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教版高中必修1抗战史料抗日战争的一些人和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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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教版高中必修1抗战史料抗日战争的一些人和事
【抗战史料】抗日战争的一些人和事
写在裙子上的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1935年,著名书法家、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请人把自已的一条旧裙子送给蒋介石,并在裙子上题了一首诗:
“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蒋介石看到裙子和诗,又窘又恼,但因心虚理亏,未敢对何女士大动干戈。
张学良的身后传奇
生在马车上:
飘泊百年 张学良不是出生在医院里,而是出生在荒郊野外的马车上。
这是不是预示着他一生的颠沛流离?
他自从1931年离开东北,一直再未回过东北;1933年离开北平,1935年离开武汉,1936年离开西安,1937年离开南京,一路永别。
此后,在幽居的岁月之中,更是永别一路,一直到1946年永别大陆。
他于1993年离开台湾,也再未回过台湾,一直到终老夏威夷。
可谓飘泊一生。
两个01年:
“生命的密码” 他是世纪老人,地地道道的世纪老人。
1901年出生,2001年逝世,从人生起点到人生终点都是01年,都是新世纪的起点。
1901年他出生的那天是星期一,2001年10月15日,他死的那天也是星期一。
两个“九一八”:
一荣一辱 1930年的“九一八”,张学良一纸和平通电,使中原大战各方偃旗息鼓,张学良一跃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931年的“九一八”,是众所周知的国耻日。
从这天起,他失去了东北,被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
人生荣辱如草之荣枯,并没什么稀奇,但荣之至,辱之极,仅隔一年,且在一个日子,恐怕并不多见。
两个1月13日:
夜幕降临的一天和天快亮的一天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武装押离南京,他正式地踏上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囚徒生涯,他的一切希望开始破灭,等待他的将是漫漫长夜。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他暗无天日的幽居岁月才正式解禁,他清楚地意识到黑夜即将过去。
两个36年:
72年真爱如歌,一半时间“非法” 1928年开始,张学良与赵一荻就成了夫妻,但1964年,张学良才和于凤至解除婚约,和赵一荻正式结婚。
巧的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生活了72年,以1964年为分界线,正好划分成前后两个36年。
两个45年:
大陆生活45年,一去未归乡;在台湾被囚45年,一步未离岛 1901年至1946年:
张学良在大陆生活45年,自离开大陆,即一去未归。
1946年到1991年:
张学良在台湾这45年里,没有离开台湾岛一步。
直到1991年去美国探亲,张学良才算走出台湾。
张学良被送台湾经过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先后软禁于南京、奉化、黄山、萍乡、沅陵、修文、桐梓等地。
1946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义正辞严地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作出重要贡献的爱国将领张学良。
国民党政府慌了手脚。
狡猾的蒋介石一方面电示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仪为张安排监禁处所;另一方面指示军统头目郑介民、毛人凤:
“张学良应立即解到台湾去。
”并指定联系专机经重庆赴台湾,“由刘正光(长期负责具体监视张学良的特务队长)负责起解。
”
这次行动十分诡秘,对外严密封锁消息,对张学良则采用欺骗手段。
11月的一天,一辆平时用来买菜的大卡车发动了,张学良和部分随行人员经化装后坐在车上。
车子开到公路上与车队汇合,由桐梓直奔重庆。
为了避人耳目,车队在离重庆15公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偷偷潜入。
押送人员只对张学良说:
蒋介石来电报,叫他先到重庆,后到南京去。
直到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军统头目还谎称:
“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天拂晓在离重庆30公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
”张学良听了信以为真,很是高兴。
他满以为抗战胜利了,十年囚禁期也满了,到释放的时候了。
张学良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内被囚了大约半个月。
可是,临行前,特务头目却突然宣布送张学良去台湾。
张气得把桌子一拍,牙齿咬得紧紧的,痴坐了一会儿,便无奈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气愤地向患难与共的赵一荻说了真正的去向。
从刺客到被刺的汪精卫(闻少华 丁贤俊)
中国近代史上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叫汪精卫。
此人在青年时代因行刺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摄政王,成为名噪一时的“志士”;孙中山逝世前又作为“总理遗嘱”起草人而嬴得国民党内的普遍尊敬;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抗日战争初期当上国民党副总裁。
