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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综述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地方政府治理运动标志着人类公共生活新时代的来临，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成为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探讨的理论热点问题，以治理为研究对象的著述大量涌现。
我国也受到了治理运动及其相关理论研究活动的影响，国内学者不仅致力于将国外治理理念的成果引进国内，同时也对其展开了自己的思考，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有意识地对其本土化，在加深研究国外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取得了属于自己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领域的理论成就，形成了理论研究与运用研究、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共同发展的局面。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治理理论是我国学者在寻求解决政府危机和社会矛盾问题上所做出的一次尝试，它打破了人们长期存在的两分法的思维模式，促进政府在管理方面由“统治、管理”的传统管理模式而向“治理”新的管理模式转变，它以崭新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分析框架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的命题。
从实践论角度来看，治理理论是指引我国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以来政府改革的方向，力争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以治理理论要求合作的价值追求为基础的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条件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现善治的政治局面。
本文在回顾治理理论兴起的缘由基础上，对治理概念、国内外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治理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以及治理运动在中国开展情况做一个综述性研究。
关键词：
治理理论；治理实践；地方治理；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研究综述
自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的发展情况时首次提出“治理危机”以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很快引起广泛关注其实“治理”并不是新造的词汇，早在14世纪末叶，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就是用过这个概念，用以表明上帝授予国王对国家统治的权利，但是新世纪赋予了“治理”新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并催生了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治理运动，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运动传遍全世界，与此同时对治理理论的研究更是如火如荼，各国学者都为这一新的制度范式做出了卓越贡献，加快了治理理论体系的健全化和多样化，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国政府改革都是力求实现治理和善治的政治运动，再此不得不承认尽管各国学者对治理有争议但是它却成为一个颇具潜力的公共管理研究新领域。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及其基本内涵
（一）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
人类政治历史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都是伴随着特定危机的爆发而发生的，之所以治理时代会降临，是因为传统管理的过程中政治家和学者们都看到了市场和国家都有失效的可能，只有建立一个政府、社会、市场合作的网络机制和体系才能有效应对当今社会危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为了提高本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力，各国纷纷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成为各国的共识，标志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而且在以19世纪工业生产技术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官僚化政府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特别是发展国家中社会矛盾更是尖锐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加上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给输出国和输入国带来不均等的利益问题和全球面临的普遍性安全、生态和环境问题都需要各国以合作的姿态来应对，这就促使国家或政府转变了传统的管理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据美国Nielsen公司2014年最新报告显示在全球60亿人口中已有5亿人上网，而且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提出“信息高速公路”之后，各国为了提高政府公共行政效率和质量也加快了政府网络工程的建设，这样一来公民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也影响着政府得态度和行为，政府决策不仅高效、便通，而且程序科学化、民主化，网络技术成为推动政府改革行政方式的强劲动力。
随着各国民主制度的全面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健全，公民的自我意识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他们开始成立各种社会组织，这种不同于政府组织以及政治性组织的团体，在当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政府决策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政府是可以通过与这些组织合作共同解决公共事务问题，这也是推动实现治理的动力。
综上所诉就是治理实现的外部因素。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的如上所述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对传统的政府管理理论和模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管理模式的单一和单向运动，以及加上层级限制等弊端和缺陷，都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中不同程度的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从而带来了信任危机和治理危机，这些自身暴露的种种问题，都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这就导致政府自身也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来改变管理模式，恰好治理理论适合新时代要求，政府改革的同时也为治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支持。
在理论渊源上，治理理论与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科学出现的某种范式危机有关，因为原先各个科学领域的范式已经不能诠释新的世界了，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形成，以“现代科学革命”中形成的原子结构理论、量子力学、相对论为理论前提，形成了研究系统复杂性、非线性的后现代“复杂性科学”，这种以研究系统复杂性和非线性关系为对象的整体性科学对经典科学范式构成了挑战，20世纪70年代，科学界掀起了一场探索复杂性的浪潮，耗散结构理论和超循环理论等自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突变论和分形理论等理论标志着“复杂性科学”的形成，把复杂性科学引入到管理领域既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政府创新管理实践的必然要求。
