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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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

一

晚清的杰出思想家、被后人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1794－1857），曾经提出：

“学古人书，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谋救时方。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他的这四句名言刻在邵阳火车站前魏源广场他的全身塑像座基之上。

魏源“友天下士”所要“谋”的“救时方”，是其所著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思想的延伸，他认为：

“师夷长技三：

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

以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而是一整套近代化工业体系。

他说：

“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所以中国应该善于向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兴起近代化工业经济，制造洋枪洋炮洋器，使落后的中国尽快强盛起来，以能抵御西方列强侵略掠夺，最终打败和制服这些西洋之“夷”，而如果不善于向西方各国学习，必会被这些强夷所打败制服。

为此，他提出在广东虎门设置造船厂和火器（枪炮）局，聘请西方工匠技师传授，选拔本国巧匠精兵学习制造和使用。

除此之外，他认为对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车、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称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这样就可以以军事工业带动民用工业。

他甚至还主张鼓励商人投资近代工业，“沿海商民有愿仿设厂局者，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

”

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在他的好友林则徐所编著的《四洲志》一书基础上继续收集材料编写成的，它是亚洲第一部有系统地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

毛泽东对魏源有很高的评价，1938年3月，他曾对一位到延安来考察学习八路军治军方略的湖南邵阳籍并是魏源族亲的国民党少将说：

“你们那里出了个魏源，他是个大思想家，大改革家”。

“魏源写了一本《海国图志》，提倡放眼看世界，让中国人民开阔眼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调夷仇国以攻夷’，给我们民族提出了反对外来侵略的政治与技术的策略，批驳了清政府投降派的卖国论调，提出了重要的反侵略军事思想”（见《湘潮》杂志2007年第2期第20－21页）。

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革思想，无疑直接影响和引导曾国藩开创的“洋务运动”。

很凑巧的是，我的户籍所在地也在湖南邵阳，与魏源和曾国藩也可以算是同乡了（建国后，双峰县曾一度属邵阳地区管辖），而我的岳母是曾国藩的（第四代）曾孙女曾宝葹（原名曾宝蔟，就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英文翻译家，译著有《世界著名科学家传》等），我的夫人是曾国藩的（第五代）玄外孙女。

其实我的祖籍在上海，直到1965年因我夫人从北京中央某文艺单位乐团调到湖南，我才从北京退伍后随之入籍湖湘定居邵阳的。

而中国真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际上应该是明末崇祯年间的上海人徐光启，他上书历陈西洋神器之妙用，首先呼吁明廷重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购置西方枪炮。

他说：

“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恳乞圣明，极敕当事诸臣……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火炮一器而已。

……惟尽用西术，乃能胜之。

欲尽其术，必造我器尽如彼器，精我法尽如彼法，练我人尽如彼人而后可。

”徐光启的家乡在上海徐家汇，徐家汇这个地名就是后人为了纪念他这位中国第一个提出并实践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近代科学家而作此命名的。

我既与徐、魏两位首先“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为同乡，又与按照魏源思想（实际上也包括徐光启的学西术思想）开创中国近代化洋务改革运动并为毛泽东所“独服”的曾文正公也为同乡并有姻亲关系，得教匪浅。

更凑巧的是，曾国藩是创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人，而我父亲吕炳奎是中共海军的创建者之一。

他在抗战前是上海嘉定的一位中医，上海沦陷后他在家乡组织了嘉定外冈游击队，并建立水上部队打击日伪，还配合新四军先遣队袭击日军虹桥机场，击毁五架日机。

后奉命创建中共第一支海军部队新四军海防旅并担任政委，开创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国共内战时为三野海防纵队（师）政委。

由于该部官兵大部分是上海人，所以是一支名符其实的“沪军”，上海战役时他率部打回上海。

解放初期中央军委在该海防师的基础上组建了东海舰队，他因在战争中负伤致残而转业地方，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

后受毛泽东主席委托，在南京创建了现代中医医疗和教学理论体系，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

后调任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主持将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在全国推广建立，形成庞大严密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和教学系统，成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人，有“中医将军”、“中医司令”之称。

他也是电影“五十一号兵站”中的小老大和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原型。

因此这段历史由我这个徐、魏同乡、曾家姻亲来评说，也许更贴近些，故而不揣冒昧、班门弄斧地写此拙文。

二

曾国藩是按照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实行洋务运动的，并且在魏源“师夷制夷”、“以夷制夷”、“自强”“救时”思想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的主张，也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并付之实践的第一人。

