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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心摘编

10248件,到2010年陡增至17243件。

医患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的43.68%有暴力倾向或发展成暴力事件;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疗暴力事件,认为医院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常诊疗活动也受影响。

江西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副院长黄科棣有十多年一线处理医患纠纷的经验。

他认为,医疗暴力事件非某地独有,已经发展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参与暴力袭医的人员往往身份复杂,除患者家属外,还有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是“黑帮老大”。

可以说,正有越来越多的黑恶势力介入医患纠纷。

2009年,江西南昌县一村民因车祸在南昌市第二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死者家属纠集上百人到医院闹事,闹事者中就有刑满释放人员。

在上级部门调解后,医院赔偿死者家属16万元,但次日死者家属来医院哭闹称,16万元被“帮忙人员”分走12.4万元,剩下的钱不够安葬死者,医院又给了1万元才平息事端。

本刊记者了解到,患方在获院方赔偿后,对“帮忙人员”“论功行赏”已是公开的秘密:

老年人100元/天;年轻人150元/天;抱院长腿的200元/天;动手打人的更高。

南昌市一些基层民警向本刊记者反映,他们在处置医患纠纷时发现,少数人借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谁烧纸钱、放鞭炮,谁堵马路,谁冲击医务人员,分工明确,组织有序”。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少数乡村干部在医疗暴力事件中推波助澜,扮演教唆者、煽动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

在今年南昌多家医院发生的医疗暴力事件中,都有乡村干部参与其中的迹象。

为何非要使用暴力

不少受访者认为,医疗暴力事件频发,是医疗体系内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

“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本可以投诉,但为何非要使用暴力,这值得深思。

北京患者张女士说,在医患关系中,从双方首次接触起患者便处于弱势地位,比如,挂号难催生了托关系、走后门,送红包、吃回扣也是公开的秘密;一些医院对病人的诊治档案严密封锁,导致医患信息不对称等。

而一旦患者经历一系列不公平后仍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难免产生过激行为,将怨气统统撒给医院和医生。

一位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表示,近年来,医患纠纷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加剧了医患间的不信任感。

“因医患间不信任导致的医疗暴力事件,反过来又使医患关系急速恶化。

”南昌市第三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吴英说:

“现在,医生戒备患者,患者不信任医生,医生从‘白衣天使’变成了‘白狼’。

而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医生人人自危,部分医生为了自保,倾向于让患者多做检查,另有一些医生对风险较大的手术,能躲则躲。

南昌市第一医院医务科长熊勤芸称,确实存在少数医生故意夸大病情、手术风险、手术并发症的情况,但这是医疗暴力事件频发下医生的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医师协会今年对北京、河北、广东等11省市近6000余位各层级医师进行执业状况调查的问卷显示,近八成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约49%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意,满意率仅19%,很多医生对执业环境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是恐惧。

医疗暴力事件带来的更大危害是束缚医学事业发展。

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凌锋认为,如果医生整日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时刻防暴力袭医,势必变成“戴着镣铐跳舞”,还有何精力发挥正常的医疗水平、专注于医疗技术的提升?

南昌市第三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栾燕说,在有一定把握的前提下,医生冒一些风险对救治患者有利、对医学科学发展有利。

但暴力袭医束缚了医生手脚,直至无人敢做风险大的手术,“从长远看必将导致医学的倒退。

“从长远看,医疗暴力没有真正的受益方。

”南昌市第二医院院长车达平说。

调解的“死胡同”

卫生部、公安部早在2001年就发布公告,严禁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故意损坏医疗机构公私财物,侮辱、威胁、恐吓、殴打医务人员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

但不少医院保安对本刊记者说,公安部门打击暴力袭医的力度远远不够,虽然每次事发公安部门都出警,但很少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副局长廖永明说,公安部要求公安民警理性、平和执法,且在大量群众聚集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极易导致矛盾升级,现场处置的民警确实骑虎难下。

南昌市公安局董家窑派出所所长李秋庆说,暴力袭医事发后,院方人员躲在一边,公安民警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患方发泄对象,很多民警衣服被撕破甚至被打伤。

“医疗暴力事件的根源是医患纠纷,但有时医院有责任也不承认。

到底是患方无理取闹,还是医院推卸责任,公安部门很难认定。

据本刊记者了解,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有四种:

一是医患协商,二是行政调解,三是人民调解委员调解,四是民事诉讼。

医学鉴定结果是进行调解的唯一合法依据。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张献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但医患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很容易导致鉴定结果简单草率甚至偏向医院。

