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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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1
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一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⑴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及资料，认为历史人类学主要是对过去和现在影响了人类行为的社
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做出跨文化和比较性理解，它与历史的区别之一就是把过去与现在相连结。
文章阐述了人类学家怎样使用资料来研究家族史、人口统计史和政治经
济史，以及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对生活史、口头历史、物质文化与影像的运用问题。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资料
【正文】
引论
1899年，福莱德利克•梅特兰写下了经常被后人引用的宣言：
”不远的将来，人类学将选择要不然成为历史，要
不然什么也不是"。
尽管人们不同意他的观点，梅特兰的断
言给十九世纪的进化派学者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方法。
进化派学者认为，跨文化结构变迁的阶段是广泛的和一致的，
形成了普同的历史。
梅特兰曾在人类学家中间引起了一场争论并延续至今，每当学科范式更换的时候，它就表现为一种新的形式。
二十世纪早期，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在某种
意义上就是对梅特兰挑战直接的回应。
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
功能主义范式是与历史无关的。
譬女口，拉德克利夫•布朗
争辩说，"无文字记载历史"的社会通常是人类学调查和历史研究的对象，在这种社会里只有猜测和怀疑。
功能主义立场的含义是很清楚的。
正如博克所说，"很难说是田野工作
的扩展导致了功能主义的兴起还是相反。
人们要是滑向功能主义的习惯用语，他们会说新的解释和新的研究方法相互很合适。
不幸的是，他们支持社会理论家把过去忘记。
"其结
果是产生了一种常把"无历史民族"置于固定的、静态的分析框架中的实在论。
伊文思•普利查德在一篇关于人类学和历史的论述中评论了结构功能主义的非历史主义，他的这篇评论或许至今
与梅特兰的宣言同样有名。
伊文思•普利查德争辩说，人类学是"一种特别的编史工作"，只此"才是经验主义的，真实地讲，才是科学的"。
他问到人类学家习惯于研究的小型社会隔离性的问题：
"尽管这些社区的结构依然相当简单，但
它们组成了大的历史社会之一部分……人类学家不能再忽视历史……要么明确地拒绝它，要么承认它的关联"。
尽管有些英国社会人类学撰写了历史框架的民族志，但是，本学科作为一个整体从功能主义范式中解放出来还是花费了时日。
甚至那些在世界上有丰富文字历史记载的地方
开始工作的人类学家倾向于在表面上处理这些文字记载，或
者根本不予理睬。
威廉•道格拉斯描述了他到西班牙那瓦赫
省伊卡拉市立档案馆时引起的震惊。
"馆长办公室的墙边堆
满了乱七八糟的纸张，有些是十五、十六世纪的遗物。
我做出了一个任意的决定，即使用最早的人口调查资料，在
此基础线上，我可以忽略所有更早的文件。
"当人类学家考
虑历史资料的时候，他们主要把这些资料当作当前民族志的背景，而不是当作人类学分析不可或缺的部分"。
当然，那些自称为民族志史学家的人类学家是例外，他们主要研究土著美洲人的过去。
对于很多人来说，民族志
史是重建一个地区和一个无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之历史。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它是局内人眼中的历史。
最近，有人定义民族志史为历史意识的研究。
仍然有人强调应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于历史，可以使民族志史接近历史人类学。
勿容置疑，民族志史学家富有成效的工作向历时过程分析模式的