于是，中国近代化军民工业、文化教育、派生留学和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等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改革自强的先河，使国人的观念迅速改变，使中国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最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打下了一个基础。

因此，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曾国藩在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导下所开创的洋务改革运动，对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是有重要贡献的。

加上他在王船山思想的基础上兴起和宏扬了湖湘文化，聚集并提携了一大批湖湘精英人才；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他屡败屡战，反败为胜，全歼对手，立下头功。

在此十二年征战过程中，战争之初太平军拥有百万之众，作战悍勇，曾经几次大败湘军，逼得曾国藩两次走头无路跳水自尽，一次写遗书准备引刀殉职。

可是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自1853年3月占领江陵（南京）定为“天京”都城以后开始贪财爱色、贪图安乐享受，以后更是步入腐败快车道而沉于奢靡、争权夺利、内讧分裂、自相残杀，并醉心于愚昧神权巫术信仰，大搞“天父天兄附身托梦”的荒诞指挥和落后统治方式。

洪秀全骄奢淫逸、腐化迷信、猜忌成性，对违己者的杀戮心狠手毒，对后宫的残暴令人发指。

他自己占有姬妃八十八人，又令各王每人纳姬妾十人，而对一般起义者却实行男女分营的隔离制度，不许有家庭，有家者也不准过正常夫妻生活，违者皆斩，连“老兄弟”都不放过而施以点天灯酷刑。

对百姓更是巧立名目地横征暴敛、抓兵拉夫、抢劫搜刮、扰民压民、焚书杀士、施以暴政。

天国各王个个大兴土木、建宫造殿、姬妾成群、穷奢极欲，在战败逃跑或叛变投降时又个个携带大量金银财宝，连李秀成在天京突围时都不例外。

于是，虽然太平军中下级官兵和前线将领奋力拼杀，却也已使太平天国民心大失，军心动摇，叛变反戈成风，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锐减，完全丧失甚至彻底背弃了推翻满清黑暗统治、建立平等博爱社会的革命起义初衷而性质大变。

天王洪秀全和由被他乱封的2700多个大小王组成的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还未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如此迅速地腐败糜烂、蜕化变质，使之成为较腐败的清朝尤有过之的贵族腐败小朝廷，这比明末占领北京、逼死崇祯、推翻了明王朝以后才贪财腐败的李自成起义都不如。

如果不是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将它剿灭，而是由太平天国来取代满清而称帝建朝一统天下，建立比封建君主专制更坏的天王巫术神权专制，推行更加愚昧落后、腐败野蛮的黑暗统治，其后果将不堪设想，真会像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说的要使中国社会倒退几个世纪，这种来自远离和落后于中原文化的更南方民族杂居地区而有悖于中华文明的农民起义，实属中国历史所少见。

洪氏集团的行为、动机和变态心理实在不可思议、令人鄙弃，他们的天国小朝廷由极盛到极衰、由为民革命到腐败没落的快速蜕变，也就为儒生从戎的湖南人曾国藩大显治军方略和军事才能提供了极佳的机会，太平军因此转胜为败，全军覆没，曾国藩湘军则反败为胜，完满凯旋，从而不仅阻止住了中国更加落后的倒退劫难而力挽狂澜，而且又由他造就了“无湘不成军”的神话和飚扬了坚忍执着、血性霸蛮、敢为天下先而勇于死战的湖南人精神；而他在修身养性、耕读家风、治学治国、清廉从政、勤勉诚信、识荐人才等等方面也有独特成就，成为湖湘文化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因此他不仅作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被满清同治皇帝赐予“勋高柱石”的亲笔御匾和册封为一等“毅勇侯”之高爵，成为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第一人，并官居一品，而且也为毛泽东和蒋介石所折服。

三

也是湖南人的毛泽东在青年时就熟读曾国藩的家书、奏稿，称赞曾国藩是一个真正探得“大本大源”的人，不仅将曾氏与周公、孔子及理学二程并称为“立德、立言、立功”三并不朽者，而且还特别记述了《曾文正八本》的要旨，即“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等，以认真学习，铭记在心。

他到延安以后还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在统领湘军与太平军进行长达整整十二年的作战中，不仅水陆湘军从最初常吃败仗而使他多次差点丧命的一万七千多人，扩充到能征善战、大获全胜而使他成为杰出统帅的数十万人，而且在战略战术上形成了一整套克敌致胜、高人一筹并独成体系的湘军兵法。

