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法家与战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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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家与战争

兵法家与战争

中国是个权力本位的国度，谁掌握了权柄，便拥有了荣华富贵；谁抓得了最高权力，便立即会成为“天子”，成为神，能主宰一切人的命运；所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时，百姓山呼万岁，各级官员奴颜卑膝，作为“万民之父”的，能不赏心娱情吗？

因此几千年来，为了争夺那把交椅，为了替坐交椅的人作鹰犬，中国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中国当然就成为世界上内战最多的国家之一，毛泽东词云：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赫拉克利特说：

“战争是万物之父”，成吉思汗云：

“战争创造了世界”，倘若不管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损失，暂且“闭门忍听千家哭”，那么，的确应当“感谢”战争创造了中国兵家。

现存的中国兵书达二、三千部，最有名的有《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守城录》《兵垒》《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练兵实记》《草庐经略》等。

中国兵家思想的核心是以智取胜而全其国，其“智”具体表现在：

以相反者迷惑敌人，使敌人中计。

即运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策略。

以突然快速行动，达到军事目的，即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速，不贵久”。

想办法使敌人丧失战斗力，然后乘乱取之。

即“利而诱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饱则饥之，安则动之”，使敌人上当后，“避实而击虚”，“乱而取之”。

随机应变，“因敌而制胜”。

孙武说：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该“践墨随敌”。

孙膑说：

“胜不可一”，即不能死守一种取胜方式。

使用间谍收集敌方的情报，如孙武总结了“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等五种间谍方式。

充分发挥最佳态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孙武说：

“善战者，求之于势”，孙膑说，要“便势利地”。

《投笔肤谈》中说：

“三军之势，如人一身”。

采用危机管理，发挥人在危机时的巨大爆发力。

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能看到潜在事物，能通过正确预测而稳操胜券，孙武称之知“迂直之计”，懂得从“五事”――道、天、地、将、法，来判明胜负。

重视心理战，认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所谓“全其国”，即中国兵家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王道服众、以仁制暴而保全敌国，孙武即说：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又说：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可见，中国人有一套“不战而胜”的军事韬略。

这些韬略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孙子所说的“兵者，诡道也”。

西方军事思想重视战略研究，把用兵既看作艺术，也看作科学，而中国军事思想则讲究谋略取胜，用兵几乎等同于国家、集体运用阴谋诡计。

中国文化与其说是道德型文化，不如说是谋略型文化。

道德只停留在纸上，现实中的国人几乎普遍都有重大的道德缺陷，并且把这些缺陷看作是“机灵”、“聪明”、“有本事”的表现，否则便是“傻”、“迂腐”、“书呆子”；因而，国人几乎个个都是计谋大师。

交际场上圆滑世故，办公室里勾心斗角，生意场中尽是陷阱，官府里深藏阴谋……。

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中国兵家自然成了诡道学派。

弟子敖放问：

“兵家重视赢得人心，利民而不害民。

《六韬》中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孙子》中也称‘主孰有道……吾以此知胜负矣’；还有，兵家强调将帅的关键作用和用将用人的重要性。

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

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诸葛亮在《将苑》中要求‘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这些讲的好象不是诡道吧？

”

胡鱼答：

“兵家之所谓‘撄人心’毋宁说是骗取人心！

他们的与众分利、重将爱兵只是手段，一旦达成目的，则要‘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地信任将领，兵书中不就说‘还师罢军，存亡之阶。

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吗？

”弟子司马义问：

“兵家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列举了‘五事’、‘七计’、32种敌情观察法和五类间谍的作用，提出‘未战而庙算’，‘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些于今还是有启示意义吧？

”“是的！

”弟子于梅问：

“中国人主张‘柔武’、‘心理战’，《逸周书》中说：

‘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阵，善阵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又说：

‘善战不斗，故曰柔武’；《战国策》中说：

‘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老师对这些有何评论？

”“柔武指行动上刚柔兼济，心理战、计谋、与武力并用，这也是老子的思想。

老子说：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还说：

‘善用人者’，要‘用人之力’；中国武术就讲究用人之力，这不象西方的拳击。

中国人的行为可称为‘柔为’，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人灵活、聪明，能屈能伸；从坏的方面来说，我们肚子里的弯弯肠子太多，人际关系过于复杂。

