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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
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
古莉亚
【摘要】近年来，“欧洲化”一词在有关欧盟文献中频频出现，学界用欧洲化指代欧盟政策与制度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本文主要是探讨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现象。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欧盟成为影响斯洛伐克政治最重要的外部行为体，从政党竞争模式以及各主要政党对欧盟的态度两方面来看，欧盟对斯洛伐克的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是，欧盟的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进程取决于欧盟与斯洛伐克国内政治诸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欧盟；斯洛伐克；政党制度
【中图分类号】D1；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9）04-0120-08
【作者简介】古莉亚，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讲师（威海 264209）。
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中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十分活跃，最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等由美国支配的国际组织发挥着重要影响。
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欧盟做出东扩的决定及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的开始，欧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提出入盟所必须具备的各项条件和标准，欧盟成为影响中东欧国家政治最重要的外部行为体，中东欧各国的政党也因欧盟因素的介入而发生多方面的变化，即出现了“欧洲化”的现象。
本文试图通过对斯洛伐克政党欧洲化的探讨，具体、深入地展现欧盟因素对斯洛伐克政党的影响，增强对该国政党政治演变的理解，深化对欧盟作用的认识。
一
近年来，“欧洲化”（Europeanization）一词在欧盟研究文献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成为用来描述欧洲政治与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时髦用语；许多学者也将关注点从传统欧洲一体化理论及理解欧盟制度与政策过程转向对欧洲化的研究。
尽管在定义方面尚存争论，但大部分学者都用这一术语来分析欧盟制度、政策与政治文化对成员国及欧盟候选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政策进程及政治文化产生的影响。
简单地说，欧洲化用来指“独特的欧洲治理模式改变了国内政治某些方面的情形”[1]。
欧洲化这一概念既“强调了欧盟政治与制度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也“展现出国内政治结构对欧洲一体化的适应过程”[2]。
政党是受到欧盟影响的国内政治行为体之一。
关注政党欧洲化的文献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试图探索在国家政治体系之外政党活动的扩展，主要考察欧洲议会党团以及跨国政党联盟的发展，这类文献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伴随欧洲议会实行直选就已经出现。
第二类则将焦点调整回国内，关注个体政党的欧洲政策倾向，以及欧盟因素是否对国家政党制度产生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早期政党欧洲化的研究基本上只针对东扩前的欧盟15个成员国，直到2002年，才有学者关注欧盟对中东欧国家政党的影响。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政党的欧洲化可以发生在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欧盟对政党竞争的模式产生影响。
由于欧盟因素在国内政治中被政治化，政党或政党内部的某一派别可能会将是否支持欧盟建设问题作为政治资本，以获得选举或政党内部斗争的胜利。
政党是否采取这种战略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如特定国家的政党数量及政党竞争模式，是否已经存在支持或反对欧盟的强大政党，政党内部对欧盟问题的态度是否存在严重的分歧等等。
第二，各政党需要确定本党对欧盟的态度和立场。
在规范层次，政党要表明是否支持欧洲一体化观念；在制度层次，政党必须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本国制度化地参与欧盟；最后，政党要针对欧盟的各项具体政策与制度发展提出看法。
涉及到不同层次，政党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
某一政党可能是欧洲一体化的拥护者，却反对欧盟，认为欧盟的发展方向背离了一体化理想；或者，某一政党可能十分支持本国成为欧盟成员国，却强烈反对欧盟的某项具体政策。
第三，政党组织的欧洲化。
为了适应欧盟这个新的政治舞台，保证在欧盟层面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制定与实施更为恰当的欧盟政策，各政党的内部组织结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还会导致各国政党内部的权力平衡发生变化，例如，熟悉欧盟事务的专家对党内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将有所加强。