毛泽东既关注太平军的作战方法，曾和郭化若将军谈起过太平军的被曾国藩称之“五瓣莲花抄尾阵”的“螃蟹阵”，更注意研究战胜太平军的曾国藩湘军兵法。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立受曾氏湘军兵法的影响很大。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指挥红军作战时，其军事战略战术方面不少是借鉴曾国藩及其湘军的。

而且他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方法，与曾氏湘军学风有类似之处：

他的关于集中兵力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明确主攻方向的一贯作战思想，与湘军兵法颇为雷同；他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则与曾国藩等人提出的“恃己”和“自强”有很大的一致性；“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毛泽东这句名言，曾国藩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认识到了。

他从认字启蒙开始，对来自山村“朴实少心窍”而没有文化的赤脚农民进行文化和仁、礼教育，并亲自编了一首《爱民歌》，主要强调湘军要爱民，爱民首先要遵纪。

曾国藩身体力行，亲自教授，令士兵先识字，再识义，使湘军个个都会背唱《爱民歌》。

毛泽东要求人民军队遵纪爱民要有文化，同曾国藩对湘军官兵的这个要求如出一辙，而他在创建工农红军后所亲自主持制定并要求官兵人人会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内容与曾国藩在湘军出战初期时所作的《爱民歌》几乎是同工异曲。

此歌中有这样的歌词：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祥，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而在1943年时，中共的《八路军军政杂志》还曾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作为官兵的军事读物。

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国防建设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曾国藩湘军兵法和其反映在湖湘文化中的国防建设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可见毛泽东在军事、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受曾国藩的影响之深。

所以毛泽东不仅把曾国藩视为治学为人的榜样，更把曾文正公作为行军打仗的楷模，甚至在很早时就高度评价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他在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演讲时说：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

后来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又说：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而“无湘不成军”更是他经常挂在咀边的口头禅。

后来他还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玄孙女、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曾宪植开玩笑说：

“阿曾，你那支娘子军，怕是打不过曾文正公的湘军吧。

”

历史学家范文澜在所著的《中国通史》一书中，对曾国藩的一生作出了“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的定性，但毛泽东并不认同。

1967年1月文革期间他派女儿去看望重病住院的范老时转达了他讲的两件事，一是要范先生安心养病，二是讯问范老《中国通史》下卷能写完否，对曾国藩的评价，可重新商榷。

而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他还说：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这一句话虽然贬褒相间，却也包含有他对曾文正公不无敬意的佩服（见胡卫平《曾国藩“热”的社会背景》一文，刊载于2007年6月第14期《曾国藩研究导报》第16—19页）。

蒋介石明确表示过要师承曾国藩，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必须“认清历史，效法曾（国藩）胡（林翼）”。

1924年他当黄埔军校校长时把曾国藩、胡林翼的用兵之道编成《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强调“原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

”他对曾国藩的《爱民歌》更是命令每位国民军人都要背诵牢记，遵照执行。

四

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又由于中国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人们普遍认识到曾国藩这位中国近代化改革开放发轫者的重要贡献，湖湘文化对近、现代中国所起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以及曾国藩廉政事迹、成功家教和学术成就所拥有的广泛文化基础和群众基础，所以一股曾国藩“热”腾然兴起，并持续升温，对曾国藩的业绩和重新评价受到朝野各方的高度重视。

对此，现在已属于娄底市管辖、位于风景秀丽的双峰县荷叶镇他的故居，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神秘乡间侯府“富厚堂”，已在2006年3月29日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娄底市第一处国家级别的文物资源，当年6月10日获得省政府正式公布授牌，并入选新潇湘八景之一，以供人们“游曾文正公之故里，探齐家教子之秘诀，觅立志成才之要义，学读书作文之妙法，学修身养性之要诀，得为人处世之良策，品湖湘文化之精髓”（此语出自“富厚堂”参观游览须知）。

当年11月30日，有关部门又专门成立了“曾国藩研究会”，会址就设在曾国藩故居旁。

自此以后，到“富厚堂”参观、学习、研究、探讨和旅游的人络绎不绝，尤其在长短假期时每天前往者可达千人以上，真可谓盛况空前。

比曾国藩年长十七岁的魏源是曾氏倡办洋务运动的思想导师，他的故居在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的一个小山村里，此处和曾国藩的故里荷叶塘一样，绿山环抱，山清水秀，不远处是风景秀丽的瑶乡六都寨水库，又名魏源湖，也是被入选新潇湘八景之一，视野要比荷叶塘更开阔些。

