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精析精解民族危机与戊戌变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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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精析精解民族危机与戊戌变法
3.民族危机与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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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内容
必修一
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第12课 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
选修一改革
第九单元 戊戌变法
第1课 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加深
第2课 维新运动的兴起
第3课 百日维新
第4课 戊戌政变
探究活动课三 改革成败的机遇与条件
【导学指南】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灾难是多方面的，但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之开始。
此时的中国，以维新派为代表，比较正规地迈进到自觉理智地、整体规模地向外国学习的历史进程中去：
他们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来论说制度变换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以救亡必须变法，变法必须学习西方的新思维来论证全面引介西制的重要。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明向近代文明的主体位移是从这时发生的。
学习本专题，我们应当：
1．了解戊戌变法产生的历史根源；
2．简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政治主张和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分析其特点；
3．知道戊戌变法失败的基本史实，探讨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曲折性。
【材料选读】
材料一公车上书与民族觉醒
梁启超后来说：
“唤醒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知识分子是民族的大脑，揭示民族的使命是他们的使命。
因此，中国民族的觉醒由1300名举人在“公车上书”的呐喊声中宣告于世一点都不奇怪的。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天演论》从翻译到正式出版，经过3年时间。
这3年，即1895年到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很不平常的3年，是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维新运动持续高涨的3年。
……以文名世的同治进士吴汝纶看到《天演论》译稿后，赞不绝口，认为自中国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
这位五十几岁的老先生，激赏之余，竟亲笔细字，把《天演论》全文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藏在枕中。
梁启超读到《天演论》译稿，未待其出版，便已对之加以宣传，并根据其思想做文章了。
向来目空一切的康有为，看了《天演论》译稿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从未见过如此之书，此书“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青年鲁迅初读《天演论》，也爱不释手……一位头脑冬烘的本家长辈反对鲁迅看这种新书，鲁迅不理睬他，“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侍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
材料解读第一则材料是后人对“公车上书”的评价。
第二则材料反映了《天演论》对当时中国的巨大影响。
第三则材料是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救国主张。
阅读本材料可知：
1．“公车上书”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觉醒。
2.面对19世界末20世纪初深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努力探寻新的救国道路。
3.梁启超主张仿效西方，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鸦片战争以来后，清政府割让了大量的国土给西方列强，尚未引起全民的激烈反对，这时保卫国家领土和民族存亡的意识还不明确。
但是，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清政府第一次将一个成建制的行省全部割让给外国的恶例，大大促进了民族领土意识的觉醒。
而“公车上书”则是民族危机刺激下的集群，他们的共识更多地来自于对民族前途的思考，并把抵御外侮与改革内政合为一体。
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借助《天演论》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否则就会亡国灭种。
梁启超则更是主张仿效西方，建立一个独立、平等的近代民族国家。
在《天演论》问世以后，“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成为最活跃的字眼。
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些青少年干脆以“竞存”、“适之”等作为自己的字号。
通过营造新的通俗的历史情境，把学术界艰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试题，在近几年高考命题中屡见不鲜。
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觉醒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公车上书”《天演论》的历史现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考查点。
（2010年高考·福建卷）16．图6为某名人陵墓护栏上镌刻的文字，其涵义反映了该名人的社会发展观。
据此判断他是
A．顾炎武B．林则徐C．洪秀全D．严复
答案D
材料二留学日本：
强敌变榜样
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对于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也就越为深刻。
于是，强敌变成了榜样：
《马关条约》的墨迹尚未干透，1896年3月，中国第一批赴日留学的13名学生已经踏上了负笈东渡的途程。
