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社会结构与失范.docx
《精品社会结构与失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精品社会结构与失范.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精品社会结构与失范
【关键字】精品
13.1社会结构和失范*
直至最近以及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有这样一种明显的倾向：
将社会结构的不完善运作（faultyoperation）归结为对人的有害生物驱力的社会控制失败。
在这一学说中暗含着一种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描绘，这种描绘既清晰又可疑。
首先，存在着人的生物冲动，它们要寻求完全的表达。
然后，存在着社会秩序，它在本质上是控制冲动、对紧张进行社会处置（socialprocessing）以及——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使人放弃本能满足”（“renunciationofinstinctualgratifications”）的一种机制（apparatus）。
因此，个人与社会结构的不一致性（nonconformity）便被假定为是其原初本性所固有的。
正是根植于生物特性的冲动在不断冲破社会控制。
其中的涵义便是，一致性是功利主义计算或非推理调控（unreasonedconditioning）的结果。
随着社会科学最近的发展，这一套观念得到了基本的修正。
一方面，人在一场生物冲动与社会限制的永恒战争中与社会截然对立的观点已不再如此明显了。
人作为一堆未被驯服的冲动的形象，开始更象是一幅讽刺漫画而非写实肖像。
另一方面，社会学的视野日益进入对偏离了被规定的（prescribed）行为模式的行为的分析。
无论生物冲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进一步的问题依然存在：
为什么越轨行为的发生频率随社会结构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以及为什么越轨行为在不同的社会结构里会有不同的形式和模式。
与过去一样，关于社会结构造成这样一些情况——对社会法规的违反在这些情况下成了一种“正常的”（即，可预期的）的反应（anexpectableresponse）——的过程，我们仍有很多需要了解。
本章便试图澄清这个问题。
本文所设计的框架将提供一个系统性的研究路径，以分析越轨行为的社会和文化来源。
我们首要的目标是要发现某些社会结构是怎样对社会中的一些人产生一种确定的压力，以使其做出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而非符合规范的行为。
如果我们能够确定某些群体特别易受这种压力的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在这些群体中发现较高的越轨行为发生率，而这并不是因为组成这些群体的人具有独特的生物倾向，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作出了正常的反应。
我们的视角是社会学的。
我们考察越轨行为发生率的变异，而不是看其个别事例。
如果我们的探索完全成功的话，我们将发现某些形式的越轨行为在心理上与符合规范的行为一样正常，于是将越轨行为和心理变态等同起来的观点将受到质疑。
文化目目标模式和制度性规范
在社会文化结构的几个要素中，有两个具有直接的重要性。
尽管它们在具体情景中融合在一起，但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看是可以彼此分离的。
第一个要素包括从文化方面加以定义的目标、目的和兴趣利益，它们是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或者分布在不同位置的成员的合法目标。
各种目标或多或少地整合在一起——整合程度则是一个经验事实的问题，并按照某种价值的等级体系被大致排列起来。
那些占优势的目标涉及到各种程度的感情和意义，它们组成了一个抱负参照框架（aframeofaspirationalreference）。
它们是“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
