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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提倡
积极心理学提倡———幸福的公式
近日，北京市统计局首次将反映居民幸福感的“幸福指数”列入“和谐社会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数与居民个人收入、工作、居住条件、人际关系及综合评价等方面息息相关。
只有幸福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
在经济初步发展之后，人们更多使用的关键词表达着人们的内心诉求：
社会和谐、公众利益、社会保障……我们看到取消农村中小学学费、提高退休人员的待遇、发展医疗保障体系、关心弱势群体、兼取公平与效率等，已经成为时代的进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加幸福。
在GDP高增长的今天，人们开始努力寻求走上一条和谐的快乐之路。
如何才能让我们的明天更加幸福和快乐？
在世界多国都把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成就的金标准时，罗帕史塔奇全球调查机构对21国2万余人的快乐调查表明，就全球而言，以下境况与快乐密切相关———与家人及朋友的关系，自信程度，信念在生活中的角色，性生活，拥有的物质享受，工作，拥有的休闲时光，对科技熟练度，拥有的金钱，本国的经济状况。
谁对生活幸福说了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成为非常流行的研究，像美国盖洛普公司等一些大的调查公司，定期调查公众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依据。
上个世纪80年代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所重视。
开始富裕的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关心胜过对财富的关心，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大众认为只有自己才具有对个人生活是否幸福的话语权。
生活幸福不幸福，经济学家说了不算，心理学家也说了不算，只有生活的本人说了算，而个人感受是生活质量好与否的基本内容。
所以，发达国家重视幸福感研究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不愉快减少了愉快就倍增吗？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社会的物质文明迅猛发展，楼房越盖越高，汽车越来越多，但人的“幸福感指数”还未完全同步迅速升高。
劳动者的工作倦怠、职场困惑、心理压力日益突显。
一项大型调查表明，就业者总体压力在2004年、2005年（3个月）分别上升了21.5％和52.3％。
幸福感指标是愉快的情绪体验多，而痛苦的情绪体验少，我国对幸福指数的重视源于初步富裕后，因为改革中社会分配还在不断完善中，导致的安全感减少，焦虑和抑郁情绪蔓延。
如果不安全感增多，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增多，自然幸福感就少了。
1969年美国心理学家布莱德本的一个研究寓意深刻：
愉快和不愉快的情绪体验是两个独立的变量，即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是相反的情绪，当一个人不愉快减少后，充其量也只是不那么痛苦了，但不那么痛苦不一定意味着愉快感会增强。
这个研究的划时代意义是证明了单纯减少不快乐不能增强幸福感。
我国的幸福感问题的提出与发达国家后物质主义的追求精神幸福有着不同的时代精神。
从需要的层次看，显然安全感的需要比幸福感的需要更加基本和重要，安全感是幸福感的前提。
有钱了人自然就会幸福吗？
现代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认为，美好生活的实质因素是一个人热爱自己的生活。
主观幸福感就是一个具体的指标，她包括愉快的情绪体验和自己对生活满意的评价。
主观幸福感高是指两件事：
一是愉快的情绪体验较多，不愉快的情绪体验较少；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体验是一个主观性的感受，所以，幸福感也叫做主观幸福感。
传统观念对于幸福的理解较为简单，认为有钱就有幸福，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崇拜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的行为。
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的阶段，这种幸福观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体验到有钱后的相对自由和舒适，而当有一些钱后，人们最初会感觉到幸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单纯的金钱买不来幸福。