此外,鉴定专家即便给出鉴定结果也不签字,无法佐证,致使医疗官司久拖不决。

南昌市卫生局副局长唐旭平说,医学鉴定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群众等不及,而且也对医学鉴定不信任,各种调解很难开展。

若走司法程序耗时又费钱,群众更不愿意接受。

2008年,江西省综治办会同司法厅、卫生厅、公安厅成立省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聘请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人民调解员调解医患纠纷。

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国盛说,建第三方机制调解医患纠纷本是一种创新,但运行半年后,缺陷就暴露出来——因采取自愿原则,医患双方任何一方不愿意,便无法开展调解。

“没有引导医患双方接受调解的制度保证,调解委员会难有作为。

今年前8个月,仅13起医患纠纷接受调解。

于是,相较而言,反而是医疗暴力事件成为获赔最见效的手段。

有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暴力袭医事发,政府出于维稳,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医院“花钱买平安”。

南昌市多家医院负责人认为,其实花钱买不到平安,而恰恰是这种并不得当的处置方式导致“大闹大得、小闹小得”,助长了医疗暴力事件的歪风。

民间有顺口溜称:

医院要面子,领导要帽子,群众要票子;群众得不到票子,医院就要丢面子,领导就要掉帽子。

“疏导始终是首选”

相关专家认为,医患纠纷说到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疏导始终是首选”。

在现有处置方式不被群众信任、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亟需采取三大举措:

第一,加速构建公平、公正的医学鉴定机制。

目前,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缺乏公平、公正的医学质证程序。

医疗诉讼律师刘晔等人建议,需要尽快改变医疗事故鉴定机制,通过组建医学鉴定专家库、匿名抽签、增加鉴定专家强制出庭质证程序等举措,以保证医学鉴定的独立、公正。

“最关键的是,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字,以示对鉴定结果负责。

第二,组建公开、公正、快速、有效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探索建立医疗伤害赔偿制度。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认为,因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获得的赔偿较少,所以很多患者不愿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反而更愿意选择获利更多的“闹事”,最终酿成暴力事件。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南昌市正筹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专门受理调处南昌市和江西省直医疗机构的医患纠纷;建立约束性机制,把医患纠纷的主阵地从医院引导到调处中心。

调处中心计划按照床位向每家医院预收赔偿资金,一旦认定医院有责,可立即向患方足额赔付。

第三,建立联动机制打击暴力袭医行为。

一些基层干警反映,医疗暴力事件原因复杂,需要综合治理,要建立公安、卫生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

“当然,要认识到绝大多数患者是通情达理的,对患者应区别对待,以防进一步激化矛盾。

对以煽动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的闹事者应予以严惩。

南昌市公安局百花洲派出所所长吴德智说,医闹并不是突发事件,每次医闹信息公安部门都能提前得到,也会通知当地政府。

如果乡村干部敢于负责、提前介入,参与暴力袭医者甚至连村庄都出不了。

他建议,把处置医疗暴力事件纳入乡镇维稳考核体系,对村镇干部进行问责,从源头上制止基层干部煽动暴力袭医的行为。

(刘菁沈洋周宁周劼人王思海)(瞭望新闻周刊10月1日)

“三好一满意”活动持续推进

本报讯(记者韩璐)9月29日,全国医疗卫生系统“三好一满意”活动推进工作会在京举行。

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在会上强调,推进“三好一满意”活动要更好地与深化医改的中心工作,特别是加快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相结合,更加突出为民服务这个重点,真正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改善群众看病就医感受。

张茅说,各地和各医疗机构要认真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达到“三好一满意”活动年度工作任务量化指标。

特别是要着力做好预约诊疗服务、优化门急诊流程及便民门诊服务、“先诊疗后结算”服务、临床路径和单病种付费、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和优质护理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深化医改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努力提高群众满意度。

张茅要求,广大党员和医药卫生工作者要增强为民服务意识,认真查找在与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密切相关、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医疗服务、医疗质量、医德医风等方面,群众感到不方便、不放心、不满意的问题,深入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有效措施,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张茅强调,开展“三好一满意”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创先争优活动的重点内容。

各单位党组织要切实承担起“三好一满意”活动的领导责任,党委书记是活动第一责任人,行政负责人要积极支持“三好一满意”活动。

各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措施,制定科学的考核激励措施。

要制定具体实在的服务目标、工作重点、服务措施和要求,并进行公开量化承诺,接受社会评议和监督,努力提高群众满意度,将群众评议、行风评议、考核督查结果作为窗口单位绩效考核、评先选优的重要依据。