第四，跨国政党联系的建立与发展。
参与欧洲选举和欧洲议会的实践，获得外部承认与接纳以加强自身地位的需要，都将导致一国政党越来越重视与欧盟其他成员国政党间的跨国接触与合作，甚至推动新的跨国政党组织建立。
反过来，跨国政党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又会对国内政党的纲领、组织、行为方式产生影响[3]。
具体到每个国家，政党欧洲化的侧重点和强弱程度有所不同。
就斯洛伐克而言，由于该国政党制度并不稳定，大多数政党建立时间较短，再加上入盟时间不长，政党组织的欧洲化尚不显著。
而囿于资料与篇幅，笔者亦不打算详细论述斯洛伐克政党与欧盟其他国家政党间的跨国联系，本文对斯洛伐克政党欧洲化的探讨将主要围绕欧盟对政党竞争的影响及各政党对欧盟的态度两个方面进行。
二
1991年6月建立的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是20世纪90年代斯洛伐克最重要的政党。
在该党领导下，斯洛伐克完成了与捷克的谈判得以独立，此后它又与民族党、工人联合会联合组成了独立后的第一届政府。
1994年，联合政府内部出现分裂，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在提前进行的大选中获胜，其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然而，再度执政后，该党在梅恰尔领导下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引起部分在野党和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
例如，他利用议会中拥有的多数议席，通过了匈牙利族政党议员激烈反对的涉及匈族基本权利的法律，他为解决与总统科瓦奇之间矛盾所采取的极端手段以及为保证本党优势地位而颁布的选举法，被认为伤害了斯洛伐克初生的宪政体制。
西方国家认为，梅恰尔政府不尊重人权，不遵守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原则，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进程和宪政体制建设出现停滞与倒退。
基于上述政治上的理由，1997年底，欧盟正式决定将斯洛伐克排除在自1998年初开始的入盟谈判之外，斯洛伐克成为“中欧低人一等的国家”，落在了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后面。
如同其他中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之后斯洛伐克几乎人人都持有“重回欧洲”的心态。
人们认为，回到欧洲不仅会给斯洛伐克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意味着本国重新进入文明民主国家的行列。
在这一背景下，斯洛伐克被排除在第一批入盟谈判的中东欧国家之外，给该国政治家与公众带来极大的冲击[4]，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在外交上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赶上邻国加入欧盟脚步的愿望，使得入盟问题成为影响斯洛伐克1998年和2002年选举的一个重要因素。
1998年选举中，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获得150个议员席位中的43席，比1994年减少18席。
该党仍为议会第一大党，所拥有席位比居第二位的斯洛伐克民主联盟多出一席。
但是，由于其他政党皆不愿意与它联合组阁，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最终未能上台执政。
这一选举结果明显受到了欧盟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梅恰尔政府1994-1998年欧盟政策上的失败在竞选期间成为其他政党进行攻击的有力武器，欧盟对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批评也被有意识地向公众广泛宣传，从而对选民投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斯洛伐克其他主要政党不与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合作，既是出于对该党处理国内事务时所显露出来的民族主义、权威主义倾向的反感，也是出于对该党对外政策特别是欧盟政策的不满。
1998年10月30日，斯洛伐克民主联盟、民主左翼党、匈牙利联盟党和公民谅解党组成了新政府，民主联盟主席祖林达当选为政府总理。
这四个意识形态各异、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政策取向明显不同的政党之所以能够联合起来，除了在将梅恰尔赶下台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外，推动斯洛伐克民主化进程、争取早日加入欧盟的共同愿望也是维系执政联盟团结的重要纽带[5]。
1998—2002年间，祖林达政府受到政党间和个人间冲突的不利影响，在国内政治与经济改革方面成效不大。
但是，执政联盟在对外政策上保持高度一致性，使斯洛伐克摆脱了国际孤立局面，并成功地改变了欧盟对该国的看法。
1999年10月欧盟委员会的评估报告肯定了斯洛伐克的变化，认为它达到了哥本哈根政治标准，并建议开启与斯洛伐克的谈判进程。
入盟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反过来又加强了执政联盟的合法性与稳定性。
谈判开动之后，入盟问题对斯洛伐克政治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
在斯洛伐克，政治家和公众仍然对顺利加入欧盟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现实表明，梅恰尔还有再度上台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2001年底和2002年初，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在斯洛伐克地方选举中的强劲表现及其民众支持率的迅速上升等，都使人们担心该党会在2002年选举后重新执政，并对斯洛伐克加入北约与欧盟造成阻碍。