现代幸福感的建立正是随着对于金钱幸福观的批判开始的。
虽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钱也不是万能的。
过去世界各国都以GDP决定一国贫富，现在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
以美国为例，和上个世纪60年代比较，平均家庭收入的购买力如今已增两倍，1/3家庭有3部汽车，但幸福指数只是增加了一点点。
人为什么要挣那么多钱？
挣钱只是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生活的更幸福。
曾经有一个印第安部落长者，边晒着太阳边快乐地编着草帽，一位美国商人想买他手中的草帽，问多少钱一个，长者回答5美元卖给你。
过了一个星期，这个美国商人回来说，你的草帽很受欢迎，我要订100个，总共多少钱？
长者迟疑了一下，回答说那你每个就给10美元吧。
美国商人不能理解，买多应该是批发价呀，为什么反而还更贵了？
长者笑着说，我沐浴在阳光下编一个草帽，是一种享乐，而你让我编100个，我就要赶时间，受累，精神上非常痛苦，所以，你必须付给我更多，以弥补我失去的精神快乐。
归根结底，人的良好的情绪体验和精神幸福比有形的金钱更具有价值。
上世纪60年代，非洲小国不丹制定出一套“全国快乐指数”，并以此来衡量和指导国家的发展。
它包括四个指标：
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公平分配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促进文化发展及创立良好的治国之道。
在以上原则指导下，不丹人并不过分看中GDP的增长。
在72%的国土面积由森林覆盖，并且其中大部分保持原始状态，具备良好旅游业发展潜力的情况下，他们却对旅游业的发展并不采取积极的态度，不鼓励甚至限制大批游客的到来。
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这个国家的国民对自己家园自然环境的重视甚于游客兜里的外汇。
有理由相信明天更幸福
增加公众的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信任感,才能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幸福感包括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还包括对未来的预期。
如果竞争机制引入后,保障机制也健全了,人们口袋里有钱敢花,有着安全感,不必担忧病了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买房子怎么办,下岗了怎么办,因此,在“有尊严地活着”这一最基本的水平线上生存,人们会陡增自足其乐的好心情。
减少工作压力,人们有充分的闲暇和自由,发展个人兴趣和爱好,并且改善工作中的竞争而导致的人际关系的紧张,让人们更幸福。
现在许多人把工作当做是生活的全部,没有工作以外的乐趣,具有较大职业倦怠和压力。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智联招聘在全国12个城市进行的名为“快乐工作PK台”的调查表明,62.28%职场人工作着但“不快乐”。
在历时1个月的快乐指数调查中,有37.72%的网友选择了“总的来说是快乐的”,有41.64%的网友表示“不快乐的时候多”,还有20.64%的网友表示“很痛苦,想换工作”。
在关于“你现在工作的快乐吗?
”这一核心问题调查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为代表的东部城市的快乐指数低于以成都、重庆、西安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
而根据调查,“工作是否能体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是否有发展的机会”、“公司气氛是否友好有人情味”是职场人最为看重的三大快乐因子。
让大家快乐地工作着,在工作中享受人情的美好,是解决职业倦怠的出路。
解决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直接影响幸福感。
影响幸福感的不是财富的绝对值,而是社会比较。
“先富起来”,人会快乐。
社会比较是人的天性,自尊心是人的基本需要。
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强调绝对的公平,大家都挣同样的工资,这是社会的倒退。
应当承认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距,但一个理性社会不应当把人的差别拉开过大,让共同富裕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相辅相成,才能建构一个和谐发展社会。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建构经济制度和政策时,考虑人的自尊心和社会比较,为幸福感留有余地。
学会感激生活享有幸福
幸福感与个人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机能与素质有关。
如何才能发展有利于感受到幸福感的心理机能?
