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共产主义海市蜃楼变成人间广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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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共产主义海市蜃楼变成人间广厦
如何将共产主义海市蜃楼变成人间广厦
自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执政权以来，首先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建设。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后，又在工业经济非常薄弱，农业经济以非机械化生产的条件下，积极地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并顺利地提前完成。
但是，由于种种地国际国内的原因，最终没有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代领导集体为了尽快摆脱国家当时所处的民困财乏的困难状况，主动地接受了民间自发地农业生产改革经验，并在随后的推广过程中，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全面试点和推广。
在当代中国，由改革开放逐渐发展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阶段，已经被认定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但笔者通过对比历史发展规律并深入分析当代社会的总体组织特征，认为将它划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的社会经济建设时期更加科学。
关键词：
官僚资本官僚特权主义可腐败环境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经营特权理论创新
一、居安思危的关键是制定施政策略应时刻不忘遏制腐败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有目的地培育自主经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通过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它发展到今天，已经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一点每个中国人都身在其中，有目共睹。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形形色色的社会腐败现象，也随着国家鼓励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抓住国家摸索建立的管理体制滞后的现实缺陷，利用政策和施政手段的空白或人为失效，而日益繁盛起来。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腐败现象中，危害最大的应当属于隐蔽的官僚资本的日益成长。
官僚资本不是国有资本，它是由政府特权官员与私有资本暗地结合，并以阳光行政的名义，在政府和国企进行的国有资产投资、行政消费和再生产消费过程中，暗地增加中间环节多支出的手法，侵占政府和国有资产在服务社会过程中支付的公共投资、财政经费和再生产消费支出；它最终会导致财政经费和国有资产流失的实际结果。
因此，官与商勾结产生的腐败行为，在当代事实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有针对性地斗争，并最终没收为公的官僚资本。
解放前旧中国的官僚资本是明目张胆地、公开地瓜分国税转化的财政支出。
现在，中国在开放后形成的官僚资本，则是隐藏在新兴的私有资本之中，是不见其形的，但是可以通过细心地观察分析而发现它。
解放前的官僚资本是明确损害公众公共利益的，是公开的敌我矛盾。
目前的官僚资本则是隐藏在人民内部，从事着侵害人民利益的“地下”硕鼠工程；他们看起来一半表现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栋梁，但实际已经被另一半蛀虫（私有化的官商资本）蛀蚀殆尽。
毛泽东同志指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还指出：
“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
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简明教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190、191页；此后简称《教程》）
从改革开放到当前，毛泽东时期被大力运用的群众路线政治监督手段，因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失控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而在改革开放后日益弱化。
于是就逐渐形成了在基层政治以自查为主要形式的、诸侯式的特权分割管理方式。
因此，基层社会圈的政治（经营）管理，开始越来越依靠基层领袖的自律，事实地出现了谁来监督基层领袖的政治问题。
假公济私的官僚资本在这一开放过程中也日益成长起来。
直接导致的社会政治后果，就是造成了许多地方的国家基层施政体系（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施政结果，受到地方、部门或企业经济利益的严重影响，这些基层政治圈的具体施政行为，也日益趋向冠冕堂皇表面拥护在前，各种性质的暗箱操作背道变通在后。
因此，施政结果就越来越背离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政治精髓；越来越背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的服务于人民、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消费需求等基本的政治服务目的；也越来越背离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宗旨。
所以“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首先要尊重群众”的客观政治原则，也将逐渐成为时刻口头拥护的空谈。
开放后已经取得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的当代中国，如果不积极研究和试点更加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劳动分配组织体制，不主动地自查自纠、自揭伤疤承认引起各种社会矛盾问题的症结所在，不主动走群众路线依靠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不下大力量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社会积存的各种与腐败相关的社会矛盾，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将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如果是这样，依照“急流行船，不进则退”的自然规律，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完全有可能会像前苏联及华沙条约成员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大厦那样，被迫面对倾覆的困境。
不过，从“十一五”开局之年的政治新闻反映出的情况看，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决策层在维护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施政方向上，依旧在迎着困难前进。
但由于新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是和谐社会。
所以，国家的新一轮体制建设，应该着重考虑可控地利用“群众路线”完善政治体制的积极反腐败功能，刻不容缓地从体制建设的严密性上，着手清除在社会主义大厦柱础中，已经分布比较广泛的腐败“蛀虫”。
列宁指出：
“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才能真正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
”（《教程》125页）这个观点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政治作用完全相同。
这里说的官僚主义，根据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的特点看，笔者认为，应该将官僚腐败的各种表现形式都包括进去，将它定义为人民内部矛盾中隐藏的、可随时转化为敌我矛盾和危及社会安定团结的官僚特权主义行为的总和。
所以，列宁认为“如果有什么能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官僚主义。
