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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我们的时代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
哲学与我们的时代
2月22日，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文汇报联合主办、上方青年学社协办的“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季第一期开讲。
复旦大学教授、市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作了《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的演讲，来自机关、企业、高校等各行业的近400名听众分享了思想大餐，其中，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师大三所高校的哲学学院师生组成了专业观察团，专业提问使整个活动既有现实追问又有学术深度。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
其主旨可概括为两句话：
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
为什么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
它的含义包括在什么是哲学当中。
哲学，西方人叫做philosophy，即爱-智慧。
智慧与一般所谓知识或学问不同，如《基督山恩仇记》中法利亚长老所说，“博学不等于智慧”。
中国的哲学家也很早把握了这种差别。
孔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
学和思被区别开来。
学就是知识或学问，思就是智慧或思想。
这两者相当不同，但可以彼此补益。
因此，我们把哲学叫做“智慧之学”或“思想之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提起哲学，人们就觉得很悬很高深莫测，离我们很远。
的确，哲学家大多擅长于沉思，并且到极深奥怪癖的地方去沉思。
古希腊的格拉底喜欢站在雪地里整夜沉思；近代的笛卡尔则喜欢呆在叫“火炉”的暖房里沉思。
他们的沉思与时代有关系吗？
有关系，而且可以说有深刻的关系。
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是有时代容的。
笛卡儿非常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
听起来很玄，但却反映最深刻的时代精神。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原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教会权威的认可。
笛卡儿提出了全新的原则，他说一切都可以怀疑，数学可以怀疑，逻辑学也可以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也可以怀疑。
但我越是怀疑，有一件事情就越是确定，即我在怀疑；我在怀疑意味着我在思想，我思想意味着我存在，因此，“我思故我在”乃是哲学上的第一原理。
这一原理说出了新时代的新精神：
理性的思想是第一位的，从今往后所有事物都必须在理性的思想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利。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真正的英雄，他开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
我们在这里看到，哲学有真正的时代容，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
哲学并非少部分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在那里玄想出来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你可能没知识但绝对有哲学
那么，哲学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说的是，哲学为每个人本己皆备。
一个人没学过物理学，他不懂物理学；没学过经济学，他不懂经济学；但一个人没学过哲学，你能说他不懂哲学，说他没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吗？
这绝不可能。
当然，学哲学会使得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加系统、更有条理。
举一个例子来说。
前几年，电视里评选中国最适合人居的城市，当选。
记者带秒表到街上看人每分钟走几步路，并与人、人、纽约人比较。
结果发现人走得非常慢。
记者追问一位老太太，你们人好像走路很悠闲很慢，你对这事怎么看？
老太太说，“人都在走向死亡，你走那么快干什么？
”记者目瞪口呆，我坐在电视机前也目瞪口呆，心想：
这老太太可是位哲学家！
她也许没什么知识学问，但她的哲学还是蛮高明的呢。
第二个例子是禅宗的六祖慧能。
《六祖坛经》记载，五祖弘忍要传衣钵给下一代，让弟子们写首短偈表达智慧。
大师兄神秀写道：
“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勿使惹尘埃。
”众僧感叹高明至极，便罢手不作了。
小和尚慧能在伙房里干粗话，听到之后便说，这东西我也会做：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弘忍一看，比神秀高出几个境界，便将衣钵传给慧能。
后来慧能在南方传教，讲经辩经声望极高，但他周围的人发现，大师竟然不认识字。
于是去询问大师，慧能的回答是，“诸佛妙理，无关文字”。
这两个例子是比较极端的，但说明哲学与一般的知识、学问不同，是每个人本己都有的。
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与事物打交道的基本方式，是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思维的基本取向。
因此，哲学离我们并非无限遥远，并不是仅仅在象牙塔里，因为每个人在其可能性上都是有智慧和能思的。
轴心时代确立起三大哲学根基
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意味着什么？
听起来有点悬。
实际上是说这样一件事：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为不同的文化奠基。
所谓轴心时代：
距今约2500年，这在中国是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在希腊是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印度是佛陀的时代，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的时代。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概括，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三大文明体——中国、西方、印度，在那个时代确立了它们基本的哲学，并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具有根本定向作用的哲学根基。
古希腊的纯粹理性
这三种哲学的基本定向在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思维的基本趋向上却是相当不同。
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方式说，古代希腊、西方的原理是纯粹的理性，中国的原理是实用的理性，印度的原理则是想象力。
希腊人的哲学定向是怎样的呢？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把这个瓶盖叫做圆的，希腊人会问，它圆吗？
好像不怎么圆；拿一个圆规来画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
好像还不够圆。
我们用最好的圆规最仔细地画出一个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
它还是不够圆。
那么，真正的圆在哪里呢？
在理念世界中。
现象世界中的圆只能是“圆的理念”的仿品。
这意味着：
