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人教版语文下册课文原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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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人教版语文下册课文原文
八年级人教版语文下册课文原文
父亲总觉得我们家的台阶低。
我们家的台阶有三级，用三块青石板铺成。
那石板多年前由父亲从山上背下来，每块大约有三百来斤重。
那个石匠笑着为父亲托在肩膀上，说是能一口气背到家，不收石料钱。
结果父亲一下子背了三趟，还没觉得花了太大的力气。
只是那一来一去的许多山路，磨破了他一双麻筋草鞋，父亲感到太可惜。
那石板没经石匠光面，就铺在家门口。
多年来，风吹雨淋，人踩牛踏，终于光滑了些，但磨不平那一颗颗硬币大的小凹。
台阶上积了水时，从堂里望出去，有许多小亮点。
天若放晴，穿堂风一吹，青石板比泥地干得快，父亲又用竹丝扫把扫了，石板上青幽幽的，宽敞阴凉，由不得人不去坐一坐，躺一躺。
母亲坐在门槛上干活，我就被安置在青石板上。
母亲说我那时好乖，我乖得坐坐就知道趴下来，用手指抓青石板，划出细细的沙沙声，我就痴痴地笑。
我流着一大串涎水，张嘴在青石板上啃，结果啃了一嘴泥沫子。
再大些，我就喜欢站在那条青石门槛上往台阶上跳。
先是跳一级台阶，蹦、蹦、蹦!
后来，我就跳二级台阶，蹦、蹦!
再后来，我跳三级台阶，蹦!
又觉得从上往下跳没意思，便调了个头，从下往上跳，啪、啪、啪!
后来，又跳二级，啪、啪!
再后来，又跳三级，啪!
我想一步跳到门槛上，但摔了一大跤。
父亲拍拍我后脑勺说，这样是会吃苦头的!
父亲的个子高，他觉得坐在台阶上很舒服。
父亲把屁股坐在最高的一级上，两只脚板就搁在最低的一级。
他的脚板宽大，裂着许多干沟，沟里嵌着沙子和泥土。
父亲的这双脚是洗不干净的，他一般都去里洗，拖着一双湿了的草鞋唿嗒唿嗒地走回来。
大概到了过年，父亲才在家里洗一次脚。
那天，母亲就特别高兴，亲自为他端了一大木盆水。
盆水冒着热气，父亲就坐在台阶上很耐心地洗。
因为沙子多的缘故，父亲要了个板刷刷拉刷拉地刷。
后来父亲的脚终于洗好了，终于洗出了脚的本色，却也是黄几几的，是泥土的颜色。
我为他倒水，倒出的是一盆泥浆，木盆底上还积了一层沙。
父亲说洗了一次干净的脚，觉得这脚轻飘飘的没着落，踏在最硬实的青石板上也像踩在棉花上似的。
我们家的台阶低!
父亲又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感叹。
这句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
在我们家乡，住家门口总有台阶，高低不尽相同，从二三级到十几级的都有。
家乡地势低，屋基做高些，不大容易进水。
另外还有一说，台阶高，屋主人的地位就相应高。
乡邻们在一起常常戏称：
你们家的台阶高!
