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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关抗战史料doc

自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就允许帝国主义屯兵驻扎。

所谓“榆关天险”,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下,早已门户洞开,尤其日军营盘(地名四炮台)南距山海关城不过2公里,南门外火车站驻有日本守备队,东门外不远就是日本关东军驻地。

南门、东门都在日军监视下,我方只能出入北门和西门。

关城东北1公里的威远城至吴家岭一线,都掌握在日本关东军手中。

这一线地势高于山海关附近长城,居高临下,足可以控制全城。

1933年1月的山海关战争阴云密布。

九·一八后,日军把伪满洲国的边界推到了山海关,1932年12月8日,锦州日本第八师团1列铁甲年,以追击义勇军为名,开到山海关站东端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发炮38发。

炮声隆隆全城惊骇。

9日早晨6点,日机两架在城内低空盘旋,铁甲车仍停在车站示威。

日本母舰1艘、驱逐舰2艘开抵秦皇岛。

晚7时许,日军3000名进入那道台坟阵地,向我军开枪射击。

10日晨,日军仍在东罗城外的威远城线构筑工事。

山海关驻军将领何柱国赶往北平汇报。

张学良主持召开军事秘密会议,并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名义,做了军事部署

榆战爆发后,由张学良主持的北平军分会,向榆关前线及滦东驻军提出作战方针:

“滦东驻军,以掩护华北集中之目的,对滦东地区,务努力保持,以迟滞敌之西侵。

何柱国下令坚决抵抗,并向全军发布《告士兵书》:

“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并提出战斗口号:

“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

当时中日双方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在武器装备上都相差悬殊,日军调动了关东军精锐第8师团3000多名步兵攻打山海关,出动飞机8架,军舰2艘,铁甲车3列,坦克20辆,野战炮40门从陆海空进攻山海关。

而当时驻守山海关的只有东北军第九旅626团1346人,没有任何重型武器,最先进的武器是机关枪,战士们用手榴弹、步枪甚至大刀片和敌军对抗。

但是日军没有料到在兵力和装备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他们会在山海关遭遇到如此顽强而惨烈的抵抗。

东南城角及南门大街内县公署一带,所受炮火最烈。

榆关失陷后,城内外大火,燃烧3昼夜,到处残墙焦土,死尸狼藉。

北宁铁路3名警察不肯投降,日军强在其背上插上“欢迎大日本”旗帜,游街绕全城,然后押往南关枪决。

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为首的东路军4000余人避开山海关,绕道九门口,速向锦州、沈阳挺进。

与苏联红军会师后,8月30日,中苏两军赶往山海关。

下午5点左右,部队开到山海关东山坡,各团按照指定位置,从东、南、北3面把山海关包围起来,并积极制作软梯,擦拭武器,作攻城准备,等待攻击命令。

傍晚6点多钟,我军炸开了南门,苏军用炮轰开了东门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两军联手一举解放山海关

现在,经历过榆关战役的人都渐渐故去,当年位于东南城墙的魁星阁被战火摧毁,80年代在这里重修了靖边楼,南门的望洋楼也在那场战斗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去年山海关古城改造又重建了望洋楼,但是南门城墙上大大小小的弹孔依然见证了那场战役的惨烈。

这是我军与苏联红军在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次合作,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与外军的并肩战斗,为我军进驻东北打开了大门

 

长城抗战

抗战八年,冀东大地、长城脚下,广袤大地燃起抗日烽火。

毁家纾难,马革裹尸。

千千万万的冀东儿女,用青春和热血写下抗战史上最壮烈的篇章。

当年驻冀东日军二十七师团步兵团长铃木启久在回忆文章中承认:

“这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任何力量也不能抑止的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它是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抗日征文系列》,共10篇,献给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此为第10篇。

长城,南接渤海,北倚燕山,绵延冀东一千里。

  70年前,长城脚下广袤大地燃起抗日烽火。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东人民组成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者的深远后方创建抗日根据地。

他们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横亘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咽喉要道,粉碎了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企图。