叫嚷“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的是他,高喊“人人抗战、处处抗战”,甚至不惜焦土抗战的还是他。
也就在这同时,配合蒋介石杀害革命人民,投降日寇,帮助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仍然是他。
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绝妙的反动政治投机分子,典型的汉奸、卖国贼,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银锭桥上的刺客
汪精卫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任评议部评议长。
《民报》创刊后,曾主编《民报》,在革命与保皇的问题上,对保皇派进行猛烈抨击,发表了不少文章,声誉鹊起。
1907至1909年间,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汪甚感失望,1909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欺骗舆论,维护皇权。
于是汪“谋一击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
”同年11月上旬,汪与黄复生、喻培伦等人从香港来到北京。
他们暗杀的对象是摄政王载沣。
载沣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因溥仪当时年幼,摄政王实际上主持一切政务。
摄政王府座落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
汪与喻、黄等埋置炸药地点原拟在鼓楼大街,又改在烟袋斜街,皆因故作罢。
最后确定在银锭桥。
1910年3月的一个深夜,汪与喻培伦、黄复生在桥下掘土,因犬吠声四起,不能继续工作。
次日晚喻、黄两人刚刚将炸药埋好,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遂败露。
接着汪精卫等人被捕入狱。
他在狱中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廷侈谈立宪的极端虚伪,指出“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
当汪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一首是: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但这种豪言壮语,并未能持续多久。
在清廷对他实行软化政策后,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找汪多次密谈,又改善他在狱中的物质条件,配置单间住房。
这一切使汪精卫对善耆由衷地感恩戴德。
政治上的不坚定,反映在汪的这段狱中生活尤其明显。
他“终日披卷吟咏,颇觉安逸”,诗词风格也由高亢激昂一变为低沉消极。
他在一首《述怀》长诗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平生慕慷慨,养气殊非学。
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
这是自我忏悔、自我否定的言词。
但是汪精卫并没有就此止步。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他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
从此他开始了政治投机家的生涯,从一个为人民所仰慕的刺客志士,转化为被人民仇视的政客。
二、血溅南京中央大礼堂
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
“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
”这个消息象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国民党中央为筹备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特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
正当开幕典礼告成、全体中委摄影完毕之际,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了。
一个身穿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向站在第一排的头面人物汪精卫叭!
叭!
叭!
连续开枪,汪应声倒下。
枪声把国民党的要人们搅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
腿不方便的张静江连爬带滚跌倒在地,身体肥胖的孔祥熙钻进汽车底下,随从们费了很大功夫才将他拖出来,可是马褂袖子已撕成两半。
一时参观摄影和参加典礼的人们,象潮水般涌出又象波浪般分散。
汪精卫的警卫连放两枪,行刺者身负重伤被擒。
这时的汪精卫,斜睡在地上,脸上许多血,身上的西装和内衣也全浸透着血污。
他的老婆陈璧君屈一条腿跪在汪的身旁,把着他左手的脉搏。
她的声调带着哭音说:
“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
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
”似乎在和汪作最后的诀别。
蒋介石未参加摄影,这时闻声赶来,也屈着一条腿把着汪的右手,只说: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多说话。
”陈壁君以为蒋不参加摄影,事出有因,毫不客气地对蒋说:
“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
”蒋介石这时也吃不准是否他手下的特务干的,他气急败坏地召集了特务队的负责人大骂:
“你们每月花了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
限你们三天之内,把(幕后的)凶手缉获,否则要你们的头!