转化提供了基础。
奥特纳曾在《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一书中描述了这种模式。
在证明上述转换的人类学主要著
作中，有《无历史的欧洲和民族》，《历史的岛屿》，《甜蜜与权利》，《瑟琵柯河的社会：
阐伯里人和邻居们的历史民族志》，《大宗教：
社帕佛教的文化与政治史》，《西西里西部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移民一个意大利南方城市：
一段人类学历史》。
五十年前，我们不能要求我们今天所能要求的--历史在民族志的视野里，在人类学的方法中找到
了一个新的、严肃的，最有可能的是永久的位置。
在历史人类学中，是什么促进了与历史的友好关系呢对
于奥努基•铁内来说，原因有二：
人们认识到"从没有无历
史的文化";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从事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所谓更复杂社会的研究。
强思有意回避了如下事实，即
古人实际上对某种实践和信仰起了更大的作用，这种认识在我们的分析中发生了变化而没有持续下来。
我们还应对文化概念的局限性提出挑战，这要求我们探索和理解个人、
家庭和社区的生活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并且怎样不但被地方势力而且被全球势力所改变的。
有人说道，历史通过增加研究的案例--在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给人类学家提供了扩展比较研究的机会。
西尔维曼表明，在布满灰尘的意大利省级资料馆中与历史学家一
道工作的人类学家可能在研究相同的文件，但是他或她却与"新几内亚的民族志学家，研究玛亚征服之前的考古学家，
观察黑猩猩社会行为的研究家，以及在当代曼哈顿研究韩国人杂货店的都市人类学家"有着类似的目的和问题。
历史人类学家趋向于在地方性区域提出大问题，并在跨文化比
较的框架下研究该问题。
因此，珍和皮特•史奈德在西西
里开始研究出生率下降和阶级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如是说：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历史上出现的戏剧性事件和灾难，以及后人如何评说，乃本研究最广义之旨趣。
西西里一社区于I860至1980年间人口之消长，乃本研究最狭义之关注。
"
虽然，关于人类学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已有众多著述，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很少谈及。
有一种含糊其词的说法想当然地认为，历史人类学就是通过文字资料重建一个社会的
过去。
但这些资料是些什么怎样评估和使用它们那些自称历史人类学家的人做的事与历史学家有所不同吗或者与那些自称为民族志学家的人也有所不同吗如何在资料馆里做田
野工作呢
当然，历史田野的方法是由询问特殊问题来塑造的。
雷那多•罗塞尔多主要依靠口头历史，来探索菲律宾卢桑北
部伊隆哥特猎头们战争文化的建构。
布莱特和奈廷使用了
残缺不全的记载，分别调查了一个葡萄牙村庄和一个瑞士山区社区两、三个世纪的人口统计模式和亲属关系。
科兹使用了同样的方法研究了过去整整三十年间意大利中部的家庭结构。
萨林斯把神话的分析和历史资料的分析相并置，探讨对库克船长之死所做的主客位解释之区别。
孔博纳在资料馆里做了毕生的田野工作，接触了大量的资料，这些文
本可被解构以反映印度殖民社会的本质。
最后，马勒•帕
沃斯使用了传记的方法和生活史来记载奥格拉拉•萧克思女人的生活变迁。
在本章的最后，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些不同的历史方法。
我开始讲资料，以及人类学家怎样使用资料来研究家族
史，人口统计史和政治经济史。
我特别注重应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注重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方法之区别。
随后，我讨论生活史和口头史。
然后，我将简要谈及可被用于历史人
类学的其他和方法，特别是物质文化和影视表现。