  巍巍长城,见证了冀东人民万众一心、不畏强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追求民族解放的伟大抗战精神。

  

  冀东八路军在长城上抗击日寇

  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冀东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敌御侮,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曾狂妄叫嚣:

“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然而,风起云涌的抗日高潮击碎了侵略者的美梦。

“七七”事变次年,就在冀东这个“第二满洲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20万工农武装大暴动,抗日洪流席卷22县……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不愿做亡国奴的冀东各界群众,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同仇敌忾,抗敌御侮。

  为了抗日,身为大学教授的洪麟阁投笔从戎,变卖家产,拉起抗日联军队伍;为了抗日,绿林好汉杨二“至死不当亡国奴”,率部多次重创日伪军,被敌人视为“眼中钉”;为了抗日,音乐家今歌背着小提琴、戴着高度近视镜转战长城内外,为抗日军民写了上百首歌曲;为了抗日,国际主义战士周文彬(朝鲜人士)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在冀东洒下一腔热血……

  多年以后,薄一波曾这样说:

“管工业的副总理本应是杨十三,而不是我。

”杨十三,迁安人,大学教授,著名化学家、造纸专家。

他发明芦苇制浆造纸,并一手创办了迁安造纸业。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时,毅然抛弃喝牛奶吃牛排的生活投身抗日,并最早向党中央提出“必须搞工业,以保障军需”的建议。

杨十三病逝后,毛泽东撰写挽联: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生尤见典型。

  89岁高龄的杨思禄将军说,自己身上的五处伤疤,有四处是在冀东抗日时留下的。

每一次负伤都是在老百姓家中养护,每一次乡亲们都是舍身相救。

原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不会忘记,当他们被7000日伪军包围的紧要关头,一位人称“麻利嫂”的妇女挺身而出,拖着七八个月身孕带部队攀登峭壁胜利突围。

麻利嫂却因劳累而早产,在零下30多度严寒里生下了一个男孩儿……

  冒死保护抗日志士,何惧日寇枪口屠刀。

当战士和群众被敌人围在一起时,老年妇女认“儿子”,青年妇女认“丈夫”。

当鬼子来袭时,老百姓抬着八路军伤员“打游击”。

地下交通员朱殿昆被捕后,把秘信吞下,被鬼子用刺刀挑开肚子壮烈牺牲。

仅鲁家峪根据地,就有500多群众为掩护子弟兵被敌人杀害。

抗战期间,冀东有30万同胞为抗击日寇献出宝贵生命,先后有30多万优秀儿女参加抗日武装。

  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伪“满洲国”和伪“冀东道”两大日伪势力的夹缝中,在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伪满洲军和治安军南北夹击下,我抗日武装顶住了敌人没完没了的“扫荡”、“剔抉”、“蚕食”和“奔袭”。

当年驻冀东日军二十七师团步兵团长铃木启久,面对日益强大的抗日武装“感到非常头疼”。

  但直到沦为战犯后,铃木启久才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对于早已饱尝亡国奴之苦的冀东人民来说,抗日已成为他们的自觉要求。

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承认:

“这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任何力量也不能抑止的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它是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

  毁家纾难,马革裹尸。

千千万万的冀东儿女,用青春和热血写下抗战史上最壮烈的篇章。

位于喜峰雄关大刀园内的大刀魂雕塑

  侵略者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精”:

占领冀东,不仅可以控制从东北到华北的大陆交通线,而且可以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和军事跳板。

冀东丰富的资源又能满足“以战养战”的需要。

  为扼杀抗日力量,日军从1941年起对冀东进行5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多次大“扫荡”,在长城沿线制造了被称为“东方集中营”的千里“无人区”。