狭义的幸福感是指我们良好的情绪体验和生活满意度,但还有一种广义的幸福感,即认为幸福感还包括一个人的积极的心理机能———也许生活永远尚具有不如意的方面,也许需求永远不会完全得到满足,但当具有积极的心理机能后,我们更加容易感受到幸福,也更加容易对生活充满感激。
感激的心情与生活满足也有很大关系。
心理学研究显示,把自己感激的事物说出来和写出来能够扩大一个成年人的快乐。
感激自己健康地活着,感激自己是自由的,感激自己还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感激过去他人赠予你的一切。
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给我们带来幸福感,还要靠提升内心的素质来主动建构,我们应当努力具备积极的心理和社会机能,关注外界美好的一面,学会乐观、宽容、仁慈、慷慨、创造和投入,以积极的心态汇入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
幸福的换算
我有一个朋友，13岁时，不幸双目失明，后来他父亲送他去了一盲校，没想到，盲童都很羡慕他，因为毕竟有13年的时间他曾亲眼看到过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他知道花朵如何美丽，太阳如何明亮，白云如何飘逸，天空如何蔚蓝。
他更知道爸爸、他*的笑脸。
很多盲童都说，假如能让他知道其中一件，就是最大的幸福。
而他却知道这么多，对那些盲童来说，他拥有的简直是一座幸福的宝库呀。
正因如此，他懂得了满足，他更懂得了珍惜。
在盲校中，他的学习成绩最优秀，掌握的才艺也最多。
同时，他还告诉身边的同学，他们也是幸福的，没了双眼，你可以听，可以抚摸，你可以讲，可以唱，还可以跑，可以跳。
因为有了快乐，整个盲校没有一丝苦难与悲观的情绪，洋溢出的都是幸福的陶醉。
前几天，我乘车从黄石去上海，同座的有一位上海人，一位铁山人。
上海人说，他现在每月收入6000多元，除去各种开销还可节余4000多元。
话音刚落，便引来周围一片羡慕的赞叹。
有的说：
我一个月才挣1000多元，你节余的钱就相当我4个月的工资呀，你真是太幸福了。
对此，铁山那位朋友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假如钱可以买来幸福的话，你应该学会换算幸福的方法。
比如说这位上海朋友吧，每月可有4000多元的存款，一年可存5万元左右，按说已经不少了，和我相比，我一年只能存下一万多元。
有了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首先是居者有其屋呀。
在我那里，商品房每平方米不到一千元，而上海却在上万元。
如此算来，假如我要买一幢上百平方米的房子10年就够了，而这位上海朋友则要20年，这样算来，我的幸福应该是这位上海朋友的两倍。
由此我想到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手上扎了一根刺，那你应该高兴才对，幸亏没扎在眼里。
”美国第32届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家中曾失窃，损失惨重。
朋友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回信说：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的安慰，我现在一切都好，也依然幸福。
感谢上帝，因为：
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分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
”
这种幸福的换算方法，不仅是一种豁达的生活态度，更是一种超脱的生活智慧。
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幸福定义，就会有什么样的幸福感受。
摘自《小品文选刊》2006年第2期
想知道怎样更幸福吗？
摘要：
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幸福来源于压抑的解除，行为认知学派认为幸福是对积极思维的现实奖励，人本主义则认为幸福是伴随自我实现而产生的一种满足的体验，科学家们还试图揭开产生幸福感的生理基础。
这篇文章介绍了“幸福学家”们的新发现，想知道怎样更幸福吗？
不能错过这篇文章。
举一个大家关心的幸福例子：
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
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但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明显增加幸福感。
这是因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
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幸福是人生追求的一大目标，但“幸福”却是个既不可捉摸又难以名状的东西。
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幸福来源于压抑的解除，行为认知学派认为幸福是对积极思维的现实奖励，人本主义则认为幸福是伴随自我实现而产生的一种满足的体验。
科学家们还试图揭开产生幸福感的生理基础，精神心理学家们试图发现大脑中供幸福栖居的区域或褶皱，因为他们认定幸福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其生理机制无疑根植于大脑中心，而实际上他们也已通过实验证实：
