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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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田勇

透析宏观经济，稳健成未来政策主旋律

10月21日，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各项数据均已出炉。

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68660亿元，同比增长10.6%。

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1.9%，二季度增长10.3%，三季度增长9.6%，前三季度经济持续回落的脚步有所放缓，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国民经济整体呈现企稳向好的态势。

其他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2228亿元，同比增长2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且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3%，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工业生产企业效益也得到大幅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额111029亿元，同比增长18.3%，消费品市场现平稳较快增长之势；进出口总额21487亿美元，同比增长37.9%，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贸易顺差有所减少。

投资、消费、外贸等国民经济各个层面都表现出平稳增长的迹象。

然而，在国民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第三季度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却掀起层层涟漪。

第三季度三个月的CPI持续走高，7月份同比上涨3.3%，8月份上涨3.5%，9月份升至3.6%，达到23个月来最高水平，物价上涨将通货膨胀的预期逐渐转化为通货膨胀的压力。

为此，央行于19日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这是时隔34个月后央行首度进行的同步对称加息，也是央行在权衡之后所做的适时的、必要的选择。

央行此番加息的目的主要有四个：

其一，管理通货膨胀，防止通胀蔓延。

通过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一数量型工具调控货币供给、抑制通货膨胀是央行常用的手段之一。

近期，屡创新高的CPI超越预期水平，显示出中国经济当前存在的通胀压力。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源、食品、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天气因素的重叠作用下，第四季度的物价仍有潜在的上升压力，而能够引起CPI回落的原因除了翘尾因素外已别无他选，通货膨胀加剧的压力可见一斑。

央行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目的就在于减少货币流通，降低物价上升压力，减轻通胀压力，从而到达遏制通货膨胀蔓延的作用。

其二，挤压资产泡沫，抑制热钱涌入。

近期人民币升值愈演愈烈，热钱大有涌入中国市场的趋势。

9月份外汇储备剧增，热钱加速流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隐患。

热钱之所以进入中国市场，并不是为了蛰伏在银行吃利息，也不是在实体经济做长线投资，而是看中泡沫横生的资产市场，以追逐资产价格进行投机。

因此，加息是央行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延续，一方面可以抑制资产泡沫，平抑资产市场投机空间，打压热钱流入中国资产市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成本，吸引热钱进行实体经济部门进行长线投资，调整热钱流向，堵疏结合，从而使热钱变冷，达到消退热钱的目的。

其三，宣示作用，稳定预期。

此前关于央行加息还是不加息的问题众说纷纭，而央行暧昧不明的态度也使货币政策像是雾里看花，难以捉摸。

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上各国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在继续，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并在国内造成传导效应。

加之，国内第四季度物价仍有上行潜力，通胀预期将进一步被推高。

央行在恰当的时候提高基准利率，加息幅度也在实体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就是在向市场明确央行货币政策的方向，表明央行管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以稳住物价预期水平，从而弱化通货膨胀。

此外，央行加息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利率问题。

一直以来的低名义利率和高通胀率使实际利率呈现负利率，如果未来利率依然如此低迷，随着通胀率的高涨，负利率问题将会进一步恶化。

人们为了避免财富损失会将资金从银行存款中撤出，投入到股市、楼市或黄金市场以期保值增值，导致存款比例降低，银行资金匮乏，银行贷款规模缩小，银行风险加大，实体经济发展得不到资金支持，资产市场泡沫越放越大，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

通过前三季度国民经济增长状况来看，年内GDP增速超过10%可能性较大，未来宏观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仍比较明显。

然而，片面的追求GDP增长并不完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

当前国民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较为强劲，保持8%的增长率问题不大，经济增长的基数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继续追求高速增长不再是最优选择。

经济快速增长掩盖了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均衡、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收入水平低、贫富差距大等社会经济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真正实现国富民强，就要形成一种包容性增长方式，即以经济发展的质替换量，在适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加大调整经济结构和控制通货膨胀的力度，调和三者之间的矛盾状况，实现帕累托改进。

   央行此次提高基准利率在充分肯定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成效的前提下，着力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正面回应了货币政策的取向问题，反映出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