再者，中国人的确重视心灵：

善于揣摩人心、攻心公关，也习惯于封闭心灵，这不是因为像日本人重视心灵体验，而更多的是迫于外面世界的无奈”。

洋弟子菲耳士问：

“中国人讲究阵法的运用，我听说过八阵图、八卦阵、连环阵等，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

“中国古书中总爱渲染阵法，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滴水不漏，万夫莫开，我总怀疑其真实性和作用，这就犹如中国文化偏爱字谜、迷宫、格律，它反映了中国人爱面子、重形式的毛病。

《风后握奇经》中讲了很多种阵法，如八阵，有天阵、地阵、风阵、云阵、飞龙阵、翔鸟阵、虎翼阵、蛇蟠阵等。

还有人根据中国古代有名的‘河图’、‘洛书’的数学原理，设计出八阵图、连环图等，八阵图的八环中任何一环上八个数之和皆为260，连环图中13个环中数字之和皆为292，如果按照环中的数字配备兵力，则各个方向士兵人数总是一样多，首尾相连，环环联络，形成一个包围圈，敌人只要进入阵中，就休想逃出，找不到薄弱环节。

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情况，实际上这样布阵，既麻烦又不实用；而且，它只能应付步兵，很难对付骑兵，汉族人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自相残杀倒用得上阵法，可是，蒙古人、满人运用骑兵，就难以对付了。

你们西方人也是以骑兵为主，所以，没有出现很多固定的阵法，还是以实力较量为主。

”弟子敖放、于梅若有所思，拜别老师后进入军事学院学习。

反思姜太公

中国兵家之父应是姜太公。

司马迁说：

“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为本谋”，又说，灭纣前，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计谋居多”。

胡鱼研究姜太公，发现他是中国政治军事谋略的典型代表，反思其思想言行，获益颇多。

姜太公，名望，字子牙，其祖先在尧舜时做过大官，因与大禹一起治水有功，被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因此部族又以吕为姓。

姜太公年轻时在殷商朝廷做官，因屡次劝谏帝纣不听，反被忌恨，于是他逃到东海之滨，垂钓于尚湖（以他的名字命名，位于江苏常熟县境内）之畔。

后来，姜太公又回到中原，寻访有为明君。

在这期间，为生活所迫，他先在商都朝歌屠牛卖肉，后又到孟津开铺卖食。

直到七十二岁时，姜太公听说周文王为仁德之君，他便西奔到达歧山脚下。

不久后得知，周文王经常到渭河北岸打猎，姜太公于是天天到渭河钓鱼，等待着遇到文王的机会。

这是一个类于守株待兔、相千里马的故事。

一天，文王的车马果然浩浩荡荡地驱驰而来，此时，姜太公不但不起身拜谒迎送，反而故意看也不看一眼，此举引得周文王下车主动与他攀谈。

文王问道：

“你乐于钓鱼吗？

”姜太公答道：

“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

今天，我垂竿而钓，与此十分相似，并非乐于钓鱼”。

文王又问：

“钓鱼与志趣有什么相似之处？

”太公答道：

“操钓在手，有三种权谋变化：

有以厚禄竭人才智的权谋，有以视死如归精神鼓励士兵的权谋，有以高官显位降服能人的权谋”。

姜太公一边说，一边观察文王，见文王正洗耳恭听，态度谦虚，并且对陌生人的高谈阔论毫不介意，他便继续侃侃而谈：

“只要鱼吞食诱饵，就会受到鱼线的牵制；同样的道理，只要给大臣以厚禄，他就会屈服于君主。

所以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

以家取国，国可报；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

一席话，打动了文王的内心。

俩人越谈越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从此，年届古稀的姜太公得以施展抱负，运筹其经天纬地的韬略。