幸福者的大脑左前方叶显示出的“脑电流”更强，相反在大脑右前方叶中显示出较强的“脑电流”多是那些精神抑郁或沮丧的人；而遗传学家则在通过努力找到能唤起幸福感的基因，以及忙于论证遗传因素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感是否能起决定作用。
其实，主要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幸福学”研究者们近些年来更是获取了许许多多的科学新发现。
金钱的多少不一定与幸福成正比。
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以美国最富有的400个人和另外1000多中、低收入者以及穷人为对象做了以“幸福指数”为专题的比较调查，让他们从1到7选出一个数字，1代表“我感觉非常不幸”，而7代表“我感觉非常幸福”。
最后的统计结果显示，超级富翁们的幸福指数是5.8,不算最高，而流浪汉的幸福指数为2.9。
其实5.8并非很高的幸福指数——在过去20年间断断续续的调查中专家们还发现，居住在寒冷的北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的幸福指数也是5.8。
此外还有肯尼亚的游牧民族马赛人，他们生活在简陋肮脏的草棚内，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而快乐指数同样为5.8。
幸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若即若离。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公民的整体幸福水平，往往与该国家或该城市的GDP有着紧密的有机联系，所以“幸福指数”首先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指标。
但是，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莱恩博士的研究：
在最近40年间，自认“非常幸福”的美国人一直呈下降趋势。
一项最新统计还显示，在1960-200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下降到30%左右。
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等经济发展较快的欧美发达国家，最近的十几年间，精神抑郁的人数却在与年俱增，差不多占了总人口的11％左右，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非洲国家，此比例仅为7%上下。
对此莱恩解释说，收入水平与幸福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是曲线关系。
在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前，收入提高会增加幸福；但当收入水平超过一定高度时，它的进一步提高未必会明显增加幸福感。
这是因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
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以至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小康者的幸福感往往最强。
据对中国上海、北京、杭州等6个大城市居民幸福程度所作的调查，幸福指数最高的人并不是收入最高的大款，当然也不是低收入者，而是那些月薪3000元上下的收入中等或中等偏高的小康者。
无独有偶：
据英国《太阳报》报道，在对1万名工人和5000个家庭进行的调查中，自称“最感幸福”的英国人每周平均只挣255英镑——从收入来讲这也属于英国的小康者。
阿伯丁大学的利奥塔尔迪教授指出：
“这些小康者之所以比高收入者更感幸福，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工作的时间短，责任轻，因此压力也很小，而且也能比高薪者拥有更多的时间或机会跟家人或朋友厮守在一起，充分享受天伦之乐或温暖的友情。
由此看来收入并不是一切，虽然他们支付不起海外度假或购买名牌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生活不满意。
”
幸福更在过程，而非结果。
一个在溺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各种心理需要都会得到及时的满足，是肯定没有幸福感的。
因为幸福感往往在追求的过程中发育。
实际上幸福存在于心理满足过程之中，存在于自身潜能发挥过程之中。
幸福是无数“小乐”的日积月累。
有一个心理实验，请受试者关注自己的心情六周，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电子测定器，记录他们当时的感觉以及快乐的程度。
测试结果多少有点令人感到意外：
一个人的幸福感竟然来自多次的“感觉良好”，而不是仅仅一次短暂的“大乐”。
一些很简单的“小乐”，诸如和孩子出去放风筝、和朋友去野外踏青或享受一次自己制作的美味等等——这些并不起眼的“小乐”加起来却往往远远胜过短暂的“大乐”。
幸福与年龄关系不大。
早期的幸福感研究者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幸福感会呈下降的趋势。
然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人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感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有升高的趋势。