”（《教程》144页），事实上，前苏联的教训已经映证了这个规律性认识观点的正确性。
因此，我国新时期的和谐社会建设事业应该引以为戒。
应真正努力地完成走群众路线的社会监督组织体制及其有效运行机制的建设。
而且应依照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前提，通过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成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各级基层政府和各种形式的国有资本经营单位目前所处的、自己监督自己的、类似“诸侯”政治方式的、当前实际组织体制的状态。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打破基层政治圈内部自查式的、民主监督做表面合规性操作的“可腐败环境”。
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社会基层政治施政环境中，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随时可以滋生的、隐蔽的各种官僚腐败施政行为。
二、矛盾的发展会自发地通过自然规律呼吁解决矛盾
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
“阶级矛盾由于国际国内因素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教程》240页）但是，此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长继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隐蔽的官僚资本也不断成长，它所体现出的阶级矛盾进一步引起的社会矛盾，推动阶级矛盾日益事实地发展成为与主要矛盾并驾齐驱的又一主要矛盾。
全国各地煤矿事故的频发，非法开采屡禁不绝，地方政府安全生产监督难以到位，都与官僚特权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成长扩大有直接关系。
煤矿事故是以劳动人民付出生命的代价、由官僚资本和官僚特权主义共同书写的、极端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施政矛盾。
而在全国其他行业，可以进行分析对比的、以劳动人民高劳动付出后，只能获得微薄的最低工资标准，甚至连最低工资标准也拿不到所表现的阶级矛盾和压迫，在全国各地只要通过群众路线细心观察，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
由于它们很容易与人民内部矛盾混杂在一起，从而会隐蔽在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发表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十二个矛盾关系中（《教程》241页）。
政府要系统地控制和解决社会矛盾，关键就是通过对各种事例的正确分析，寻找矛盾的源头。
也就是说，控制和解决官僚资本成长过程中导致的日益表面化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以及官僚特权主义意识形态成长过程导致的、潜藏在人民内部的、随时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基层政治施政矛盾，是共产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处理好的基础工作。
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的关键，就是有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关键，则是反对官僚资本和官僚特权主义的成长。
也就是说，当我国处在大多数生产物资和消费物资的生产能力都相对供大于求的条件下，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应该下力量从进一步改革和建立能适应生产力新的发展形势的政治经济新体制入手。
总之，未来将要探索的政治经济新体制模式，应该能够充分体现“实事求是、统一战线”的政治施政原则，并能够充分发挥“群众路线”的社会政治管理作用，也能够有效遏制官僚资本和官僚特权主义的滋生成长。
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歧视性剥削呼唤公平与公正的制度和施政体制
从人类发展史的整体角度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天然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但不规范的社会组织体系开始，逐渐进入经济发展导致的相对不公平的组织体系状态，最后又从不公平的状态逐渐向公平的社会组织体系状态发展。
所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公共保障组织体系的重新建设，也会受到这一正常的社会建设规律的影响，从而相对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同样是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会自然而然地遵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律。
在特定的政策环境条件下，也会无意识地制造类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原始积累时期，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无产阶级劳动工人。
在同样的经济规律影响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当前“剥削者”，既有私有资本，也有不同情况下的国有企业法人，还有政府公共事业管理人。
为便于分析和理解，笔者在论述奴隶制的社会演化规律时，将这种被资本残酷剥削的劳动工人，暂时定义为无产的、有人身自由的资本奴隶。
典型奴隶制的奴隶获得人身自由的解放，其实并不是社会进步的结果，而是私有经济剥削规律产生的副产品；它是社会道德和奴隶压迫政治必须保留的公共生存保障作用完全丧失的结果；也是奴隶主被迫顺应私有制剥削规律，不再豢养无效率劳动（奴隶被动斗争的形式）的结果。
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开始，工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劳工就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
二战以后，他们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联合起来的不断斗争，已经基本上改变了基本人权毫无保障的经济奴隶社会地位，逐渐转化成享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公益保障的企业社会中的团队化员工。
但是，无产阶级要成为社会化政权真正服务的社会主人，不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红色中国，都还差关键的一步。
这一步需要依赖社会理性地对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更加人性化的理性改革和完善。
中国遵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现实状态，也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们必须面对市场经济自然规律法则的反作用。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促使中国的工业产品制造能力空前提高，在满足人民基本物质需求方面，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生产能力。
但是，人民的生活状态却在日益两极分化，这种趋势实际上应看作自然规律发出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劳动保障制度，及其施政组织体制都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的信号。
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推行减员增效，并比较普遍地持续反映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并且有无节制地持续下去的趋势时，就可能会引发资本主义社会多次出现过的无节制裁员和经济危机。
因此，这种情况就自然地对应上了马克思所总结的社会经济规律：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
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
”（《教程》65页）因此，政府和国有资本管理人（管理企业的政治领袖层）的施政行为，不应该以遏制劳动人民的消费权（降低工资和无发展目的地减员增效）为弘扬政绩的指标。