然而，物价上涨势头仍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依然在持续，资产泡沫扩大的可能性不可小觑，热钱流动仍难以把握。

尽管未来经济增长压力不大，但经济发展将充满波折。

因此，未来的货币政策要肩负调整经济结构和控制通货膨胀重任，把握调控节奏和力度，以稳健为基调。

保持货币供应量以及银行信贷的平稳态势，避免货币流动性过快增长；根据经济增长能力，适当运用数量型货币调控手段，如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抑制物价水平过快上涨，优化资产市场功能；利用外汇市场调节汇率变化，避免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减少外需的不确定性；探索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方式，将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调整经济结构上来，解决后危机时代的遗留问题，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如何看待我国货币政策走向稳健

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2011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意味来年我国货币政策的基调将发生变化，货币政策作用的方式和力度都将出现调整。

那么，如何看待和评价此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未来的宏观经济经济政策如何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发挥作用，本文愿就这些问题谈一些浅见。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已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鉴于这种目标设定，本年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总体上达到了预计的效果。

一方面，今年一至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10.8%，相比去年7.7%的增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

另一方面，虽然10月份CPI已经达到了4.4%，全年3%的目标值的实现已难度很大，当然，这并不足以说明我国出现了严重通胀问题。

3%本身只是人为划定的一个数值，更多是对今年货币政策宽松度的反映，因此，即便其无法实现，至少目前来看通货膨胀仍然相对温和。

但是，通货膨胀隐忧为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制约也不容小觑。

至10月份底，新增信贷规模已达6.9万亿，M2货币增长率为19.38%，均突破或快突破年初所制定的信贷规模与M2的增速的目标，这些都给通胀预期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

从目前M1与M2的增速差来看，我国存款的转化并不活跃，经济活跃度并不高。

虽然在以宽松为导向的货币政策下，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个较为平稳的高速增长，但持续增长的动力并不是十分强劲。

今年以来不断出现的食品价格大幅上涨的背后原因，除了本身生产周期与环境因素等影响外，我国结构性货币供给和流动性过剩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方面，从货币总量上来看，大量信贷投放伴随的主要是投资的增长，其投资主体依然是以政府投资和国企为主；另一方面，从货币供给结构上来看，中小企业仍然缺乏资金支持。

在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的贡献率达到了58.8%，消费的贡献率仅为34.4%，相比09年而言，消费比重大幅下降。

这也印证了上文对经济活跃度依旧缺乏的判断。

在消费不足，国外贸易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所带来的负效应是经济运行效率下降与经济增长缺乏持续增长动力。

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是，存在一定的货币供给沉淀在实体经济之外，诱发物价上涨，尤其是经济一旦出现较为活跃的态势，货币流通速度增加，将会放大货币流动性，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因此，总的来看，近两年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的确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维持物价稳定上也并未带来过多的困扰。

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尚存在一定的困难，单纯宽松的货币政策依然难以保证未来我国经济稳定并高效的增长，反而可能还会为以后通货膨胀管理带来一定压力，故明年经济增长实现更多需要的是不同政策的灵活搭配。

而货币政策在整个政策组合体系中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尤其是在我国实体经济并未完全好转的情况下，保持一个稳健谨慎的货币政策依然是有必要的。

除此之外，国外货币政策的制定也是制约我国货币政策走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出台更是使得我国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对冲措施来抵消国外的流动性冲击。

正是基于以上两者的判断，在未来以稳健为主导的货币政策的走势上，适度缩紧当前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也就成为了必然。

从近几个月加息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等一系列缩紧流动性的动作来看，通胀管理依然存在挑战。

所以，今年年底是否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率主要有赖于最后两个月CPI的数据的信息反映，在调控效果微弱的情况下，继续调增也是合情合理的。

稳健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步入常态管理

事实上，央行最近选择近三年来首度加息及两周内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昭示实施两年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将不再宽松，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步入常态管理。

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走向稳健”，主要是考虑到经济已经开始企稳回升，同时通胀问题日益严重，货币政策需要进行适度的调整，其最大意义在于货币政策正式告别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以保增长为重中之重的危机政策开始让位于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基本要义的常态管理。

