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老红军战士回忆录5号重新整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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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老红军战士回忆录5号重新整理

飞夺泸定老红军—刘金山回忆录

本人口述刘苏芳整理

我于1908年出生在赣南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三岁母亲去世，所以母亲的形象一点也没有。

八岁时父亲也去世了，从此我成为一个孤儿。

家里穷，我沿街磕头讨到一张席子，邻里乡亲帮忙把我父亲埋了。

从此我成为一个孤儿。

这时地主就把我弄到他家里，放牛，劈柴，干杂活。

我还没有牛高，每天天不亮就要赶着牛上山，回来再砍一捆柴交给地主，没有砍柴回来地主就不给饭吃。

有一次饿极了，偷了地主家剩饭，给地主儿子看见还打了一架。

又把我弄到城里学打铁，师傅嫌我打的铁不好就用烧红的铁棍朝我身上乱打。

我受不了师傅的打骂又逃回老家，给地主干长工。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温饱，也没有说话的自由，只是不停地干活，不断地受鞭笞。

就是一个奴隶。

后来，毛主席领导的红军在赣南附近大山里活动，我们那里也受到影响，赣南许多地方都组织了农民武装暴动。

我那时不懂得什么叫革命，只知道出来跟着红军干就有饭吃，就不受地主恶霸欺凌，不受地主恶霸打骂。

（我是一次机会参加红军的，我和另两个长工给地主送货到赣州，给国民党抓住关进水牢，我们从水牢里逃了出来，在往山上逃得时候遇到红军，我裤子还被树枝挂烂，他们给了我一条裤子穿，刘亚楼把我带进红军部

1929年10月我秘密参加了赣南地方农民游击队（当时共有二十多人，我也带了些穷人上山参加了农民游击队，领导人是前江西省委书记罗贵波，省委组织部长罗亦文）杀土豪劣绅。

十一月初决定组织赣南暴动。

暴动前夕，领导对我们说，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就看敢不敢杀土豪劣绅。

我重来没杀过人（但和地主儿子打过架）眼下杀得是骑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地主。

我从懂事起，就受他们的欺凌打骂，现在要报仇了，所以也就不害怕了。

但是在拿刀前，我还是喝了酒壮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杀人）。

在这次暴动中我杀了六个反动恶霸地主，（没杀过人，第一个地主被砍了十几刀）夺了八九条枪，武装了自己以后我又带了不少受苦的农民弟兄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十二月份，赣南地方农民游击队改编为赣南游击队。

1930年1月红军扩编时将赣南游击队扩充到红三十五军，我在红三十五军三零八团任班长。

二：

五次反围剿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队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围剿，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开展了反围剿。

我参加了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

除第一次反围剿是执行牵制任务外，其余四次都是参加前方作战。

1932年初，根据形势需要，我原来所在的红三十五军与红四军合编，我在红四军十师当班长。

合编整训后，我们军参加了攻打赣州城的任务（第三次反围剿）。

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地形险要，敌人的防守也很坚固。

赣南山区都是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再山上，我们与敌人的鸦片部队（敌人的广东兵都是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支鸦片枪）相遇，鸦片兵战斗力很差，我一个人与五、六个敌人相遇，展开了拼刺刀，我连续拼倒了四个鸦片兵，这时天已黑，满山是树林，剩下的两个趁天黑逃跑了。

敌人的鸦片片部队很快被我们打垮了。

部队没有追击零散的逃兵急行军下山，摸到了城墙边，参加了攻城战斗。

一次又一次强攻，打了很长时间，没有打开城门。

后来用炸药装在棺材里，延城墙挖一条沟，把棺材推到城墙下，点燃炸药，炸塌一处城墙，部队才攻进赣州城，攻城战斗中我受了伤。

攻下赣州后，毛主席率领部队撤到南康，在长岗圩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就分兵两路，毛主席率领一军团和五军团一部分向东行动，朝龙岩前进，开始东征。