这种心态影响了斯洛伐克政治家的行为，在2002年大选正式开始前，斯洛伐克各主要政党即已宣布不会与该党合作。
虽然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在2002年依旧以微弱优势获胜，并获得优先组阁权，但是，由于该党无法找到执政伙伴以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重新执政的希望再度破灭。
2002年大选中，祖林达领导的斯洛伐克民主基督教联盟获得28个议会席位，并与其他三个中右政党联合组阁。
该党能够继续执政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欧盟因素的作用。
2002年是斯洛伐克入盟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年份，这年秋天，欧盟将就该国是否能够成为第一批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做出决定。
为尽早加入欧盟，斯洛伐克需要向欧盟证明其政治稳定性，而且，选举产生的新政府必须是可以为欧盟所接受的。
祖林达看到了这一点，他将入盟问题置于争取连任战略的核心，强调斯洛伐克加入欧盟和北约不仅是一个外交政策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主问题”，他的政党则是保证对外融入西方、对内民主化“政策连续性的支柱”。
他领导的民主基督教联盟多次指出，2002年大选是一次打开通往欧盟的大门的关键性的选举。
[6]虽然无法确切表明入盟问题对选民投票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影响，但至少从选举结果来看，祖林达的战略是有效的。
可见，虽然欧盟不可能也不会直接干预斯洛伐克的选举，但是它有权挑选哪些国家可以成为它的成员国，正是这一“权力”使它在斯洛伐克1998年和2002年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功加入欧盟之后，欧盟因素在斯洛伐克政治中的的重要性和政治化程度大大下降了。
斯洛伐克各政党虽然纷纷强调要保护斯洛伐克的国家利益，但没有明确具体地确定各自在欧盟活动的各个领域采取的政策立场，也没有就加入欧盟带来的复杂后果对选民展开宣传和教育并进行大规模的选民动员。
与1998年和2002年选举不同，菲措领导的方向—社会民主党在2006年大选中获胜与欧盟因素基本无关。
该党获胜的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菲措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家。
他聪明，能说会道，在电视上有着良好的表现。
他十分注重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甚至为此雇用了斯洛伐克最著名的形象设计师。
菲措还花了大量时间在国内四处走访，与普通人交谈，了解人们的想法和需要。
其次，方向—社会民主党中间偏左的国内经济社会政策得到大多数斯洛伐克人的支持。
在祖林达领导的中右政府执政期间，斯洛伐克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改革，涉及税收、养老金、医疗保险和福利体系等多个方面。
通过改革，斯洛伐克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经济增长率也有所上升。
2004年，斯洛伐克还被世界银行评为“实行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改革的国家”。
但是，中右政府相对激进的经济改革也引起了诸多不满。
医疗体系改革给医护人员带来冲击，低收入群体则认为经济改革是以牺牲他们的福利与利益为代价的。
随着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下降，祖林达领导的四党执政联盟破裂，政府失去议会多数，斯洛伐克大选提前进行。
在竞选中，菲措提出了以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为核心的纲领并向选民许诺，他一旦上台执政，将废除原先不利于中下层民众的税收体系，减轻普通民众的生活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斯洛伐克成为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国家[7]。
菲措提出的政策吸引了大量选民。
在方向—社会民主党选择与谁组阁的问题上，失去了入盟条件杠杆的欧盟也难以发挥有效影响。
斯洛伐克民族党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政党，梅恰尔领导的人民党—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则一直难以得到西方国家的信任，因而，方向—社会民主党选择与这两个政党组阁招致欧盟对斯洛伐克发展前景的担忧。
2006年10月，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决定暂时终止方向—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资格，以向该党施加压力。
然而，菲措并没有让步，他坚持如此组成的联合政府更有利于实行左翼纲领。
2008年2月，在方向—社会民主党和民族党做出尊重少数民族权利和社会团结的保证之后，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恢复了方向—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资格。
三
政党欧洲化的另一层面是各政党必须确定自身对待欧盟的态度与立场。
就斯洛伐克而言，一方面，1998年之后，随着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态度的转变，斯洛伐克各主要政党就对外加入欧盟、对内推进民主化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斯洛伐克政党中也出现了欧洲怀疑主义倾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倾向有所上升。
在对欧盟的政策上，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一度持一种骑墙态度。