它们是林顿（Linton）所称的“群体生存设计”（designsforgroupliving）的一个基本——尽管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
尽管这些文化目标中有一些（不是全部）直接与人的生物冲动有关，但它们却并不是由这些冲动决定的。
文化结构中的第二个要素界定、规范并控制实现这些目目标可接受的方法。
每一个社会群体总是把它的文化目标与关于接近这些目标所允许的程序的规则相联系，这些规则根植于民德（mores）或制度当中。
这些规范性的标准（regulatorynorms）并非一定与技术或效率的标准同一。
很多在特殊个体的立场来看将会是达到期望目目标非常有效的程序——使用强力、诈骗、权力，却被排除在制度所允许的行为范围之外。
不被允许的程序常常包括一些对群体本身来说将会是有效的程序——比如，活体解剖、医学实验和对“神圣”规范（“sacred”norms）进行社会学分析等，对它们是有种种的历史禁忌的，因为可接受性的标准不是技术效率，而是富含价值的感情（这些感情得到群体多数成员或那些有能力通过综合使用权力和宣传来激起这些感情的人的支持）。
在所有的例子中，对努力达成文化目目标手段的选择都受到制度化规范的限制。
社会学家经常称这些控制存在于“民德”当中，或贯穿在社会制度当中发挥作用。
虽然这种省略的说法已足够真实，但它们使以下这个事实变得模糊，即文化上符合标准的实践（culturallystandardizedpractices）并不全是一个样子（arenotallofapiece）。
它们受到范围广泛的各种控制。
它们表现为或是被明确规定了的，或是被提倡的，或是得到许可的，或是被禁止的行为模式。
在评定社会控制的过程中，这些不同情况——大致是规定（prescription）、提倡（preference）、许可（permission）和禁止（proscription）这些名词所指的内容——当然必须加以考虑。
并且，说文化目标和制度化规范共同作用形成了普遍的实践，并不是说它们之间具有一种恒常的关系。
在文化上对某些目目标强调独立于对制度化手段的强调。
这便有可能会产生一种常常是偏向性的、对特定目标之价值的特别强调，而对达成这些目目标制度所规定的手段，相比之下则几乎很少考虑。
这类情况的极端例子出现在当可供选择的程序的范围只受到技术性规范而非制度性规范的支配的时候。
承诺能达到这一极其重要的目目标任一——并且也是所有——程序，在这个假设的极端情况中都将获得许可。
这构成了一类整合不良（malintegrated）的文化。
第二类极端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些群体中：
在那里，最初被视作工具性的活动变成了自足的（self-contained）、缺少进一步目目标实践。
最初的目的被遗忘了，而尽力坚持制度规定的行为变成了一种仪式。
单纯的遵从成了一种中心价值。
社会的稳定性暂时得到了保证——以牺牲弹性作为代价。
既然被文化所许可的可替换行为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那么就几乎没有适应新条件的基础了。
这样就发展出一个受到传统束缚的、“神圣”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标志是新恐怖症（neophobia）。
处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的，是那些在对文化目标和对制度化实践的强调之间维持了一种大致平衡的社会，和那些构成了整合的和相对稳定的、尽管也在变化的社会。
只要遵从两种文化制约的个体获得满意，即：
源自目标达成的满意和直接来自受到制度导引的（institutionallycanalized）、达成目目标方式的满意，社会结构的这两个方面之间便可以维持一种有效的均衡。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产物和过程、结果和活动这些概念来看待之。
因此，持续的满足必须从对一个竞争性秩序的单纯参与中获得，也要通过使某人的竞争对手黯然失色来获得——如果这个秩序本身要维持下去的话。
如果关注点完全转向竞争的结果，那么不难理解，那些长期遭受失败的人也许会致力于改变游戏规则。
由对制度性规范的遵从而时常——并非如弗洛伊德所假设的那样总是——导致的牺牲，必须由各种社会化的报酬加以补偿。
贯穿在整个竞争中的地位的分配必须以某种方式被组织起来，以使在这一分配秩序之内，每一个位置都可以受到为坚守其职责（statusobligations）而提供的积极刺激。
否则，偏离行为（aberrantbehavior）将紧随其后，这一点会很快变得显而易见。