铁蹄踏过,生灵涂炭,尸横遍野。

潘家峪惨案,潘家戴庄惨案,长河川惨案……在冀东,日寇实施了近30起集体屠杀事件。

在遵化鲁家峪,日军施放毒瓦斯,屠杀300多名军民。

在丰润杨家铺,冀热辽300多干部壮烈牺牲。

  “为革命牺牲一切,毁家纾难,死兄死弟死妻死侄,鲜血洒遍燕山麓;与倭奴搏斗数年,捐躯殉国,成仁成义成英成烈,勋献洋溢滦水滨。

”这是冀东军民悼念魏春波烈士的挽联。

丰滦迁联合县县长魏春波,四位亲人相继被敌人杀害,家产全被焚毁。

1940年6月8日,魏春波从丰润西小刘庄向山地转移途中,遇敌壮烈牺牲。

  遵化甲山——“冀东的狼牙山”。

1942年4月,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团政委刘诚光等200余人,遭3000多名日伪军合围。

子弹打光后,刘诚光和战士拉开手榴弹导火索与侵略者同归尽;二营教导员于禾和几十名战士砸碎武器,跳崖殉国……

  子弟兵突破日寇防线,潘家峪惨案,日军“无人区”暴行……今天,当人们翻看着一张张反映冀东抗战照片时,不能不提到一个名字:

雷烨。

雷烨原名项俊文,1938年秘密奔赴延安。

作为八路军总部特派记者,雷烨在冀热辽极端困难和危险环境中从事新闻工作,最后血洒疆场。

由于长期隐姓埋名,他的亲人直到2001年才知道他的下落。

而此时,距雷烨牺牲已经58年。

  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八路军将士用生命写就的英雄史。

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冀热辽军分区数十位团级(地委级)以上干部献出宝贵生命,数万名战士长眠在冀东土地上。

我们应该世世代代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王平陆、包森、周文彬、刘诚光、丁振军、陈群、洪麟阁、节振国……他们的理想、信念,他们为之奋斗的一切气壮山河、永不漶漫!

  1942年前后,日伪在冀东集结兵力达七八万人,而我主力只有两个团3000人。

日伪正规军是我20倍!

曾参加过冀东抗战的原南开大学副校长娄平认为,由于冀东对中日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

斗争的极端尖锐性、残酷性、复杂性贯穿始终,“几乎无日无战斗”。

  巍巍燕山可以作证,涛涛滦河水可以作证。

正是无数仁人志士的牺牲,开创了在抗日战场上一个奇迹:

在“无人区”中建立起摧不垮、打不烂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像一把尖刀插进日寇的咽喉。

  以少胜多,避强击虚。

机动灵活的冀东游击战,使骄狂一时的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马踏春风蓟水急,绿草滩头缴降旗。

  1940年7月,十三团团长包森率部设伏蓟县白草洼,全歼号称“常胜军”的关东军武岛骑兵中队,首创全歼整连日军精锐部队纪录。

果河沿战斗,在敌军三倍于我、火力七八倍于我情况下,我军以7个连兵力全歼伪军一个团,击溃一个团,毙敌1000多人,光轻重机枪就缴获26挺,还有山炮、迫击炮等重型武器。

冀东军民在游击战中,总结出精、短、敏、准、轻、快、隐、狠“八字方针”,越战越勇。

  佐佐木二郎,日军驻丰润指挥官。

曾给他当过翻译的曹兆荣至今还记得这个杀人魔王的凶样:

络腮胡子,大块头。

这一手制造了“潘家峪惨案”的刽子手万没料到,仅仅一年零五个月,他就死在“复仇团”的枪下,横尸滦县甘河草。

胸脯上,还挂着那枚用潘家峪人民鲜血换来的六角银质勋章……

  1942年李中权由晋察冀调任冀东,看到迎接他的战士清一色“三八大盖”,一个连还配有八挺轻机枪,又惊又喜。

后来才知道,这是治安军“送”给我们的装备。

由于治安军整营整团被我歼灭,日军“以华治华”方针受挫,被迫放弃扶植伪军打算。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叹息道:

“到冀东如入苦海!