这两位中国近代化洋务改革先驱的故居相距100多公里，都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去这两处参观游览，正好构成一条了解中国近代化改革开放的洋务旅游线路。

参观者由此也可以实地体验一下魏源、曾国藩这两位当年拖着长辫子的大清子民、山野村夫、普通秀才是怎样走出落后闭塞的小山村，去开眼看世界地闯荡天下，并倡导中国近代化洋务改革运动而干出一番不平凡事业来的。

五

曾国藩在同太平天国作战初期针对太平军使用洋枪洋炮，也购置了不少西洋枪炮火器与之相战，以后更是致力于国富民强、力主学习西方科技工业的实践，开始了“使彼之长，我皆有之”的洋务起步。

在曾国藩置办洋务的推动下，清廷在1860年正式设立管理“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部，以此为起点，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式起动。

1861年8月曾国藩呈折向清廷提出：

“购买外洋炮船，则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

清廷不仅予以批准，而且即对办“洋务”的“总理衙门”权力予以扩充，使之成为清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机构，曾国藩即于当年创建了引进和学习西洋军工技术的安庆内军械所。

他召集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精于西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安庆的这个兵工厂内，制造火绳滑膛枪、子弹、火药、炸炮等武器弹药，还效仿西方技术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并以“黄鹄”为命名的木壳轮船，从而使安庆内军械所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自此使中国迈出了近代化洋务改革、即也可称为中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步。

接着，曾国藩派容闳去国外采购了一百多种机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的机器设备。

然后又主持建立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并采纳容闳建议，创办了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懂专业的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依靠从国外引进的和自己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又相继制造出“威靖”、“操江”、“测海”等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兵舰。

同时他又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用于加强整个国家新兴的工业基础，并提出建立外海、内海、里河三支水师的近代化海军，以“外而御侮，内而诘奸，三支水师，均不可少”。

于是，持续达三十多年的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的近代化洋务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

然而尽管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有着重要贡献，人们却不能不正视如下的惨痛事实：

这场由曾国藩按照魏源思想所倡导和实施并在1872年曾国藩去世后由后继的“洋务派”继续推行的洋务运动，其结果却是以1895年2月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为标志而宣告失败。

而在此十年前的1884年9月，停泊在福州马尾港内的南洋水师因为洋务派惧而不战，被法国舰队夜间偷袭而全被击沉，马江造船厂也被摧毁。

随着马尾海战和甲午海战的先后惨败而使一南一北两支水师葬身大海，由曾国藩费尽心血一手推动的中国海军损失殆尽，不复存在，从而导致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中国不仅没有“自强”崛起而“制夷”“救时”，反而被包括后起的日本在内的东西洋强“夷”所制，从此沦为受列强任意侵略掠夺、宰割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更加衰弱了下去。

于是国人不禁要问：

“师夷长技”和“师夷智”的洋务结果，为什么会违背魏、曾“自强”“制夷”“救时”的初衷而失败了呢？

究其原因，问题恰恰出在曾国藩只接受和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没有采纳和实行他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他主张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表示他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称赞美国的联邦制“其章程可垂亿世而无弊”，还把美国、瑞士的议会制赞誉为“西土桃花源”。

他虽然没有像“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样鲜明响亮地喊出“师西之长制以制西”，或“师西之长制融东西”的口号，但他相信如果“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那么中国就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如西海之民”。

由此可见，他的这个“因其所长而用之”和“东海之民犹如西海之民”中间，就包含有“师西长制”的内容，而且还要达到东方的中国人和西方的美国人一样的文明程度和智慧水平而两者相融合的内容。

因此魏源所开出的“救时方”中不仅有“师夷长技”这一方，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师西长制”的第二方。

六

曾国藩只按照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个“救时方”去倡导和实行洋务运动，却没有按照魏源的第二个“师西长制”的“救时方”去做，其最大的特点，也是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只片面强调学习西方列强先进实用的技术技能，想以此增强中国军事经济实力去抵抗和战胜西方列强而“制夷”“救时”。

曾国藩等洋务主张者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认为：

中国的落后，只是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的落后，只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把军事和经济发展起来，中国就能走上“富强”的道路。