东征部队在龙岩打了一场胜仗，部队占领龙岩后进行了短暂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攻打樟州。

战前毛主席给部队做了动员。

攻打樟州，途经有个天宝山，是通往漳州的天然屏障，敌人的一个教导团在这里扼守。

部队在攻占天宝山时，与敌人展开了肉搏。

战士们打红了眼，有的干脆脱掉上衣，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了血战。

敌人的尸体布满了甘蔗田、岸边，天宝镇的一条河也让血水染红了。

我们部队在夺取天宝镇后，直逼漳州城。

攻进漳州城后，城里实际上已无兵把守，只是一座空城。

部队又占领了飞机场，俘虏了敌人一名飞行驾驶员并缴获了一架敌机我军还命令这个驾驶员架机至南昌散发传单。

这一仗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打的很痛快很带劲，部队还缴获了一大批款子和药品、盐、布匹等其他物质，都运往了根据地瑞金。

1934年6月，我又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在兴国的一个小镇（地名已记不清了），我们一个排守了三个碉堡（我已于1933年初调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二营六连当排长），我带领全排同敌人打了一个半月，白天阵地被敌人打坏了，夜间再修补。

战士们打的都很艰苦，也很勇敢。

从我到每个战士身上都轻重不同挂了彩，衣服都成了布条条，但最后还是用手雷弹和地雷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

在五次反围剿中，我先后付了四次伤。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的领导地位，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

中央被迫放弃了红色根据地（江西瑞金）我们红军大部队进行了战略转移，离开了打了几年的老根据地。

走的时候还有点舍不得。

三：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我随主力部队踏上了漫漫征途（那时不知道长征，只知道五次反围剿失败部队必须转移）。

湘江战役我那个团牺牲大半人还多，部队打散了，政委牺牲，团长负伤，我们的人死的很多，水都是红的（湘江界河）我带着我那个排冲出国民党封锁线，跟着四团一起转移，湘江一战打的很惨，我们突围出来，边走边打，一路打过去。

到了遵义，中军委开会，命令我带一个排加强警戒（我不知道开什么会，只是让我带一个排加强警戒。

那三天我没敢睡觉，会议室灯光一直亮我知道这个会议一定很重要可能也就关系到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我精神也很紧张、压力也很大。

挨着哨兵检查警戒。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遵义会议）指挥权又回到了毛主席手上。

毛主席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就是打土城，我们排担任了攻打土城的尖刀排。

全排打的很勇敢，也很残酷，我们都打红了眼一批一批的战士牺牲冲上一批牺牲一批，我在战斗中又负了重伤，行军很困难。

领导给了我一些钱和大烟，要送我到老百姓家养伤。

我坚决不去，无论如何也不离开部队，（我是个孤儿，没有家，离开部队我就完了）一定要跟着大部队走。

我那个排的战士也不愿意丢下我，连拖带拉架着我走，靠着意志和信念，也靠自己年轻我始终没有掉队，跟着部队穿过了云、贵、川等地，我的伤也慢慢地好了。

经过漫长的行军和频繁的战斗，部队伤亡很大，减员很多。

长征途中很多穷苦老百姓参加了红军，补充了部队战斗力。

我的伤愈后不久，正好赶上了参加抢夺泸定桥，飞渡大渡河的战斗。

大渡河水流湍急，两边是铁索链，中间铺着木板，守桥的敌兵为了阻止红军过河，把木板抽掉，来不及拆的就放火烧，河边的木船也全被拖走，想把红军消灭在河对岸。

后面的大部队源源不断地往河边汇集，敌机在头顶盘旋、投弹，后面追兵越来越近，情况十分紧急。

这时毛主席、党中央在河边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我们团组织一个敢死队，抢夺泸定桥，为大部队开道。