量化到具体指标上，我们判断，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导向下，明年银行信贷可能会压到一个比今年还要低的量，预计6.5—7万亿。

另外，货币政策的执行主要看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动性的状态，目前我国货币总量的增长还是偏高，去年M2达到30%以上，10月份M2仍为19%以上，如此高的M2说明存在投资冲动，易给价格和资产泡沫带来隐患，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使M2增长速度回落到正常空间，笔者认为15%左右是较合理的水平。

未来中国经济面临三个重要任务，即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防范通胀预期。

现阶段看这三个方面任务，通胀问题尤为突出，CPI继9月份达到3.6%之后，10月份又达到4.4%的年内新高，稳定价格控制通胀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防通胀将会是明年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内容。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依然较好，未来仍需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致力于通胀预期的防范和治理的同时，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调整结构和管理通胀三者之间的平衡。

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应从保增长正式转为正确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范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实行常态化管理，在防止物价过快上涨的同时，切实将结构调整和民生工作提升至重要地位。

“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惠民生”或为明年的经济工作主线。

稳健也意味着汇率、利率等价格型工具的空间将不断加大 

目前，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元贬值问题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在当今大宗商品金融化的背景下，其价格主要以美元标价，带来的结果是主要以美元价格为参考的货币币值也将面临贬值，从而使得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上升，最终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相比之下，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则可以通过适当升值，来对冲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

虽然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本质上，仍是以美元价格走势为导向，且上下浮动空间有限。

倘若明年通胀水平管理存在困难，同时货币政策又受到一定制约，再加上输入性通货膨胀冲击，那么汇率政策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

同时，我国长年的经济增长与巨额的贸易顺差，均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通过汇率政策的适当变化来缓解这种压力也是有必要的。

我国也应当借此契机，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一方面，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可以扩大一定的波动范围，适度减少干预，使汇率更加灵活的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另一方面，降低美元币种权重，参考一篮子货币，提升欧元、日元等权重。

最终减少我国经济政策所受到的外部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部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

除此之外，更灵活多变的汇率制度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一国信用货币要成为世界货币，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即强大的经济实力、币值的稳定性与广泛的接受性。

同样人民币的国际化也需要满足这三个条件。

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下还无法满足其要求。

若我国采取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被动干预外汇市场，将会导致我国的货币政策无法完全独立。

在长期的冲销式干预下，必然会导致经济效应扭曲，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从而不利于我国货币币值的长期稳定。

而采取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则能够有效的解决此类问题，并且通过更为市场化的汇率机制来自动调节人民币汇率，也能够增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减少对金融风险的担忧。

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较大，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同时考虑到国内外贸企业的生存状况等，过多的依赖汇率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又会有一种顾此失彼的感觉。

再者，6000亿美元的QE2是在8个月分批投放，因此，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还有赖于其退出时机，这些均需要依据当时情况而定。

总的来看，汇率政策在明年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会加大，但考虑到相关的制约因素等，在短期内，至少是明年，主要仍有赖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经济结构调整并未完成，我国经济增长尚缺乏持续的增长动力，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来稳定经济增长，但同时考虑到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货币政策归于稳健是必然之举。

但是货币政策的稳健并不同于从紧的货币政策，前者更多的是相对于今年货币政策而言的紧，属于相对水平，而在绝对水平上，货币政策依然需要灵活多变的支持经济增长；后者则属于一种绝对水平，主要是针对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而采取的逆周期措施。

就我国目前而言，虽然存在通货膨胀压力，但是经济并未过热。

因此，来年的货币政策存在着一个较难的拿捏度，一方面需要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不能阻碍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存款准备金率已达相对高点18%，存款基准利率为2.5%，负利率以及加息预期增强又使央票发行遇阻。

可见，我国依靠存款准备金率的数量型工具操作空间已变小。

相比之下，价格型工具的作用凸显，相比于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水平仍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所以未来加息工具的运用还存在着较大空间。