姜太公真不愧为中国谋略之先祖！

他以高官、厚禄、精神三者笼络使用人才，充分利用了国人人性――世俗、迷恋官禄的弱点，撄得了人心。

不过，他以及历代统治者的所谓“爱才”都太过功利主义，都是为了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并不是真心的，因此，他也时常流露出对英雄豪杰的杀戮思想。

在《六韬》一书中，太公认为王者应做到韬光养晦，威而不猛，胸怀天下，清静无为，他说：

“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

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又说：

“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博，弭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

这是多么富有中国特色的高深谋略呀！

帝王要象龙，高高在上，变幻莫测，让人感到神秘、恐惧，情不自禁顶礼膜拜；中国从古至今的统治者不正像红衣主教一样言行诡秘、心狠手辣吗？

中国人运用智谋、心计之炉火纯青，竟达到了“不智”（看不出运用了智慧）、“不谋”（用谋于无形之中）――即不留痕迹的最高境界；并且善于运用“卑”、“伏”、“愚”欺骗对手。

姜太公还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柔武战略，提出了分化瓦解打击敌人的许多具体措施以及战术。

他说：

“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

上战无与战！

”他指出应“亲其所爱，以分其威”（拉拢对方的爱臣以瓦解他的威权），“收其内，间其外”（收买敌人朝内大臣，离间敌人朝外将帅），“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

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欲其西，袭其东”。

这些谋略之高明，在现代西方兵书中也几乎无出其右者！

让人感叹中国人之聪明！

只是但愿国人不要把“阴其谋”全都用到了社会生活中。

胡林翼说：

在传说为姜太公所作的《三略》一书中，太公阐述了重用贤才的思想――“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罗其英雄，则敌国穷”，“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

但是，他也表达了对有才干之士的抑制甚至杀戮的思想，如“豪杰低首，国乃可久”，“敌国灭，谋臣亡”，这些可以说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屠戮功臣的谋略，刘邦、朱元璋按此教导几乎杀尽了开国文官武将！

蔡鄂说：

《三略》重视运用奖赏和惩罚两手，所谓“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

我总觉得这种“赏”也是利用了人性弱点的阴谋，这种“罚”也是“杀贵大，赏贵小”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尊重人、尊重军法。

姜太公云“非阴谋无以成功”，看来中国人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阴谋诡计。

姜太公不愧为中国人的导师！

柯林斯等论孙子

美国国防部召开“孙子的战略思想”研讨会，与会的有：

艾奇逊，谢伟思，文森特，戴维斯，马歇尔，麦克阿瑟，史迪威，赫尔利，魏德迈，顾维钧，胡适，艾森豪威尔，威斯特摩兰，科林斯等，杜鲁门总统发来贺电，电文称：

“孙武不仅是东方兵圣，而且是世界军事思想的先驱代表人物，他影响了古代，将更长久地为未来的人们提供思想依据”。

研讨会开始后，科林斯首先发言，称：

“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思考比他更深刻”。

顾维钧说：

“有一个‘孙子练兵’的故事，对后人启示很大。

孙子原是中国春秋末期陈国公子陈完的后代，因陈国内乱，陈完逃到了齐国，改姓田；孙武的祖父田书又被齐国国君赐姓为孙。

一次，齐国发生内乱，孙武逃到了吴国，经大臣伍子胥的推荐，以《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闾。

吴王读罢兵法，虽赞不绝口，但也怀疑作者是否只是一个理论天才，于是，他召宫女一百八十人，令孙武操练。

孙子将宫女分成左右二队，命吴王的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称为左姬、右姬；又设一人为执法，二人为军吏，主传令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数人，充为牙将，执斧镰刀戟，列于阵前，以壮军威。

