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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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

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经贸环境与总体战略”课题（执笔：

张丽平）

2012-12-2714:

58:

43　　　来源：

国研视点2012年9月5日

　　内容摘要：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国际社会经历了一系列严重的金融危机。

面对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国际社会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和调整需要国际间的广泛合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力日益提高。

一方面，中国的汇率制度、储备资产构成，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安全等日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健康与稳定。

在新一轮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中，中国正经历着从规则的接受者向讨论参与者的角色转换。

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创造更加健康稳定的货币体系做出贡献，是中国当前正在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定位

　　一、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

　　每次金融危机之后，都会出现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大讨论。

最近的两次分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美国首先爆发，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波及面之广，前所未有。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当前，各个层面都在讨论：

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才是稳定的。

2009年6月26日，联合国192个成员国在“经济与金融危机及其对发展的影响”高级别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声明，对危机应对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并提出实质性建议，包括缓解危机的短期措施，和国际货币金融的长期性结构改革。

IMF建立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Reforming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网站，内容包括全球失衡、资本流动、全球储备体系、全球金融安全网络和救助及政策协调。

　　毋庸置疑，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既能满足国际交易的支付需求，又能避免和有效化解金融危机；既能保持全球化势头，又能实现全球平衡。

为此，各国应加强合作，重点推进汇率制度、储备货币、金融安全和救助方面的改革。

（一）储备货币：

多元化还是超主权

　　由于其固有的流动性和信任之间矛盾，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普遍认为是造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市场不稳定、发展中经济体超额储备、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前，在改革储备货币方面，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呼声渐高。

与各国以往储备货币多元化的现实做法相比，构建超主权储备货币是个更为理想的选择。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并不新。

早在1930年，凯恩斯在其著作《货币通论》就已经提出过；在布雷顿森林协定讨论期间，他也曾提出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好处是明显的。

它不仅可以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而且使调控全球流动性成为可能。

　　但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的实施难度巨大。

设立国际货币的最大障碍在美国。

恩道尔指出，美元是美国创造“美国世纪”[①“美国世纪”由《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Luce）于1941年首先提出。

他认为，美国的经验是未来的关键，美国将是国际社会中的老大。

“美国世纪”后来被用来描绘美国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

]的两根支柱之一（另一根支柱是军事力量）。

美国在维护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方面不遗余力。

这也是为什么IMF在超主权储备货币“Bancor”提出后半个世纪才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

而且受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仍十分有限。

　　未来，美国有可能放弃对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支撑吗？

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在是个很好的机会。

他指出目前的危机为清除妨碍新全球货币体系的政治阻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因为美国或许会发现其储备货币地位所需要的代价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稳固。

美国和外汇储备持有国都可能会觉得引入新体系是可以接受的[②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江舒译，《斯蒂格利茨报告：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205页。

]。

　　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只是说明了可能性，现实中的可行性依然有待时间检验。

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一个相信“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亨利·基辛格）的国家放弃对货币的控制，谈何容易。

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将会止步于讨论阶段。

正如蒙代尔所说，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谈论国际货币改革就是一句空话[③蒙代尔著，向松祚译，张之骧校，《国际货币：

过去、现在和未来》（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

]。

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众多外围国家而言，短期内最为现实的选择是继续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与此同时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

这样的方案更容易让美国接受，并且获得进展。

长期而言，国际社会还是要继续说服美国认可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

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利。

（二）汇率制度：

固定还是浮动

　　每当金融危机爆发时，就会有很多人怀念金本位制下低通胀、经济稳定增长、国际收支自动调节的美好时代。

事实上，金本位制下也有危机，但危机相对容易被控制。

在全球化已经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的今天，回到金本位制已经不可能了。

那样只会带来全球通货紧缩。

卡塞尔1925年就明确指出：

按照目前黄金的生产形势，可以肯定相当短时期之后或许十年之内，需求的增长会使黄金的供求从当前的过度供给转化为过度稀缺，并由此引起价格下跌[④转引自蒙代尔著，向松祚译，张之骧校，《国际货币：

过去、现在和未来》（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

　　而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维持固定汇率制也被历史证明难以为继。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核心外围经济体选择了汇率浮动。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浮动汇率制就优于固定汇率制。