他们的航向，同千余年前的遣唐使们刚好相反。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张之洞强烈支持出国留学。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经验教训。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谈到从中取得的经验教训时，他说：
“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
伊藤、山县、榎本、陆奥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
”
于是一批批学生陆续出洋。
——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材料解读第一则材料描述了中国近代第一批赴日留学生的情况。
第二则材料是张之洞对选择日本作为国人留学去处的解释。
阅读本材料可知：
1．甲午战争后强敌日本成为了先进的爱国的中国人学习对象。
2.一些清朝的地方督抚们也主张出国留学，以挽救民族危机和加强自身的统治。
甲午战争战败，清政府朝野震惊，国人渐醒，留学成了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
“留学救亡”即在救亡图存旗帜下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成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留学”由前一个阶段的“冲击—反应”现象逐渐地变为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试图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自觉行动，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知识分子的留日心态，经历了从甲午战争前的“大国”自负到甲午战争后的悲痛，再到忍辱负重留学日本的转变。
这些留日学生对以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
1905年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主要骨干大都是留日生，如黄兴、胡汉民、廖仲恺、秋瑾等；影响最大的留日青年所办的报纸《民报》，其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章太炎、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等；学习军事的留日学生归国后，因为他们有先进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各省督抚抢着使用这些人才，委以重任。
后来这些人的转向直接影响了新军的变动，也影响了武昌起义的成败。
一般认为，到19世纪末，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的问世，标志传播西学的主体开始由传教士变为留学生，传播的内容也由外国人按照他们的设想输入变为中国人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西学东渐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近代史上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力量转变，在复习备考中，应引起高度关注。
材料三报馆、学堂、学会的大量涌现
这时，康、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组建和参与“学会”及报纸。
1895年9月，他们加入强学会……。
在上海，有多达三十份推动改革的报纸和杂志；在天津，1897年11月，出版了由严复主编的有名的《国闻报》；……在湖南，进步的巡抚陈宝箴邀请梁出任新创立的长沙时务学堂的总教习……进步人士随后成立了“南学会”，并出版《湘报》和《湘学报》。
……至于康本人，他在几个省旅行、演讲、推动改革的进程。
三年之中，他推动了许多学会、学校和报纸的创办，大多在湖南、江苏、广东和北京。
——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初五日，陈念谖在上海创办《集成报》。
该报为旬刊，连史纸石印，每册约三十页，分谕旨、章奏、论说、时事、新闻、各国杂电等项，分类辑录，以便检阅。
除谕旨、奏折外，均录自各种报刊，实为文摘性刊物。
所采录的报刊，计有《万国公报》、《时务报》、《博闻报》、《新闻报》、《直报》、《循环报》、《福报》、《叻报》、《汉报》、《广报》、《中外新报》、《申报》、《官书局报》、《知新报》、《富强报》、《农学报》、《湘学新报》、《汇报》等数十种。
——中华博物网•光绪二十三年•中国历史记事
戊戌维新的领袖梁启超事后回忆说：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
另一位维新人物王照也回忆说：
“及于酉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
其所谓下者，即立会之谓也。
”他们不约而同的说法对于今天的人们重新观照维新运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周积明《湖北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6年第2期
材料解读第一则材料主要描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建和参与“学会”及报纸的情况。
第二则材料反映了戊戌维新时期涌现的众多新式的报纸。
第三则材料是后人对当时报纸等传媒对中国的影响。
阅读本材料可知：
1．戊戌维新时期康、梁等人非常重视报纸、学会等创建。
2.大量的近代意义的报纸出现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3．报纸等近代传媒有启迪民意等作用。
维新派在推动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建立以民主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学会，创办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和民众舆论的新式报纸。
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维新派锻铸了传播新政治意识的变革工具——学堂、学会、报纸，抉破了前现代社会令人窒息的文化专制氛围，成为现代公共舆论的真正起点。
通过公共舆论，维新派一方面以论干政，为限制皇权、兴民权、立议院奠定舆论基础；另一方面“开启民智”，力图造就崭新的先进知识分子阶层。
从这一意义上言，新式学堂、学会和新式报刊不仅仅属于维新时代，而且属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往往出现一些与现行教材角度不同、而在当今史学界又已形成定论的东西，这些往往也是中学历史教学界的软肋。
如：
传统定论多称戊戌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史学界许多专家认为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确切。
从所引材料可以看出，维新派固然努力策动社会上层，企图通过最高统治者“变成法”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也从未放弃“自下而上”的活动。