言外之意，就是你们家有地位啊。
父亲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累了一辈子，没人说过他有地位，父亲也从没觉得自己有地位。
但他日夜盼着，准备着要造一栋有高台阶的新屋。
父亲的准备是十分漫长的。
他今天从地里捡回一块砖，明天可能又捡进一片瓦，再就是往一个黑瓦罐里塞角票。
虽然这些都很微不足道，但他做得很认真。
于是，一年中他七个月种田，四个月去山里砍柴，半个月在大溪滩上捡屋基卵石，剩下半个月用来过年、编草鞋。
大热天父亲挑一担谷子回来，身上着一片大汗，顾不得揩一把，就往门口的台阶上一坐。
他开始“磨刀”。
“磨刀”就是过烟瘾。
烟吃饱了，“刀”快，活做得去。
台阶旁栽着一棵桃树，桃树为台阶遮出一片绿阴。
父亲坐在绿阴里，能看见别人家高高的台阶，那里栽着几棵柳树，柳树枝老是摇来摇去，却摇不散父亲那专注的目光。
这时，一片片旱烟雾在父亲头上飘来飘去。
父亲磨好了“刀”。
去烟灰时，把烟枪的铜盏对着青石板嘎嘎地敲一敲，就匆忙地下田去。
冬天，晚稻收仓了，春花也种下地，父亲穿着草鞋去山里砍柴。
他砍柴一为家烧，二为卖钱，一元一担。
父亲一天砍一担半，得一元五角。
那时我不知道山有多远，只知道鸡叫三遍时父亲出发，黄昏贴近家门口时归来，把柴靠在墙根上，很疲倦地坐在台阶上，把已经磨穿了底的草鞋脱下来，垒在门墙边。
一个冬天下来，破草鞋堆得超过了台阶。
父亲就是这样准备了大半辈子。
塞角票的瓦罐满了几次，门口空地上鹅卵石堆得小山般高。
他终于觉得可以造屋了，便选定一个日子，破土动工。
造屋的那些日子，父亲很兴奋。
白天，他陪请来的匠人一起干，晚上他一个人搬砖头、担泥、筹划材料，干到半夜。
睡下三四个钟头，他又起床安排第二天的活。
我担心父亲有一天会垮下来。
然而，父亲的精力却很旺盛，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在屋场上从这头走到那头，给这个递一支烟，又为那个送一杯茶。
终于，屋顶的最后一片瓦也盖上了。
接着开始造台阶。
那天早上父亲天没亮就起了床，我听着父亲的脚步声很轻地响进院子里去。
我起来时，父亲已在新屋门口踏黄泥。
黄泥是用来砌缝的，这种黏性很强的黄泥掺上一些石灰水豆浆水，砌出的缝铁老鼠也钻不开。
那时已经是深秋，露水很大，雾也很大，父亲浮在雾里。
父亲头发上像是飘了一层细雨，每一根细发都艰难地挑着一颗乃至数颗小水珠，随着父亲踏黄泥的节奏一起一伏。
晃破了便滚到额头上，额头上一会儿就滚满了黄豆大的露珠。
等泥水匠和两个助工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满满一黄泥踏好。
那黄泥加了石灰和豆浆，颜色似玉米面，红中透着白，上面冒着几个水泡，被早晨的阳光照着，亮亮的，红得很耀眼。
父亲从老屋里拿出四颗大鞭炮，他居然不敢放，让我来。
我把火一点，呼一声，鞭炮蹿上了高空，稍停顿一下便掉下来，在即将落地的瞬间，啪那条红色的纸棍便被炸得粉碎。
许多纸筒落在父亲的头上肩膀上，父亲的两手没处放似的，抄着不是，贴在胯骨上也不是。
他仿佛觉得有许多目光在望他，就尽力把胸挺得高些，无奈，他的背是驼惯了的，胸无法挺得高。
因而，父亲明明该高兴，却露出些尴尬的笑。
不知怎么回事，我也偏偏在这让人高兴的瞬间发现，父亲老了。
糟糕的是，父亲却没真正觉得他自己老，他仍然和我们一起去撬老屋门口那三块青石板，父亲边撬边和泥水匠争论那石板到底多重。
泥水匠说大约有三百五十斤吧，父亲说不到三百斤。
我亲眼看到父亲在用手去托青石板时腰闪了一下。
我就不让他抬，他坚持要抬。
抬的时候，他的一只手按着腰。
三块青石板作为新台阶的基石被砌进去了。
父亲曾摸着其中一块的那个小凹惊异地说，想不到这么深了，怪不得我的烟枪已经用旧了三根呢。
新台阶砌好了，九级，正好比老台阶高出两倍。
新台阶很气派，全部用水泥抹的面，泥瓦匠也很用心，面抹得很光。
父亲按照要求，每天在上面浇一遍水。
隔天，父亲就用手去按一按台阶，说硬了硬了。
再隔几天，他又用细木棍去敲了敲，说实了实了。
又隔了几天，他整个人走到台阶上去，把他的大脚板在每个部位都踩了踩，说全冻牢了。
于是，我们的家就搬进新屋里去。
于是，父亲和我们就在新台阶上进进出出。
搬进新屋的那天，我真想从台阶上面往下跳一遍，再从下往上跳一遍。
然而，父亲叮嘱说，泥瓦匠交代，还没怎么大牢呢，小心些才是。
其实，我也不想跳。
我已经是大人了。
而父亲自己却熬不住，当天就坐在台阶上抽烟。
他坐在最高的一级上。
他抽了一筒，举起烟枪往台阶上磕烟灰，磕了一下，感觉手有些不对劲，便猛然愣住。
他忽然醒悟，台阶是水泥抹的面，不经磕。
于是，他就憋住了不磕。
正好那会儿有人从门口走过，见到父亲就打招呼说，晌午饭吃过了吗?
父亲回答没吃过。
其实他是吃过了，父亲不知怎么就回答错了。
第二次他再坐台阶上时就比上次低了一级，他总觉得坐太高了和人打招呼有些不自在。
然而，低了一级他还是不自在，便一级级地往下挪，挪到最低一级，他又觉得太低了，干脆就坐到门槛上去。
但门槛是母亲的位置。
农村里有这么个风俗，大庭广众之下，夫妇俩从不合坐一条板凳。
有一天，父亲挑了一担水回来，噔噔噔，很轻松地跨上了三级台阶，到第四级时，他的脚抬得很高，仿佛是在跨一道门槛，踩下去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硌了一硌，他停顿了一下，才提后脚。
那根很老的毛竹扁担受了震动，便“嘎叽”地惨叫了一声，父亲身子晃一晃，水便泼了一些在台阶上。
我连忙去抢父亲的担子，他却很粗暴地一把推开我：
不要你凑热闹，我连一担水都挑不动吗!
我只好让在一边，看父亲把水挑进厨房里去。
厨房里又传出一声扁担沉重的叫声，我和母亲都惊了惊，但我们都尽力保持平静。
等父亲从厨房出来，他那张古铜色的脸很像一块青石板。
父亲说他的腰闪了，要母亲为他治治。
母亲懂土方，用根针放火上烧一烧，在父亲闪腰的部位刺九个洞，每个洞都刺出鲜红的血，然后拿出舀米的竹筒，点个火在筒内过一下，啪一声拍在那九个血孔上。
第二天早晨，母亲拔下了那个竹筒，于是，从父亲的腰里流出好大一摊污黑的血。
这以后，我就不敢再让父亲挑水。
挑水由我包了。
父亲闲着没什么事可干，又觉得很烦躁。
以前他可以在青石台阶上坐几个小时，自那次腰闪了之后，似乎失去了这个兴趣，也不愿找别人聊聊，也很少跨出我们家的台阶。
偶尔出去一趟，回来时，一副若有所失的模样。
我就陪父亲在门槛上休息一会儿，他那颗很倔的头颅埋在膝盖里半晌都没动，那极短的发，似刚收割过的庄稼茬，高低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
好久之后，父亲又像问自己又像是问我：
这人怎么了?
怎么了呢，父亲老了。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
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
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
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
日暮里。
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
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
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
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
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
饭食也不坏。
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
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
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
最初是骨学。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
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
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
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
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
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
”他问。
“可以抄一点。
”
“拿来我看!
”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
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
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
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
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
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
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
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
“你改悔罢!
”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
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
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
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
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
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
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
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
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
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
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
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
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
”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
“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
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有时我常常想：
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
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
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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