而且，通过价格型工具的使用方可打开数量型工具作用发挥的空间。

但考虑到价格工具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广度，减少其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副作用，可以在整体提高利率的水平的基础上，采取非对称加息。

而在数量型工具上还可以通过适当的信贷指导，保证信贷供给与经济结构调整匹配。

同时，还可考虑采取一些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与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共同发挥作用，以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效率和作用效果。

利率市场化不可裹足不前

利率市场化是国内金融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较早实现了利率市场化，而我国由于受到内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利率市场化久拖不决。

日前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提到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政策表述与五年前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如出一辙。

即将落幕的“十一五”期间，利率市场化改革几无进展。

未来五年，同样的政策表述下，利率市场化改革应有新动作。

目前，存贷款利率方面，央行对贷款利率进行下限管理，主要为防止银行恶性竞争市场份额；对存款利率进行上限管理，以避免银行竞相高息揽储。

由于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存在，利率水平无法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货币政策“失灵”，利率工具“失效”。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存款利率存在上限管制，在最近不断上升的高通胀率的情况下，居民实际存款利率为负，而我国居民投资渠道狭窄，大量资金涌入股市、楼市，易引起资产价格泡沫。

而且，负利率状态导致的储蓄财富缩水，迫使资金从银行体系流入资产市场、商品市场，从而加剧通胀压力。

另外，从银行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金融体系属银行主导型，在利率市场化没有推进，银行利率仍存在管制的情况下，银行享受着高额的利差收益，缺乏足够的提高自身竞争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动力，这会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抵御风险能力的提高。

因此，作为资金价格，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毫无疑问是优化经济结构、化解经济问题的首要一步。

央行应在稳妥的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存款利率水平现在仍是铁板一块，但其市场化已是大势所趋，适当放开存款利率的上浮比例不像加息易被市场误读，其主要意图不是抑制经济过热，而是旨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性，这样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灵活调整，对整体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而对于贷款利率，为了保持金融体系宏观上的稳健性，未来亦可考虑将其浮动空间进一步放大。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就是逐步放开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后金融危机时代要保持金融机构稳定性，可循序渐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如可选取一些地区有条件地展开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加以推广。

央行一旦取消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理、完全推进利率市场化，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基准利率的确定。

基准利率是央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存款、贷款、贴现等业务的指导性利率，在中国，目前仍以央行对国家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规定的存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应逐步将SHIBOR培育为基准利率，推动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定价机制。

第二，关于基准利率向市场利率的传导。

基准利率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传递性，在利率市场化以后，央行要注意基准利率向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传导研究，疏通利率传导渠道，使基准利率真正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畅通。

第三，关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现阶段银行收入来源依然主要依赖利息收入，这意味着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和风险。

如果不能建立相应的存款保险体系和问题银行退出机制，一些经营不善的商业银行破产倒闭风险加大，并可能由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

因此，建立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是推进利率市场化、保证金融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

银行业也是企业，应当具有自主定价的权利，无论从市场经济发展还是从金融市场自身的发展完善来看，都需要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为此，各方面都应做好充足准备来应对全面市场化利率。

除了上文提到的应加强外围制度的建设，如设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外，银行也应该加快转型，努力拓展中小企业业务、零售业务以及非息业务，通过资产结构和收入结构的调整转型，来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冲击。

在过去几年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总的说来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对于未来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方向，笔者再次强调，利率市场化应在稳妥的基础上更要积极推进，做出实质性的进展。

另外，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市场化和利率衍生工具市场的发展，都要求利率市场化尽快迈出实质性步伐。

从美国、日本等国利率市场化的历程可以发现，利率市场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银行业将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在现在整体条件下，银行保持必要利差具有合理性，如果利率市场化导致银行利差大幅缩小，银行可能会选择将贷款发放到高风险同时受益更高的资产上，加剧道德风险。

因此，对于利率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既不能急促冒进、一蹴而就，更不能裹足不前、无所作为，而应当积极稳步、有计划、分步骤的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促进我国形成良好的资金分配机制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促使实体经济更加健康发展。