这的确是我的中心假设，即：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偏离行为可以被视作文化规定的抱负和为实现这些抱负而被社会地结构化了的途径之间发生分离（dissociation）的一种征兆。
在由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之间相互独立的变异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类型中，我们将首先关注第一类——在这种社会中，有着对特定目目标异常强烈的重视，却没有相应的对制度性程序的重视。
这个陈述必须加以详细阐述才不致被误解。
没有社会缺少支配行为的规范。
但是各个社会在民俗（folkways）、民德和制度性控制与目标——它们位于文化价值之等级系统的顶端——的有效整合的程度方面确实有所差别。
文化可能会是这样：
它引导个体将他们的情感性信念集中在文化所赞同的目的复合体（thecomplexofculturallyacclaimedends）上，而对达到这些目的的规定方法则支持甚少。
由于对目标和制度性程序的强调如此不同，便可能因对目目标强调而使制度性程序遭到严重忽视，以至于使很多个体的行为仅仅受到技术方便（technicalexpediency）之考虑的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有意义的问题变成：
在获得文化所认可的价值时，哪些可行的程序最有效？
技术上最有效的程序，无论其在文化上是否合法，成为较制度所规定的行为而言更加受到偏好的选择。
随着对行为的制度性约束越形衰弱，社会将变得不稳定，并出现涂尔干所谓的“失范”（anomie）（或无规范）（normlessness）现象。
这一最终导致失范的过程的进行，可以在一系列为人所熟悉的和有启发性的，尽管也许是不起眼的小事（episodes）中被轻易地发现。
这样，在竞技性田径运动中，当获胜的目标被剥去了其所有的制度性装饰，而成功被解释为“赢得游戏”，而不是“在游戏规则下获胜”的时候，使用不合法但在技术上有效率的手段便暗中得到了额外的鼓励。
对方足球队的主力秘密遭袭；摔跤手使用聪明但违规的技巧使对手无能为力；大学校友会偷偷摸摸地资助那些才能仅限于田径场上的“学生”。
对目目标强调如此严重地削弱了从对竞技性活动的单纯参与中而来的满意，以致只有一个成功的结果才能激起满足了。
通过这同一个过程，由期望赢得一场扑克牌游戏而造成的紧张，因成功地处理了自己的四张A牌（one’sselffouraces）而得到解除，或者在单人纸牌戏中通过聪明地洗牌而使成功的期望真正得以实现。
最后那个例子中由心神不安引起的微弱刺痛和公开的不法行为的秘密性质清楚地表明，游戏的制度性规则是为那些逃避规则的人所知晓的。
但是对成功目目标怪异的夸张却引导人们放弃了对规则的情感支持。
当然，这一过程并不局限于竞技性体育的领域，这个领域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宏观世界的微观图像。
在这个过程中，对目的地位的抬高导致了一种真正的道德腐化，即一种手段的非制度化；在很多社会结构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没有高度整合的群体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
看起来，当代美国文化近似这种极端类型，即在对某些成功目标极度强调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对制度性手段的强调。
当然，断言积聚起来的财富是成功的唯一象征将是一种奇想，正如否认美国人将财富置于他们价值等级中的高位也是一种奇想一样。
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金钱本身被祭奉（consecrated）为一种价值，而超越了将它作为消费物品的开支或权力增长的手段的用途。
“金钱”极其自然地（peculiarlywelladaptedto）变成了声望的象征。
就象齐美尔所强调的那样，金钱是高度抽象和非人格（impersonal）的。
不管它是通过欺骗还是通过制度性手段获得的，它都可以被用来购买同样的货物和服务。
一个城市社区的匿名性加上金钱的这些特点，使财富成为高贵地位的象征，而财富的来源也许为那些富豪生活的社区所不知，或者知道，但已经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被净化了。
并且，在美国梦里没有终点。
“金钱成功”（monetarysuccess）的度量标准几乎总是不确定和相对的。
