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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区公务员培训

浙江公务员培训首选--浙大公务员

 

公务员面试综合分析类题型解题思路

 一、整体概述

  所谓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和要素联结成一个整体加以考查,从内在的相互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整体特征。

综合是一个从感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目的是取同舍异概括为一般。

  所谓分析,是将事物的整体分解为部分和要素,分别抽取其个别属性加以考查,从而把握事物的内部结构,确定事物的不同特征。

分析的目的是得出抽象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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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综合分析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把事物视为多层次、多方面、多阶段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对各部分和各要素进行周密的分析,把有内在联系的要素归结起来,从整体上真正认识客观事物。

综合分析强调对客体本身内部规律的发现,无论事物、事件还是某种学说或思想,当它成为对象时都被视为“有形”的客体,就可以被划分、被解释,这种解释是由外而内逐渐深入的过程。

  公务员结构化面试中,通过对考生综合分析能力的考查,判断考生思维是否敏锐、严密,能否系统、全面、准确地分析事物,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并善于解决难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日益变化,公务员每天都要接触到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事物,必须要有较强的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找出问题的症结,较好地完成工作。

因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各地的面试中往往是必考题,而且所占权重往往是最高的。

  对事物进行综合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认清事物,解决问题,因而就涉及到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正因为如此,在公务员结构化面试中,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测试不单单停留在分析问题寻找原因上,往往还伴随着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可以说是一篇小型的申论。

  二、技巧破解

  综合分析题主要考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按试题所涉及的内容一般细分为社会热点类、政策理解类、观点理解类、哲理故事类、漫画类等。

对于这一类题型,我们认为基本答题思路可以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或者说“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去组织答案,这一思路符合人的思维规律。

以社会热点类试题为例。

  第一步,提出问题。

有三种提出问题的方法:

一是确定论题、提出主题概念;二是提出问题:

问题是现实情况与计划目标或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三是确定目标:

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解决问题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

  第二步,分析问题。

对题中所论述的观点,如果同意则分析其正面影响、作用、意义;如果反对则分析其负面影响、作用;如果辩证地看则先分析正面影响后分析负面影响,或者分析负面影响后再分析正面影响。

分析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重要性分析,主要是针对事物或者政策的重大价值和影响加以分析;矛盾分析法,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原因分析法,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内因和外因、直接和根本原因等等。

  第三步,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一般从态度、思路、方针、原则等着手,具体手段可以从教育、行政、管理、法治、监督、宣传、投入上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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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真题讲解

  北京大学新近实行“校长实名推荐制”,被选中的都是重点高中,请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试题分析】综合分析题,重点考查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通过考生对新生事物的分析来展现其见识和包容的态度。

  【解题思路】首先精炼阐述“校长实名推荐制”的主要内容,并表明自己的基本态度;然后对该制度进行具体分析,从两个方面辩证地来看问题,并提出完善的意见;最后,可表明对新生事物的宽容态度或对今后工作的启示。

  【参考答案】

  北大推出的“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北大在吸引优秀学子、改进招生体制方面新的有益的探索,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但被选中的都是重点高中,引发了诸多的关注甚至是质疑,我认为应当全面地来看待这件事情。

  首先,这一制度的初衷是打破“一考定终生”的现行高招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高考制度对部分优秀学生的风险,打破惟分数论,它是开风气之先,为其他大学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从现实看,这一制度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例如,仅有重点高中享有“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权利,这在客观上会使家长想方设法让孩子进重点高中,择校费等问题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

  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完善该项制度:

一是为实现温总理提出的教育公平的目标,“校长实名推荐制”应增加农村和非重点学校的比例,因为这些学校也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二是要明确推荐的标准,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优秀学生评价机制,除传统意义上的“优秀生”得到推荐外,还要在制度设计上使被高招挡在门外的“偏才”、“怪才”通过推荐机制进入大学,让推荐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增加招录工作的透明度,减少权利寻租和腐败现象发生,使“校长实名推荐制”得民心、顺民意。

  再次,校长实名推荐制尽管遭到质疑,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尝试,对于新生事物,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宽容和支持。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最后,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未能真正达到想要的效果。

这提醒我,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如果涉及到创新性的制度设计时,要认真考量各种因素,并进行科学的论证,使新的制度和措施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和作用。

  四、综合分析类试题解题思路

  综合分析解题思路较为统一,首先宏观点题:

从宏观上(国内大环境、大政策、大趋势)阐述题目中反映出来的现象的背景和表现。

其次微观破题:

聚焦到题目中的具体现象,谈其影响并表明自己的观点。

再次,分层论证:

运用分析方法分析原因或影响。

最后,对策总结:

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解决措施,并结合自身表态。

  考生在平时的备考中应多看历年公务员面试真题,揣摩公务员面试真题的解析,深刻理解和领悟。

什么类型的考题一般提出什么样的措施,考生应该学会掌握,“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平时多加以练习,多做真题和模拟题,通过做题提高自己提出解决措施的能力,这样才能在考场上应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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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跨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代”。

我们已日益强烈地感受着发展的“倒逼”: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倒逼,美欧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给中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要素红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优势已见明显弱化,高端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尚远远不足;社会公平诉求、民生权利保障的倒逼,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底层大众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期待,催生着全新的发展需求。

转型,已是发展的新的主题。

当下的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机。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纷纷行动起来。

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新兴、低碳型经济的生长、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的突破中已经看到,机会之窗正在打开,希望之光正在升腾。

转型的内涵是明晰的:

看宏观经济,是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拉动;看城市成长,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提升;看产业发展,是从要素依赖走向创新驱动。

同时,转型的理念应当是务实的。

尤其对传统产业在转型中的走向,应有清醒的把握。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绝非意味着摒弃传统产业;大力倡扬中国创造,绝非意味着逾越中国制造。

传统产业、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引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压力沉重,绝不能轻言弃守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尤其是传统的中小企业,是激发经济活力、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还当为它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创造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要深深植根于既有的产业基础,并以现代科技去提升、改造、拓展中国制造。

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它是坚实的转型基础,宝贵的转型资源。

转型需要的不是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谋求产业新生。

比较优势可以转换,中国制造不会终结。

只要它与多元拓展的市场需求相契合,只要它与不断推进的业态创新相融合,只要它与引领未来的科技变革相对接,它就依然拥有无限生机。

转型的取向是相通的:

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同时,转型的选择应当是多样的。

转型不是口号,不是运动。

毕竟每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一,资源禀赋不一,人文背景不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这样,转型就转出了发展差异化,转出了核心竞争力。

从区域看,有不同模式。

苏南经济产业层次高,扩张规模大,体系支撑强,更有条件以上海为龙头率先进军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崛起一条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浙江民营经济活力强,集群成长性好,可以提供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典文本;珠三角的加工贸易,坚持“就地转型”与“就近转移”相结合,首创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型的崭新模式,探索拓内销、创品牌、强研发等转型路径,成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先行试点。

从城市看,有不同路径。

有苏州、无锡的“经济国际化、城市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导向,有武汉、长株潭的“两型社会”的试验,也有重庆、成都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探索。

为什么不少地方新兴产业的起步,很快陷入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的雷区,踏进腾笼换鸟、鸟去笼空的盲区?

还得举自己的旗,走自己的路,对接国际领先,张扬本地优势。

从产业看,有不同视角。

或坚持产品价值提升:

运用新兴技术、先进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态附加值。

或探索产业业态创新:

在不同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中,逐步形成更为多样的产业业态,促成整个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

或注重产业空间开拓:

引进来,走出去,深度整合两种资源,拓展两个市场。

或追求产业生态优化:

打造产业体系,优化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配套,释放综合竞争优势。

转型的空间是广阔的:

工业、农业,城市、乡村,企业、政府,都面临发展转型的时代课题。

同时,转型的推进应当是系统的。

它需要制度改革的跟进,需要人力资本的开发,需要创新能力的培育。

转型的支点在于市场机制的活力。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找其中的奥妙,政府强势主导有目共睹。

但是,转型的深入,恰恰要以政府职能的深刻转换为前提,以市场功能的充分释放为动力,更多地依靠企业家的变革精神,依靠劳动者的素质优化,依靠市场化的倒逼机制。

应当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际,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着力于产业政策的引导、市场制度的建设和高端要素的供给。

应当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建立技术、融资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闪转腾挪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转型的力量在于人力资本的提升。

人力成本的上涨不是坏事,我们还有人力资本的开发,人口红利的消减不足悲观,我们还有头脑红利的积聚。

要紧的是,我们应当放眼更其广大的普通劳动者。

他们同样是技术进步、自主创新的主体,同样承载着中国创造、中国服务的希望,同样蕴藏着推进经济转型、实践科学发展的巨大潜力。

我们应当着力于新的比较优势的锻造,着力于更具潜力的蓝领创新,着力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催生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转型的加速在于创新能力的培育。

随着中国制造从低端向中高端推进,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从互补向竞争层面转换。

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创造宽松社会氛围,把13亿多人口蕴涵的巨大市场需求转化为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让全社会的思想激情自由迸发、聪明才智尽情涌流,中国经济当会在转型中跃上一个新的高度,闪亮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跨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代”。