理性应对通胀压力

近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上至政府、下至老百姓探讨和关注的焦点问题。

自去年年底以来，CPI开始转负为正，并一路上涨，10月份更是创下了25个月以来的新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CPI同比增长4.4%，环比上涨0.7%，涨幅比9月份扩大0.8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上涨是CPI上涨的主要推动力。

10月份国内食品类价格上涨10.1%，为CPI贡献了74%；居住类价格上涨4.9%，为CPI贡献了16.6%。

PPI同比上涨5%，环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

从年初开始，国内诸多商品价格轮番经历上涨狂潮，从“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到“苹什么”、“糖高宗”，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推动价格上涨浪潮向整个商品市场蔓延，通胀压力可见一斑，并引发社会大众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

从形成原因来看，此次通胀压力的产生有着独有的特点，即由内外因素叠加作用形成，兼有货币和经济层面的双重问题，具体如下：

第一，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对过剩。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为经济恢复营造了宽松的货币环境。

规模不断增加的信贷投放一方面使宏观经济逐步实现反转，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流动性过剩。

截止今年9月末我国家广义货币余额（M2）已经达到69.64万亿元，而前三季度GDP为26.866万亿元，即央行超发货币42万亿元。

货币超发为价格上涨提供了温床，投资领域的炒作也不断推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消费价格和资产价格普遍攀升的局面。

同时，贸易顺差和热钱流入也在客观上膨胀了流动性。

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极大增加了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

巨额的外汇储备增加了调控难度，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不得不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形成被动式货币投放。

更重要的是，隐藏在顺差外衣下的热钱大量涌入，形成流动性泛滥的同时吹大资产泡沫，对通胀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由于今年全国范围内自然灾害频繁，部分商品尤其是农产品歉收，供给相对不足。

西南干旱、青海地震、海南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对夏收农产品损伤颇重，加上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供需的不平衡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

随着金融衍生品的发展，粮食市场与货币市场、期货市场等市场联系愈加紧密，形成了粮食市场金融化的趋势。

作为一种期货标的，粮食越来越具有商品和金融两种属性。

粮食的价格不再只由供求决定，而是由货币和资本决定。

粮食的相对短缺引发粮食市场的囤积与炒作横生，不断推高粮价。

第三，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

继首轮发型1.725万亿美元债券后，11月4日，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E2），购买6000亿美元国债。

美国此番举动造成国际市场上的货币泛滥，导致全球各种资源价格的上涨，尤其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飙涨，导致国内相关商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使中国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降低了货币的购买力。

工资的上涨滞后于价格的上涨，且物价上涨的商品多以生活必需品为主，这样直接导致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消费水平降低，农村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中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严重下滑。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压缩企业利润，中小企业消化通胀能力有限，如不能将损失转嫁于消费者，则企业面临破产倒闭，投资积极性受到严重削弱。

物价上涨会使消费者出现通胀预期，而通胀预期又会进一步增加通胀压力，通过这种自我实现机制的循环，通胀压力可能会演变为恶性通胀，引发社会混乱，造成经济运行崩溃，严重危害经济发展。

在加息的余热未尽之时，央行在9天内连续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足以彰显央行加强流动性管理、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消费者的信心。

尽管当前物价水平上涨较快，但全面性的价格上涨并未形成，通胀压力并没有转变为实际通胀，因此要理性面对当前的通胀压力，不能产生恐慌心理。

在当前宏观经济增长稳定的形势下，未来的政策要放在着力解决通胀压力问题上，从管理流动性和调整供给两个层面，合理搭配政策组合。

货币政策可适度收紧，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工具收紧流动性，调控流动中的货币量，优化资产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搭配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支出的力度，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补贴，使其实际生活水平不至于因通胀而下降；完善各部门间的协调，调配商品供给以达供求平衡，通过市场化手段调控商品价格，必要时可对部分商品实行价格管制等行政手段干预。

规范商品市场运作方式，完善竞争机制，引导和规范企业投资，加强对热钱的监控、管理与疏散，推动汇率市场化的不断演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促进价格水平回归正常，实现通胀压力管理与经济结构调整双赢。

须从宏观审慎角度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