”
汪精卫身中三枪,两中要害,一在左颊,一在背肋骨间。
当时手术中未曾取出而留在背肋骨的一弹成为他致命的创伤。
1943年枪伤复发,虽去日本动手术取出留存背部的子弹,但又诱发为多发性的骨髓肿症,不久即病状恶化,于1944年11月10日死去。
关于汪这次被刺的原因,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原来他自武昌起义后被释放出狱,即去投靠袁世凯。
在第一次南北议和期间,他为袁世凯奔走呼号,力图把袁扶上总统宝座。
在袁世凯失败后,他继续打起追随孙中山的旗号。
1923年孙中山准备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汪精卫一开始即持反对态度。
他在孙中山召集的重要干部会上耸人听闻地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指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所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肋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在大革命时期他的两面派手法更表演得淋漓尽致。
1927年4月到7月间,汪精卫一方面参加了蒋介石、吴稚晖举行的秘密反共会议,一方面又和陈独秀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声明》,说什么“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申斥蒋介石对待共产党人“见着就捉,捉着就杀”的残酷行径。
但曾几何时,到7月15日,汪即召集“分共会议”,悍然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接着武汉地区也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血腥大屠杀。
1932年,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淞沪抗战声中,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
他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交涉中节节退让,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等屈辱条约。
汪不遗余力地推行对内“全力剿共”,对外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反共亲日政策,从而遭到全国人民的痛恨。
所以说他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的被刺,是咎由自取,一点也不过分。
三、河内高朗街的凌晨枪声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指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为对手”,7月又声称将“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
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垂青、诱降,汪精卫受宠若惊。
旋即通过周佛海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密谈,结果达成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商谈了汪精卫的潜逃步骤。
12月8日,汪率其党羽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离开重庆至昆明。
20日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帝国主义的近卫内阁发表所谓三原则的声明,汪即于29日发出《艳电》响应。
至此,汪精卫终于堕落为一个汉奸卖国贼。
成为背叛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汪逃往河内后,寓居在高朗街27号。
蒋记国民党在汪精卫出走后,最初并不想采取严厉手段,并派谷正鼎赴河内送护照及旅费,希望汪去欧洲。
报纸上还出现“个人进止决不影响全局”的调子。
但事实上国民党的一个副总裁的外逃,当然会引起不小的骚动。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开会研究汪的问题时,群情激动。
在冯玉祥、张继等人的坚决要求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开除汪的党籍。
当谷正鼎使命失败,汪拒不接受护照和赠款后,蒋介石就进一步对他采取行动了。
高朗街27号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
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夫妇分别住在三楼的两间卧室里。
二楼为会客厅及其他随从人员卧室,一楼为汽车房及服务人员、卫士居住。
1939年3月21日凌晨二时半左右,有六个刺客用斧头砍断竹篱,爬进花园,用人梯方法攀上窗门,再用钩索爬上三楼,进入走廊。
20日晚上,恰好曾仲鸣的妻子带着孩子从香港来到河内。
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与曾仲鸣夫妇,他搬到另一间房内住。
刺客不知道这个变化,便冲向曾仲鸣住的卧室,砍破房门,枪口集中向曾氏射击。
他们以为目的已达,立即逃走。
随后被当地军警捕获数人。
曾仲鸣则胸部被击中三弹,伤重毙命,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这一次刺汪事件,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
不论蒋、汪之间存在何种矛盾,汪精卫要投降日本、当汉奸,这是全国人民所不容的。
谁知汪精卫又侥幸在枪口下逃脱一条狗命。
于是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保护下,4月由河内秘密起程,逃往上海。
1940年3月,汪记伪政权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也就当上了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地地道道的日寇卵翼下的儿皇帝、头号大汉奸。
从志士到汉奸,从刺客到被刺,汪精卫的一生告诉我们;在革命的急流中,一切投机分子和个人野心家,当他们利令智昏地暴露出背叛人民、背叛国家的真面目时,就一定被历史的潮流所吞没,被中国人民所唾弃。
而汪精卫就是这么一个遗臭万年的典型。
汪精卫“病逝东瀛”内幕
一代奸雄汪精卫,究竟是怎么死的?