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进入滞涨期，政府管理效率低下，重新激活市场的呼声越来越大，这时新自由主义兴起了，政府私营化和重塑运动一度登峰造极，但是却沦落为纯粹的管理学和经济学范畴，忽视了公共利益的价值所在，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反思，多数人主张改革途径不仅仅是引入竞争提高效率，更主要的是确立合作机制能在维护私人利益的基础上更有效地保障公共利益。
同时期，公共选择理论也为治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养分，公共选择理论在批判传统市场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坚持政府组织和政府官员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的行为旨在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不会完全代表公共利益，唯一寄托在政府身上是危险的行为，这就从反面告诫我们公民社会的参与和分权管理是最合适的管理模式。
治理理论也吸收自组织理论的有益成分，一群相互依赖的人可以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面对搭便车、规避主义和机会主义等诱惑，能够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
治理理论一直都强调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来管理公共事务，提倡多中心治理的新制度范式正是得益于上述理论的长足发展。
当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研究者们对治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必然会促进治理理论从其他新型学科中吸取有益成分来使自己的发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二）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
1.关于“治理”的界定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在英国国王亨利四世首次使用的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而且是可以与统治一词互换使用的，是指与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政府性活动。
但1989年世行提出“治理危机”后，西方学者就赋予了治理新的内涵，治理的用法和内涵转移了方向，自20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兴起以来，学术界对治理做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界定，这就意味着治理是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当然，在治理理论传入我国学者视野中的时候，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和具体制度，也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治理概念和解释，但都没有与西方学者提出的新内涵发生实质性变化。
作为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认为：
“治理是一系列管理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需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
”英国地方治理指导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罗伯特·罗茨从不同视角列举了六种关于不单仅指统治模式的治理的定义：
“
（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是指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
（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是指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运行的组织体制。
（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列入政府的公共服务。
（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
（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互动。
（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线条网络。
”他不仅通过这六个相对独立的视角理解和使用“治理”概念，而且通过对支撑人类社会的三大制度体系（政府、市场和治理模式）的比较，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治理特征。
格里·斯托克关于治理的定义仅从政府管理模式论述了治理的定义，将治理定义为：
“
（1）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仅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2）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
（3）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
（4）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
（5）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上述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机构的人员的定义都被收录在国内学者俞可平教授的《治理与善治》一书中。
瑞士政治学家皮埃尔认为治理是一个脆弱的概念，“治理反映这样一种观念：
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政府之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与经济和社会的调节。
”罗伯特·帕特南认为：
“地方治理的运行所依赖的社会资源基础正是存在或建立在社群中的由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组成和互动的社会共同体，社群力量是维系地方治理网络的纽带。
”但是，最为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治理定义就是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
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它有四个特征：
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我国国内学者最早对治理关注的毛寿龙教授，虽然他的研究侧重于引进西方的治理理论，但是在翻译的时候，肯定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他在译介治理时指出：
“英文中的动词govern既不是指统治，也不是指行政和管理，而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而不是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入于负责统治的政治与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之间，它是对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的替代，意味着新公共行政或者新公共管理的诞生。
”随着国内对研究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也不在处于单纯进入的阶段，而是有了属于研究者自己思考的治理理论，国内学者俞可平教授就认为：
“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
智力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
”
纵观我所拥有的文献、论文、期刊资料，我认为治理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运用合作化的手段进行协同管理，以满足不同主体间的公共利益的活动过程，这一定义既符合我国的政治制度，也符合我国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要求。
2.关于“治理”的基本特征
治理的含义十分丰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但是理解治理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就是治理的基本特征，从国内外学者的诸多定义中，我们可以至少从五个层面的基本特征来理解治理。
第一、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包括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和志愿者在内的广泛主体都可以全面参与管理活动过程。
