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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WTO的困境看当代经济学革命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者按：
读卢映西教授的文章是一种欣赏，我们都喜欢读那些有思想、有见解、独辟蹊径、站在理论前沿的文章，卢教授的文章就是这一类文章。
同时我们又感到可惜，中国这么多年来，大多数人都把西方经济学奉若神明，崇拜迷信还来不及，何来分析批判！
今天，西方经济学终于被卢映西女士看出破绽，看出了它“基础性的错误”。
的确，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只能有一个历史时期的正确和适用性，到了一定时期，就要用另一些思想和方法来纠正和替代。
目前，统治世界的西方经济学正面临着一场重大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挑战，陈旧的只注重生产、效率和竞争的西方经济学已经给当今的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人类如果不矫正传统的思想理论，经济实践早晚是无法运行下去的。
但更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界还没有觉醒，更没有创新，还在亦步亦趋照搬西方，中国经济甚至还在进行着大量的愚蠢的经济活动。
这是最大的不幸。
我们发出卢映西女士的文章，希望引起中国学界和经济界的注意。
]
从WTO的困境看当代经济学革命
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WTO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卢映西
2007年8月31日
电子邮箱：
x8b8x8@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网站首发）
摘要：
WTO自成立以来，效果令人失望。
各国的贸易壁垒和贸易磨擦换了新的形式，一如既往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原来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中的稀缺性假设没有区分欲望和能力这两个概念，致使整个理论体系成了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
实际上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为了争夺这种稀缺资源，国与国之间才会产生贸易磨擦。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生产过剩现象，其根源也在于消费能力的稀缺。
存在基础性错误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这些现象。
只要以有限的消费能力置换稀缺性假设中的无限欲望，就可以引起一场深刻的经济学革命，使经济学回到以人为本的正确方向上来，从而为彻底解决经济问题开辟道路。
关键词：
WTO西方主流经济学消费能力常识。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很多问题至今没有取得共识。
只有其中比较“成熟”的部分，例如自由贸易理论，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高度一致。
尽管迄今为止的国际贸易史一直是贸易自由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斗争的历史，但主流经济学家仍然坚定地相信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
这种信念在实践中的辉煌成果之一，就是WTO（世界贸易组织）。
那么，WTO能否终结贸易保护主义呢？
（一）纺织品贸易问题被搁置
二战以前，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是关税。
二战结束至WTO成立，主要手段是以配额、许可证为代表的数量限制。
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与就业关联度较高，因而纺织品历来是各国贸易壁垒的重点防范对象。
以推进自由贸易为宗旨的WTO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于1995年正式实施《纺织品与服装协议》，要求逐步消除美国、欧盟和加拿大根据《多种纤维协定》建立的配额制度，要求各成员国在10年的过渡期内（过渡期到2005年1月1日为止）将纺织品和服装贸易归入WTO体制。
也就是说，从2005年1月1日起，纺织品这一长期与自由贸易体制若即若离的贸易品将完全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国为了加入WTO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纺织服装业是中国加入WTO后可以获益的一个重要行业。
美国和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其配额一旦取消，将给中国纺织业送来巨大机会。
因此，2005年第一季度，中国纺织品对欧美市场的出口量猛增。
可是好景不长，美国和欧盟很快就背弃其一贯鼓吹的自由贸易精神，利用《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条，重新对中国纺织品实行数量限制。
后来经过谈判，中欧双方同意，在2005年6月11日至2007年底期间内，在对十类纺织品确定基数的基础上，按照每年8％至12.5％的增长率限定中方对欧出口数量。
美国的态度更为强硬，经过七轮艰苦磋商，直到11月8日才与中方达成协议。
按双方约定，协议涉及的中国对美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增长率为2006年10－15％，2007年12.5－16％，2008年15－17％。
这样的限制使中国强大的纺织品生产能力根本无从发挥，于是配额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被耗尽。
以中欧贸易为例，至当年8月30日，受限制的十类纺织品已经有九类配额用尽。
同时，8000万件服装和纺织品因为超限而堆放在欧盟25国的港口无法通关。
显然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被搁置。
从理论上说，2008年后欧美再也不能凭借《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推出专门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到那时中国纺织业的国际竞争力再无人为制约。
可是，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到那时就会自动消失吗？
欧美经过10年过渡期的准备，到现在仍受不了我们纺织品的冲击，仅过几年就能坦然面对？
如果我们不想自欺欺人，最好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农业补贴问题导致多哈回合中止
始于2001年11月的多哈回合谈判包括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以及贸易和发展等多个领域，是到目前为止目标最宏伟、参与方最多的一轮多边贸易谈判。