而应该去主动探索并建立一种更加公平的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必须能够实现动态地不断满足劳动人民日益增长的、普遍富裕的生活需求。
只有建立起相对公平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体系，并初步完善该体系的施政机制，才能排除横在共产主义道路上的最后一道体制性障碍。
总之，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个别行为能够造成的，只能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必然结果。
它属于自然规律范畴，可以通过老子哲学总结的：
自然规律的无形形式要通过科学地分析来发现其内在规律，自然规律的有形形式要通过在旁边科学地观察来总结它的外在规律；既“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旁）”。
因此，它不会因领袖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也是人力所不能能够掩盖的。
它在特定的时点会呼唤人类社会、呼唤服务于最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治党派和政治家：
现在已经到了试点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方式的时候了。
四、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施政手段合理运用的意义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的经济建设，并快速地初步恢复经济。
随后，又开始目的明确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组织体系，积极地进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前完成了农业合作社的体制建设；在工商业方面，也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并超过计划预期，提前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国有工商业的计划管理体制条件。
笔者认为该运动建设的工农业生产组织体制，从社会管理进化规律角度看，应属于以初级工农业的为经济基础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组织体制。
但是，由于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和初级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脱胎出来。
再加上人民的知识水平普遍太低，以及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基层功臣都普遍存在着“打下天下就有权享有天下”的封建特权意识。
因此，许多功臣在获得了基层社会的施政管理领导全权后，却不苦练苦学社会管理的知识内功，只是睡在功劳簿上教条地“瞎指挥”。
笔者认为，瞎指挥的政治问题在改革开放后，在拥有经营自主权的微观经济圈中，应属于官僚腐败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但它在改革开放之前，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则应该理解为国家为克服基层施政领导层的经济管理知识普遍严重匮乏，政治经济管理人才严重缺失的现实问题，而不得不被迫使用的，“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指令性经济计划管理手段。
尽管计划经济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贡献也有目共睹，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操作规则，却不得不建立在违背老子哲学“圣人不敢为天下先”的社会管理客观规律基础之上。
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完成初步建设，并进入需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时期后，由于该体制缺乏鼓励创新的能动机制，最终必将会导致严重阻碍社会管理水平合理进步的后果。
随后，毛泽东同志忧国忧民时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就与党中央其他高层领导试图解决这种潜在僵化问题的政治思想产生了误会。
毛泽东同志固执地把他与党内高层领导的政治意见分歧，错误地看作混入党中央决策层的资本主义复辟力量。
于是，毛泽东同志忧国忧民的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公心，就自然地转化为社会政治管理体制性缺陷导致的政治决策错误（可看作无意识施政腐败），当它与发动群众形成的文化大革命紧密地相结合起来后，就形成了强大的、对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破坏力（可以看作无意识施政腐败的后果）。
于是，自然规律的反作用力也因此而表现出来；而林彪和四人帮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则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推波助澜使劳动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心气散去的作用。
因此，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最终促使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社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性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组织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日益僵化。
因此，它几乎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建设的、比较成功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全部葬送。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前车之鉴，以及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的规律，在另一个意义上却映证了马克思推导出的、在特定条件下是正确的社会自然规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不会出现的。
”（《教程》第81页）因此，邓小平同志大力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从社会管理自然规律角度上说，可以理解为是适应客观自然规律的结果。
同时也是遵循老子哲学总结的“道常（自然规律之常规），无为而无不为”和“爱民治国能无为呼”社会政治规律，而产生出来的结果。
国家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通过有目的地政治无为，打破了“领袖敢为天下先”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施政原则，并以引导自由市场的发展和开放革新，促使睡在功劳簿上缺乏经济管理水平，完全采用教条主义施政方式控制着微观经济圈的基层政治领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
由“领袖敢为天下先”政治意识产生的、非主观意识引起的政治缺陷因此被修正，从而顺应了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客观自然规律。
经过二十几年的开放与发展，中国已经实质性地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数百年坎坷摸索才走完的发展道路，使社会商品市场中绝大多数可用于积累和消费的产品都相对供大于求。
现在，随着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型人才的崛起，使得中国人的科学知识水平、管理素质和生产急需人才的产出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
并且也促使我国事实地成为了最大的世界消费品制造工厂。
可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却没能与之相匹配。
这是我国出口经济过分依赖国际中、低端产品市场，必然会产生的不利结果。
它反映出自由市场经济规律，在发展经济和阻碍经济发展上的双刃剑作用。
因此，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又一次在如日中天的、旧的社会胎胞里孕育的基本成熟。
它开始呼唤主导社会组织体制发展和建设方向的各级政治经济圈的领袖级管理者，现在是主动通过试点方式为它接生的时候了。