结尾时我将考虑民族志田野工作与资料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把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
这次讨论有两件事十分明确方
法，分析模式，理论最终是不可分的；只有通过考察历史人类学家的作品才得以学习其研究策略与方法。
查尔斯•笛利和泰德•斯高泊对于历史社会学所做的宣言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人类学：
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
资料性证据：
评估的
在民族志史研究的早期，像布鲁思•特利格一样的人类学家严厉地批评了在使用资料性证据时缺乏严谨的态度。
"他们孤立地看待资料，全然不顾当时的场景，也不去判断
记录者的偏见和能力。
其结果导致了资料使用过程中的傲慢与无知，职业历史学家对此不屑一顾
那么，怎样才能具有批评眼光地评估资料呢皮特写过
《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对于历史资料的使用》一书，内容简
明扼要，对于使用资料的介绍十分有用，尽管有点陈旧。
他猎涉了大量的资料--来自公众和官方的、宗教的、社会机
构的，商业和公司的，私人信件和数据银行--也猎涉了批
评分析的方法。
当人类学家涉险进入资料时，他们必须了
解和应用历史学家应用的同一评估标准来确认资料性证据的可靠性。
该标准包括评估观察者的社会地位、智力和语
言能力；可能影响观察的态度；所有列入的和省略的内容；针对的读者、撰写的动机以及叙述的风格。
然而，历史人类学家对于使用资料还有额外的问题。
存在这些问题通常是因为他们了解当代民族志、民族中心主
义、殖民境遇中的权利政治、以及局外人理解他文化之困难。
大多数历史人类学家在他们为之撰写历史的民族中间做过田野工作，他们的认识是来自于这种民族志的知识，并以
此来评价观察者获得的某种文化理解。
斯德特温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位历史学家在1944年写了关于森密诺尔
领导人寇库齐于1837年穿过狭小的监狱窗户从奥古斯丁堡逃跑的事件，他怀疑野猫用"药草根"减轻他的重量才从缝隙中挤出去的说法。
斯德特温特认为，巫术的知识和现代
森密诺尔人的信仰使得人类学家会"接受这个细节为可靠的说法。
"这里的问题不是关于药草根是否有上述的效力，而是关于一个特别的主位解释，对森密诺尔人来说是正当
的，因而亦是一种清楚的历史事实，可以作出不同的学术判断。
民族志知识也可有助于评估可列举的资料。
舒麦克提到了家庭历史学家面临的方法论问题，他们用人口普查的数
据分析美洲土著的家庭结构。
她还特别试图把土著美洲人
放入欧洲美洲人的模式，使用可列举的数据检验政府关于再安置和再组织政策是否成功。
翻译问题也是具有意义的，
尤其是在处理关系的问题上。
她争辩说，人口普查的数据对于切诺基可能比对于那瓦尤具有更高的质量，因为他们的英语程度更好，更容易与欧洲式美洲文化相融合。
对于文化模式的广泛理解亦能有助于资料的评估。
这样，一个传教士讲述的关于南佛罗里达卡鲁萨印第安人一
个高级头领娶了他亲妹妹为妻的事情就是合理的，这对于全世界其他分阶层的社会中的乱伦禁忌是个例外。
同样地，有关美洲土著人更丰富的民族志史的资料可以谨慎地用来贯穿另一个族群不太充分的数据。
最后，对于文化接触、文化征服和殖民主义作为历史过程之影响的充分理解才能够阻止误解释。
奥贝塞克把斯里
兰卡国康提市一个名叫沃尔夫的英国公务员的待遇与英国1796年驻康提独立王国大使罗伯特•安朱的待遇相比较，
并通过比较做了一番描述。
在第一个例子中，斯里兰卡人拜倒在沃尔夫的脚下；在第二个例子中，安朱被要求下跪，
他的随从人员都必须拜倒在国王的脚下。
这种区别反映了历史条件和权利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了仪式生活和外来者的待遇。
奥贝塞克从该问题转向分析如下问题：
他认为人们不加
鉴别地阅读了有关1779年夏威夷岛上吉姆斯•库克船长之死的文本，那就是土著人思想的误解释。
他从马歇尔•萨林斯的书《历史隐喻》中摘了几个例子。
荫林斯提供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严谨的回应。
在他的《土著人如何思考》一书
的几篇附录中，他特别提到了他曾被指责忽视或误读了的特定。
因此，他就使用历史证据的问题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方法论问题。