第一，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不仅被分割开来而且被对立起来；第二，真理和现实性仅仅在超感性世界亦即在理念世界中；第三，如果我们说感性世界中的事物是“真的”或“现实的”，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它们“分有”超感性世界的理念。
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形态，纯粹的理性形态或形而上学的形态。
古代中国的实用理性
古代中国则相当不同，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原理是理性，但它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实用的理性。
一个西方人会说真正的圆在理念世界中。
中国人会说，这个瓶盖不怎么圆，但真正的圆还是在这个瓶盖当中。
中国人完全知道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但对于中国哲学极端重要的是：
道器不分，体用不二。
庄子说，道在瓦砾，在屎溺。
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甚至说，吃饭睡觉，无非妙道。
这意味着，大道不离人伦日用。
因此，中国哲学决不把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它能够“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两个哲学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
举例来说，西方人严格遵守规，因为规在理念世界、超感性世界中，它是神圣的，叫规神圣。
中国人与之不同，他固然也是讲规的，规叫“经”；但要合于大道，不仅要“经”，而且要“权”，权是什么意思？
权衡变通。
规是要讲的，但也要权衡和变通，这就是实用的理性：
有经有权，合于大道。
古印度“无节制的想象力”
印度同样很特别，按黑格尔的说法，其哲学原理是想象力，而且是无节制的想象力。
中国人会去落实一顿没有着落的晚饭，而晚饭没有着落的印度人可能会在门口晒太阳，沉思生死问题。
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印度被西方殖民地的时间非常长，但它在工业化在方面的改变实在微乎其微。
因为他们的原理既不是纯粹的理性，也不是实用的理性，这一点使之在完成所谓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进程时，面临的障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根本性的。
因为无节制的想象力很难与精确性和效率、周密的规划和对事情进程的控制相匹配。
印度不擅长记载历史，最早的记载十人就有十种版本，把神话、想象力全放进去了。
比较可靠的历史，最早得依循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印度要成为大国发展军力，各个时期从各国去买，发现太过混乱，决心自己来造。
例如一款主战坦克，图纸修改了两百多遍，一边造一边修改，用了55年时间，终于下线了，但突然发现印度80%的公路和桥梁，无法让这个坦克通过。
近年来，印度在电信服务业和软件业方面发展迅速，大概这个领域需要想象力；而在方面和艺术灿烂缤纷方面，它有很高的造诣，在某种思辨性上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古典哲学家们。
由此可见，不同的哲学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它们在根本性上表征着文化之间的原则差别。
就此而言，哲学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
黑格尔曾说过，了不起的拿破仑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想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法国和西班牙在上有差别，但比起中西方的差别无疑要小得多。
拿破仑的做法之所以必定失败，是因为他无视二者在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上是有区别的。
因此，把握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明，对于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对于筹划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积极开启时代所急需的思想
如何积极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思想？
首先要了解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我认为，这一障碍就叫做“外部反思”。
在哲学上，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容本身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容之上。
通俗而言，外部反思就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属于主观思想。
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
他们大多从联留学归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斯大林的指示也烂熟于心，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
他们知道一般原则：
暴力革命以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
但他们只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容之上，结果中心城市一次一次武装起义，但一次一次失败。
在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社会的独特容，只有主观的外部反思。
唯当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
中国建设时期也曾一度有把联的经验无条件运用到中国的倾向。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甚至比那时有过之无不及。
只是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
只要一谈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道路时，往往会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容。
我认为，这是当今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
大家可能会说，外部反思也是一种思。
对的，但这叫思想的异化。
一般原则是思想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又反过来阻碍思想。
外部反思可以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但却是无头脑和无思想的。
所以黑格尔把只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叫做现代诡辩，只是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
开启思想的方法论和钥匙在哪里？
因此，要积极地开启思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批判的方法，这也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今天尤其重要。
“批判”之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是：
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康德是批判哲学的开创者，他写过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叫做三大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简要地说来，就是人类知识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
人类知识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
