起和领导。

成员主要有韦素园、台静农等。

这是一个着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团体,有专收翻译作品的《未名从刊》和专收创作的《未名新集》。

台静农的小说集《地之子》是未名社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乡土文学的成功之作。

  

  湖畔诗社:

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的新诗团体,主要代表诗人有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四人。

湖畔诗社成员致力于诗歌创作,同年4月,他们的诗歌合集《湖畔》出版,因此得名为"湖畔诗人"。

1923年,又有合集《春的歌集》出版,湖畔诗派是沐浴五四时代精神而成长起来的诗人,他们身上具有清新、自然、纯情、率真的特点。

个性解放思想是他们诗歌创作的基石。

然而,与前代诗人不同,他们将爱情、婚姻自由,几乎当作了个性解放、自我完善的全部内容。

所以,他们的作品主要写爱情,爱情诗是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主要贡献。

这些诗作很能唤起一代新人的纯真和热情。

被朱自清称为当时"专心致志做情诗"的四个年轻人。

  

南国社:

1923年成立于上海,领导人田汉,先是创办《南国》半月刊,发表了话剧创作《获虎之夜》等,后又办《南国特刊》、南国电影剧社、南国艺术学院。

南国社开展话剧创作活动主要是在1928-1929年,全部公演田汉创作的剧本《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南归》等。

南国社发展了"五四"时期的爱美剧,他们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往往带有伤感成分和浪漫色彩。

它在中国话剧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

它的成员,以后不少成为中国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的骨干人才。

  

象征诗派: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诗派出现于20年代中期,后期创作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作者。

象征派诗人多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其作品的特点是注重自我心灵的艺术表现,强调诗的意向暗示性功能和神秘性,追求所谓"观念联络的奇特"。

①运用一种象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传达对外部世界敏锐的感觉和印象。

②运用新奇的想象和比喻,表现微妙的情境。

③依靠艺术形象的暗示来表达感觉和情调。

④追求诗歌语言的省略和跳跃。

李金发于1925年至1927年出版的《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是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作,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象征派诗歌后来趋向成熟,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在30年代戴望舒手中。

  

现代评论派:

1924年,胡适与陈西滢、徐志摩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称为现代评论派。

其成员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以《现代评论》为主要阵地,为美帝国主义及买办资产阶级张目,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群众革命运动。

1927年7月,《现代评论》迁至上海,遂由原来依附于北洋政府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太阳社:

1928年1月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屯阝(阿英)、洪灵非、孟超等,全都为共产党员。

"这些《太阳》下的文学者,要求光明,要求新的人生,他们努力要创造出表现社会生活的新文艺。

"同时创办《太阳月刊》,积极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左联成立时,该社自行解散。

  

左联:

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发起人有鲁迅、沈端先、冯乃超等,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是其纲领。

"左联"的成立,实际上形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文学统一战线,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迅猛发展。

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左联十分重视理论批评。

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

开展了文艺大众化运动。

文学创作十分繁荣,左联还重视培养青年文学作者。

代表作家有:

蒋光慈、柔石、殷夫、叶紫等。

"左联"也存在一些不足,思想倾向上存在"左"的错误,理论上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组织工作方面存在比较重的关门主义和分派主义倾向,文学创作上,许多作品存在严重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

  

革命文学论争:

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

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

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

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运动: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

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

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

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

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普罗文学:

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

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

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

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

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

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

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

  

 革命+恋爱小说:

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期从苏联引入这一口号,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它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

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

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艺术的描写还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

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偏误,所以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

(传入时有些变形,由于周扬在左联的领导地位,文章几乎给此后左翼文坛对创作方法探求定下了调子,即既吸收了其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展开论争。

"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

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

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提示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随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

以后,他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

"左联"的《文艺新闻》载文批评胡秋原,苏汶即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

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

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联"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

  

两个口号论争:

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

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

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

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

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

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国诗歌会:

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诗歌团体。

1932年成立于上海,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共同发起。

主要刊物是《新诗歌》。

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

中国诗歌会在内容方面主张"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形式方面则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

中国诗歌会成立后,不仅注意诗歌创作,而且注意理论研究。

他们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出版"歌谣专号"、"创作专号"加以实践。

中国诗歌会对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京派:

“京派”是指30年代,在中国北方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一般称为“京派”,也称“北方作家群。

”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

"京派"作家创作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

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

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

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

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

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

主要人物是林语堂。

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

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

《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

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

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现代派与现代诗派:

现代派得名于1932年出版的《现代》大型文学杂志,主要负责人为施蛰存、苏汶、戴望舒三人。

《现代》发表各类作家的作品,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

在《现代》上发表诗歌的人很多,一批诗人从思想到艺术有许多共同倾向,称之为"现代诗派"。

现代诗派的首领是戴望舒,主要成员有徐迟、路易士、卞之琳、何其芳等。

后又编《新诗》杂志,推进这股现代派诗潮。

现代诗派的诗作表现了幻灭中的追寻、对现实的理性批判意识和孤独寂寞的心态,追求语言的自然质朴、形式的自由舒展,以新异的手法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

这股现代派诗潮,因后期新月诗派向现代派转化,而汇成一股不小的潮流。

被人称之为新诗的黄金时代和成熟期。

除现代派诗外,还有现代派小说,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创作了一批心理分析小说和新感觉主义小说,称之为心理分析派和新感觉派。

  

心理分析派:

(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家施蛰存。

其特点是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深入细致地严肃地描写人物的性心理、性压抑、性转移、性变态等等。

此前,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庐隐等的一些作品中,都有性压抑、性心理分析的成分,但一般都是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主要创作特色,性心理描写作为其中的因素、成分。

而施蛰存这时期创作了一批性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有《梅雨之夕》《春阳》《石秀》等。

心理分析派小说在现代小说中别具一格,丰富了文学表现生活的内容和手法。

  

新感觉派:

(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

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

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

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

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

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文协: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

"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孤岛文学:

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

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

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

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进步文艺界开展了许多轰轰烈烈文艺运动,对于推动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抗击敌伪的文化破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沦陷区文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

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

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

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

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

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

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

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

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

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说:

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

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

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

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

(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

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

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

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

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

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国策派:

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

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

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

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

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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