宫女们一个个身披甲胄，头戴兜鍪，右手操剑，左手握盾，嬉笑不止。

孙武于是当众宣布军法：

一不许行列不整，二不许言语喧哗，三不许违背军令；然后他亲自教习了‘前’、‘后’、‘左’、‘右’、‘坐’、‘起’等项‘约束’，并三令五申之。

演练开始，击鼓宣令‘右’，宫女们掩口嬉笑，行列参差不齐，孙武说：

‘纪律不明，军令不熟，是我为将的责任’。

于是他再申前令。

鼓吏又击鼓宣令‘左’，二姬及宫女无不笑者。

孙武大怒，叫道：

‘执法者何在？

’执法者前跪，孙武大声说：

‘纪律不明，军令不熟，是我为将的责任，但现已三令五申，士兵仍不听从，这是士兵的罪过。

按军法当如何处置？

’执法者答：

‘当斩！

’孙子喝令：

‘士不尽诛，罪在队长，将左右二姬斩首示众！

’力士们不敢违令，便将二姬绑缚。

吴王在台上观看操演，忽见斩爱姬，大为惊骇，让大臣持符驰救。

孙子说：

‘军中无戏言。

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遂斩队长二人于军前。

宫女们见状，无不大惊失色。

孙武于队中再取二人为队长，并申令击鼓，女卒们左右进退，回旋往来，皆毫发不差，寂然无声。

于是，孙子向吴王汇报道：

‘兵已整齐，愿王观之，唯王所用，虽使赴汤蹈火，亦不敢退避矣’；这就是孙子练兵的故事，它说明，任何组织，没有严格的纪律，不能做到令行禁止，它就会失去凝聚力和行动力；只有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才能破坚克难，无往而不胜。

孙武连被中国古人污为‘小人’的女子都可练成‘赴汤蹈火’的士兵，更何况男子汉呢！

吴王不得不承认其‘通天御地之才’；孙子于是被封为上将军，号为军师，责成伐楚”。

麦克阿瑟说：

“中国人是战争奇才，我深为佩服！

顾先生，请问孙子攻打楚国，后来如何？

”

“伍子胥请教如何伐楚？

孙子说：

凡用兵，先除内患，后可外征。

现吴王之政敌掩余在徐国，烛庸在钟吾，随时准备叛乱，因此必须先将之除掉，伐楚才无后顾之忧。

于是，吴国派兵擒杀了掩余、烛庸，并灭掉了徐国和钟吾。

可此时，孙武仍不主张贸然兴兵，他认为己方民力疲惫，敌方士气未消，因此必须积蓄力量，待机而起。

他派部队反复袭扰楚国边境达六年之久，使楚国兵疲力惰。

一年，楚之属国蔡国反楚，向吴求救，孙武乘机兴兵六万，杀向楚国。

吴兵擅长水战，但逆水行舟，速度太慢，达不到快速机动、出其不意之效。

于是，孙武下令舍舟登陆，千里直趋汉阳。

楚将听说吴军舍长取短，大笑孙武徒有虚名。

孙子兵至大别山，先派敢死队员三百名，击败楚军先锋，然后将计就计，设下圈套，趁敌夜间来劫营而大败楚军。

楚之主帅只身逃脱。

在进攻郢都、纪南城时，孙武引漳江之水灌入城中，楚王弃城而逃。

这是历史上有史可查的借水歼敌之先例。

大败强楚之后，孙武退隐归山，不知所终。

据载，孙子还曾力劝伍子胥急流勇退，可惜未果；伍子胥后来也预见到吴国灭亡的结局，被吴王杀害。

”

麦克阿瑟：

“孙子不仅在言语上表现得聪明异常，而且从行动上也显得大智大睿！

我听说中国人崇尚急流勇退，这也是中庸之道吧！

我们西方人不太理解，万一有更辉煌的前程，不就半途而废了？

”