完全浮动的汇率会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加剧国际金融的动荡。

　　当前的形势虽然不允许国际货币体系回到固定汇率制下，但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不断改善条件，争取最大限度地防止汇率的剧烈波动，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首先，应努力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缩小外围经济体与核心外围和中心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

欧元区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的经济体之间，更容易维持汇率的有限波动。

而且外围经济体的经济健康稳定，可以大大降低其遭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

其次，应建立全球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跨境流动的信息互通共享机制，以及应对国际游资的国家间联动机制。

鉴于国际游资的危害性，加强提前预防和事后应对方面的国际合作，对维护汇率稳定非常必要。

第三，应帮助新兴经济体建立高效的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控制机制。

新兴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更应注重防范投机性短期资本的冲击。

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当局在经济繁荣时期允许资本激增以获得迅速的汇率升值和经常账户赤字，那么结果几乎肯定就是国际收支差额危机，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内金融危机。

他指出，当经济繁荣主要是以投机性短期资本流的形式存在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严峻[⑤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江舒译，《斯蒂格利茨报告：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THESTIGLITZREPORT：

REFORMINGTHEINTERNATIONALMONETARYANDFINANCIALSYSTEMSINTHEWAKEOFTHEGLOBALCRISIS），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

　　（三）金融安全与救助：

集体还是独自作战

　　维护金融安全、救助危机中的成员国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职能。

但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执行这一职能方面的成绩差强人意。

无论是使用“休克疗法”对待转轨中的东欧，还是牺牲危机国家的发展利益救援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际货币体系维护金融安全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备受质疑。

面对这种局面，一些外围经济体选择了“自我保险”，即保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下图显示了1996年以来全球和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变化情况。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外汇储备迅速上升，其中绝大多数是由新兴经济体实现的。

　　“自我保险”的途径之二是贸易保护主义。

自危机以来，虽然各国都在呼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但“反倾销”、“反补贴”案例却在不断增多。

根据WTO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及与贸易有关的进展报告》，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WTO的24个成员国共采取了211项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救济措施。

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成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灾区。

2009年，各国和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启动的贸易救济调查高达127起。

图1全球与新兴经济体：

外汇及其他储备情况（1996～2009）

资料来源：

CEIC.

　　显然，无论哪种“自我保险”均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当务之急还是要发挥国际货币体系“集体保险”的作用，减少新兴经济体的超额外汇储备，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这样才能扩大全球总需求，使全球经济摆脱危机。

任何积累外汇储备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都会降低全球总需求，妨碍对危机作出迅速响应（斯蒂格利茨，2011）。

　　在全球性“集体保险”难以短期内获得明显改善的情况下，一些区域性的“集体保险”开始构建，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清迈倡议”。

根据该倡议，成员国在本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下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等。

区域性的货币互换协议或货币体系在维持金融稳定和提高救助效率方面，为国际国币体系的未来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定位与战略选择

　　因为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

一方面，中国的汇率制度、储备资产构成、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资本项目开放、金融安全等日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任何举措都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不容忽视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依赖程度迅速提高，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健康和稳定。

这些变化虽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但势必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元素。

（一）中国正在由外围经济体向核心外围转变

　　国际货币体系由中心、核心外围和外围经济体三个层级组成。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层级正在发生变化，由外围经济体向核心外围转变（如图2所示）。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摆脱单纯的国际支付规则接受者身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力在逐步提高。

中国的这种转变不会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现有架构，因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依然掌握在中心国家——美国手中。

而且由于资本项目存在严格管制、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等原因，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力仍很弱。

　　但是，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份子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这种转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进步。

中国地位的提升为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图2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变化示意图

（二）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选择

　　1.支持国际货币向以美元为主的多元化方向发展。

超主权货币虽然在促进国际贸易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要远远优于众多国际货币存在、各主要货币汇率浮动的情况，但实现超主权货币的难度异常巨大，时机并不成熟。

国际货币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以美元为主，但国际货币多元化的趋势也会越来越明显。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既是这一趋势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积极参与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主动选择。

　　2.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支持汇率的有序变动。

保持汇率稳定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但在缺乏对国际游资有效监管的情况下，维持固定汇率的风险巨大，成本高昂。

在我国宏观经济前景看好的情况下，逐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有序变动，同时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可以很好地满足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人民币影响力的需要。

