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下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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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选下1

《中国历史文选》教案

下册

目‍录‍

19、史通

20、大唐西域记

21、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

22、通鉴续通鉴长编续通鉴

23、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

24、明实录

25、明儒学案

26、日知录

27、读通鉴论

28、读史方舆纪要

29、文史通义

30、潜研堂文集

31、廿二史札记

32、龚自珍全集

33、海国图志

34、中西纪事

35、孔子改制考

36、訄书

37、新史学

十九、《史通》

重点：

刘知几对历史著作体裁的分类、评判及其意义。

难点：

刘知几对史著不同体裁的评判的优缺点。

解题：

《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二十卷，唐刘知几撰。

《史通》分为内、外篇，各十卷。

内篇凡三十六，专门讨论历史编纂学，最后附以《自叙》。

其中《体统》、《纰缪》、《弘张》三篇，在宋修《新唐书》前已经亡佚。

外篇凡十三，叙述史籍源流，杂评古人得失，其中与内篇重出或相矛盾的，可能是作者成书前的读史札记。

虽谨严稍逊，而议论广泛，更能表现作者的史学观点。

刘知几曾提出才、学、识为史才三长的著名理论。

从这种认识出发，刘知几首先注意过去史论的体例得失。

《史通》把以往史体归纳为六家，又以编年、纪传为“正史”二体，其他为“杂著”，并将“杂著”分为“偏纪”、“小录”等十流（《杂述》）。

其次，《史通》本着倡导实录直书的精神，揭示了过去史著如叙事烦芜、体例乖缪、史实无根、撰注不实、徇情曲笔、因习模拟等等弊端。

刘知几对史家把迷信和史实相混淆也力加反对，以为神仙鬼怪、图谶寓言、穿凿附会的记载都不宜入史。

最后，刘知几强调史书是严肃淳朴的作品，文史应该分途（《核才》）。

但是，在刘知几自负甚高的“史识”上，也烙下了深刻的封建印记。

《疑古》、《惑经》二篇虽有力地揭发了古史记载的虚妄，但也正表明了他对所谓篡夺叛逆等行为的愤懑；《采撰》、《载文》等篇虽力斥浮夸厚诬的记载，但也表明了他的史观更接近于唐代的儒家学说。

另外，刘氏虽然反对绮丽华靡的文章，但仍不能脱离六朝文风的影响，因而轻视史书中的表、志，实未免失之片面。

《史通》版本颇多，其中以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本翻印最多，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校点本。

此外，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据明张之象校宋本重新影印本，可供研究。

《六家》，选自《史通》卷一，原列《内篇》第一。

作者在本篇中研究了唐以前历史著作体裁的变迁史。

他把相传是孔子编定的《尚书》和《春秋》，由“经”降为“史”；把断代为史的《左传》和《汉书》，由解《春秋》、续《史记》的普通著作升为史家必须“祖述”的范本，这都表现了作者的创见。

《二体》，选自《史通》卷二，原列《内篇》第二。

作者以《春秋》（实指《左传》）和《史记》为例，比较了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认为它们互有长短，不可偏废，但只有用它们来表现断代史，才算完美。

所以，他特别推崇班固的《汉书》和荀悦的《汉纪》。

选文：

1、串讲

2、重点词句：

质文胡越相悬参商是隔盱衡枉道阑单

3、翻译：

一、《史通·六家》译文

自古以来称帝称王的人编辑著述文章典籍的情况，在《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篇》中已经详细地介绍它们了。

从古到今，实质内容与外在形式交替变化；各种史书的创作，不拘泥在同一种史书体上。

加以探讨以后做出结论，这些史书的流派有六种：

第一叫做《尚书》流派，第二叫做《春秋》流派，第三叫做《左传》流派，第四叫做《国语》流派，第五叫做《史记》流派，第六叫做《汉书》流派。

现在就简略地陈述一下六大流派的旨义，在后面将它们列举出来。

《尚书》流派的史书，它的诞生产生于远古。

《易经》上说：

“黄河出现背上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背上有图形的神，圣人仿照它制作八卦、文字。