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被叫做“批判哲学”。
由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巨大贡献，批判方法在思辨哲学中被大扩展和深化了。
黑格尔曾这样说过：
什么叫自由的思想？
自由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
我想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批判方法的要点，对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是切中要害的。
外部反思的要害在于：
它是完全非批判的，它从来不去追问一件事情或一个原理的前提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
黑格尔之后，批判方法被继承下来，并依然以某种方式作为哲学思想的主轴。
对所谓“形式的公平”的批判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批判”如何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并具有怎样的意义。
伦理学中有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即无条件的公平。
它可以这样来描述：
如果要公平地分一个蛋糕，那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
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公平，而且是形式的公平。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从今天的两百人中挑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他会怎样切呢？
他一定是尽可能平均地切；因为只有这样，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时才能得到最大的一份，即二百分之一。
没有可能更大，但有可能更小——只要他切得不平均。
现在让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我们会发现，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需要前提的，这样的前提叫做“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
只要具备这两个前提时，才能建立起这种公平。
因此，在中国就难以设想这种公平能理所当然地建立起来。
因为在中国，利己主义的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原子个人却还未曾真正产生出来——西方的原子式个人是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而确立的，而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
既然这种公平具有前提，一定也有其限度。
但凡这样的前提不具备时，此种公平的界限就显示出来。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家里分蛋糕会依照什么“形式的公平”来分吗？
不会的。
也许胃口大的就吃多一点，胃口小的就吃少一点，甚至这种不平均却被看成是公平，而且是真正的公平。
为什么？
因为在家里活动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利己主义个人，尤其不是原子个人，而是为特定的血缘纽带、伦理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
由此可见，我们一开始认为所谓形式的公平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通过批判的步骤却发现：
实际上这种公平既需要一定的前提，又具有一定的界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教科书式的表达来讲经济学的故事。
开端处往往是一个猎人和一个渔夫。
这意味着两个人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且是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
终于有一天，猎人想吃鱼，而渔夫想吃野兔子，于是他们开始交换。
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是任意交换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来交换的。
这个比例关系说明什么？
经济学家研究后发现，在一只野兔子和三条鱼之间包含着某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等量的抽象劳动。
经济学家把这样的发现概括为一个规律，即等价交换。
这件事看来同样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
但马克思的批判说：
经济学家先生们，你们搞错了，那两个人不是猎人和渔夫，而是两个现代资本家。
马克思说得很正确，因为等价交换只是当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发展到商品生产，才成为可能。
猎人和渔夫，亦即在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怎样打交道呢？
他们也许相互馈赠食物，也许用丛林法则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但他们绝不等价交换。
因此，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是澄清前提，即辨明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不是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生产及其特定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澄清前提，而且为现代经济生活划定了历史的界限。
简单地说来，这个界限意味着：
现代经济生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前提和限度的历史现象。
因此，正像它曾经的历史生成一样，它也将在历史中归于灭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在于：
通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工作，把现代经济生活作为真正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把握。
当前思想界面临的课题是什么？
由此可见，批判的方法对于开启思想来说多么重要。
它最坚决地拒绝外部反思，它要求使我们的思想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容本身中去。
正像一切历史的事物有其前提与界限一样，所有的观点、学说等等也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与界限中生成并作为其理论表现的。
因此，由批判方法来开启我们的思想，一方面要求我们深入于社会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要求使我们学来的知识成为批判的。
当前中国面临着许多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些课题的解答确实需要我们虚心而持久的对外学习。
中国自近代以来，为了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可以说一直是殚精竭力地对外学习，向一切可能的先进学习，我想这一点始终是重要的。
但是这样一些知识的占有，在今天必须要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
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仅仅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
总而言之，回到开首，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听众提问
尼采的“土地”提示西方回到生活世界
中医药从业人员:
我喜欢西方哲学，尤其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看的是徐梵澄老先生的译本。