  后来,日军不得不调回已撤走的二十七师团,并从东北调来伪满洲军和作战力很强的伪满讨伐大队。

但同样没占到便宜。

1942年青纱帐期,我军歼灭日伪军2960人,击毙日军田蒲竹治少将和高宇麻二、绿川中治、南木铁佐三位大佐。

一位参加过冀东讨伐的日本老兵回忆说,面对实力增强的中共军队,他们渐渐陷入苦战之中。

“在山影憧憧的路上,看着夜空里闪耀的星辰,我感受着华北荒野那初冬逼人的寒气。

载着(日军)遗体的汽车在山路上摇摇摆摆,眼中闪烁着感情复杂的泪光……”

  与日寇的哀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万山丛中,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长城内外,铁道南北,到处是杀敌的好战场。

伏击战,奇袭战,小型运动战,麻雀战,平原村落防御战;打“北特警”(战役宪兵),攻据点,毁铁路,炸“洋乌龟”(坦克)……骄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到1945年,经历了打治安军战役、复仇战役、恢复基本区战役“三大战役”,以冀东为核心的冀热抗日辽根据地扩大到31个县,部队发展到3万多人。

毛泽东在1937年洛川会议提出兴建冀热辽根据地的蓝图,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胜利实现。

  八年抗战,彪炳史册。

冀东军民累计歼灭日伪军达10万以上,后期牵制日伪军达17万人。

  1945年8月15日,19岁的八路军战士陈平,正在赶往晋冀鲁豫抗日军政大学路上。

听到日本投降喜讯,他掉头返回平谷抗日根据地。

50多年后,他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心灵祭》里回忆说:

“当时真有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

”而在前一天深夜得知消息的《救国报》,人们点起火堆,放声欢呼――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长达12年之久的冀东人民,终于迎来了解放!

  硝烟和战火都已凝固成历史。

今天,当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当我们作为胜利者回眸这一切时,深深感到这场战场对后来的深远影响……

  八年抗战,冀东军民累计歼灭日伪军达10万以上,后期牵制日伪军达17万人,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确保冀东”的战略企图。

并先机进入东北,解除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警4.5万余人武装,为最后打赢解放战争留下伏笔。

  八年抗战,冀东抗日武装由一支冀东暴动余下的130多人队伍,成长为几万人的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

在后来与国民党军队的殊死较量中,在朝鲜战场与美国及其雇佣军的厮杀中,在和平时期国防建设中,他们屡建奇功。

从青纱帐走出的这支队伍里,涌现出杨思禄、李旭阁等空军和第二炮兵高级将领。

  八年抗战,冀东军民不仅创建了包括冀东、热河和辽宁三省区在内的冀热辽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而且建立起坚强精干的抗日政府。

这些“土八路”拿出打鬼子的劲头建设自己的城市,使唐山这个百废待兴的重工业城市在建国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城山下,冀东人民抗日暴动纪念碑巍然屹立。

它向世人昭示,八年抗战陶铸成的大气若虹的抗战精神,已成为唐山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激励和动员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把唐山建成河北省区域经济中心而奋斗!