”所以知道《书》的起源由来已久了。

到孔子时在周王室观看《书》，得到虞（舜）、夏、商、周四代的典籍，于是删取其中较好的部分，确定为《尚书》一百篇。

汉代孔安国说：

“因为它是上古时期的书籍，所以叫它《尚书》。

”《尚书璇玑钤》说：

“尚是上的意思。

上天降下日月星变化的迹象，显示节令的顺序季节变化的度数，如同天体的运行一样。

”三国王肃说：

“君上所说的话，在下面被史官记载下来，所以叫做《尚书》。

”这三种说法，它们的意义各不相同。

大概《书》的主要旨义，本始于发号令；是用来宣扬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正当道理，向臣子属下发布言论。

所以《尚书》所记载的，都是典章、谋议、训诫、诰令、誓词、册命等六方面的文字。

至于《尧典》、《舜典》这二种典章，径直叙述人事；《禹贡》这一篇，记载的都是地理知识；《洪范》篇是概括叙述灾害祥瑞；《顾命》篇陈述的全都是丧葬礼仪：

这五篇也都是作为记言史书体例不纯粹的部分。

又有一部《周书》，和《尚书》的体裁相类似，也就是孔子删削一百篇以外的周朝典籍，总共是七十一章。

上起自周文王，周武王，下终于周灵王、周景王。

大多都严明恰当、切实忠诚，言辞庄重高雅拥有正大的道理；有时也有肤浅的平庸之言，污浊不堪的东西相列参错，大概好象后来喜欢多事的人所增添的。

至于《职方》篇的言论，与《周礼》的记载没有什么区别；《时训》篇的叙述，与《礼记·月令》篇相比大多相同。

这都是历代帝王经、史一类的典籍，是《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分儒家经典的单独撰述。

自从周王朝衰落下去以后，《书》这种记言体例于是被废止。

一直到汉、魏时期，没有能够继承这种史书体例的人。

直到东晋广陵相鲁国人孔衍，认为国史是因来表彰言论行为、昭示法规制度的东西，至于做人的道德规范，常有的事情，不值得详细列举，于是删取汉、魏时期的各种史书，选取其中美好动听的词句、典文有据的言辞、足以作为借鉴的内容，确定它们的篇章顺序，纂写成独立的一种史书体裁。

由此便有《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的创作，总共是二十六卷。

到了隋朝秘书监太原人王劭，又记录开皇、仁寿时期的史事，按次序对它们进行编排，按照类别相互统属，各自确立它们的篇目，编纂成《隋书》八十卷。

探寻该书著书的主旨和体例，全都是以《尚书》作为仿效标准。

推究《尚书》所记载的内容，像君主臣子之间的相互对话，如果言词意旨可以称赞，那么一时的言论，篇篇都接连记载；如果言论不值得记载，话语没有能够称述的，像这些过去的事情，即使有所脱漏省略，而阅读的人却不认为这种作法是错的。

等到隋朝中期以后，文献典籍大丰富了，一定要剪裁取当代的史文，效法古书的编纂方法，记载事情并不是改变了作法，而道理上却似乎有些像守株待兔一样墨守成规。

所以孔衍所撰写的《汉尚书》、《后汉尚书》、《汉魏尚书》等《尚书》体著作不能流传于社会了。

至于称帝称王的人没有本纪，三公九卿缺少传记，就会使纪年月份失去顺序，官爵和乡里难以周详。

这都是以前所忽视，而当今所要重视的，比如王劭的《隋书》，虽然想要仿效商书、周书，效法虞书、夏书，考察该书的体例，竟然与三国王肃所撰《孔子家语》、临川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相类似，可以说是“画虎没有画成却反而像条狗”了。

所以王劭的《隋书》在隋代受人嗤笑，确实是有原因的啊。

《春秋》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起源于夏、商、周三代。

考察《汲冢琐语》记载商王太丁时期的事情，题目叫做《夏殷春秋》。

孔子说：

“条理通达，了解远古，是《尚书》的教化作用”；“连缀文辞，排比史事，是《春秋》的教化作用”。

由此可以知道《春秋》的开始写作，与《尚书》属于同一时代。

《汲冢琐语》中又有《晋春秋》，记载晋献公在位十七年间的史事。

《国语》中提到：

晋国大夫羊舌肸（叔向）熟悉《春秋》，晋悼公让他担任太子的老师。

《左传》鲁昭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韩宣子（韩起）前来鲁国聘问，见到了《鲁春秋》后，说道：