胡适：

“老子称‘功成而身退’，这也算中国特色的智慧吧。

汉朝的张良建朝后杜门不出，得以善终，而韩信及诸王均被剪灭；明朝的刘伯温即使退隐，也未得善终，其他如文臣第一的李善长、武将第一的徐达等皆被杀戮。

中国有句话叫‘功高震主’，‘家天下’或许只能如此吧，至于说耽搁了前程，这是必然，不过也没办法，脑袋更重要”。

众人哈哈一笑。

科林斯宣读他的最新论文：

《论孙子的战略战术》，大致是：

未战庙算，知己知彼。

中国古代作战前，要在庙堂举行谋划会议，称为“庙算”。

庙算不仅在于准确地分析敌情，还在于如实地了解自己一方的战斗力和其他主客观条件，做到成竹在胸，未战而先胜。

孙子认为，“五事”、“七计”是知胜之道。

“五事”即道、天、地、将、法。

“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也就是说，决定军事组织效能的因素有：

政治背景，人心所向，战略方针；智、信、仁、勇、严等将帅的素质；环境，条件，天时，地利；军法制度，职责划分，等等。

除此之外，孙子认为，还可以通过“相敌”、“角之”、“用间”等方法来获取情报，从而稳操胜券。

所谓“相敌”，即直接观察敌情，孙子列举了32种敌情观察法：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众树动者，来也；鸟起者，伏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半进半退者，诱也；鸟集者，虚也；旌旗动者，乱也……。

所谓“角之”，即通过与敌人小规模直接较量而知敌我的实力及特点，孙子说：

“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所谓“用间”即使用间谍，从而获得许多绝密的军事情报。

上兵伐谋，出奇制胜。

孙子十分重视谋略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认为“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

为了以谋略“不战而屈人之兵”，一方面将领要提高自身的修养素质和领导水平，做到“静以幽，正（严正）以治”，“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因利而制权”，另一方面君主要放手让将领去发挥自己的才干治军用兵，发号施令。

孙子说：

“将能而君不御（不从中牵制）”，“君命有所不受”。

只有这样，才不会错过战机，导致失败的局面。

还有，中国谋略的关键在于一个“奇”字，用兵要正奇结合。

孙武说：

“战事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老子也说：

“以正（光明正大的无为的方法）治国，以奇用兵”，“奇”字典型地反映了炎黄子孙重计谋的特点。

“兵以诈立”是奇，出敌意外是奇，变幻莫测是奇，将计就计也是奇，在实际作战中，“奇兵”要建立在一定的预测的基础上，不可一味出奇，否则，会被敌识破和利用。

所以，正兵与奇兵要结合，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相转化。

李世民就说：

“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

因敌制胜，求之于势。

孙子认为：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当“因敌而制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又说：

“善战者，求之于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此随机应变和用势之策应当考虑：

（一）组织好自己的队伍。

队伍的编制要严密，指挥要统一，但在关键时刻又要授权部下，临机处置，灵活作战。

孙子指出：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形成各级组织）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号令一致）是也”，又说：

“纷纷纭纭，斗乱而（自己）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阵形圆满）而不可败也”，可见，孙子要求军队成为“实”的团体，步调整齐，军纪严明，遇乱不乱，遇敌不散，这样兵势就操在自己手里了。

（二）鼓足士气。

孙子之“佚能劳之，饱能饥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投之亡地然后存，置之死地然后生”等都是针对士气而言的。

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必须想方设法笼络人心，鼓舞士气，使士兵“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

（三）杂于利害。

因敌制胜，应当考虑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决断，以免失之偏颇，反为敌所诳。

孙子说：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迂直之计即：

能从迂中见直，直中见迂，不利中见利，利中见不利，并且善于化弊为利。

（四）利用地势弥补兵力不足。

孙子对地理与军事的关系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说：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还说：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险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

孙子具体地指出：

“高陵勿向（别仰攻），背丘勿逆（别攻击背靠山丘的敌人）”，“绝（穿越）山依谷，视生处高”，“绝（横渡）水处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

如此等等，孙子几乎对每一种可能遇到的与地理有关的问题都作了交代。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各种地形，分为“通”地（四通八达之地）、“挂”地（易去难回之地）、“支”地（于敌于我都不利之地）、“隘”地（关隘重地）、“险”地（易守难攻之地）、“远”地（双方都不宜前往挑战之地）等六种类型，尔后，又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围地”（前险后窄之地）、“死地”（无处可走之地）、“衢地”（畅通无阻之地）等九种可能遇到的境地。