梅恰尔虽然将融入欧洲置于政府计划的重要位置，并且正式申请加入欧盟，却坚决拒绝调整其国内政策以使斯洛伐克成为欧盟的合格候选国。
对于该党来说，加入欧盟是目标之一，但绝不是优先目标。
在遵守关于宪政、少数人权利等方面的哥本哈根标准与建立国内和党内的威权统治这两个目标之间，梅恰尔选择了牺牲前者以达成后者[8]。
然而，连续两次选举失利，表明该党的政策不仅招致国际孤立和国内其他政党的不满，而且失去了对部分选民的吸引力。
选举落败迫使该党政策与政治取向发生变化。
1998年大选之后，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大力宣扬它对加入欧盟与北约的支持态度。
2000年3月，该党举行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宣称强烈支持斯洛伐克加入北约和欧盟：
“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资格是斯洛伐克极为重要的国家利益和基本的外交政策选择。
”[9]在这次会议上，该党还更名为人民党，从名义上把自身由代表中间派的运动型组织转变为一个右翼政党，希望能够借此进入欧洲右翼政党的大家庭。
但是，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做出的实质性调整是有限的，特别是梅恰尔仍然居于该党的支配性领导地位，以及该党在议会中滥用反对党权力的恶劣表现，使欧盟和斯洛伐克其他政党无法打消对该党的疑虑。
2002年选举中，该党再次失利。
这使它更加明确地意识到，要获得合作伙伴并且重新执政，关键是要锁定入盟的目标，并且变得“尊重欧洲”，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可以接受的伙伴[10]。
而要使自己被接受，除了从言词上表明对欧盟的热情，还必须改变其实际政治行为。
在第二届祖林达政府期间，该党努力树立一个宪政民主政治框架下负责任的反对党的形象，以取得其他政党对它的信任。
随着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的转变，斯洛伐克所有主要的有执政愿望的政党皆已接受这一看法，即加入欧盟是与斯洛伐克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除了满足欧盟提出的哥本哈根标准外，还必须推进国内政治民主化进程。
可以说，尽管斯洛伐克的政党制度仍不稳定，但20世纪90年代各政党围绕议会民主制度、宪政主义、法治原则、欧洲一体化等问题出现的以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为一方，以其他主要政党为另一方的两极对立局面已经消失，其他问题开始支配斯洛伐克政治生活。
欧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限制了相互竞争的各党派的政策选择空间。
通过对1998年和2002年选举的影响，欧盟促使斯洛伐克国内各主要政党皆成为加入欧盟的积极拥护者，但是，各政党对入盟的支持是存在差异的。
除民主基督教联盟、新公民联盟等少数几个政党外，斯洛伐克大部分政党均体现出“欧洲现实主义”倾向，它们视具体领域、具体政策对欧盟表示支持或怀疑甚至反对。
一些政党出于其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表现出欧洲怀疑主义倾向。
例如，两度成为祖林达及其政党的执政伙伴、带有浓厚的乡村和基督教色彩的基督教民主运动认为，欧盟的自由主义倾向给斯洛伐克传统价值观带来威胁，而欧盟在再分配、税收等事务上又太社会主义化。
2002年初，该党提出一项议案，表示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应当拥有决定文化与种族事务的主权权利。
2002年大选结束后，该党又进一步要求将各国保留主权的范围扩大到直接税、安全和外交政策、刑法、养老金体系等方面。
斯洛伐克共产党则在入盟本身与入盟条件间明确做出区分，该党表示支持加入欧盟，但前提是斯洛伐克已做好准备并且入盟不会伤害“社会主义在该国的建设”。
另一些政党则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如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等，而采取欧洲怀疑主义立场。
斯洛伐克部分民众，尤其是边界地区的居民对入盟带来的后果存在着疑虑与担心。
斯洛伐克的月平均工资大约只相当于某些欧盟老成员国的十分之一，但是一些基本商品，例如衣服与食物的价格在入盟前夕已经与老成员国相当，很多人担心商品价格在正式入盟后会进一步上涨。
斯洛伐克人还担心在一个更大的欧盟中本国主权将受到损害，“这如同是再次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但这次布鲁塞尔取代了苏联”，欧盟“将会决定我们做什么。
但并不关心像我们这样的小国家或者我们想要什么”[11]。
在2002年选举中，方向党就有意识地吸引这部分选民的支持。
竞选期间，该党领导人菲措的一位副手曾表示应当重新讨论入盟的各项条款。
方向党还制作了一幅广告牌，讽刺祖林达政府为尽快加入欧盟而使斯洛伐克付出的代价太大[12]。
2002年底，欧盟首脑会议宣布完成与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10个中东欧国家的入盟谈判，这10个国家将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加入欧盟。
入盟得到保证之后，斯洛伐克政治中的欧洲怀疑主义进一步上扬，2004年总统选举、2006年议会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
2004年4月，伊万·卡帕什洛维奇当选为斯洛伐克独立以来第二任总统。
卡帕什洛维奇表示支持加入欧盟，但是他强调维护本国的文化特性，并且认为应该在尊重本国民众地位和利益的基础上接受欧盟的入盟条件[13]。
与祖林达领导的中右执政联盟强烈支持欧盟的立场不同，2006年大选后上台的方向—社会民主党及其盟友——民族党和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都是欧洲怀疑主义者。
方向—社会民主党建立于2005年1月，由方向党与民主左派党、民主选择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
该党虽然总体上支持加入欧盟，但更加重视维护斯洛伐克在欧盟中的国家利益。
菲措在就任总理后表示，斯洛伐克新政府将奉行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方针，履行斯洛伐克作为欧盟成员所承担的一切义务。