此轮谈判的宗旨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从而把更多贸易所带来的利益传播到第三世界国家，以此来解决全球的贫困问题。
然而，只要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农业补贴――不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一回合谈判的所有宏伟目标都将悬在空中。
农业补贴问题，最早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为了抑制农产品过剩，渡过农业危机，美国政府首开价格补贴先河。
此后，许多国家相继采用价格补贴政策，尤其在二战后，实行价格补贴的国家越来越多。
事实上，目前价格补贴已成为这些国家农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发达成员每年的农业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几乎每天就是10亿美元。
但是，这种最初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过剩问题的措施，由于实际上为农民编织了一张舒适的安全网，后来反而极大地刺激了发达国家农产品的生产，导致更为严重的过剩问题。
以欧盟为例，到1985年底，欧洲各国已储存了78万吨牛肉、120万吨黄油和1200万吨小麦。
为了避免无限制的储备增长，发达国家就把过剩农产品抛向国际市场。
这些享受了补贴的农产品必然严重打压国际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给没有补贴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带来巨大冲击，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利益。
正因为如此，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削减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成为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要求之一。
我们以常识就可以判断，在大半个世纪中积重难返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次谈判、一纸协议就能解决的。
所以，尽管多哈回合目标宏伟，但是这一轮原计划于2005年1月1日前结束的谈判，在历经5年的磕磕绊绊并一再延期之后，最终还是无法突破农业补贴这个顽固的障碍，在2006年7月24日宣告无限期中止。
（三）WTO的困境有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趋势
WTO于1995年1月1日成立时，全世界曾为此庆贺和欢呼。
但是经过十多年实践，效果令人失望。
首先，WTO未能从实质上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磨擦，只是使原有的壁垒和磨擦换了形式。
在WTO框架内，各国为贸易设置障碍的常见方法是“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此外常见的非关税壁垒还有环保标准、质量标准、技术和卫生标准等等。
贸易磨擦涉及的行业和国家越来越多。
其次，WTO按理应促成全球经济一体化，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
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使原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利益联盟之间的矛盾得到化解，反而在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了许多新的矛盾，呈现出一种与一体化背道而驰的分散化倾向。
例如，2005年以来，美国与其贸易伙伴欧盟、日本和加拿大围绕《伯德修正案》展开了贸易战。
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美国和欧盟不仅没有联合，反而相互指责施压，矛盾表面化。
就中国而言，贸易利益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生冲突，所以在入世谈判过程中，对中国要价最狠的就是发展中国家，以墨西哥的表现最为典型――当时墨西哥以反倾销问题拖了两年不签字，成了最后一个跟中国签入世协议的国家。
在纺织品问题上，前面已提到美国和欧盟对中国设限，实际上配额取消后第一个对中国使用“特保条款”的国家是土耳其。
不仅如此，土耳其、墨西哥等国的纺织品行业组织还签署了《伊斯坦布尔宣言》，要求WTO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继续实行配额管理，直到2007年底。
短短3个月，就有45个国家的90多个专业组织参加了《伊斯坦布尔宣言》的签名。
这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WTO遇到的困境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以其理论上的完美彻底击败重商主义理论之后，今天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倾向仍是与重商主义一脉相承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我们感觉到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挖掘。
二、现实的荒诞
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也有不少解释，但细究之下，这些解释都流于表面化，无法从根本上解释清楚阻碍自由贸易的原因。
我们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结果令人惊奇。
清人李汝珍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
其中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
买者尽可能付高价，卖者尽可能讨低价。
如果卖者不按买者的意愿加价，买者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
好不容易谈定价钱，买者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
我们可以想像，要是这个君子国也有经济学的话，其经济人假设肯定与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
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对应的地方！
比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
即使按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
也就是说，亚当·斯密认为“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1]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像君子国那样“愚蠢”的交易原则同样通行。