我们团接到命令，没有休息，连夜赶了二百多里山路，路上还和遇到的敌人打了几仗。

早上赶到泸定，到了泸定，看见大渡河心里都发凉，河里的水翻起的大浪像座大山一层压一层地盖上来，吐着白沫。

桥上的木板被国民党抽的抽掉，烧的烧掉，就剩下十三根光溜溜的铁锁链，闪着寒光我们团组织了一个身强力壮的二十二勇士敢死队，我是三连的党支部书记，我也要参加敢死队，我枪打得准，又会甩大刀，我不识字，但为向团长、政委表明我的决心，我把食指咬破血滴在红旗上，我一定要参加敢死队，我身上挂满手榴弹、挎上大刀，团长、政委批准我参加了敢死队，我们团挑选的22个敢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攀着烧的发烫的铁索链抢夺了泸定桥，彻底消灭了守桥的国民党军队。

汇集在河边的主力部队过了大渡河。

部队昼夜行军，甩掉了国民党部队，进入了藏民区，开始了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过雪山草地。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我穿了一套打了补丁的军装，尽管打了补丁，但很整齐，穿在身上也不露肉。

我还打了几双草鞋但几个月的行军打仗，粮食早吃光了，衣服也穿破了都变成了布条挂在身上，进入雪上草地，即看不到一个人，也见不到一粒粮食。

过雪山时，我找了一块破羊皮，用绳子捆在身上低挡雪山的寒流。

草鞋早就穿烂了，脚也烂了，小拇指烂的骨头都露出，钻心地痛。

我就从衣服上撕下几块布条包裹在脚上，崴着脚，艰难行军。

我排一个大个子班长，江西人在过雪山时，连冻带饿，走着走着就靠在雪山上，永远留在雪山上了（想起还是难受）进入草地，部队越来越艰苦，即使遇到几个藏民，也因风俗，语言的不同，看到我们汉人就跑，很难弄到吃的。

凡是草地上能吃的野菜，凡是能捉到的野动物，我们都弄来充饥，但仍然有人不断地倒下。

我的一根牛皮带也拿出来烧汤喝了，后来什么都吃光了，我们就挖野菜吃，很多干部战士吃了有毒的野菜就永远地倒在草地上了。

经过艰苦漫长的跋涉，我们到达了川、甘两省的天险门户，岷山高峰——腊子口。

腊子口是我军北上必经之道，也是长征途中最后一道险关，过了腊子口就能胜利到达陕北，实现北上抗日。

国民党军队在腊子口的守军是甘肃军阀的部队，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

腊子口山高地势险恶，从山下到山上也有五六里路，两边都是悬崖陡壁，道路狭窄、险象环生，的确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国民党凭借这险要的地形和层层坚固的工事、碉堡，要把红军消灭在腊子口。

一军团在黎明前向敌人发起了总攻，强攻腊子口部队伤亡很大，上级命令部队停止战斗，暂时撤下来休息，我们团和六团分析了地形以后，中央军委决定从敌人后背打，打敌人个措手不及。

后山悬崖陡壁，就像刀削斧劈，光溜溜地，从山上掉块石头下来都听不到声音要从后山爬上去消灭敌人，那就是提着命在爬山。

我们团和六团接受了任务，从两个团里挑选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组织了突击队，每个人都配有足够的弹药和一把大刀，由向导带队，趁着天黑从腊子口的后山，用绑带拉着，一个挨着一个从后山攀登上去，直捣敌人老窝。

攀到山顶的时候，我的手被敌人乱枪打中，手上的枪掉到山底下，声音都没听到，我抓着野藤用全身的力气爬上山顶，抽出刀砍了山上的国民党，在我们突击队前后夹击下，守山的敌人措手不及，我们速战速决很快消灭了腊子口的全部敌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关卡，粉碎了蒋介石妄想凭借泸定桥、腊子口的自然条件，把红军消灭在泸定桥、腊子口的阴谋，实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目的。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放弃了红色根据地江西。