根据一位书评人的观点，该书的历史证据"使
其成为历史人类学方法论高级课程的上佳选择"。
尽管他们
的意见相左，但我认为，萨林斯和奥贝塞克在一般性的问题上会达成一致，如果不是在具体问题上。
应该在关注社会、政治和文化场景的情况下阅读历史资料。
我们必须不但要认定一个文本作者的民族中心主义，而且要认定作为该文本的评判者我们自己的民族中心主义。
家族史和历史人口统
计学
在家族史和历史人口统计学的领域，已经发展了一类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定量方法。
人类学家已经成功地应用了很
多这种方法，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人类学家，以及那些在更传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如非洲和东亚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
在论述定量方法应用于历史数据综合性著作的作者中，有哈金斯和捷夫雷，杰罗斯和哈代。
格罗斯泊特制作的
文献目录也是同等重要的。
然而，最好的历史人口统计学与方法综合性著作是维利根和林匙写的。
他们不但评述了
的种类--教区的民事记事录、明细表和人口统计表、家谱
和人口记事录、组织和机构的档案--并且也从事人口重建与
分析的特别方法的细节讨论，包括记名记载和家庭重组、计算机模拟、回归、时间系列、线性记录模型和要素分析。
记名记载涉及了在来自不同的众多的资料中寻找同一个人的过程。
家庭重组是这些个人组织为一个家庭单位的
过程。
尽管不全、准确认同、名称变迁和人口流动诸问题都适用于这些方法，但这些方法对于重建"普通"人过去的日
常生活是一种最有效的途径。
温切斯特关于上述方法发展与应用20年的概述是一佳
作，它还写到这些方法发展与应用亦适应了当今计算机的世界。
应用记载和家庭重组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实例是科兹
和科兹与郝根对于19世纪晚期意大利中部凯斯莱箫人口的研究；布莱特对于葡萄牙北部1700年至今的移民、婚姻、
繁殖和犯罪的研究；博德维尔•费森特对于19世纪和20
世纪初爱尔兰主干家庭的重新思考；史奈德对于I860至1980年西西里岛繁殖衰退的研究；沃尔夫和黄对于1845至
1945年台湾的婚姻和寄养问题的研究；奈廷对于1700至
1980年瑞士一个山区社区生态变化的研究。
在奈廷的案例中，这种方法非常奏效，因为他是研究一
个封闭的社区，其历史的变动很小。
90%以上的家庭都已经
全部或部分地重组，在公开的家谱、人口统计资料和税单中得到的补充数据使精确的核查成为可能。
科兹更多关注的是家庭的组成和共居的模式，而不是人口统计的比率。
科
兹和他的同事使用了意大利人口记事录和尤金•汉摩尔发
展的家庭类型学，得以重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意
大利中部复杂的佃农家庭的生活。
科兹和郝根最具创新的工作是使用了生活轨迹的方法。
历史学家塔玛罗在研究新英格兰的产业工人时使用过这种
方法，历史学家乔治•奥特GeorgeAlter）在研究19世纪中
期比利时维尔威斯妇女时也用过这种方法。
该方法使个人成为研究的中心，并关注个人的生活是怎样被历史的变迁所影响。
该方法对于更规范的和更固定的家庭或发展循环提供
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这在社会学家戈兰•艾德的很多
著作中完全是线性的描述。
罗塞尔多在对伊琅哥特做的历史研究中使用的群体研
究的方法略有不同。
罗塞尔多认为，"群体研究是针对不同
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群体再造了他们自己，他们永久生存下去，他们修正或突然改变其社会结构”。
与生活轨迹方法一样，群体研究是来自于社会学，但已在历史研究中
应用，旨在对个人的群体之共同目的做纵向分析。
在人类学中，家谱方法对于历史重建已被广泛接受，并
在工作于非洲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中具有悠久的传统。
人
口统计学史的家谱分析方法最全面的讨论是班奈特•戴克
和华伦•莫利XX的《家谱人口统计学》。
在引论中，XX者
评价了家谱的民族志和资料的方法，表明在"报导人"的清
单与"记载"中的清单核对时有多少内容被遗漏了。
维利根