“正史”说他病死在日本,其实那是一场假戏,汪精卫的死因,固然起于“旧创复发”,但真正送他上西天的,还是由于密电被破译,让蒋介石知道他保卫力量薄弱,乘虚而入,命令戴笠下手暗杀。
汪精卫是个人所共知的大汉奸,有关他的卖国故事,可以写厚厚一本书。
这里别的都不说,只说他的死因。
一般的历史记载,都说他是一九四四年病死于日本的,其实却是死于上海,而且是因为密电被破译,遭到了蒋介石特务人员的暗杀。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
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为此秩序有些混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
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
汪精卫亲自去请,他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
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凶手逮住后,经过审讯,供认不讳:
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政策,组织了一个暗杀团,想刺杀蒋介石。
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他“命不该绝”吧。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后脊椎上的一颗子弹,却不知为什么原因一直没取,是汪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还是当时的医术不高明,无法取出?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也就是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最终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一九四三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汪精卫心知大事已去,败局已定,心力交瘁,坐卧不宁。
一九四三年秋季,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
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
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十一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他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这件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
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皆痛。
十二月十九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
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这个施旦是何许人也?
话还得从很早以前说起。
汪精卫虽然和陈璧君结了婚,但是并不爱陈璧君,而爱的是同在日本留学的方君瑛。
陈璧君身子肥胖(因此小名叫“肥环”),相貌平平,方君瑛身材苗条,相貌出众;陈璧君出身富豪,从小娇生惯养,性格孤傲任性,感情外露,骄狂不拘,热得烫手,是个标准的权欲狂,方君瑛文静温柔,性格内向,所有感情都深藏不露,是个典型的贤内助。
但是多种原因,让陈璧君先下手为强,方君瑛虽然也深深爱着汪精卫,可是晚了一步,只好失志不嫁,做汪精卫“精神上的妻子”。
为此,陈璧君时常和汪精卫吵闹。
有一次陈璧君居然当众羞辱了方君瑛。
方君瑛觉得无法再活下去,竟以一死而明志,汪精卫十分伤心。
蒋汪合作以后,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
有一天,他在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曾醒家遇见一位长得和方君瑛十分相似的女士,此人姓施名旦,已经结婚,丈夫是他手下最忠实的走狗曾仲鸣的随员。
汪精卫对她一见钟情,施旦也久慕汪精卫的风流潇洒,两人一拍即合,暗渡陈仓,非止一日。
不久抗战事起,施旦随丈夫去了内地。
汪精卫投敌以后,施旦也从内地来到南京,告诉汪精卫:
她已经和丈夫离婚,从此没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障碍了。
这时候陈璧君长住广州,不在南京,汪精卫即任命她当自己的秘书,从此可以公开出入公私官邸。
从那以后,汪精卫的一切起居饮食,就都由施旦照顾。
一九四四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
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
一月中旬,就卧床不起了。
二月中旬,经日本内科专家黑川利雄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建议到日本去治疗。
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子女的护送下,乘专机赴日本。
行前,汪精卫希望施旦作为护理人员一起赴日,但是日本方面认为施旦名不正言不顺,不同意施旦随行。
汪精卫在行前给了施旦一笔款子,含着眼泪对施旦说:
“只有你最了解我,也只有你对我最好最尽心。
我这一去,如果能够治愈回来,当然依旧团聚;万一不治,你要赶紧离开南京,从此隐姓埋名,不要出头露面。
”汪精卫到了日本以后,住进名古屋帝大医院四楼特设的病房,对外称为“梅号”。
经会诊后,做出手术方案,由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削骨去毒手术。
术后一切正常,根据医生建议,以静养为主。
在日本治疗期间,汪精卫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
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靠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
她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不顾汪精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
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料理。
什么事情呢?