　　3.支持“集体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降低“自我保险”规模。

国际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集体保险”。

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而言，这种需求更加强烈。

一方面，在当前的外汇储备规模下，新兴经济体保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出于“自我保险”需要而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成为阻碍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的障碍。

建立健全有效的“集体保险”制度应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我国应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出于对外贸易和境外直接投资的未来发展需要，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甚至拥有更强的愿望，希望能够建设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国际事务上，中国向来秉承互利共赢理念，积极推动国际合作。

而这正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所需要的。

为此，中国应该在四个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首先是要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经济实力是推动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角色转变的主要力量。

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是避免这种转变倒退的根本。

　　其次应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

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改进，汇率弹性加大。

自2005年7月21日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弹性加大。

在此基础上，实现人民币可兑换将有助于人民币在更广泛的空间里发挥货币职能的作用，为国际储备货币多样化作出贡献。

早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人民币已经在中国的边境贸易中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大大活跃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

2009年7月以来，中国开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在一般贸易中进行尝试。

这一举措顺应了国际货币体系要避免对某一主权货币过度依赖的发展方向。

　　三是继续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

从结构来看，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存在着“松直接紧间接”、“松流入紧流出”、“松投资紧债务”的特点。

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一直比较宽松，较少管制；对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管理不断放宽；对证券投资的外汇管理则是有松有紧，对证券资金流入环节逐步放松管理，而对资金流出管理严格；对外债、对外担保实行计划管理。

从资本项目外汇收支管理来看，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依然比较严格，主要措施包括：

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需调回境内；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项目下外汇收入均应向注册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在外汇指定银行开立外汇专用账户进行保留，外商投资项下外汇资本金结汇可持相应材料直接到外汇局授权的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其他资本项下外汇收入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卖给外汇指定银行；除外汇指定银行部分项目外，资本项目下的购汇和对外支付，均需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持核准件方可在银行办理售付汇。

（具体措施参见下表）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网上资料整理。

　　四是进一步发展国内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管理制度。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依赖着各国的国内金融稳定。

中国只有先保证了国内的金融健康运行，才能谈得上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中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金融业在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中不断发展。

截至2009年末，中国共有银行业金融机构18.9万个；106家证券公司；138家保险法人公司[⑥资料来源：

《2009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10年6月8日。

]。

在金融市场上，除了传统的金融工具外，资产证券化（ABS）、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担保债务凭证（CDO）等金融衍生品不断涌现。

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引入了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

在管理制度方面，中国已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三家监管当局和财政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多层次分业监管模式，外汇管理法制化程度也逐步提高，建立起“科学、合理、有效”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但是这些只是在金融业和资本项目当前开放水平上取得的成绩。

在抵御风险尤其是投机性短期资本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和监管机构仍需根据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不断改进完善。

　　参考文献

　　〔1〕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著，彭兴韵译：

《资本全球化：

国际货币体系史（GLOBALIZINGCAPITAL：

AHistoryoftheInternationalMonetarySyste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LawrenceH.Summers，TheU.S.CurrentAccountDeficitandtheGlobalEconomy，http:

//www.sais-jhu.edu/bin/c/m/R-Summers-USCAdeficit-2004.pdf.

　　〔3〕蒙代尔著，向松祚译，张之骧校：

《国际货币：

过去、现在和未来（InternationalMoney：

Past，PresentandFuture）》（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六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4〕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著，江舒译：

《斯蒂格利茨报告：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THESTIGLITZREPORT：

REFORMINGTHEINTERNATIONALMONETARYANDFINANCIALSYSTEMSINTHEWAKEOFTHEGLOBALCRISIS），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5〕威廉·恩道尔著，赵刚、旷野等译，欧阳武校译：

《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6〕MichaelDooley，DavidFolkerts-Landau，PaterGarber，徐涛译，赵英军、侯绍泽校：

《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亚洲利率美元》（AsiaInterestRatesandtheDollar），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版。

　　〔7〕迈克尔·梅尔文（MichaelMelvin）著，范立夫、马妍译：

《国际货币与金融》（InternationalMoneyandFinance），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经贸环境与总体战略”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

卢中原

　　课题协调人：

隆国强

　　课题组成员：

胡江云张丽平方晋吕刚许红强何建武

　　执笔：

张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