 但二十九军装备极差,武器十分落后,三分之一是原西北军遗留下来的老汉阳造、三分之一是当年淮军打太平天国时用的毛瑟枪、其余的是自制的土枪。

武器陈旧种类复杂,弹药补充困难。

而毛瑟枪就根本配不上子弹,只是背着做样子而已。

在这种状况下,宋哲元只好保留了原西北军时使用的大刀,以弥补枪械之不足。

为此,他又充分利用了山西富产煤、铁的优势,给每位士兵配备了一把大刀。

这刀与一般的单刀不同,它是由山西的镔铁打成,每把重7斤,全长7尺,刀面最宽处有4寸,刀沉力大,舞起来凛凛有风,很有杀伤力。

宋哲元还特意聘请了一些身怀绝技的武术名家来担任教习,传授武术,如当时享有盛名的武术大师李尧臣。

当宋哲元聘请他到军中担任教习后,他根据大刀的特点及日军步枪上刺刀的情况,结合原来的六合刀法,创造出一套“无极刀法”。

此刀法既可当刀劈,又可当剑刺,其中有一招叫“空手夺白刃”,它虚实结合,可克敌制胜。

后来在喜峰口、罗文峪的战斗中都发挥了极大威力,使日军在近战中毫无招架之力。

日本兵因惧怕大刀砍头,并流传如被大刀砍掉脑袋死后就不能再托生成人,这大大影响了日军的士气。

于是日军赶造铁脖套发给士兵套在脖子上,也成了一大奇观。

  为了将无极刀法传播,军部先由各连队抽选骨干组成大刀队,以简元杰为队长,由李尧臣直接传授刀法,再由他们返回连队传授给全军。

经过两年多的苦练,二十九军已成为一只具有爱国主义素质的劲旅。

喜峰口、罗文峪之战

  1933初,日本继“九一八”吞并我东三省后又挥兵南下,企图越过长城,再吞华北。

为遏止日军的攻势,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将北方各派系的军队组成八个军团,在长城一线布防。

二十九军与四十军组成第三军团,任命宋哲元为总指挥、秦德纯、庞炳勋为副总指挥,负责热河以东岭南一线防务。

二十九军共辖三个师,宋哲元令37师冯治安部防守城岭子——喜峰口——潘家口一带;令38师张自忠部以遵化为中心,防守龙井关至马兰峪一带;令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在玉田向安镇及东辛庄镇集结待命。

 1933年3月9日,二十九军37师先头部队刚到喜峰口,发现喜峰口已被日军第14混成旅所占领。

此阵地原是第四军团53军万福麟的防地,因连日作战将士过度疲劳而撤退。

从10日到11日,37师先头部队与进攻喜峰口两侧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先组成500人的大刀敢死队,双方来回拉锯,争夺激烈。

由于士兵手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使日军虽有优良武器(飞机、大炮、重机枪)却因两军混战而不能发挥作用,残酷的战斗使双方伤亡惨重,500人的大刀敢死队仅生还23人。

宋哲元急调37师赵登禹旅、王治邦旅及38师佟泽光旅,直奔前线,并任命赵登禹为喜峰口方面作战军前敌总指挥、王治邦为副总指挥,共同协助作战。

11日夜,赵登禹旅长率两个团为一路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攻击喜峰口两侧高地之日军。

是夜赵登禹身背大刀,踏雪前进,由老乡带路,从后面包抄,于12日拂晓抵达日军在北山土三子的骑兵阵地和在蔡家峪、白台子的炮兵阵地。

趁日军尚在熟睡之机,将手榴弹扔入帐篷,杀伤无数日军,对逃出之日军则一刀一个人头落地,随后又将阵地上的火炮、辎重、粮草一一炸毁。

喜峰口一战共毙伤日军六七百人,我军亦伤亡副团长以下军官14人,士兵数百人,从此打响了二十九军武装抗战的第一枪。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并不甘心,又企图转攻罗文峪。

罗文峪是古都北平的门户,如果失守则古都危急。

负责守罗文峪的是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刘汝明的部队。

16日至17日,日军先企图夺取三岔口高地,被击退后,又以飞机大炮作掩护,向罗文峪、山楂峪和沙宝峪进攻。

守军诱敌深入,待敌临近阵前,战士们由战壕跃出,以大刀及手榴弹拼杀,战况极为激烈,日军不支被迫败退。

18日,日军再次进攻,守军则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抗击。

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反复向守军冲击,战士们则待敌接近时,方跃出阵地抽出大刀与敌肉搏,战至傍晚,日军又被击退。

午夜,守军从左中右三面主动出击,战至天明,罗文峪以北10里内已无敌踪。

喜峰口、罗文峪之战况不断在全国各大报纸报道,鼓舞了全国民心。

《大刀进行曲》的创作与传播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之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振奋了全国人心。