在每一个收入水平上，正如克拉克（H.F.Clark）所发现的那样，美国人只会想再多要25%（但是这个愿望一旦实现，这“再多一点点”还会继续下去）。
在这种标准的变化之流中，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或者毋宁说，有的总是“只需向前”的起点。
在一个年薪6位数并不罕见的社区里，观察员向我们报告了一个美国梦受害者的痛苦之声：
“在这个镇里，我被人看不起，因为我一个星期只挣一千美元。
那真让我痛苦。
”
说金钱成功的目标在美国文化里根深蒂固，只是说，美国人在每一个方面都受到这样一种信条的炮轰般的影响——这种信条肯定人们即使在面对反复挫折的时候，也有权利，或者常常是有责任坚持这一目标。
社会上有声望的代表加强了这一文化的强调。
如果要一个人对一个总是难以实现的目标矢志不渝，或者如果要他为一个尚未兑现的好事的允诺所激励，那么它所需要的集中训练则由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联合提供，这些主要机构塑造了美国人的人格结构和目标形成。
正如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家长是他们自己所属群体——首要的是，他们所属的社会阶级或他们所认同的阶级——的价值和目目标传送带。
而学校自然就是传递主流价值的官方机构；在城市学校中使用的大部分教科书含蓄或明确地宣称：
“教育带来聪明才智，并因此带来工作和金钱的成功。
”这一促使人们维持其尚未实现之抱负的训练过程的核心是成功的文化原型，是证明一个人只要具备必要的能力便可以实现美国梦的活文档。
从这一关联的角度思考以下这些从《国家商业》（Nation’sBusiness）这份商业杂志中摘录的片断，这份杂志选取了大众传媒中表明商业阶级文化价值观的大量可比较材料。
文献
（《国家商业》，第27卷，第8期，第7页）
社会学含义
“你必须生来就善于做那些工作，伙计，要不然就努力干。
”
这是一种异端的观点，也许产生于持续的挫折，它否认坚持一种明显无法实现的目标的价值，并且，针对为达成这一目标而提供不同途径的社会结构发出质疑。
那是一种对野心的陈旧的麻醉剂。
反击，明确断言了保持一个人的抱负始终不变、不失去“野心”的价值。
在听从其麻醉之前，先问一问这些人：
明确肯定随后将要提出的一系列“成功人士”的作用。
这些人作为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
这样的社会结构允许这些抱负的实现——如果这个人富有的话。
而相应地，达不成这些目标只是证明了一个人自己的个人缺点。
因此，由失败而引起的攻击行为应该指向内部而非外部，应该反对自己，而不是反对提供了自由平等机会的社会结构。
艾尔默R.琼斯（ElmerR.Jones），Wells-Fargo公司的总裁，他原来是个穷孩子，五年级时离开学校开始他的第一份工作。
成功的原型I：
所有的人都可以拥有同样大的野心，因为不论起点有多低，真正的天才总是能够达到预定高度。
抱负必须始终不变。
弗兰克C.波尔（FrankC.Ball），美国的果酱梅森（Mason）之王，他驾着由他弟弟乔治（George）的马所拉的封闭货运车，从布法罗（Buffalo）到了印第安那州的孟西（Muncie），开始了他在孟西的小生意，这笔小生意后来成为该行业之首。
成功的原型II：
不论一个人现在努力的结果是什么，未来总是充满了希望；因为即使普通人也可能变成国王。
满足似乎总是被延后，但当一个人的企业成为“同行之首”的时候，它们终将得到实现。
J.L.柏温（J.L.Bevan），伊利诺易斯州中央铁路的总裁，12岁时还是新奥尔良（NewOrlean）货物办公室的一个信使。
成功的原型III：
如果我们经济发展的世俗化趋势（seculartrends）留给小生意的空间似乎不大，那么一个人可以从私人企业的庞大官僚机构中发家。
如果一个人不再能够成为某个需要凭借他自己的创造的领域中的国王，那么他至少可以成为某个经济民主领域中的领导。
不管一个人现在的社会地位是什么，信使抑或职员，他的眼睛都应该盯着最高处。
从一介平民上升到经济皇族阶层的典型标志，被深深地编织进美国的文化模式之中。
这种文化模式的最终表述可以在安得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他对自己说的那一套了如指掌——的话中找到：
“在你的梦中成为国王。
对你自己说：
‘我位于颠峰。
’”
与积极强调维持高目目标义务并行的，是对那些放弃野心的人进行惩罚的相关强调。
在美国文化的词典中，正如与在年轻人的词典中一样，“没有诸如‘失败’这样的词。
”因此美国人被告诫“不要做一个放弃者”。
文化的宣言明白无误：