1934年10月在江西瑞金大柏地，迈开了长征的第一步，途中经历了千山万水，雪山草地，头上是敌人的飞机，后面是敌人的追兵，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军靠着意志、双脚，历经一年多时间，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也是我一生中最艰苦，最难忘的时期。

一路上打了多少恶仗，多少残酷，我忘不了。

四：

八年抗战

我们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师，改编为八路军。

1936年我调到陕甘宁边区独立师一团一连任连长。

1936年上级又调我任陕甘宁独立师一团参谋长。

但；我没有文化，又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上级下达的作战命令都看不懂。

当参谋长多少要认两个字，没有文化在团里当参谋长很是别扭，因此多次再三向上级请求，允许我返回原来的连队当连长。

1937年9月我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战斗结束后，我奉命只身一人，不带一枪一弹，到晋察冀边区阜平、曲阳一带按照党的政策组织扩军。

当时政策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

那一带有个煤矿条件比较好，借着抗日的浪潮，我去后开了两次动员会，接着立刻着手扩充组织了一百五十余人的军队，部队的成员大都是煤矿工人。

队伍成立了但没有武器，我带了几个人偷袭了敌人的碉堡，缴获了敌人一批枪支弹药，有了人有了枪，我把队伍武装起来了。

经过很短时期的训练（长征到延安后部队减员厉害，打的仗又多，急需扩军补充到部队），这支部队我刚训练完就调到晋察冀三分区改编成警卫营。

我完成扩军任务后，上级调我到三分区十二大队任一营长。

这个营也是新组建的营，有些兵都是俘虏过来的，因此开小差的很多。

那时候鬼子频繁入侵我们根据地，战斗很多，时间紧迫利用战斗的空隙，我将这个营进行了整顿。

刚整顿完，作战命令就下来了，这是整顿后我们营参加的第一场战斗。

在战斗中我们营打的很勇敢，歼灭了百余名土匪。

这一场胜仗，提高了部队的士气，竖立了部队的正气，部队开小差的也少了。

经过几场战斗的考验，我们营得到了锻炼，也取得了一些战绩和胜利，得到了上级的重视。

这个营打了很多胜仗，以后我们这个营成了分区的主力，又连续地参加战斗，打顽军，打日本组织的大刀匪。

在和日本的大刀匪战斗中，日本兵是用刀和我们拼，枪和子弹难以发挥作用。

我命令战士上刺刀冲进敌群和敌人展开了肉搏。

有两个日本人知道我是指挥员，冲上来紧紧抱住我，两个鬼子的力气都很大，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将这两个鬼子甩倒在地，借鬼子手里的刀，一刀一个劈死了两个鬼子。

和日本人拼刺刀，我们都拼红了眼，每个干部战士身上都沾满了血，衣服都厮打的衣不遮体，都成布条条了。

但我们营胜利了，几乎全歼日本鬼子的大刀匪。

这一次胜利受到了上级的表扬，群众的慰劳，我们营也榜上有名从此以后，凡是打仗，我们营都是担任主攻，有一次我们分区被包围，我们营奉命掩护机关突围，并拖住日寇主力。

在战斗中，我们营打了整整一天，战斗很激烈，也很艰苦，敌、我伤亡都不少。

最后我亲自带队冲锋，正面两个连掩护，我带着一个连侧面包抄敌人，我们冲上去和鬼子展开了拼刺刀。

（和日本人作战大都是拼刺刀）在激烈的战斗中，我负了重伤，肚肠也被鬼子刺刀划破，肠子流了出来，我拖着肠子指挥战斗，还打死了两个鬼子（从此我得了一个刘大胆的外号）。

战斗结束后我被送到五台山养伤。

那时部队的医疗条件很差，肠子被打断后，无法接上，伤口也化脓了，高烧不退很是危险。

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有脱离危险。

正好白求恩大夫的巡回医疗队途经此地，白求恩大夫听说了我的情况后，知道我是长征过来的军事干部，能打仗，因此不顾旅途疲劳，身体虚弱，马上让医生领着到我的床前，查看我的伤口，并让翻译通知医生要马上手术。