他承诺，新政府的优先任务之一就是尽一切努力满足加入欧元区的各项条件和时间表，按照原计划于2009年1月1日前加入欧元区。
与此同时，菲措又对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提出批评，认为它对欧盟新成员国是不公平的，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很难将政府开支和通货膨胀控制在低水平。
方向—社会民主党胜出后，在两个星期内与斯洛伐克民族党以及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达成协议，三党联合组阁。
民族党是斯洛伐克最主要的欧洲怀疑主义政党之一。
该党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不允许非斯洛伐克公民购买该国的土地，这显然与欧盟的相关原则相悖。
民族党的党纲对欧盟提出的入盟条件明确表示不满与反对。
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虽然自1998年之后就改变了对欧盟的态度，但仍然带有一定的欧洲怀疑主义倾向，它曾在议会投票中反对接受欧盟的某些法律条文[14]。
欧盟确实对斯洛伐克的政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正式加入之前，欧盟就已经成为影响该国政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是政党竞争、还是政党间共识的达成，都有欧盟因素的直接作用。
通过对斯洛伐克政党的影响，欧盟也在稳固和促进该国政治民主化方面发挥了积极、有力的作用。
与同时期中东欧其他国家相比，欧盟对斯洛伐克政党政治的影响十分突出。
但是，欧盟对斯洛伐克政党政治的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2002年大选前后，欧盟对斯洛伐克政党政治的影响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过程。
随着斯洛伐克国内议会民主制度的巩固及入盟前景得到保证，欧盟对政党竞争的影响力由强转弱，各政党对欧盟的支持也日益变得随具体情况而定，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和反对情绪上升。
结合欧洲化的相关理论和斯洛伐克的现实情况来看，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
其一，欧盟信奉的多党政治模式与斯洛伐克政党政治间的“相容度”（goodnessoffit）。
相容度越低，斯洛伐克政党越偏离欧盟的政党模式，它们所面临的调整压力越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大。
其二，斯洛伐克国内政治中的某些干涉变量。
调整压力的存在并不必然会引起相应的变化，斯洛伐克政党的欧洲化的程度与方向受到民主化的发展状况、政党竞争结构等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
其三，从被欧盟排斥在外到开始入盟谈判，再到入盟成定局并正式加入欧盟，斯洛伐克处于入盟进程的哪个阶段，直接影响着欧盟因素在斯洛伐克政治中作用的强弱。
（责任编辑：
黄登学）
注释：
[1]JimBullerandAndrewGamble，“ConceptualisingEuropeanisation”，ESRC/UACESSeriesofSeminarsonEBPP，2002，p·26·（http:
//aei·pitt·edu/1724/01/bullerandgamble·pdf）
[2]JamesA·Caporaso，“ThirdGenerationResearchandtheEU，”PresentationatConferenceonImpactofEuropeanizationonPoliticsandPolicyinEurope，Toronto，Canada，May7-9，2004，p·3·（http:
//individual·utoronto·ca/wittenbrinck/europeanization/KeynoteCaporaso·rtf）
[3]RobertLadrech，“EuropeanizationandPoliticalParties：
TowardsaFrameworkforAnalysis”，KEPRUWorkingPaper7，2001，pp·8—12·（http:
//www·keele·ac·uk/depts/spire/research/KEPRU/Working-Papers/KEPRU%20Paper%207·pdf）
[4]KarenHenderson，“EUInfluenceonPartyPoliticsinSlovakia”，9thBiennialEUSAConference，Austin，TX，31March-2April2005，p·13·（http:
//aei·pitt·edu/3201/02/Austin，Henderson·doc）
[5]KevinD·Krause，“Slovakia’sSecondTransition”，inJournalofDemocracy，Vol14，No·2，Apr·2003，p·69·
[6]EHarris，“EuropeanizationofSlovakia”，inComparativeEuropeanPolitics，Aug·2004，Vol·2，pp·194-195·
[7]参见姜王利《斯洛伐克共和国新总理罗伯特·菲措》，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6期。
[8]TimHaughton，“WhatRoleHasEuropePlayedinPartyPoliticsinSlovakia”，EuropeanResearchInstituteWork-ingPaper02，2004，pp·7-8·（http:
//www·eri·bham·ac·uk/documents/research/wp02-haughton·pdf）
[9]PoliticalDeclaration，adoptedbytheVIIIthHZDSCongress，Trnava，18March2000，（http:
//www·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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