一个人不能放弃，不能停止奋斗，不能降低目标，因为“低目标，而非失败，才是犯罪。
”
因此，这种文化乐于接受三个文化公理：
第一，所有的人都应当为同样高的目标而奋斗，因为它们向所有的人敞开；第二，眼前暂时的失败是通向最终成功的驿站；第三，真正的失败仅仅是由于缩小或放弃野心所致。
对这些公理进行粗略的心理学解释，则它们意味着：
第一，对刺激的符号性的二级强化（asymbolicsecondaryreinforcementofincentive）；第二，通过相关激励来遏制回应终止的威胁；第三，增加动机强度，以便在没有持续报酬的情况下使回应继续不断。
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则这些公理表示：
第一，偏转一个人对加于其自身之上的社会结构进行批判，这些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使他们不能得到完全和平等的机会；第二，通过使处于社会低层的人与他们最终将要加入的社会上层，而非他们的同阶层人取得认同来保持一个社会权力的结构；第三，迫使人们遵从不放松野心的文化命令，否则，将有得不到完全社会成员资格的威胁。
正是因为这些术语和通过这些过程，现代美国文化的特点才一直被描述为：
在极度强调财富作为成功的一个基本象征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对通向这一目目标合法途径的强调。
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们是怎样回应的呢？
我们所做的观察对认为越轨行为来自生物冲动对由文化所强加之限制的突破这一教条有何影响？
简言之，处于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的文化中，对占优势的成功目目标强调日益脱离了相应的对追求这些目目标制度化程序的强调——中不同位置的人们的行为后果是什么？
个人适应的类型
离开这些文化模式，我们现在来考察带有这种文化特征的（culture-bearing）社会里个人适应的类型。
虽然我们的关注点仍在越轨行为之不同发生率和类型的文化与社会起源上，我们的视角要从不同模式的文化价值的层面，转向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不同位置的人对这些价值的适应类型的层面。
我们在这儿考虑五种适应类型，如下表所示。
（+）表示“接受”，（-）表示“拒绝”，而（±）则表示“拒绝流行的价值并用新价值取而代之”。
个人适应形式的类型学
适应形式
文化目标
制度化手段
I．遵从
+
+
II．创新
+
-
III．仪式主义
-
+
IV．退隐主义
-
-
V．反抗
±
±
要考察社会结构怎样对个人的这种或那种可能的行为形式施加压力，必须首先注意到，当人们从事不同领域的社会活动时，他们也许会从一种形式转向另一种形式。
这些范畴指的是特定类型的情境下的角色行为，而不是人格（personality）。
它们是或多或少持久的反应类型，而不是人格组织的类型。
在若干行为领域里考察这些适应的类型，在本章有限的篇幅内将是一项难以应付的复杂任务。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主要关注我们这个竞争社会中宽泛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这个社会中，财富已经具有了很高的象征意义。
I．遵从
只要一个社会是稳定的，适应类型I——既遵从文化目标，又遵从制度化手段——就是最普遍和广泛存在的。
否则，就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构成每一种社会秩序的期望之网（themeshofexpectancies）通过其成员所表现出的对既有——尽管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是变化不定的——文化模式的遵从行为而得以维持。
事实上，这仅是因为行为以社会的基本价值为取向，这样我们才可以说一个人类的聚合体组成了一个社会。
除非一系列价值被互动中的个人所分享，否则只存在社会联系——如果可以这样来称呼无序互动的话——而非社会。
因此，在世纪中叶当人们提及一个多国社会（SocietyofNations）时，首先是将其视作一个发表演说的场所，或者是想象的客体，而不是一个社会学实在。
既然我们主要的兴趣集中在越轨行为的来源上，同时由于我们已经简要考察了作为美国文化中之典型反应的遵从的形成机制，关于这一类型的适应在这里就没有什么需要再多说了。
II．创新