我想问尼采所说的“战士们对土地守忠诚”中土地是什么含义？
吴晓明：
对尼采的解释经历了较长的时间。
最初在哲学界他不被理解，主要为文学界所关注。
后来海德格尔对尼采做了非常重要的解释，不仅写了论文《尼采的话“上帝死了”》，而且专门写了两卷本的《尼采》。
按照海德格尔的阐释，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不意味着一般的无神论，而是指西方形而上学所建立起来的超感性世界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它标志着西方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
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对“土地”的领会就非常重要。
西方形而上学把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分割开来并对立起来，结果是一双脚被拖离出土地，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进入到“无家可归”的状态。
在尼采这里，既然超感性世界已经失效了，人们拯救自身的方式就必须通过对土地的领会来重建。
所以海德格尔开始使用“”这个术语来解释真理的原初发生，特别用以阐明艺术作品。
然而，实际上没有办法用传统哲学畴论的方式来规定“土地”或“”。
以前哲学上的基本路向是畴论性质的，而海德格尔试图对整个形而上学进行批判，不仅要求破除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要求破除畴论性质的哲学定向。
所以他的“”既不是概念，也不是畴，而是一种生存论性质的提示性表述，这在尼采关于“土地”的说法当中已经表现出来，后来又被海德格尔引申发挥，作为他阐述非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立场。
海德格尔的说法大略为：
是诸存在者存在的集中之处。
精神力量如何控制物质力量是对哲学的挑战
经贸大学学生：
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时候，心灵世界的宁静和哲学面临哪些挑战？
吴晓明：
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中国的经济发展最近三十多年来确实可谓惊心动魄，英国首相到华访问时说，其发展成就甚至远超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力度，对此我们的社会科学似乎还没有能够在理论上做出根本性的解释。
我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非常临近现代性的边缘，其自然的限度和社会生活的限度已经非常明确地显示在我们面前，以至于中国道路实际上正在形成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GDP总量很可能居于世界第一。
但从哲学上来考虑，我们不仅需要考虑物质财富的增长及其积累方式，还要考虑另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如何使如此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可控和可支配的？
否则的话，物质力量如果以一种无法控制的脱缰方式爆发出来，那一定是崩溃性的和可怕的。
不仅如此，中国的精神领域跟西方相当不同，西方有救赎。
所以托克维尔考察完美国后，说美国的法律赋于每一个人以自由，但其却使得他们不能为所欲为。
我们必须思索的是：
在一个没有救赎的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物质力量，精神领域面临怎样的建设任务，这是需要认真对待、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的。
对“”一词需要“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师大学博士生：
吴老师刚刚提到“澄清前提划定界限”，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澄清前提呢？
吴晓明：
我们可以一般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特定领域都会碰到自身特有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对特定的问题都有其特定的应答；这些问题和应答产生出来，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它们的前提条件和运用限度。
比如说中国人由衷地喜欢“”这个词，这无疑是重要的且有深刻的道理。
但我们同时需要考虑不同的前提条件，它在西方是如何可能的，在非西方国家又如何成为可能。
其实我们在非基督教国家几乎看不到一个照搬西方模式成功的例。
黑格尔说得很清楚，现代世界是基督教的世俗化。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当中也讲得很明确，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基督教世界完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并形成了与这样的个人相适应的市民社会等等。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的前提条件是怎样的？
这只有通过深入于社会现实的思想才能去把握。
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西方人成为原子式的个人。
但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却根本不是原子式个人的集合。
在我们讨论此类问题的时候，必须始终使这样的前提同我们照面。
如果只是照搬习得的原理，那一定是外部反思，结果一定和当年拿破仑想把法国制度强加给西班牙是一样的。
重要的是掌握哲学的方法来回应时代之急
站着的市民：
哲学有无数的流派，在目前的时代，哪些哲学可能更能呼应我们这个时代之急？
吴晓明：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想以及思想方法，体现在不同的哲学流派中。
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巨大，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样的思想观点学说态度出现。
现在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说在一种定型的围当中发现并且找到某种现成的精神样式，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也很难说我们现在能够立即找到一种答案，将时代的任务完全指派给某一种哲学。
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需要通过哲学的方法使思想能够被积极地开启出来。
就我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学说所提供的方法。
马克思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并且能够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
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而马克思的方法所要求的正是通过批判的思想深入到社会现实当中。
对于今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没有比深入地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更加重要的任务了。
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强大推动力，使得我们能够去实现深入阐述和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的这一任务。
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其他的、事实上是不同层面的哲学方法。
我相信，哲学方法上的对话和综合对于思想来说是重要的，这会对中国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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