这也正如曾国藩在向清廷的奏折中所说的：

“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

……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

因此他们力主“师夷之长技”和“师夷智”，但与此同时却没有重视“师西长制”，即借鉴和学习西方强国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先进的上层建筑君主立宪或多党竞选民主政治制度。

也就是这场洋务运动只“师夷之长技”而不“师西之长制”；只搞经济发展的改革而不搞政治制度的变革；只治标而不治本。

由此可见，曾国藩是在不触动、不改变甚至要去维护满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去倡导和进行学习西方“长技”的洋务运动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他和洋务派们把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洋务运动而使中国能做到“自强”“制夷”和“救时”的成功希望，寄托在了满清统治者的予以采纳和全力支持上。

这种对封建专制王朝的信任和依赖，使他们当时没有重视魏源的“师西长制”这第二个“救时方”，因此也就没有注意和考虑要去借鉴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可是在他们去世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只片面“师夷之长技”却不同时去“师西之长制”而不去借鉴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不仅不能“自强”“制夷”而“救时”，反而因为此路不通的失败加剧了中国危亡的民族危机而被“夷”所制，后期洋务派也由此走向了曾国藩创办洋务初衷的反面。

然而与中国只有一水之隔的日本对于魏源提出的既“师夷之长技”又“师夷之长制”的思想主张，采取了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态度。

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所提出的这两个“救时方”主张被满清统治者冷落了20年，直到1860年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才把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重新喊起来，但却又把他的“师西之长制”思想给忽略了。

可是日本在《海国图志》出版以后即就引起了朝野的高度重视，很快引进出版，并又很快按照魏源提出这两个“救时方”行动起来，先大刀阔斧地全面实行“师夷长技”之策，在大受其益后，又在1868年“师西长制”地进行了君主立宪政治制度改革的明治维新，所以不仅顶住了西方列强步步紧逼的入侵而避免了成为殖民地的厄运，而且很快崛起强大，并吞并了中国属国琉球，侵略了台湾和朝鲜；继而又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满清政府，吞并了又一个中国属国朝鲜，并迫使满清政府派李鸿章去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和赔偿二万万两白银，还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设厂、通商、航行等广泛的殖民权益而暴发起来，中国却以甲午战争失败为标志，就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

因此可以说，日本从一个极为原始落后贫弱匮乏的小岛国，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强大起来而跃居于世界东方、亚洲各国之上，实在得益于魏源《海国图志》的思想主张。

对于这么好的奇智良策，中国人自己不用，却被日本人拿去用了，使日本强了，富了，反过来侵略中国老师了，真是可悲可叹。

难怪日本的盐谷世雄大为感叹地说：

“呜呼志忠智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仅为他邦。

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帝悲也夫!

”

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们才开始认识到在“师夷长技”时还必须要“师西长制”地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新起的康、梁维新派就在1898年支持光绪皇帝，实行“师西之长制”、即效仿俄国、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的改良主义维新变法，但却为时已晚。

后期洋务派不仅正式提出拒绝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此来竭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统治，而且还与掌握军权的太上皇西太后及其“后党”顽固派联起手来扼杀了这次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

湖南人谭嗣同等变法六君子在西太后顽固派推翻光绪皇帝的戊戌政变中惨遭斩首杀害，维新派的改革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止，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吏被革职驱逐，名为皇帝实无军政实权的光绪“圣上”也被囚禁终身而一直关到1908年死在中南海瀛台。

然而，尽管封建专制顽固派对欲“师西长制”的光绪皇帝和君主立宪维新派进行如此凶残的镇压和迫害，却也阻挡不住政治民主改革的世界潮流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命运。

随着这次政治维新运动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尽管封建顽固派在不改变后党专制统治前提下也搞些“新政”，以缓和矛盾和危机，却是已经来不及了，极端腐败的满清封建王朝和延绵两千多年的家天下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也终于在1911年被主张实行多党议会民主政治和国家共和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举行的辛亥革命所推翻而寿终正寝。

根据以上对洋务运动的简要介绍，也就可以得出如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只有全面遵循魏源的思想理论，即在“师夷长技”而发展军事经济实力的同时，又“师西长制”地进行政治制度民主改革，才能使经济自强、政治自主、国家自立的洋务革新和维新政改，即“自强”“制夷”“救时”的改革开放运动取得真正的成功，否则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和成就，甚至可以看到国家比以前强了，但最终的结果却只可能因为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腐朽而失败，而这也正就是曾国藩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