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实际上能够根据自家年龄的变化对自己的目标作出适当的调整。
一项针对英国和美国居民的大规模抽样调查研究表明，年龄与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
婚姻并不一定明显提升当事人的幸福感。
婚姻往往被人们视为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点已被西方许多研究者反复证实。
在他们看来，因为有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幸福感水平。
有人甚至将已婚者和未婚者之间幸福体验的差异比作“幸福裂谷”。
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婚姻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这样强大。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幸福体验与婚姻状况之间的相关系数在逐渐下降。
研究者认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变化应当归因于离婚率的上升和未婚同居现象的增多。
这两种现象使得已婚者与未婚者之间的“幸福裂谷”明显地缩小了。
幸福也和遗传相关。
美国最近的调查显示，人是否感到快乐和幸福也与遗传有关。
明尼苏达大学的行为遗传学家里坚博士分析1500对双胞胎时发现，即使他们中的一个做大学校长，另一个做水管工人，同卵双胞胎对人生的满意程度完全相同，即他们要么都很快乐，要么都很不快乐。
不过，遗传对人性格的影响也是相对的，因为不同的后天条件，如环境、教养等对同一种类型的人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正如心理学家认为，性格作为个人对客观现实稳定的态度，它受遗传素质、生活环境、文化因素、社会阶层及家庭和学校等因素多方面的影响，人的性格是在独特的遗传素质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化过程所形成的。
使用左脑过多不幸福。
美国一位叫霍华·克莱贝尔的心理学家几年前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现在绝大多数人已习惯利用左脑去看待问题和思考生活，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人感受轻松愉快的能力下降。
不仅如此，过度使用左脑而忽视右脑还是失眠、焦虑症、抑郁症等某些心理疾病的主因。
好胜心过强不幸福。
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不敢竞争自然不是好事。
但物极必反：
要是竞争心太猛就会发展为好胜心。
而据美国科学家的新研究，好胜者大多心率较快，血压偏高，睡眠不好，消化不良经常发生。
由于免疫力下降。
容易患神经性、皮肤性疾病甚至癌症。
据计算，好胜心过强折寿最多可达10年！
作者：
唐若水/来源《光明日报》
财富抑郁症：
更多的财富更少的幸福
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消费，伴随着的却是更大的压力和更少的幸福——这是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蔓延的一种精神疾患。
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定量测度幸福的增减，但幸福感的日益萎缩应该是今天中国人普遍感受到的一个经验事实。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财富狂欢之后，中国社会几乎在刹那间就跌入了一种集体抑郁。
于是，由财富而生的压力、过劳、焦虑，乃至恐惧都齐齐翩翩而至。
撇开现代性所必然带来的精神问题，我们可以将今天中国社会这种特殊的精神流感称之为“财富抑郁症”。
简单的定义是：
由于对财富的过度追求所导致的一种普遍的不幸福感。
从一个极端匮乏的社会起步，财富以及对财富的追逐变成了中国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力。
尤其需要加以提示的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被消解并崩塌之后，财富实际上变成了官方与中国民间惟一的交集与共识，并成为越来越疏离的中国民间社会与官方的惟一黏合剂，如此，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作为中国转型中的一种新型的大众意识形态被牢牢地确立下来。
在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竞争的市场中，这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在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都受到了蓄意的鼓励与持续的强化。
财富，不仅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以及改革）的惟一标尺，也成为个人成就甚至身份确认的惟一标尺。
于是，对财富的最大化追求不仅作为一种动力在推动改革，也同时作为一种裹挟与强制的力量开始锈蚀我们的公共及私人生活。