和林匙的著作具有同等的价值，他们概述了家谱的种类，家谱来源的问题以及用于从家谱数据中抽出婚姻与繁殖比率的方法。
在弗里曼对于西班牙北部派西哥人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应用这种方法的好例子。
通过与报导人的会谈，弗里曼建
构了派西哥人的家谱，并将此与人口统计资料相联系。
在一篇解释该方法的未发表的论文中，弗里曼说道，在收集家谱的过程中，会有其他的数据被传达--婚姻的政治学，财
产传递问题，组合家庭的动力，迁移，人与人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谣传和丑闻。
她争辩说，这些家谱可以衬托对于文字的解释。
尤其是，它们可以帮助展示某些记录的惯例，这些惯例会把领养这样特别的行为实践弄的难以理解。
文字记录可被用来反向延伸家谱，评估民族志的描
述。
人类学家若看到一个较短历史的家系，就会不同意”我
们一直住在这里"这样的说法，而去更多地考虑这种说法的真实和象征的意义。
其他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那些研究欧洲、亚洲
和美洲家族史的人们，转向了已发表的家谱，而不是通过
交谈以建构之。
这些家谱通常可用定量方法进行分析，该方法亦用于分析重建于生命记载的众多家族。
从家族史到地方社会、经济和政治史
历史人类学家通常超越了建立在生命文献、人口普查资
料、人口记录、以及口头或文字家谱的数据上的家族重建
和人口统计史，以探索其他定性的历史，它们有助于理解过去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地方人们生活中特殊事件的意义。
高尔特把家庭人口普查数据与纳税记录、公证的交易数
据、公安与司法记录相联系，以重建18世纪至20世纪在意大利南部艾普林镇的居住模式和社会阶层之面貌。
通过
分析记忆的和记载的历史，他能够展示当今经济和社会全景的特别要素的历史深度。
在讨论各种证据时，他提到很多
人类学家是在那些他们曾作过民族志的地方开始攻击历史的，这样他们就必须与历史文件的局限性打交道。
罗森泊格在一个更具叙事风格的版本中使用了很多历史资料，以追溯瑞士艾尔畔社区在国家和资本主义扩张影
响下的变迁。
罗森泊格使用了一种处理模式，重点分析生计方式、市场条件和阶级组成，以此方式她探索了农人怎样处理对他们社区外来的日益变化的要求。
她主要的是财产
和纳税记录以及遗嘱，这些资料提供了关于财产关系的很有价值的情况--土地交易以及阶级组成和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史学家使用遗嘱、公证记
录和其他法律文件来重建居住模式、家庭关系和价值观以及对于死亡和宗教的不同态度。
他们也分析大量法院的卷宗，以理解印度和非洲这样的地方殖民主义的结构和意义。
麦德克斯写的一个西班牙南部城镇地方社会政治关系的变迁史比高尔特和罗森泊格的地方史有更大的手笔。
该书分三部分。
麦德克斯谈到了宗教、荣誉和赞助的主题，
以及它们在旧秩序的传统氛围中怎样塑造了地方社会的精神气质。
地方历史攻击了前章所述的国家历史，强使进贡
和外部权威。
这个传统和统治的阶段结束于19世纪和20世
纪早期，随之，土地资本主义的势力蔓延，乡村贵族之间
和基督教会之间发生了危机。
最后阶段是"自由主义传统"
阶段，西班牙内战之后，阶级社会被改良。
麦德克斯在方法论上与众不同的是，他文笔流畅，每每引用重要的历史、文学或宗教文本，为他论述阿拉西那镇历史上不同阶段的
话语形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铺平道路。
长期以来，或许近来在历史人类学中地方研究最棒的范例是格利弗和西尔维曼关于17世纪中期至今爱尔兰东南部汤姆斯商城的店主和商人的分析。
他们设计的时间框架要求他们处理不同的数据，在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之间进行
富有创造性的连接。
"当我们走进现代的时候，当档案资料的状况大为改善的时候，当田野数据与资料数据相互交叉的时候，我们在描写民族志细节方面或在分析深度方面都有长进吗"他们对此做了历史的研究。
纳税记录、土地测量报
告、人口普查资料有助于理解克劳姆威尔统治时期的地方性经验，以及人口是怎样根据种族和阶层进行划分的。
教区记事录记载了人口增减的情况，地方业绩数据展示了经济
条件之变化及地方企业之发展。
格利弗和西尔维曼的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商业名录、城镇计划、商店往来帐户、卫报理事会和乡村地区