“周朝的礼仪全部保存在鲁国了。

”这样的话，那么《春秋》的名称，所记载的史事并不止一家，至于那些埋没不能流传的，就更记载不过来了。

又考察《竹书纪年》，它所记载的事情，都有与《鲁春秋》相同。

孟子曾说过：

“晋国的史书叫做《乘》，楚国的史书叫做《梼杌》，而鲁国的史书叫做《春秋》，它们记载的内容是统一的。

”既然这样，那么《乘》与《竹书纪年》、《梼杌》，它们都是《春秋》的不同名称吗？

所以墨子说：

“我见过各个国家的《春秋》”，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春秋》体史书。

等到孔子修撰《春秋》的时候，便观看周朝礼法的旧有规定，遵从鲁国历史的剩余文字；根据既往的历史事实，因循人类的道德规范；假借失败来明确惩罚，根据兴起来确立功勋；借助日期月份而确定历法，假借朝问聘问而端正礼乐；精微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说法，曲折不明显地写下书中的文字；做出不容更改的言论，著出将来做史的方法，所以能够经历上千年而孔子的《春秋》能够独立流传于世。

又考察儒家学者对《春秋》的解释，将事情编排于日期下，将日期联属在月份下；谈到春季来包括夏季，举出秋季来容纳冬季；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所以交错举出春秋二季来作为所记史事的名字。

假如真像这样的话，那么晏婴、虞卿、吕不韦、陆贾，它们著作的篇目次序本来就没有纪年月份，却也叫做《春秋》，大概是和这种解释大不一样的。

等到太史公司马迁写作《史记》，才开始把天子写成本纪。

考察司马迁做本纪的宗义旨趣，也像效法《春秋》一样。

自此以后写作国史的人，都用这种方法。

然而时代推移世道不同了，体裁格式也不相同了；《春秋》体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在言论上很少赞美隐讳，议事上没有黜退表彰；所以都是司马迁所说的排比往事罢了，怎么能够和《春秋》相比呢？

《左传》流派的史书，它的起源产生于左丘明。

孔子写作《春秋》以后，而左丘明根据《春秋经》来作解释阐述。

大概“传”是转的意思；转受《春秋经》的义旨，来传授给后人。

有人说，“传”是传的意思，是用来传示来世的。

考察汉朝孔安国注释《尚书》，也称为“传”；这样则“传”也有解释的意思吗？

阅读《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记言见于《春秋》经文而事情详细记载在《左传》里边；有的《左传》里没有而《春秋经》却有，有的《春秋经》里没有《左传》里却独自保存；《左传》的记言简明而摘要，《左传》的记事详细而周密；确实是圣人孔子所作《春秋》的辅翼者，而且是写作史书之人当中的佼佼者。

等到孔子去世以后，撰写经书和阐述经文的传不再创作，在这时候的文献典籍，只有《战国策》和《太史公书》罢了。

到了晋朝著作郎鲁国人乐资，便追述收罗这二部史书的内容，撰写成《春秋后传》。

乐资的《春秋后传》开始于周贞定王，接续《左传》鲁哀公结束，一直到王赧进入秦国为官；又用秦孝文王接续周朝灭亡，结束于秦二世的灭亡，合并成三十卷。

在汉代的史书，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为主，然而纪传体史书本纪与列传互相出现，史表与史志相互重复，就史文来说颇为烦琐，很难详细阅读；到了汉献帝的时候，才开始命令荀悦抄撮班固的《汉书》写成编年体，依随《左传》体载，著成《汉纪》三十篇。

从此每一朝代的国史都有这种编年体史书创作，起源于东汉，一直到齐太祖高皇帝萧道成，如东晋张璠的《后汉纪》、晋孙盛的《晋阳秋》、东晋干宝的《晋纪》、徐贾（广）的《晋纪》、梁裴子野的《宋略》、梁吴均的《齐春秋》、陈何之元的《梁典》、齐王劭的《齐志》等等，他们所著作的编年体史书，有的叫做《春秋》，有的叫做《纪》，有的叫做《略》，有的叫做《典》，有的叫做《志》，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依照《左传》编年体例，把它作为编纂史书奉行的准则。

《国语》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也起源于左丘明。

左丘明著作《春秋内传》即《左传》后，又搜稽《左传》逸漏的史文，纂集那些其它的观点，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起自于周穆王，结束于鲁悼公，另外著作了《春秋外传》，即《国语》，加起来是二十一篇。