这种从未经过任何批判与稀释的新型意识形态外化为官方战略就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将“发展”矮化为“经济增长”继而矮化为更加狭隘的“GDP增长速度”（这实际上也是今日已经根深蒂固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意识形态根源）;而体现在私人领域则变成更加粗鄙的“钱多就是硬道理”，就是将“钱”与个体的生命意义进行一对一的确认。
我们被粗暴地告知：
我们无需追问发展的含义，无需追问制造GDP的方式与代价，无需追问获得个人财富的手段。
在这种新型的改革意识形态中，我们一直被迫接受这样一个话：
增长越多，财富就越多;财富越多，幸福就越多。
然而，在经过二十多年冲刺般的财富赛跑之后，这个逻辑简单因而也就特别容易深入人心的神话开始逐渐露出了马脚。
人们如梦初醒般地发现，增长并没有与财富同步，而是越来越背离，对财富的追寻也没有相应增加个人幸福，而是带来更多的压力，更多的沮丧。
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这个“发现”都是相当不幸的，因为它带来的是弥漫着的普遍失望和挫折感。
而这种普遍的失望和挫折感正是中国人集体陷入“财富抑郁症”的社会心理基础。
更为不幸的是，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惯性的文化，“对财富的过度追求”就像一种精神鸦片，已经彻底地奴役了我们对财富的理解与想像力。
换言之，我们很难从这种毒品中抽身自拔。
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所带来的压力、焦虑，进而抑郁在中国社会可能还仅仅是开始。
关于财富本质的追索与财富本身一样古老。
一种我们可以勉强接受的关于财富的说法是：
所谓财富就是那些可以增加我们主观效用的东西。
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一切可以增进主观效用的东西都是稀缺的。
这既是财富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类一个与生俱来的被给定困境。
这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为这种稀缺性付出某种成本，一旦这种成本过于高昂，比如导致了过大的压力，牺牲了过多的闲暇，增加过重的焦虑甚至失望，带来了过大的外部性，那么，财富带来的效用就是“负”的。
这种情境，就是我们在定义“财富抑郁症”中所指称的对财富的“过度”追求，而其带来的必然是财富对幸福的压迫及消解。
在目下中国，当财富被经济学家以及政客们粗暴地概括成“GDP”甚至纸币的时候，财富对幸福的消解及压迫则尤其深重。
容易理解，作为社会之一员，在中国转型中荣耀加身的中国企业家阶层并没有因为他们成为财富竞赛的相对赢家而幸免于“财富抑郁症”。
其中原因在于，在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财富之后，财富对他们的效用正在迅速递减，而在一场更高规格（与同类人）的财富竞赛中，他们成为“输家”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成为“赢家”的概率。
当然，他们可以加入消费的奢侈比赛（这是在部分中国企业家中相当流行的一种风尚），并借此向大众炫耀并表征他们的身份、地位，从而增加个人的幸福感。
但毫无疑问，这是财富的流亡，而绝非精神的解放之路。
企业家是一面镜子，他们的“财富抑郁症”暗示的是，中国社会对财富的一种普遍困顿。
在乐观主义者看来，这可能是中国社会一次深刻精神转型的前兆。
而在我看来，我们更加需要警惕的是：
在还没有开始救亡之前，中国社会就在精神上发生一次突然的“过劳死”。
逃亡还是救赎？
这是一个问题。
幸福的定义
幸福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负担.周边会有很多羡慕的人群孜孜不倦的把你的幸福当作典范来宣扬.时间久了,这种幸福就变成了必须.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幸福的姿态.其实最明白的还是自己,连喘气都变得异常辛苦.幸福的意义已经淡了又淡.。
幸福是口渴时的一杯清水；幸福是困倦时的一个枕头；幸福是寒冷中的一抹阳光；幸福是饥饿时的一碗米饭；幸福是成功者流淌的激动的泪水……
对于穷人而言，拥有足够的金钱是幸福；对于富人而言，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幸福；对于流浪汉而言，拥有一间安身之所是幸福，哪怕在里面住上一夜；对于盲人而言，拥有光明是幸福，哪怕光明只能停留三天；对于少年而言，能够快点长大就是最大的幸福；在孩子眼里，幸福是每天晚上躺在妈妈怀里，随妈妈那悦耳的声音漫游童话世界；在父母心中，孩子的健康成长就是最大的幸福，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声叫喊都足以让奔波了一天的疲惫在顷刻间烟消云散；幸福也就尽在其中。
在我看来，幸福的味道不是甜蜜，而是平淡；不是浓烈的芬芳，而是淡淡的幽香。
那感觉，也不是闻到了花的芬芳，恰是听到了花开的声音。
其实幸福和痛苦只是一种生活态度而已，主动权完全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你能说安徒生笔下买火柴的小女孩没有快乐吗？
你能说兄弟连里这些出生入死和敌人英勇作战的战士没有幸福吗？
幸福是需要体验和感受的。
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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