不过，这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验到的，因为他们是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向荒诞，就如冷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
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
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挡回去！
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原因，就因为学者们还未意识到这种荒诞。
荒诞现象的谜底我们将在后面揭开，在此，我们先顺便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猜想。
我们把日常生活中以“自利”为原则的交易称作正常交易，把君子国式的交易称作反常交易。
现在我们已经观察到，在现实世界中，正常交易和反常交易同时存在。
那么，就像正数和负数之间有一个“0”一样，正常交易与反常交易之间也应该存在一个无交易的状态。
这种状态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正是一个取消了交易的社会。
换句话说，在逻辑上，共产主义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什么乌托邦。
过去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只讲“利他”的社会，即“圣人社会”，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性假定的误读，这样的误读已经由西南财经大学的赵磊研究员纠正了。
[2]现在我们看到，只有虚构出来的“君子国”才不得不建立在人性的“利他”假定之上，而在逻辑上，无交易状态的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这样偏执的假定。
因此，人们过去对共产主义社会也很可能有误读，比如把共产主义当成一个“理想社会”。
从我们提出这个猜想的类比推理过程看，共产主义很可能只是一个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类生活“本该如此”的正常社会。
这应该是一种利己和利他高度统一、无论利己和利他都不受外界强制因而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
尚未实现的未必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的才是乌托邦。
下面我们将论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自由贸易、充分就业等目标才是真正的乌托邦。
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错误
稀缺性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之一。
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
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描绘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图景，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产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在不变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贸易确实能使各国所能得到的消费品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
关于自由贸易理论的完美，学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哈佛当学生的时候，一位同学要他在所有社会科学原理中，指出一种既正确又重要的。
结果，这个问题竟让萨缪尔森苦恼了30年之久，直到1969年，就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一年，才终于拿出了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萨缪尔森认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正确且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
[3]实际上，“自由贸易可以使各国都得益”早已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教条，萨缪尔森对比较优势原理的推崇并不令人意外。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植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
然而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主流经济学家注意到，这个假设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
需求取决于欲望。
这其实是个常识性的错误，我们仅用常识就可以判断，现实经济中的需求并不是取决于消费欲望，而是取决于消费能力的。
与天马行空式的欲望不同，人的消费能力不仅有经济的规定性（比如预算约束），更有自然的规定性（比如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
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区分欲望与能力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只承认预算约束，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随便什么地方，消费的一般情况，与其说受真实消费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说受赚钱的难易程度的支配。
”[4]亚当·斯密囿于历史局限，其观察可能不够深入和全面是情有可原的。
不可原谅的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这方面居然没有一丁点进步，反而在庸俗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以至于在当今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出现登峰造极的煽情说法：
“一个简单的智力实验可以证明这点：
假如所有社会成员都被要求开出他们在无限收入下所想购买的物品和服务的清单，你认为这些清单还会有结尾吗？
”[5]然而，简单的智力实验只能证明简单的智力，我们只须用同样简单的逻辑推理就可以让这种层次的智力贻笑大方。
首先，常识告诉我们，人的消费能力不可能超越自身的生理约束。
关于这一点，自古就有格言：
“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
”要想推翻这一常识，只须找出一种消费品，无论数量多大都无法满足人的消费需要。
显然，这样的消费品是不存在的。
因此，要想证明消费能力无限，必须证明人有能力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