第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权力授予或竞争状态，而是结成了相互合作的信任关系。
第三、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而不再是以牺牲一部人的利益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也不再是以一个目标去否定另一个目标。
第四、治理的手段不再单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或市场的价值规律调节亦或是两者的结合，而是以新的工具和技术为基础的通过民主协商、合作互助和网络化管理等的手段来实施。
第五、治理的对象是公共事务或公共问题，提供的也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众多学者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就是在特征的基础上展开的，无非就是针对某些或全部特征以正面或反面的视角来研究，从而丰富治理理论体系。
二、国内外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20世纪70、80年代在英美兴起的地方自治运动以来，作为新的管理方式“治理”开始进入了人们的眼球，在世行针对非洲发展情形提出“治理危机”一次后，“治理”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体制问题的研究中，在西方，首先兴起研究“治理”的是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以及某些国家公共管理研究机构的人员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罗茨的《新的治理》，斯托克的《作为理论的治理：
五个论点》等等都对治理理论做了系统的理论研究，这在有关“治理”定义界定中的论述就可以看出。
在此之后，公共治理理论以其独特的理论创新和价值追求成为多门社会学科的研究热点，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并成为至今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但是，由于治理的概念不统一，特征又在各个国外学者眼中的重要性不一样，因此形成了治理理论的多样化研究，在此选择了几个对我国有较大影响的学者及其治理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概括性介绍，也可以得出国外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学者也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学家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她集中于公共事务的分析，冲破传统教条，建设性地提出通过集体行动和自主治理来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案，以“公共池塘”新管理模式的成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她的研究特色是基于具体的个案详解再回归到制度分析进而以严谨的逻辑推理展开的理论研究过程，对治理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她把整个管理机制看成是一个互动合作的多元主体构成的网络系统，而不是由政府控制的单一机制，在她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就可以看到她独特的治理之道，而且她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共同创造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大大促进了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对治理理论做了较大贡献，丰富了治理理论研究途径和体系。
迈克尔·麦金尼斯虽然认为奥斯特罗姆夫妇把渔场、灌溉系统和地下水盆地作为探讨治道与发展的客观对象有些不太适宜，但是诸如此类的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的确需要一定的政治技术，而当时美国管理这些资源的方式显然是失败的，因此，在面临搭便车和或过度利用这类资源来谋求私利的困境时，有效调整治道才是关键，他受到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有关此方面的若干经验性研究成果以及立宪制度替代性论文启示，在《多中心治道与发展》一书中描述微观资源管理过程与宏观立宪秩序的关系，来说明在地方治理视角下，唯有多中心管理公共资源才是最好的选择。
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彼得斯博士认为传统行政体制由盛转衰是经济形势的剧变和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社会保障负担以及公民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未来利益能否得到维护和经济、社会问题复杂化而导致的，因此对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断探索提高政府效能和服务品质的创新机制显得至关重要，自80年代以来，各国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激发了许多学者探讨各种有效改进政府运转模式的尝试，作者也不例外。
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中以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进一步发展中价值取向调整为依据提出了四个治理新模式即市场模式、参与式国家、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
拉塞尔·M·林登认为在面临一个公众对政府能力和政策冷嘲热讽有增无减的事实情况下，美国各级政府如何改革以及官员和公务员应当采用什么新的方法和模式呢？
他指出现有的公共机构都是在19世纪工业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机构的支离破碎无法满足及时、便利、多样化的公众需求，而商业流程再造思维给了美国政府自我革新的参考模式，这种模式用新词汇表达就是无缝隙政府，它不仅能让公民感受到组织的强有力，而且办事顺畅、毫不费力，直接服务公众需求，但这要培养出一整套新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完成该改革任务。
在《无缝隙政府——公共部门再造指南》一书中首先介绍了无缝隙政府是围绕结果展开的这一特性，其次论述了组建一个无缝隙政府所需的条件、原则和步骤，再次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他也指出了整合的重要性并结合两个具体实例给出了一些建设性思考和减轻既得利益集团抵制的战略，最后预判了这个新政府未来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方式，提供了一个治理理论指导的新范式。
由于资料和能力有限，没能完整给出国外特别是西方对于治理理论发展的完整脉络，但是通过上面几个例子其实也可以看出国外研究治理理论的现状就是集中于“多中心治道”、“第三条道路理论”、“集体行动和社群主义理论”和“整体主义思想”这些主要的领域。
（二）国内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国内最早对治理理论关注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他大量引入了西方著名学者的有关治理的理论著作和学术成果，他在组织编写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丛书中就包括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篇学术论文，同时也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一书中介绍了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新范式，他有关治理理论的研究也重在介绍有关“治理”的基本内涵，尚处于理论的引入阶段。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俞可平虽然也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前几章节引入了若干西方著名学者有关治理理论的学术论文，但是不同于毛寿龙教授的是开始结合中国的情况来探讨治理的有关问题，他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于治理的变迁”一章中分析了治理和善治的兴起基础、本质和实现方式，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对社会管控的放松，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或公民组织有所发展，在日渐成熟化之后开始对政治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被学者统称为“第三部门”，而这一社会力量在俞可平看来正是实现善治而不是统治的基础，他也详细论述了社会组织如何对治理产生作用，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善治必将实现。