《国语的》史文主要仿照《春秋内传》；有的重复出现而与《左传》略有不同。

然而自古以来著名的儒家学者东汉贾逵、三国魏王肃、三国吴虞翻、三国吴韦昭等人，都引申加以注释，研读其书的章节句读。

这也是《诗》、《书》《礼》、《易》、《春秋》、《乐》六经同一流派，《春秋三传》的继承者。

等到战国合纵连横的主张相继诞生，诸侯武力作战争着称雄，秦朝最终兼并天下，于是著作了《战国策》。

它的篇目有东周、西周、秦、齐、燕、楚、三晋（韩、赵、魏）、宋、卫、中山，加起来是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

之所以称之为策，大概只是记录而不评论它，所以就用策作为它简化的名称。

有人说：

汉代刘向认为是战国游说之士为合纵连横出谋划策，所以叫它《战国策》。

到了汉朝孔衍时，又认为《战国策》所记载的不能尽善尽美，于是援引太史公司马迁的记载，比较《史记》和《战国策》的不同与相同，删削这二种史书，汇聚成一种记载，起名称叫做《春秋后语》。

除掉东周、西周二周和宋、卫、中山四国史事，它所保留的只是剩下的秦、齐、燕、楚、三晋七国罢了。

《春秋后语》记事起自于秦孝公，结束于楚汉之际，和《春秋》相比，也叙述完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往事。

开始时孔衍撰写了《春秋时国语》，后来又撰写了《春秋后语》，编成这二部书，各自分为十卷。

如今在社会上流传的，只有《春秋后语》得以保存下来。

考察《春秋后语》的序中说：

“即使左丘明本人也不能超过该书。

”世上的人都指责孔衍不能估量自己能力，不会评估自己的德行。

探寻孔衍这句话的意思，把自己的《春秋后语》同左丘明的相比较的，应当是指《国语》，而不是指《春秋内传》即《左传》。

一定要比较就要把同一类别放在一起才行，怎能对孔衍多加嘲笑呢？

正当汉朝政权失掉统治人民的能力，各路英雄豪杰角逐力量时，西晋人司马彪又记录那时发生过的事情，于是著作了《九州春秋》，冀、徐、兖、青、荆、扬、凉、益、幽九州各写成一篇，加起来共是九卷。

探讨它的体例，也是近代的《国语》了。

自从曹魏迁都许昌，定都洛阳，魏蜀吴三国像鼎足一样峙立；东晋建都长江、淮河的分界建康时，国家分裂；那时的国君虽然名号也与称王天下的人相同，而在占地上却实际上等同于割据一方的诸侯。

各分裂据政权管辖下的史官，记录它们的国家事情；写纪传体裁的人，就仿效班固、司马迁；创立编年体裁的人，就模拟荀悦、袁宏。

在这时候，《史记》、《汉书》创立的纪传体广泛流传于社会，而《国语》创立的国别史风气就逐渐衰微不振了。

《史记》流派的史书，它的起源产生于司马迁。

自以《诗》、《书》、《礼》、《易》、《春秋》流行衰微，诸子百家竞相陈列，事迹错杂，前后不一。

到了司马迁时，便收集本朝修纂的历史，采访平民之家，上起自于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本纪、列传用来统领君臣，史书、史表用来接照类别编排记录年代，加起来共一百三十卷，因袭鲁国史书的旧有名称，给它起名叫做《史记》。

从此以后汉代史官所续写的纪传体史书，都将《史记》作为名称。

等到东汉著作史书，仍然称作《东观汉纪》。

到梁武帝的时候，又动员他手下的众位大臣，上起自于太初，下终于齐王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这部《通史》从秦朝以上，都以《史记》作为蓝本，而另外采集其它说法来扩大不同的见闻；到两汉以来，就全部记录当时的本纪、列传，以而使上下通畅，风格相互一致；还有三国时期吴、蜀二国的君主，都列入世家；五胡（鲜卑、匈奴、羌、氐、羯）和拓拔氏，都列在夷狄列传，大致上该书的体例都像《史记》一样，其中有所不同的，只是没有表格罢了。

此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写成《科录》二百七十卷。

《科录》的断限也起自于上古，而终于刘宋时期。

该书的编次大多仿效《通史》的体例，而选取其中的旧事尤其相似的内容编为一科，所以就用《科录》作为它的名称。

本朝显庆年间，符玺郎陇西人李延寿抄集近代各种史书，南方起自于刘宋时期，终于陈朝；北方起自于北魏，结束于隋朝，南北方加起来共一百八十篇，命名为《南北史》。

该书君臣之间流传下来的惯例，是本纪、列传按群体相互分别，都按照类别相互归属，各自依附于本国之下。

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史记》流派。

探究《史记》所载疆土边界辽阔，年代月份长久，而用本纪、列传来分别记载，用书志、表格来分别记载；每次议论国家的同一政事，就往往像北方胡人，南方越人一样分散开来；叙述君臣之间同一时期事情往往像西方的参星、东方的商星一样分离开来：