下面我们给出两个基于常识的假设，从时间约束的角度证明人不可能有消费无限多种消费品的能力。
假设一：
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一样，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
这一假设虽是常识，而且早已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注意到，[6]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理论含义。
假设二：
可被人支配的时间是有限的。
这也是无可辩驳的常识，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时间面前人人平等。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合著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在谈到时间的替代（trade-off）问题时，这样说道：
“以时间的稀缺性这一重要事实为例，人们可用于从事不同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
”[7]
由假设一，消费活动要耗费一定时间；由假设二，人们从事消费活动的时间是有限的。
于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有一个：
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
如果认为欲望有多大能力也会有多大，这样的认识水平就跟我们当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落到同一档次上了。
这说明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犯错误，有时甚至会犯很低级的错误。
不同的是，这一档次的错误我们早已发现并予以纠正，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性错误，不仅至今未被主流学者发现，反而还用数学模型编织成的“皇帝新衣”乔装打扮起来，继续误导学界。
人的能力――不管是生产能力还是消费能力――不可能是无限的，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不但个人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只要采取措施使人口不致无限增长，整个社会总和的消费能力也是有限的。
因此，消费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
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容易解释前面提到的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种种看似荒诞的现象。
因为每个国家的消费能力都是稀缺资源，被外国商品占用，本国商品的销路就会萎缩，失业率就会上升，所以需要对可替代的进口商品设置壁垒。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在国际贸易中，虽然目前人们还未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消费能力是稀缺资源”，但各国商品生产者在进口商品冲击下的被剥夺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因此，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各国有限的消费能力被充分满足之前，贸易才会使各国都受益。
而当一国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失业问题表面化时，可替代的进口商品就不再受欢迎。
这时国际贸易关系就开始扭曲，直至出现君子国式的荒诞现象。
消费能力与其他物质财富一样，都是稀缺资源，因而都可能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
由于相对于消费能力，技术进步对生产能力的提高更为有效，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倾向日益明显，生产过剩问题越来越表面化，消费能力也就越来越显得稀缺。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有定论：
“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
”[8]这个结论与现实经济发展过程的吻合程度之高，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观察古往今来国际经济军事关系的演变得到印证。
我们看到，古典帝国主义的做法通常是对弱小国家的领土吞并和财富掠夺，而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则完全不同。
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目的不是吞并领土和掠夺财富，而是为了争夺推销本国过剩商品的殖民地市场。
所谓争夺市场，其实就是争夺消费能力这一稀缺资源。
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用传统观念看很荒诞――为何要把外国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
其实各国所争夺的，已经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消费能力，因为消费能力后面站着的，是就业机会。
“贸易自由化时常不能实现其诺言－－相反，它导致更多的失业－－这就是它为什么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
”[9]
例如，前面提到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就声称中国纺织品贸易自由化将在其他国家造成3000万人失业，而中国则声称外国对中国纺织品设限会影响中国1900万就业人口的生计。
在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因为高额补贴使发达成员的农产品得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价格优势，发展中成员要求发达成员首先取消农产品补贴，然后再谈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
但发达成员希望尽快打开发展中成员市场，明确表示取消农业补贴要以发展中成员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改善市场准入为条件。
这里，双方都稀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饶有象征意味的是，中国古代建筑长城，是为了阻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抢劫财富；美国总统最近签署了在美墨边境建设700英里围墙的法案，目的在于防止手无寸铁的墨西哥移民“抢”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
美国从掳掠黑奴到筑墙自闭，两种同样臭名昭著的现象，折射出一个强烈的信息：