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会上就深入开展医药卫生系统“三好一满意”活动进行了具体部署。

他说,在今后一个阶段,要以“三好一满意”活动作为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保障和动力,以“服务好”为基础,着力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以“质量好”为核心,着力控制公立医院规模盲目扩张和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以“医德好”为准则,着力树立医疗行业的良好道德风尚。

会议由卫生部副部长尹力主持。

山东省卫生厅、江苏省卫生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解放军总医院5家单位分别进行了大会交流。

(健康报10月1日)

陕西汉中县级医院医改观察:

改政府管院长控费用

“陕西属于中国的西部,汉中是陕西的西部”,这是很多当地人对汉中的定位。

去年年底,位于秦岭南麓的汉中市6个县、区启动试点,借鉴“子长经验”,以打造平价医院为目标,探索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模式。

今年8月,汉中市政府召开推进会,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启动其余5个县公立医院改革,汉中市县级公立医院改革实现全覆盖。

“与陕北的神木、子长不同,汉中探索的是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路子。

”陕西省卫生厅厅长刘少明说,陕西省卫生厅将向全省推介汉中的做法。

改政府是前提

8月26日12时15分,早已过了中午下班时间,汉中市汉台区第二医院肝病中心一病区主治医师赵维佳还在紧张忙碌着。

“刚收进一个肝硬化病人,赶紧下医嘱,别误了下午检查。

”他说。

去年年底,以传染病救治为强项的汉台区二院被区里确定为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单位。

半年多过去,在赵维佳看来,医院最大的变化是病人多了,“以前一天门诊只有十几个人,现在能有30个人”。

对个人的影响,更多是观念上的。

比如,以前看病还要看钱,因为科里有经济指标;现在,只管看病就行了,钱的问题,由政府考虑。

“医院、医生为什么逐利?

因为政府没有尽责。

在汉中,长期以来政府对县级公立医院多数是零投入。

要让公立医院真正回归公益性,必须先改政府,强化政府主导作用。

”汉中市卫生局局长魏金海说。

在汉中市汉台区医改办,区卫生局局长张宏军拿出厚厚一本文件汇编——从去年11月至今该区下发的有关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50个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八成以上跟落实政府责任有关。

包括明确区政府重点举办3所公立医院;成立以区长为主任的公立医院管委会,政府对医院“三重一大”事项(即重大问题、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大额资金使用)负决策职责;将市二院、区妇幼保健院纳入全额预算管理,医院历史债务统一打包,由财政逐年解决。

在监管方面,由卫生局实行全行业管理,制定公立医院管理评价制度,实行医院年度目标责任管理制和院长任期目标责任制。

“资金投入是政府责任的核心问题。

市里在考核各区、县改革进展时,当地政府是否承担医院职工基本工资、退休人员工资以及职工社会保障等费用是一票否决的硬指标。

”魏金海介绍。

6个试点县、区的统计显示,今年共预算公立医院在编在岗人员基本工资补助资金达1.26亿元,分别占当地地方财政收入的20%~40%,目前实际拨付已过半。

“去年8月,省里提出一个市可选1个到2个县做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汉中一下搞了6个县,当时很多人疑问,人家子长每年财政收入七八亿元,而汉中大部分县才几千万元,有那样的财力吗?

况且,不少县医院不靠政府,发展得也挺好,不如等等看吧。

”汉中市卫生局一位官员透露,“事实证明,无论穷县还是富县,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都能拿出钱来搞医改,没什么大的影响。

这一条,也成为市政府在前期试点基础上迅速要求全覆盖的决策依据之一。

管好院长是关键

“改革后,您觉得院长的权力大了还是小了?

”在汉中采访期间,记者就此询问了汉台区、勉县、宁强县、佛坪县至少6家医院的院长。

不同地方的客观条件不同,院长们的回答也不尽相同,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院长没以前轻松了。

总的来看,紧箍咒多了。

在政府财政基本保障到位的前提下,要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如何管好院长成为关键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汉中的改革方案对医院和院长管理主要基于三点考虑:

一是院长的任用和考核;二是尽量消除院长的后顾之忧;三是充分发挥院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医院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管理院长上一定要拿捏好分寸,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管得太死。

”魏金海说。

建立公立医院管委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主要措施。

各试点县、区均出台院长任用办法和绩效考核办法,院长由公立医院管委会提名,组织部门考察后由管委会主任聘任。

院长享有独立法人地位,对人员聘用、收入分配、日常运行管理等方面有自主权。

院长考核实行目标责任制,管委会主要从医疗质量、医疗费用控制、医院管理、医院发展、社会满意度、职工满意度等6个方面对院长进行考核。

个别县对年度考核优秀的院长、副院长还分别予以1万~3万元的奖励。

“财政预算到单位、绩效考核到人头”是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政府对此只出台原则性规定,实际操作充分放权,由医院负责。