当时的条件极差，就杀了一头羊（买了老乡一头羊），白求恩大夫亲自动手做手术，用羊场接上我被打断的肠子，才脱离了危险。

伤好后，总部要留我在后方工作，我不识字没有文化，不愿留在后方，我要求领导让我回原部队。

于是我在1939年的春天返回到原部队，后来又被调到十大队任队长。

后来一分区二团与十大队合编为二团，可能我以前带过新兵部队的原因，分区又调我到新组建的二团当二营长。

二营的力量比较弱，由于频繁的战斗，没有更多的时间训练部队，我就把各个班排的新老兵员作了调整，每个政治条件和军事条件都过硬的老兵负责带几个新兵。

经过很短时期的训练，我们营就投入了战斗。

在灵山镇担任警戒时，与日军一个连打了一天，最后全部消灭了敌人。

战斗刚结束，部队还未来得及休整，又奉命到曲阳一带继续参加战斗。

1939年8月，上级调我到抗大二分校学习文化，才学了个把月，鬼子向抗日根据地——延安实行了扫荡，分区又把我从抗大调回来，到三分区当副支队长。

上级命令我这支部队参加反扫荡战斗。

（黄土岭战斗）正当日军进攻一、三分区时，我们支队担任了夺取山头的主攻任务，战斗打的很残酷，几次强攻未能夺下山头，敌我伤亡都很大，不迅速结束战斗队对我们很不利。

于是我亲自带了一个连，借着炮火的掩护，迂回绕道敌人的后背，前后夹击，攻下了山头，并全歼敌人，缴获也很多。

在著名的黄土岭战役中，我们大队担任了主攻，打死了侵华日军的名将之花——阿部中将。

四零年，我参加了百团大战。

四一年中央军委命令我到冀中接受任务，命令我担任晋察冀三分区游击三支队支队长。

上级命令，马上带队参加五一反扫荡。

在部队开赴新地区时，由于地理环境不熟，在和日寇的作战中我又负了伤，唯一能和上级取得联系的电台也被打掉了，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络，我带着部队独立行动，坚持和日寇作战，我们支队又取得了胜利。

在（五一）反扫荡中，我们这个支队创造了模范营、模范大队，在全军的运动大会上我们三支队也获得了优胜，我也受到三分区政委王平在干部会议上的表扬。

在艰苦残酷的战斗岁月，我一直在前线参加指挥战斗，而且一直都是在第一线打仗，几乎每天都有战斗，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学习文化，打仗的时候要带一个认字的战士在身边（作战命令下来可以念给我听）替我读上级下达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都知道我能打仗能带兵，就是不认字，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去抗大学习的机会，又遇上鬼子的“五一”大扫荡。

才去学习还没几天，上级又把我调回来参加反扫荡战斗。

这次反扫荡结束后，分区首长决定再次送我到延安党校学习，上级也知道一个会打仗的长征过来的干部一个字也不认得，会给战斗带来不方便。

况且我还只是会打仗。

一九四二年冬，我到了延安党校，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学习文化。

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听了不少中央领导的报告提高了理论知识，改掉了身上的农民习气和上级调人调枪不愿给好的保守主义。

以前看不惯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手拉手散步、跳舞，经过整风学习和胡部长（胡耀邦）的解释，这些知识分子都是进步参加革命的同志，我们要团结他们，我也能理解了。

在党校我学会了认字，文化上也由原来的不识字达到能简单写信看文件。

当时的延安形势非常好，鬼子节节败退。

为了扩大抗日战火，恢复南方老根据地，组织上调一批长征过来的干部去南方开展工作。

一九四五年六月组织上把我从党校抽调出来，让我带两个也是长征干部到南方开展工作。

我们从延安到河南时，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接到中央电令，我们这批干部改变计划，由南下转为北上。