我们已日益强烈地感受着发展的“倒逼”: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倒逼,美欧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给中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要素红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优势已见明显弱化,高端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尚远远不足;社会公平诉求、民生权利保障的倒逼,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底层大众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期待,催生着全新的发展需求。

转型,已是发展的新的主题。

当下的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机。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纷纷行动起来。

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新兴、低碳型经济的生长、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的突破中已经看到,机会之窗正在打开,希望之光正在升腾。

转型的内涵是明晰的:

看宏观经济,是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拉动;看城市成长,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提升;看产业发展,是从要素依赖走向创新驱动。

同时,转型的理念应当是务实的。

尤其对传统产业在转型中的走向,应有清醒的把握。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绝非意味着摒弃传统产业;大力倡扬中国创造,绝非意味着逾越中国制造。

传统产业、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引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压力沉重,绝不能轻言弃守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尤其是传统的中小企业,是激发经济活力、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还当为它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创造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要深深植根于既有的产业基础,并以现代科技去提升、改造、拓展中国制造。

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它是坚实的转型基础,宝贵的转型资源。

转型需要的不是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谋求产业新生。

比较优势可以转换,中国制造不会终结。

只要它与多元拓展的市场需求相契合,只要它与不断推进的业态创新相融合,只要它与引领未来的科技变革相对接,它就依然拥有无限生机。

转型的取向是相通的:

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同时,转型的选择应当是多样的。

转型不是口号,不是运动。

毕竟每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一,资源禀赋不一,人文背景不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这样,转型就转出了发展差异化,转出了核心竞争力。

从区域看,有不同模式。

苏南经济产业层次高,扩张规模大,体系支撑强,更有条件以上海为龙头率先进军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崛起一条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浙江民营经济活力强,集群成长性好,可以提供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典文本;珠三角的加工贸易,坚持“就地转型”与“就近转移”相结合,首创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型的崭新模式,探索拓内销、创品牌、强研发等转型路径,成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先行试点。

从城市看,有不同路径。

有苏州、无锡的“经济国际化、城市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导向,有武汉、长株潭的“两型社会”的试验,也有重庆、成都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探索。

为什么不少地方新兴产业的起步,很快陷入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的雷区,踏进腾笼换鸟、鸟去笼空的盲区?

还得举自己的旗,走自己的路,对接国际领先,张扬本地优势。

从产业看,有不同视角。

或坚持产品价值提升:

运用新兴技术、先进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态附加值。

或探索产业业态创新:

在不同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中,逐步形成更为多样的产业业态,促成整个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

或注重产业空间开拓:

引进来,走出去,深度整合两种资源,拓展两个市场。

或追求产业生态优化:

打造产业体系,优化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配套,释放综合竞争优势。

转型的空间是广阔的:

工业、农业,城市、乡村,企业、政府,都面临发展转型的时代课题。

同时,转型的推进应当是系统的。

它需要制度改革的跟进,需要人力资本的开发,需要创新能力的培育。

转型的支点在于市场机制的活力。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找其中的奥妙,政府强势主导有目共睹。

但是,转型的深入,恰恰要以政府职能的深刻转换为前提,以市场功能的充分释放为动力,更多地依靠企业家的变革精神,依靠劳动者的素质优化,依靠市场化的倒逼机制。

应当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际,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着力于产业政策的引导、市场制度的建设和高端要素的供给。

应当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建立技术、融资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闪转腾挪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转型的力量在于人力资本的提升。

人力成本的上涨不是坏事,我们还有人力资本的开发,人口红利的消减不足悲观,我们还有头脑红利的积聚。

要紧的是,我们应当放眼更其广大的普通劳动者。

他们同样是技术进步、自主创新的主体,同样承载着中国创造、中国服务的希望,同样蕴藏着推进经济转型、实践科学发展的巨大潜力。

我们应当着力于新的比较优势的锻造,着力于更具潜力的蓝领创新,着力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催生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转型的加速在于创新能力的培育。

随着中国制造从低端向中高端推进,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从互补向竞争层面转换。

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创造宽松社会氛围,把13亿多人口蕴涵的巨大市场需求转化为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让全社会的思想激情自由迸发、聪明才智尽情涌流,中国经济当会在转型中跃上一个新的高度,闪亮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经济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跨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代”。

我们已日益强烈地感受着发展的“倒逼”: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倒逼,美欧经济正在经历一次“再工业化”的旅程,给中国制造平添了更大的压力;中国经济要素红利流失的倒逼,土地、资源、环境、人口等基本要素的优势已见明显弱化,高端的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尚远远不足;社会公平诉求、民生权利保障的倒逼,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底层大众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期待,催生着全新的发展需求。