“全员聘用、岗位管理、绩效考核,以此来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宁强县天津医院院长昝强说。

这所“5·12”地震后因天津市政府援建而得名的医院,根据功能定位、发展规划,重新设置岗位,对每个岗位都编有《岗位说明书》,明确聘任条件、工作职责和考核办法,全体医务人员公开竞聘。

科主任由院长聘任、一般医护人员由科主任聘任,并签订聘用合同。

“11个人从一般岗位走向科主任岗位,3人落聘进行转岗处理。

”昝强告诉记者,改革后职工的绩效工资,60%按考勤、工作纪律等一般考核性指标考核后按月发放,40%纳入绩效考核,每季度或每两个月发放一次。

考核指标由过去的以经济收入为主改为以服务数量、服务质量、技术难易程度、群众满意度为主。

“长短结合”让百姓得实惠

在汉台区第二医院门诊大厅,每一位就诊病人都会领到一张“公立医院改革医院惠民医疗方案”明白纸,明白纸上印着包括收费价格下调、惠民服务在内的30项惠民措施。

魏金海说,汉中的做法是,积极探索医疗费用控制方法,在改善群众看病就医感受方面下工夫。

已经采取的手段包括:

通过单病种付费、临床路径管理、控制药品收入占比、合理使用抗生素等措施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将CT、CR、彩超等大型检查降价15%~20%,检查费下降10%~20%,降价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偿,仅此一项累计让利患者205.2万元;大部分医院执行免挂号费、降低床位费、免费接送病人、同级医院检查结果互认、便民门诊、双休日门诊等便民惠民措施,改善群众看病就医感受。

据初步统计,上述综合措施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好的效果。

截至今年7月底,汉中所有试点医院门诊、住院人数较去年同期分别平均上升21.7%、11.5%,门诊、住院平均费用分别下降9.3%、7.9%,达到“双升双降”的目标。

通过测评,门诊、住院患者的满意率均达到90%以上。

“从长远来看,要真正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现小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预防在基层的目标,则需要医药真正分开、基层服务能力稳步提高。

”宁强县副县长李永明说。

目前,汉中所有试点县级公立医院基本药物配送率已达100%,使用率在20%以上,有两个县已实行零差率销售。

(人民网10月1日)

甘肃民间中医有一技之长者有望成为乡村医生

近日,甘肃省卫生厅发文要求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有关医疗机构加强民间医药工作,注重完善民间医药人员管理和培训工作。

《意见》要求,要重点针对中医药文献中没有记载、无法在现有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中得到合理利用、存在失传可能的中医药诊疗技术和方法、方药、器械进行收集整理。

《意见》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鼓励和引导尚未取得有效行医资格但掌握部分民间医药技术和方法的人员,通过参加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取得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资格。

据悉,甘肃还积极探索将民间符合条件的具有中医药一技之长的人员通过考核和评议,纳入乡村医生管理。

通过试点,探索将掌握部分民间医药保健技能但未取得中医类别医师资格或乡村医生资格的人员,通过参加中医职业技能考试,取得从事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资格。

(杨敬科李军田文华)(健康报10月8日)

福建:

两年化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

新华网福州10月7日专电(记者沈汝发)福建省财政厅、卫生厅等日前联合下发通知,要求通过完善债务控制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等措施,用2年左右时间全面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长期债务的清理化解工作,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运行。

福建省要求,根据“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县(市、区)政府是本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债务清理化解工作的责任主体。

省级财政将加大对各地的补助力度,建立化债奖励补助机制。

根据工作方案,偿债资金的来源包括:

统筹安排各级一般预算收入、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省级财政安排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以奖代补”资金和用于支持化解债务的专项补助资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前的收支结余资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核定任务、核定收支”后超收的资金;统筹有关非税收入途径筹集资金;社会捐资赞助的偿债资金。

为防止发生新债,福建省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要与政府财力水平相适应,落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建设、设备购置、经常性收支差额补助等各项经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项目和设备购置未经批准一律不得实施,经批准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不得随意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

福建省表示,各地不得借新债还旧债,不得向群众摊派,不得挤占挪用其他医改专项资金,不得影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推进综合改革。

对违反规定搞建设、上项目、借新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部门,视情节轻重和数额大小,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健康报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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