以落后武器(步枪、大刀)战胜有先进武器(飞机、大炮、重机枪等)之敌,以己之长克敌之短,运用近战、夜战,充分发挥了大刀的威力,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抗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时全国各大报纸,尤其是上海《申报》对每日战况的报道,对二十九军的赞扬,鼓舞了全国人民,也激起了广大青年的爱国心。

当时上海一个公司的小职员孙培元,年仅19岁,他受《申报》的影响,满怀激情,以麦新为笔名创作了《大刀进行曲》副标题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

根据杨云峰的回忆,在1933年5月《大刀进行曲》就在二十九军中传唱开来了。

1937年电影《风云儿女》用《大刀进行曲》作主题歌,从此《大刀进行曲》风靡全国,唱遍神州。

麦新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到达根据地参加革命。

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戏剧音乐部党支书,并创作了大量革命歌曲。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0年7月5日  总第2024期  第三版

 

二十九军的建立

  二十九军全体将士皆系冯玉祥将军的西北军旧部,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溃败,各路残兵避居山西一隅。

来自各派系将领宋哲元、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萧振瀛8人,共议集合力量创办新军,推举原五虎上将宋哲元为军长,全军将士共4万余人,阎锡山每月拨16万晋钞。

全体官兵生计艰难,萧振瀛见此绝非长策,乃商得各将领同意,去投奔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久慕宋哲元的指挥才能,决定收编这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归于自己麾下,特赠宋哲元一把将军指挥刀,部队改称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全军只有1.5万人的编制,要维持4万人吃饭,所以无论官兵一律只管吃饭而不发军饷。

全军下辖两个师,第一师师长冯治安,第二师师长张自忠。

军官一律降级使用,如赵登禹原为师长,现编为冯治安手下的旅长。

后来刘汝明加入又增加为暂编第二师。

  张学良东北易帜后不久,全国军队统一编制,蒋介石为海陆空军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宋哲元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大刀队

  蒋介石对二十九军是有所考虑的,他准备利用他们去江西,而宋哲元却认为中国内战多年,民不聊生、田园荒废、国力衰竭、列强环视。

为此他在《北平实报》上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军人之天职是保卫国家”。

所以二十九军在由山西到驻察哈尔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不仅积极练兵,还重点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李大钊

在中国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无数华夏儿女侧为祖国献身,牺牲。

在他们身上都有着一种恒古不变的伟大精神,这就是爱国精神。

在李大钊同志的身上更体现出一种浓烈的爱国精神。

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青年时代,面对多灾多难的祖国,他表现出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努力奋斗。

当日本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用卧薪尝胆的精神进行抗争。

他因参加反日斗争而被当时就读的学校除名,但他毫不后悔。

在他来看,自己的学业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比就是微不足道。

他始终把自己的学识与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正因为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对社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才促使李大钊同志奋不顾身、英勇战斗。

在他的身上永远体现出为人民不断奋斗的伟大精神,这是不可改变的。

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李大钊同志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他说过:

“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境界,所以当面对生与死考验的时候,他从容地选择了为中国解放事业献出生命。

李大钊同志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

在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

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

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

•他一生俭朴清廉,淡泊名利。

在北京大学任职期间,他经常倾家纾难,接济贫困的青年支持革命。

1920年至1922年,李大钊全家5口人住在西城区南边石驸马后宅35号,一座普通三合小院的平房。

每天清晨上班,从西城到东城,李大钊教授都要步行一大段路,不乘人力车。

中午他经常不回家吃饭,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办公室里,有时一张大饼,有时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白开水下肚。

人们对他的生活归纳成十六字:

“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

李大钊:

“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

但时下国难当头,众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明代杨继盛有云: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李大钊仅改一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恰恰成为他一生精神风范的写照。

他说: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工作。

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

”“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

”“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

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

陈独秀谈《新青年》旧友:

有一次谈到李大钊,他说,非常钦佩,十分敬仰,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

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他曾亲临前线;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有所闻,组织上曾劝他离开,但他坚持岗位,不忍搁下工作。

最后视死如归,为党捐躯,慷慨就义,面不改色。

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

有人问陈独秀,人们说“南陈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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