转型,已是发展的新的主题。

当下的经济增速放缓,恰恰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型的难得契机。

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纷纷行动起来。

我们从战略性产业的新兴、低碳型经济的生长、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的突破中已经看到,机会之窗正在打开,希望之光正在升腾。

转型的内涵是明晰的:

看宏观经济,是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拉动;看城市成长,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提升;看产业发展,是从要素依赖走向创新驱动。

同时,转型的理念应当是务实的。

尤其对传统产业在转型中的走向,应有清醒的把握。

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绝非意味着摒弃传统产业;大力倡扬中国创造,绝非意味着逾越中国制造。

传统产业、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引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立身之本;中国人口数量庞大,就业压力沉重,绝不能轻言弃守产业链中的低端环节,尤其是传统的中小企业,是激发经济活力、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还当为它们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创造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要深深植根于既有的产业基础,并以现代科技去提升、改造、拓展中国制造。

传统产业不等于落后产业,它是坚实的转型基础,宝贵的转型资源。

转型需要的不是放弃传统产业,而是谋求产业新生。

比较优势可以转换,中国制造不会终结。

只要它与多元拓展的市场需求相契合,只要它与不断推进的业态创新相融合,只要它与引领未来的科技变革相对接,它就依然拥有无限生机。

转型的取向是相通的:

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同时,转型的选择应当是多样的。

转型不是口号,不是运动。

毕竟每一个地区的发展进程不一,资源禀赋不一,人文背景不一,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这样,转型就转出了发展差异化,转出了核心竞争力。

从区域看,有不同模式。

苏南经济产业层次高,扩张规模大,体系支撑强,更有条件以上海为龙头率先进军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崛起一条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带;浙江民营经济活力强,集群成长性好,可以提供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经典文本;珠三角的加工贸易,坚持“就地转型”与“就近转移”相结合,首创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型的崭新模式,探索拓内销、创品牌、强研发等转型路径,成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先行试点。

从城市看,有不同路径。

有苏州、无锡的“经济国际化、城市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的导向,有武汉、长株潭的“两型社会”的试验,也有重庆、成都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探索。

为什么不少地方新兴产业的起步,很快陷入一哄而上、产能过剩的雷区,踏进腾笼换鸟、鸟去笼空的盲区?

还得举自己的旗,走自己的路,对接国际领先,张扬本地优势。

从产业看,有不同视角。

或坚持产品价值提升:

运用新兴技术、先进文化和低碳理念提升产品的科技附加值、文化附加值和生态附加值。

或探索产业业态创新:

在不同产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融合中,逐步形成更为多样的产业业态,促成整个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

或注重产业空间开拓:

引进来,走出去,深度整合两种资源,拓展两个市场。

或追求产业生态优化:

打造产业体系,优化产业集群,强化产业配套,释放综合竞争优势。

转型的空间是广阔的:

工业、农业,城市、乡村,企业、政府,都面临发展转型的时代课题。

同时,转型的推进应当是系统的。

它需要制度改革的跟进,需要人力资本的开发,需要创新能力的培育。

转型的支点在于市场机制的活力。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找其中的奥妙,政府强势主导有目共睹。

但是,转型的深入,恰恰要以政府职能的深刻转换为前提,以市场功能的充分释放为动力,更多地依靠企业家的变革精神,依靠劳动者的素质优化,依靠市场化的倒逼机制。

应当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际,更加尊重市场规律,着力于产业政策的引导、市场制度的建设和高端要素的供给。

应当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建立技术、融资等公共服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在转型中闪转腾挪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

转型的力量在于人力资本的提升。

人力成本的上涨不是坏事,我们还有人力资本的开发,人口红利的消减不足悲观,我们还有头脑红利的积聚。

要紧的是,我们应当放眼更其广大的普通劳动者。

他们同样是技术进步、自主创新的主体,同样承载着中国创造、中国服务的希望,同样蕴藏着推进经济转型、实践科学发展的巨大潜力。

我们应当着力于新的比较优势的锻造,着力于更具潜力的蓝领创新,着力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催生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

转型的加速在于创新能力的培育。

随着中国制造从低端向中高端推进,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从互补向竞争层面转换。

加快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创造宽松社会氛围,把13亿多人口蕴涵的巨大市场需求转化为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让全社会的思想激情自由迸发、聪明才智尽情涌流,中国经济当会在转型中跃上一个新的高度,闪亮一个新的时代。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十八大代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说,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又作了重点阐述,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从而使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十八大报告以及修改后的新党章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新成果、新举措、新部署。

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党代表和专家学者。

科学发展观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

党章修正案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

“这是对科学发展观作出的历史定位,也使党的指导思想更加完善。

”十八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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