这又得从头说起。
汪伪政权成立,陈璧君的官衔是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而实际职务则是“广东省政治指导员”。
这是个不伦不类的官儿,而且就此一个,别无分号。
但是她手中的权力,却大得惊人。
广州是中国重镇,南方的大门,广东省又是中国最富庶的省份之一。
一九四O年五月十日,在陈璧君的一手操纵下,成立了伪省政府。
她提议由她的胞弟陈耀祖出任省主席,汪精卫怕陈耀祖年轻办事毛燥,就封陈璧君为“广东省政治指导员”,代表“中央”,坐镇广东,像垂帘听政一般,大小事务,都要经过陈璧君点头,方才算数。
汪精卫一家都去日本的消息,当时是尽人皆知的。
重庆方面,想趁机结束汪精卫的生命,但是日方防范严密,无法下手。
在戴笠的策划下,搞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趁陈耀祖在广州文得路古玩店看货的时候,把他给暗杀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
陈耀祖不过是个傀儡,杀不杀作用都不大,但对陈璧君来说,却是“性命交关”的大事。
她必须重新树立一个傀儡供她驱使,因此急冲冲地秘密返回广东去,经过选择,任命了她的侄子陈春圃当傀儡省长。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
他坚持也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同意。
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
八月四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达成了协议。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
为掩护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
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一切等待她到沪后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
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戴笠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
到了同年十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这一突然的变化,也使日本方面措手不及。
经过斟酌,直到选定陈公博继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之后,又把“移尸”的细节作了妥当的安排,通知陈璧君急速赶到日本充当演员,这才在十一月十二日由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一个“丧典委员会”,发出讣告,并于当天由专机“海鹣号”将“灵柩”从日本空运到南京。
用不着多说,从日本空运来的,当然是一具空棺。
在礼堂接受吊唁时的尸体,才是真的。
按照讣告,原来是打算为汪精卫举行“国葬”的,但是陈璧君怕把场面搞得太大了,会招来美机轰炸。
为此事伪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百四十二次政治会议,决定“葬于梅花山,暂时不举行国葬”。
梅花山在紫金山中山陵西侧,明孝陵的前面,山上遍植梅、柏、桃、樱、枫树,风景秀丽。
汪精卫入葬以后,陈璧君怕将来有人掘墓鞭尸,别出心裁,吩咐在建墓的时候,将五吨碎钢材掺进混凝土里,浇成一个特厚的墓壳。
她满以为这样就能然汪精卫尸骨永存了。
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过了十四个月,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命令何应钦会同陆军总部总参谋长肖毅肃、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马崇六、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等人,用一百五十公斤TNT 炸开墓壳,劈开棺材,发现经过防腐处理的汪精卫尸体基本上保存完好,只是脸色青中发黑,分明是中毒死亡的征象。
在他的马褂口袋里,除了陈璧君用毛笔在一张三寸长的纸上写的“魂兮归来”四个字之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着如下一首诗: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据分析,当是汪精卫在临死之前的“绝笔”。
棺木和尸体都在当天运到清凉山火化。
梅花山上原来汪精卫的墓穴推平以后,建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憩。
最后还要补充一笔:
汪精卫死前死后,施旦一直都在他的身边护理、守灵。
开吊以后,改由陈璧君守灵。
那一段时间,陈璧君知道汪精卫一死,即便伪政权还能存在,也不会有她的好日子过,因此脾气十分暴躁,动辄发火。
施旦趁她离开灵堂的时候,也曾经身着丧服到灵前最后祭奠了一番。
为躲避陈璧君的谋害,她没有参加送葬的行列,就带上汪精卫生前的物品及送给她的财物,更名改姓,到香港定居,还将汪精卫的衣物做了一个“衣冠冢”,终生守墓,没再嫁人。
汪精卫测字
抗战时期,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当上了伪国府主席,但他防人暗算,一直心绪不宁。
有一天,他穿上便服,上街散心解闷。
他看见路旁有一个测字摊,写着“字有三解,可知一生”八个大字,他就随手抽一个“哥”字,请测字先生给他占算。
测字先生说:
“哥者,两‘可’相连,第一解:
可父可师;第二解:
可敬可佩。
”汪精卫听后觉得自己地位显赫,确实“可父可师”,又想起少年时曾有行刺清摄政王的壮举,也的确可敬可佩,认为测字先生确实有水平。
于是便急不可耐地向测字者追问“哥”字的第三解,测字先生只说事涉天机,拒绝透露,汪精卫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便怏怏而去。
第二天,汪精卫再次到测字摊前,已不见测字者的踪影,只见地上用白粉写着八个字:
“哥字三解,可杀可剐。
”汪精卫如当头挨了巨棒,脑袋快要炸开,就慌乱如丧家之犬,匆匆离去了。
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被刺杀真相
1934年11月9日,曾经担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