结束后，旨在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欧各国纷纷上台执政，它们广泛实施为改善工人生活、工作状况，从而缓解社会矛盾的福利制度，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由于社会民主党思想僵化，没有适应新的形势而改变执政策略，从70年代末开始下滑，进入90年代特别是苏东剧变后，纷纷沦为在野党，为了重新夺回统治地位，罗云力教授在《西方国家的一种新的治理方式——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研究》和杨雪冬教授在《第三条道路：
新路还是旧途》中论述了它们只有通过建立合作包容超越左右的新型社会关系、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淡化阶级特征的新政治中心、管理体制从市场和政府关系两分法向治理转变、改革消极的福利制度、重新定位国家等内容才能以新的姿态再次登上执政舞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布莱尔和克林顿政府的上台为代表标志着新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再次成为了欧美国家风行的政治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中期源起于英国的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向西方各国扩展，逐渐成为西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90年代中期以后，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地方治理理念被输送到了亚非拉一些发展中国家。
虽然地方政府研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在地方追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和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政府却是人们一种执着的信念，孙柏英在《当地地方治理》一书中在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在我国实施的可能性和约束条件的基础上，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自治运动兴起的背景以及理论渊源、内涵及其实质和推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参考性建议。
探讨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直是自市场经济实施以来的永恒话题，如何平衡二者也成为经济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但是治理理论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二者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此后治理也成为国际公认的处于热研的替代性制度方案。
黄德发教授在《政府治理范式的制度选择》一书中认为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相对于强调技术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而言，他更认可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和善治的促进作用，因此大胆采纳治理范式是改善我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做出的良好的制度选择的理性思考，但他也指出了治理责任和如何纠正治理失败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是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两场革命，但这两场革命给各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使各国的传统公共行政陷入了无法回应现实的困境，这就要求各国政府摒弃全能政府、万能政府和无限政府的狭隘之见，以主动姿态去吸收社会的知识和智力，实施依靠第三部门参与和合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新管理模式成为公共管理运动得以重新建构的必然。
黄建荣教授在《公共管理新论》一书中指出治理与市场和政府一样也存在失灵的可能性，这就要求通过提升社会资本的力量，实施善治来弥补治理失灵，对于我国要首先研究新公共管理可行的模式、公共管理与政治文明以及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关系，进而再推动我国政府的改革，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这对我国治理理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他也提出要注意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价值取向，避免沦为纯粹管理学和经济学。
“公共管理”和“治理”的概念对于我国而言都是“舶来品”，因此我国政府改革不能照搬西方治理经验和方法，要在关注治理理论学科前沿性问题的基础上，挖掘对我国有益的理论成果。
李明强和贺艳芳教授在《地方政府治理新论》一书中在第十章节在论述治理理论的同时也阐述了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理论的逻辑关系，暗示了地方治理理论的内在要求成为地方政府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地深入，在扩大基层民主、政企分开、建设政治文明、培养公民社会等领域不断取得新成就，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实现治理的新资本，在书中他们也建议我国地方政府改革新思路应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风险为向导、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公共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大，地位也在不断地上升。
在政府管理层面，从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发展就彰显了政府在现代事务管理过程中“公共性”和“服务性”的独特魅力。
但在80年代随着世界两场新革命的到来，西方各国为了站在世界的前头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随后波及世界。
这场以改善公共管理为指导，大都以市场化为取向，用企业的管理方法、技术来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管理水平的运动被称为“新公共管理”运动。
楚明锟教授在《公共管理导论》一书中对新公共管理诸如过度强调管理等价值取向做出了反思，基于此，他主张在充分重视民主、公民权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基础上的新公共服务应该成为一个新的有效地政府治理模式，并以英国整体性治理为例，谈治理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这也是与一般公共管理教材的不同之处。
时至今日的中国，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各个领域都正在经历着改革的阵痛。
随着“治理危机”的加深。
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矛盾尖锐的时代。
为此，我党和政府依据科学发展观和十八大继往开来的精神不断调整着执政策略和管理方式，当然这也得益于一大批学者承前启后地对治理理论的深入研究。
吉林大学教授麻宝斌在《社会正义与政府治理：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书中围绕“正义与政府”这一主线在政治价值层面（社会正义、政治制度正义、公共利益、公平与效率关系等）、行政改革层面（行政改革的理性反思与困境、地方政府理念变革、行政审批改革等）、政府治理层面（府际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中美地方治理比较及多种治理模式等）提出了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丰富了我国最新政府治理理论成果。
而且他在《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更是直接从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四个维度首先介绍了中西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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