议事会的小册子、县报都被用来描述建立在零售业上繁荣的地方经济。
在叙述汤姆斯城1840-1991年政治经济一章谈到了诸如核心边缘和控制地域等分析模式，并对其提出了
挑战。
该讨论在这一章中达到了高潮。
之后，他们谈到了家族企业、亲属关系及继承权诸方面的问题。
三个家族企业的个案史以记录相连和重建的方法为基础，重建于多种资
料、口头家族史和报导人叙述之上。
它们提供了更深入、更广泛的统计分析。
格利弗和西尔维曼作出如下结论：
汤姆
斯城在空间上位于欧洲的边缘，因而占据了"在一个特别的
水平上发展统治等级制"的中心位置。
根据他们的观点，汤姆斯城并不典型也不奇特。
它的历史比另一个民族志个案要长久。
它对理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于达到富有
意义的理解具有特别的看法--不是通过宏观研究、定量分析和模型，而是在跨文化方法的场景中进行仔细的、有控制
的比较，这种跨文化的方法使用了对于代理人、网络、资源和利益的经验主义个案研究。
从家族史到地方社会、经济和政治史
历史人类学家通常超越了建立在生命文献、人口普查资
料、人口记录、以及口头或文字家谱的数据上的家族重建
和人口统计史，以探索其他定性的历史，它们有助于理解过去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以及地方人们生活中特殊事件的意义。
高尔特把家庭人口普查数据与纳税记录、公证的交易数
据、公安与司法记录相联系，以重建18世纪至20世纪在意大利南部艾普林镇的居住模式和社会阶层之面貌。
通过
分析记忆的和记载的历史，他能够展示当今经济和社会全景的特别要素的历史深度。
在讨论各种证据时，他提到很多
人类学家是在那些他们曾作过民族志的地方开始攻击历史的，这样他们就必须与历史文件的局限性打交道。
罗森泊格在一个更具叙事风格的版本中使用了很多历
史资料，以追溯瑞士艾尔畔社区在国家和资本主义扩张影
响下的变迁。
罗森泊格使用了一种处理模式，重点分析生计方式、市场条件和阶级组成，以此方式她探索了农人怎样处理对他们社区外来的日益变化的要求。
她主要的是财产
和纳税记录以及遗嘱，这些资料提供了关于财产关系的很有价值的情况--土地交易以及阶级组成和不平等的长期趋势。
其他一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史学家使用遗嘱、公证记
录和其他法律文件来重建居住模式、家庭关系和价值观以及对于死亡和宗教的不同态度。
他们也分析大量法院的卷宗，以理解印度和非洲这样的地方殖民主义的结构和意义。
麦德克斯写的一个西班牙南部城镇地方社会政治关系的变迁史比高尔特和罗森泊格的地方史有更大的手笔。
该书分三部分。
麦德克斯谈到了宗教、荣誉和赞助的主题，
以及它们在旧秩序的传统氛围中怎样塑造了地方社会的精神气质。
地方历史攻击了前章所述的国家历史，强使进贡
和外部权威。
这个传统和统治的阶段结束于19世纪和20世
纪早期，随之，土地资本主义的势力蔓延，乡村贵族之间
和基督教会之间发生了危机。
最后阶段是"自由主义传统"
阶段，西班牙内战之后，阶级社会被改良。
麦德克斯在方法论上与众不同的是，他文笔流畅，每每引用重要的历史、文学或宗教文本，为他论述阿拉西那镇历史上不同阶段的
话语形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铺平道路。
长期以来，或许近来在历史人类学中地方研究最棒的范例是格利弗和西尔维曼关于17世纪中期至今爱尔兰东南部汤姆斯商城的店主和商人的分析。
他们设计的时间框架要求他们处理不同的数据，在一个阶段和另一个阶段之间进行
富有创造性的连接。
"当我们走进现代的时候，当档案资料的状况大为改善的时候，当田野数据与资料数据相互交叉的时候，我们在描写民族志细节方面或在分析深度方面都有长进吗"他们对此做了历史的研究。
纳税记录、土地测量报
告、人口普查资料有助于理解克劳姆威尔统治时期的地方性经验，以及人口是怎样根据种族和阶层进行划分的。
教区记事录记载了人口增减的情况，地方业绩数据展示了经济
条件之变化及地方企业之发展。
格利弗和西尔维曼的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9世纪，商业
名录、城镇计划、商店往来帐户、卫报理事会和乡村地区
议事会的小册子、县报都被用来描述建立在零售业上繁荣的地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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