事实上，我国的一些基层的社会政治经济圈的领袖（含一些私营经济社会圈），已经在自发地尝试着新的小范围的社会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分配体制探索。
这些个别特征的探索成果，没有在政府划定的有代表性的试点行政区划中完成预定试点目的之前，还不能被认定为成熟经验。
五、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组织制度发展阶段上的探索
列宁同志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中指出：
“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教程》120页引《列宁选集》第四卷）因此，前苏联和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由于在这一规律的斗争中，没有把握住斗争的关键是发展包括守法民营经济在内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并且应该使经济发展在真正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同时，不仅要防备被侵略，还要通过完善政治体制，防治官僚特权腐败和遏制官僚资本的形成。
换句话说，前苏联和华沙条约缔约国由于过于害怕资本主义武力复辟，没有按照列宁总结出的社会政治规律（思想），在施政过程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经济建设成果；并且也没有在接受反复辟斗争考验的同时，积极科学地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管理理论。
于是，共产主义的建设道路才会在那些国家中途夭折。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很快在毛泽东同志的推动下，抛开了他参考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后，亲自总结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预定建设计划，开始效法斯大林领导前苏联在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探索过程中形成的现成经验，带领新中国激进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探索建设阶段，并迅速而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其实，毛泽东同志推动的这一阶段的社会组织体制建设，实际应理解为新中国进行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探索建设。
那么，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组织体制是什么样的呢？
政治方面“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政体——民主集中制。
”（《教程》157页）“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作了系统的论述：
第一，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但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第二，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产。
”（《教程》158-159页）同时“关于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
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教程》159页）“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指出在经济方面存在的特点。
会后，他进一步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动、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简称‘四面八方’政策。
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完全肯定了上述政策。
”（《教程》160页）
这里所说的“公私兼顾”可以理解为公共利益与私有利益的双赢，“劳资两利”则是企业利益与职工利益的双赢，“城乡互动”应理解为工业利益与农业利益的双赢，“内外交流”则是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的双赢。
相关的政治决策，如果在制定时就没有考虑双赢，那么这种决策就具有被腐败行为利用的可能。
所以，由广大劳动人民评价相关政治圈政治决策的双赢性，会成为遏制基层政治施政腐败，提高政治服务保持积极效率的关键要素。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建设“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能够有效地遏制社会不公现象，将其控制在一个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范围内，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政治经济组织体制。
由于它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以也就基本可以等同于改革开放后逐渐建设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建设，由农业改革开始。
当农业经济体制废除了新中国效法斯大林探索建设的、集体农庄形式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后，农业经济体制就基本回到了相当于列宁建设社会主义崭新构想中，他通过长期考察发现的、来自民间的、比较成熟的“农业合作化组织体制”的经济管理状态。
也就是说，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稳固后，为摆脱“左”的教条主义政治思想形成的对经济建设的禁锢，开始“重新运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建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
由于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跨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组织方式发展建设阶段。
所以，本来可以从这一发展阶段发现的。
许多政治经济组织方式与施政方法的弊端和优越性，都没有被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自然规律表现出来的条件。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本来可以借鉴预防和借鉴弘扬的社会管理与组织体制的基本操作原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因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应该与跨越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正因为如此，才会导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缺乏能动创新力的官僚特权主义和官僚腐败；才会阻碍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生产力的发展。
另外，也与当时的各级行政圈的领袖，在使用群众路线施政方法反腐败时，缺乏成熟的法制化的施政操作经验有直接相关关系。
从改革开放实际发展结果所揭示的规律特点看，应该把开放至今的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和发展的整个阶段，分为两个方面进行理性地理解。
在工商业方面，改革开放使困境中的中国，又重新回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建设起点，补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理性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建设的、发展和探索工商业经济良性运行体制的这一课。
事实上，今天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已经充分说明了当初决策的正确性。
实际上，我们不仅收获了成功，也收获了许多失败的事例。
这些失败的案例，也正在激发着劳动人民关心当代社会政治的热情。
人民主动要求“群众路线”的人民民主监政权的意识，正在向成熟方向快速发展。
而在农业方面，尽管改革开放废除了人民公社，但是土地仍然保留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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