文化上张扬成功目标，导致了这样一种适应方式，即通过使用为制度所禁止但却常常
有效的手段以期达成至少是成功——财富和权力——的某种可能。
这种反应发生在当个体已经接受了对目目标文化强调，但同时却并没有将支配目标达成的途径和手段的制度性规范内化之时。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对一个目目标巨大感情投资，可能会导致人们甘愿冒险，而这种态度可以被社会各阶层的人所持有。
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社会结构的哪些特征注定了这种类型的适应，以致在某一社会阶层出现更高的越轨行为率。
在最高的经济层面，要求创新的压力通常消除了在民德范围内进行中规中矩的奋斗和进行超出民德之上的出格行动之间的区别。
正如凡伯仑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任何既有的案例中，都很难说——实际上，在法院作出宣判之前时常都是不可能的——它是值得赞扬的推销术还是值得忏悔的违法行为。
”庞大的美国财富的历史贯穿着在制度上可疑的创新的压力，这已为许多强盗巨商（RobberBarons）的例子所证明。
对这些“精明、机灵和成功的”人的常常是私下，而且公开地表示谨慎的赞美，是一种文化结构的产物，在这种文化结构里，神圣的目标实际上也使手段神圣化了。
这并不是新的现象。
我们在不假设查利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在《美国札记》（AmericanNotes）中）是一个美国现象的完全准确的观察者，并且也完全知道他绝不公正的情况下，来看看他关于美国所作的敏锐的评论
对“聪明”行为（“smart”dealing）的喜爱：
它给诸多诈骗和信任的完全破裂镀上一层美丽的外表；它装点了许多公开的和私下的贪污；它还使很多绝对应该被送上绞刑架的骗徒仍旧高昂着头。
……一次失败的投机，或者一次破产，或者一个成功的恶棍，其优点不是由其对黄金法则的遵守来衡量，“做你必须做的，”而是考虑到他们的聪明。
……以下是我引用了数百次的一段对话：
“如果这样一个坏人通过最不光彩和最丑恶的手段弄到一大笔财产，而你的市民却无视他所犯下的所有罪行，容忍并支持他，这难道不是一种非常可耻的情况吗？
他是公众所讨厌的人，是不是？
”“是的，阁下。
”“一个有罪的说谎者？
”“是的，阁下。
”“他已经被人拳打脚踢、棍棒加身了？
”“是的，阁下。
”“他是一个彻底名誉扫地、被贬斥和放荡无耻的人？
”“是的，阁下。
”“那么好奇地问一下，他的优点是什么？
”“噢，阁下，他是一个聪明人。
”
在这幅描绘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观的讽刺画中，狄更斯当然仅仅是众多无情地探查到过度强调金融成功之后果的智者之一。
……但也许这里最关键的是安姆布鲁斯·比尔斯（AmbroseBierce）对才智（wit）的运用，他以这种形式的运用清楚地表明，才智并未与其词源学意义切断，而依然意味着人们借以了解、学习或思考的力量。
在他的具有特殊讽刺意味和洞见颇深的一篇关于“犯罪及其矫正物”（“crimeanditscorrectives”）的文章中，比尔斯从这样一个观察开始：
“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争辩这样一种理论，即犯罪的冲动是一种疾病，而对此投赞成票者似乎是得了这种病。
”在这一开场白之后，他描绘了成功的骗子如何获得社会的合法性，并继续剖析了文化价值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分歧。
通常，一个好美国人对无赖行为相当严厉，但是他对流氓的友好容忍弥补了这种严厉。
他仅有的要求是他自己必须私下里认识这个流氓。
如果我们无幸与窃贼相识，我们都会不遗余力地“公开谴责”这些窃贼。
而如果我们与其相识，噢，那就不一样了——除非他们带有真正的贫民窟或监狱的臭味。
我们或许知道他们是有罪的，但我们还是与他们会面，跟他们握手，和他们一起喝酒，而如果那些人碰巧很富有或有头有脸，我们还会邀请他们到家里来，并且将自己成为他们家里的常客视作一种荣幸。
我们不“赞成他们的方法”——必须理解这一点；他们并且因此而得到了足够的惩罚。
如果认为一个恶棍会像一个举止文明友善的人那样谨小慎微，这种想法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幽默作家的发明。
他或许是在火星的歌舞杂耍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