这是《史记》作为通史体裁的缺点。

再加上《史记》所记载的内容太多是堆聚旧有记载，有时也采录一些诸子百家的杂谈；所以让阅览的人，事情很少有不同的见闻，而言语绕弯重复出现：

这是撰写烦杂的地方。

况且《通史》以后的纪传体通史，文辞繁冗累赘，于是使做学问的人宁愿研究原书而懒得看一眼新的记载。

而且编纂完成后没有多少时间，而残缺就多起来，可以说是辛苦而没有功劳，这是著述的人所要深深引以为诫的。

《汉书》流派的史书，它的产生起源于东汉的班固。

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结束于汉武帝时期。

自汉武帝太初年间以下的史事，都缺着而没有记录。

班彪因袭《史记》的记载，演变成《史记后记》来接续前编。

到班彪的儿子班固时，便以汉高祖时作为断限，一直记载到王莽时期，分为十二本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撰写一部史书，命名为《汉书》。

从前虞夏时期的《典》、商周时期的《诰》，孔子撰写它们时，都称它们为《书》。

把“书”作为名称，也是考察古事的美好称呼。

探究班固的创作，都以司马子长的《史记》为准则；只是不再写世家，并改“书”叫做“志”罢了。

自从东汉以后，写作史书的人相互因袭，都继承《汉书》的名字，没有什么变革的地方。

只有《东观汉纪》叫做《纪》，《三国志》叫做《志》；然而称呼虽然不同，而体例却完全相同。

遍览自古以来史书的记载，《尚书》记载周朝史事，结束于秦穆公；《春秋》记述鲁国的史文，终于鲁哀公；《竹书纪年》记载不到魏灭亡就结束了，《史记》只是谈论到西汉开始。

像《汉书》这样的史书，终究西汉一钞的始末，穷尽刘氏一家的兴废，统括整个西汉一代，撰写成一部史书。

记言都十分精微干练，记事十分完备周密；所以做学问的人容易研究探讨，容易在它上面收到功效。

自班固那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这种做法。

在这里考察了这六大史书流派，讨论了上千年时间的史书编纂情况，大概史书的类别也就全部出现在这里了。

而淳朴之风消散，时代推移社会变迁；《尚书》等四种流派，它们的体裁长期被废弃了，所能够效法的，只有《左氏春秋》和《汉书》之家罢了。

二、《史通·二体》译文

在三皇五帝的时代，书籍曾经有《五典》、《三坟》，可距离现在太久远了，没办法闹得一清二楚。

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些记载组成了《古文尚书》。

但是当时的世道仍旧很淳朴，文字奉从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上就不存在。

此后左丘明给《春秋》作解释，司马子长编写《史记》，史书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

后来接续的作品，相互遵照着写出来，即便有改动扩大，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范围本来就有限，谁能超出这个范围呢？

大致上说，荀悦、张璠属于左丘明的一派；班固、华峤，属于司马子长的同类。

只是这编年、纪传两大史书流派，各自看重夸耀本流派，一定要辨明他们的优点与缺点，才能够说出个究竟来。

像《春秋》这样的史书，缀联日期和月份形成编排次序，标列季节和年份来互相接续，中原国家与边疆各部族，在同一年同一时期，没有不完整地记载那些事件，显现在读者的眼前。

道理全都包括在一桩记载中，语句没有重复出现的现象。

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

至于贤能的士人，贞烈的女子，才华出众的人，品德美好的人，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有关系，必定予以高度注意观察而完整地加以记载，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关系不大，只有坚持正直的原则的才详细地加以述说。

例如绛县的老翁、杞梁的妻子，有的是晋国的国卿才获得记述，有的是因为答对齐国的国君才被记载的。

他们中存在着贤惠像柳下惠，仁德像颜回那样的人，最终也没能够彰显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

所以论起编年体史书细小内容的处理，就连最细微的事情都不遗漏；说起编年体史书重要内容的处理，就连十分重大的事情都给抛弃掉。

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像《史记》这样的史书，本纪用来包举朝廷大事，列传用来曲折详细地记载小事，表用来按表格形式标列年代和爵位，志用来总括本纪、列传和表所遗漏的内容。