被技术进步不断提升的生产能力需要的是海外市场的扩张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给。
但这样的沧桑巨变却不能在封闭保守的主流经济学界内激起一点小小的涟漪，没有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已经成了一种乌托邦梦呓。
更有甚者。
2003年3月与6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禁止网络赌博的法案，直接引发了一场震动网络赌博业的国际诉讼。
2003年下半年，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安提瓜和巴布达”（以下简称安巴）向WTO起诉美国，指其禁止由安巴政府发出合法执照的跨境赌博网站为美国客户提供服务，是违反了WTO总协议之中的服务贸易承诺。
安巴是一个只有7万多人的小国，该国宣称：
美国的禁令使该国每年损失3300万美元，网络赌博企业由119家下降至30家，相关就业职位从5000个下降到不足1000个。
2004年3月24日，WTO初审裁决安巴胜诉。
其后，双方均对初审报告提出上诉。
2005年4月7日，上诉机构报告公布。
上诉机构尽管几乎对初审报告的每一个主要问题都修改甚至推翻了原来的理由或结论，但仍在整体上维持了初审的最终结论，即美国违反了WTO关于服务贸易的相关规定，要求美国修改其措施。
[10]这一裁决被一些网络赌博合法化的小国视为“重大的胜利”，也被站在合法与非法的阴阳界上的离岸赌博网站共同视为一次生存之战。
[11]
WTO的困境，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论断：
“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
[12]
四、生产过剩问题不容回避
如上所述，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消费能力的稀缺，而这种稀缺因其自然规定性，在理论上是回避不了的。
过去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找到如此简洁的表述，但生产过剩一直是近代以降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的西斯蒙第，在其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首次确认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现象。
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的最后一章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造成普遍商品过剩的观点，指出社会上必须有一部分不事生产的消费者才能抵销商品的过剩。
凯恩斯进一步将“有效需求不足论”发扬光大，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凯恩斯革命”。
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就是周期性的、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
另一方面，在古典经济学家中，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则代表不承认生产过剩的一派。
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1776年）中说：
“对食物的欲望是受每个人的胃的狭小的能力所限制的，然而对便利品、房屋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的欲望似乎没有什么界限和边界。
”[13]这里，斯密只观察到消费能力的生理约束，没观察到时间约束，而且生理约束的经济后果他同样没观察到。
事实上，因为生理约束在食物的消费方面表现最为突出，所以农业总是最早出现生产过剩问题的产业，而且与其他产业危机的周期性不同，在正常气候条件下，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一种过剩状态或慢性危机之中。
所以，尽管西方发达国家一贯标榜经济自由，可是自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以来，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就一直没离开过政府的保护。
前面提到WTO多哈回合谈判在农业问题上受阻，症结也在农业生产过剩上面。
此外，如前面所述，消费能力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约束，可是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没有发现这一明显的事实，或者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的理论含义。
尽管与常识相悖，但斯密的“无限欲望”说仍然以讹传讹，一路畅通地演变成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使得全世界所有主流经济学家齐刷刷地栽在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上面。
在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稀缺性假设下，生产和消费呈现“有限－无限”模式，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对历史上一直有争论、现实中一直客观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采取了拙劣的“鸵鸟政策”。
显而易见的是，把脑袋钻进沙堆里，问题可以变得看不见，却决不会自动消失，因而只能不断以扭曲的方式给现实的经济运行制造麻烦。
分析到这里，我们实际上又回到了凯恩斯当年对重商主义和古典学派的评论：
“重商主义者觉察到问题的存在，但却不能把他们的分析推进到能解决的地步。
然而古典学派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因为古典学派的前提之一就是否认该问题的存在。
这样一来，从经济理论得出的结论和从常识得出的结论二者间出现了裂隙。
古典学派的卓越成就就是能克服‘常人’的信念，同时本身却是错误的。
”[14]
随着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生产过剩问题已经十分表面化了，现实中很多棘手问题实际上都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
比如贫富分化问题。
在短缺经济时期，市场经济确实为人们勤劳致富打开了出路。
但到了过剩经济时期，勤劳已不再是富裕的充分条件，贫富分化才会成为日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早有名言：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
”[15]再如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与生产过剩有关。
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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