以上，特别是通地、隘地、衢地值得军事家们深入研究。

在现代战争中，通地就是指战略要地，如重要的国家、大陆、河流和岛屿等。

从世界范围来说，土耳其、波兰等国家属于通地，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湾是通地；从中国范围来说，徐州、郑州、锦州等城市属于通地，安庆、杭州、上海也是通地。

通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可以自由地调遣部队，攻守自如；二是粮草给养十分充足。

而隘地属于易守难攻之地，如中国的南京市、四川省和山西省。

所谓的衢地既可以理解为通地，又可指战役战术要地，如制高点、桥头堡、渡口和交通枢纽等。

我们西方也有类似于孙子的通地说和衢地说的“心脏地区说”，代表人物是麦金德（Mackinder1861—1947）。

基于大陆国家马其顿打败海洋国家雅典，罗马战胜迦太基，以及英国在现代的衰落，麦金德认为陆权比海权重要。

他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世界岛”，与周围岛国合称心脏地区。

东欧为通向心脏地区的大门。

他说，如果德国与俄国联盟，或德国征服俄国，则奠定了征服世界的基础。

由于海权国家无法进入心脏地区，使得心脏地区边缘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德国等大陆能获得和平安宁。

除此之外，西方还有海权说和空权说。

海权说的代表人物、美国的马汉（Mahan1840—1914）总结了英、日、西班牙等国称霸世界的历史，认为“海上交通线是一个国家实力和战略的最为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因素”。

一个强国应该控制海上的贸易，建立海上基地，牢牢地掌握制海权。

丧失制海权，国家的经济将被扼杀。

“战争最终不是战斗而是实业”，故应通过制海权保护本国的经济贸易。

如果制海权受到威胁，就必须进行海上战争。

此时，应集中力量摧毁敌人的一切战舰，给敌人的海上力量以致命的打击。

马汉的海权主义给老罗斯福政府很大的影响。

另一个用势学说便是意大利少将杜黑（Douhet1896---1930）的“空权说”、“空军制胜论”。

他极早地预见了空中战争，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制空权绝对重要，“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丧失制空权就是失败”。

因此，杜黑主张加强空军威力，大力发展航空工业，在实战中，集中使用空军力量，不仅打击敌人的前线阵地，而且攻击敌人的后方，以破坏敌国的工业、挫伤敌国人民的斗志。

他的这种空权主义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从上可见，孙子的战略战术与西方的学说是有相通之处的，不过，差异也是明显的，如：

西方人更强调以会战为中心，强调实力和综合国力；而孙子避开会战，强调避实击虚；西方人更重视用兵之“快”，而孙子更重视用兵之“奇”；西方人看重兵种、武器的作用，而孙子在这方面没有论述；西方人古代主要运用骑兵，兵员少，机动快，补给容易；而中国人主要依靠步兵，兵员庞大，难以真正快速地机动，粮草供应非常困难，所以，孙子说：

凡用兵之法，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科林斯宣读论文完毕，谢伟思、文森特分别就吴起、孙膑的军事思想与孙子思想的联系和比较作了报告，以后三天，马歇尔、威斯特摩兰、艾森豪威尔、史迪威等就孙子兵法在当代的运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对此作了深入的报道。

兵法评论

胡鱼问弟子：

“我让你们研究中西兵法著作，有心得吗？

”

黄白答：

“我遍检兵书，开始时头昏脑胀，一片模糊，后来慢慢地清晰起来，有了线索。

”洋弟子菲耳士答：

“我读了不少西方著作，其大略与中国的一致。

”胡鱼：

“只有深入了解各自的民族性、战争的特点，才能看出区别，有所收获。

”司马义说：

“关于用兵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国人受孔孟之道的影响，强调得民心、得人，西方人强调正义、经济实力、综合国力。

譬如，曾国藩曰：

凡觇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违。

周恩来说：

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

毛泽东说：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敖放说：

“司马穰苴曰：

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

姜太公最懂得人心的重要，他说：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独占）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

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

故利而勿害（施利于民而不要加害之），成而勿败（成全人民而不要破坏之），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他又说：

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

故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

治国安家，得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