至于天文地理、国家法典、朝廷规章，明显的和隐微的，必定都完备地包括进来；重要的和次要的都不遗漏：

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

至于同是一桩事件，分散在好几篇里，断断续续，彼此分离，前后多次重复出现。

在《高祖本纪》里就说事件叙述在《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本纪》里就说是事件详载在《高祖本纪》中。

又编排同类的人物，不讲求年月的先后，时代在后的人却选出来位于前面，时代在前的人却压下去归入后面，于是致使西汉贾谊与楚国屈原在同一行列，春秋鲁国的曹沫与战国燕国的荆轲编在一起，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

考察这二种史书体裁的长处与短处，相互存在着得失，而晋朝干宝编著史书，竟大力称赞左丘明，却深深贬抑司马子长。

他的主要意思是说：

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短篇幅，包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

探究他这种说法，称得上是有力的论断吗？

查验春秋时期发生的史事列入左氏所记载的，大致上获得三分之一罢了。

左丘明自己也清楚他那书的缺漏，所以又编撰《国语》来增广它，可是除《国语》记载的以外，还有很多缺漏，怎么能说《左传》包罗无遗了呢？

假设左丘明世世代代担任史官，都仿照《左传》写编年史，至于前汉的隐士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名士郭林宗、黄叔度，晁错、董仲舒回答帝王询问的书策，刘向、谷永的献纳奏章，这些人物全都是品德在各类人中占第一，名声传布天下，识见能洞察细微和明显的地方，言论上能把军国方面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们有的因为自身隐遁，地位低下，不参与朝政；有的因为文章冗长，事迹很多，难以进行次序编排，全都省略而不记载的话，这还勉强说得过去。

如果必定是真实情况而有舍不得的地方，不加以删除的话，那么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包括志和列传在内的一百卷汉书的内容，全部列入十二帝纪中，将恐怕成为既琐碎又很杂乱、力尽疲乏毫无力量的东西了。

因而班固知道结果会像这样，就设立帝纪、列传来区分，使它们历历可观，主次有区别。

荀悦厌烦班固的编排不切实际，又依照左氏的编年体另成一书，对《汉书》进行剪裁压缩，才为数三十，历代却称赞他这部新著，认为超过了《汉书》。

既然如此，那么班固、荀悦为代表的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比试生命力争占上风，想废弃其中的一种流派，压根也就很困难了。

后来写史书的人，超不出这两种写史书的途径，所以晋朝的国史有王隐、虞预先后写成纪传体《晋书》，却又用干宝的编年体《晋纪》来相配；《宋书》有徐爰、沈约先后写成的纪传体《宋书》，却又分化出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它们各自是有本身的优点，在世上一起流传。

看来干令升（宝）的说法就太偏激了，它只是墨守编年体一家而已。

思考题：

1、阅读一部有关史著体裁的系统论著。

2、中国史书有哪些基本记载体例。

3、比较纪传体与编年体各自的优点与缺点

4、《史通·二体》对编年、纪传之短长的辨析是否全面恰切？

5、史才三长说为什么是一个优秀史家必备的素养

参考书：

1、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谈》，中华书局1994年版。

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许凌云《刘知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白云《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6、杨燕起、高国抗主编《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二十、《大唐西域记》

重点：

《大唐西域记》以及其它游记体著作的史料价值。

难点：

西域的地理状况以及佛学专有词汇。

解题：

《大唐西域记》，我国古代历史地理、中外交通和宗教史的名著，十二卷，唐玄奘述，辩机编。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按照他的旅行路线，对于沿途所见的城邦、地区和国家，逐章描述，中间不时穿插沿途所得传闻，而用“行”和“至”二字，把目睹的和耳闻的地方区别开来。

所谓“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敬播《大唐西域记序》）。

从而使人们得以考察内地和西域、中国和南亚地区的交通道路，也可据以判断有关记录的可信程度。

玄奘的目的是去佛教发祥地留学。

他由阿富汗东北进入巴基斯坦，遍访印度境内各古国，又曾经过尼泊尔境内的释迦牟尼诞生地考古。

所经各地，“异政殊制，随地别叙”（本书自序），对于包括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国在内的南亚地区的社会历史和宗教文化的记载，在书中占有十卷之多。

由于古代南亚各国史学的不发达，因而玄奘的记载，对于研究南亚古代史就更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