接到命令我们这批干部立刻由南下转为北上。

于是我们过了黄河，没黑没夜急行军赶赴东北。

到了张家口我们座上了火车，可是火车14走了没多远，就因为没有燃料停开了。

从延安到东北，我们昼夜不停地走了近二个月，九月到达沈阳，马上找到东北局的联系地点接受彭、陈、肖的指示。

立刻开展新的工作。

五、解放战争时期

辽阳是沈阳的南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而我们党在辽阳地区的力量比较薄弱，上级指示要我和另外两名延安来的干部到辽阳执行扩军，我们来东北的时候就接到中央命令，不许带一枪一弹，到东北空手组建部队。

我和延安来的两名干部，赤手空拳发动群众、白手起家、为东北野战军扩充组建了二个战斗团，一个基干团五个县大队，收缴日伪的武器弹药补充部队。

我们还收容整顿了旧军队扩大地方武装，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

我到了辽阳二十余天自己又组建了一个团，部队刚成立时缺少经费给养，我又把部队拉到鞍山接收了日本人的一个金库，解决了部队给养，我还改编了日本组织的警察二百余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整顿训练，部队成立了。

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反动宣传，加上新成立的部队，成份复杂，国民党埋伏在这个团的特务准备杀掉我，尔后把部队带到国民党那里去。

被我察觉后，埋伏的特务便带着一个连逃跑，我命令一营长黄春云带着部队消灭叛逃的军队，并将几个首恶分子带回，经审查，发现里面有国民党委任的两个旅长，一个团长，我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汇报后，经上级批准，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这几个首恶分子，稳定了部队的士气，工作也好做些了

东北的天气一过了十月就开始转冷，十月东北就下起了雪，由于地方组织还没有健全，部队的供给也无法跟上，已是冬天了部队还没有穿上棉衣，粮食也经常供应不上。

遇上国民党的部队，半夜东北都零下几十度了，要甩掉国民党军队，我就带着部队在雪地里行军。

有的干部战士脚趾都冻烂了，那时候我们刚到东北非常艰苦，新政权刚建立，力量又很弱，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分子和东北的土匪勾结活动，骚扰解放区。

辽阳有一个土匪头子叫于子芳，凭借熟悉地形，经常下山抢粮，抢人，袭击我们地委机关和地方部队。

我们这个团奉命前往围剿，击溃了这伙土匪，土匪头子于子芳也负伤窜入深山老林。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新六军进攻营口、盘山、沙岭一带，十六号停战谈判。

一月底，敌人破坏谈判，一、二、分区所在地被敌人占领，二分区并入一分区和编成一个独立师。

我带的这个团与一分区的特务团（只有架子没有战士）合编为辽宁一分区警卫团。

我仍然担任团长。

合编后部队整训一个月，即开到盖平、大石桥打国民党的一八四师。

尔后又配合四纵队打海城、大石桥、营口等地的国民党军队，我团在打飞机场、火车站的战争中，打的凶猛激烈，交火很大，敌人全部被歼灭。

这场战斗打完后，上级知道了我带的这个团战斗力强，打仗凶猛，就把这个团编到主力部队，我便调安东军区工作。

之后肖华司令员又命令我回一分区任副司令员，重新成立一分区，坚持敌后工作，配合四野攻打辽沈。

（未完待续）

注：

（大概时间好像是一九九零年父亲口述我记录）

各个革命时期的证明人

土地革命时期

罗木文1952年江西省委组织部长

刘亚楼原红一军团红二师政委

陈芳英（陈坊仁）原任指导员

曾国华原任连长

刘忠献原任团政委

肖劲光海军司令员

抗战时期

黄永胜原三分区司令员

王平原三分区政委

赵国泰原三分区二营政治教导员

解放战争时期

邱献同（邱先通）原任东北辽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肖华原任东北安东军区司令员

龙光1952年任东北空师参谋长

刘世洪1952年任平原军区干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