材料四官僚政治与戊戌变法的失败
虽然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全力推行改革计划，但却受到大多数中央和省级高级官员的抵制。
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即使是较开明的总理衙门对十二个新局的提案也感到不快。
至于省级机构，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漠视或者延误改革法令。
这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员敢于挑战或藐视皇帝的命令，是由于他们完全清楚，真正的国家权力不在皇帝手中，而在不赞成改革的皇太后的手里。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封建官僚政治的又一特点是造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官僚群。
……在封建统治面临危机时，官僚群会组合成不同派别，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也有新旧之争，激进和保守之别。
……资产阶级维新派曾企图通过地方实力派官僚的赞助来推动变法。
而这些实力派官僚是什么状况呢？
这里不妨剖析一下湖广总督张之洞。
他插足维新派，列名强学会，资助《时务报》，……一八九五年冬，《强学报》用孔子纪年，张大为震惊，因为这将得罪清朝廷。
旋即停发会费，禁止该报发行，以向西太后昭示忠心。
……封建官僚政治造成机构重叠，文牍盛行，大员尸位，相互推诿，办事效率极低。
……康有为于戊戌正月上请开制度局及增设十二局之疏，光绪帝交总署复议，到五月仍未回音。
光绪帝大斥总署张荫桓，张则借口事关重大，非他所能解决，结果仍是一再拖延，光绪帝也“无如之何”。
——陈忠信《新湘评论》1981第4期
据费行简《慈禧太后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对光绪帝说：
“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
”“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
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
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
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
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摘编自袁野《详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透过细节看清朝》
材料解读第一则材料反映了清政府的大多数中央和省级高级官员对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推行的改革计划态度。
第二则材料表现了地方实力派官僚对戊戌维新的两面性。
第三则材料说明了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
阅读本材料可知：
1．传统的官僚政治严重制约着戊戌变法的进程。
2.地方督抚大员们为了既得利益，对变法事宜相互推诿，效率低下。
3.慈禧太后从允许有限变法到发对变法，与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有关联。
作为古代历史上特有国家行政管理的方式之一，中国的官僚政治实行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官吏直接受制于皇帝，整个统治机构具有等级隶属、职责明确、分工细密等特点。
但是，19世纪末的中国，近代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刚起步，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它的改革要求由一批官僚士大夫表达出来。
而当时中国官僚政治的实际控制权在慈禧太后而不是光绪皇帝，于是，官僚政治严重侵蚀了这个运动：
一方面是变法的高涨，另一方面又是维新派的龉龃和帝后党的营私妥协；一方面是下谕新政，另一方面又是官僚衙门推诿拖延，官吏投机反噬。
与此同时，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激进的变法措施，又把自己摆在了传统的整个官僚政治的对立面，终至矛盾激化，成为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的切入角往往是，对现代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那些重要制度和观念。
从制度的层面反思戊戌变法成败的原因，无论对当时历史的探究，还是对现今中国的改革，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应引起高度关注。
【图片解析】
图片一“时局图”与民族危机
刊载文章
报纸名称
刊载时间
谬议瓜分
译自德报，《知新报》
1897年2月22日
思欲瓜分
《苏报》
1897年3月20日
谋分中国
香港《士蔑西报》
1897年12月4日
论中国不宜瓜分
译自《英字华北日报》
1898年2月10日
法国照会瓜分中国事（附地图）
译自日本，《时事新报》
1898年3月3日
大局日危
《湘报》
1898年4月11日
论瓜分支那（未完）
《湘报》录《国闻报》
1898年5月4日
论瓜分支那（续前稿）
《湘报》录《国闻报》
1898年5月5日
瓜分中国策
《亚东时报》译《日本时事报》
1898年11月15
图片解读所引漫画是19世纪末英国人绘制的《列强瓜分中国》。
这幅漫画以象征大清帝国的龙匍匐在地，成为群兽的猎物，周围围攻的群兽中熊为俄国、鹰为德国、狮子为英国、秃鹫为奥地利、公鸡为法国、豹子为日本，在群兽的夹击中拖着长长辫子的中国龙已经奄奄一息。
群兽在共同攻击中国的同时，彼此之间也警惕异常，象征英国的狮子和象征俄国的熊显然已经怒目而视、剑拔弩张了。
以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被迫割地赔款为契机，同时又与这一时期列强在全球范围瓜分殖民地的浪潮相应，各列强几乎都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远东来，“中国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头等重要的问题”。
在这一时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化，有关“瓜分”中国的议论开始道路相传。
而所引表格则表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也意识到中国到了被列强瓜分、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并以此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推动维新变法运动。
图片二昭信股票
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决定用举借内债的办法筹款，于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白银一亿两，年息五厘，承诺20年内归还。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片解读甲午战争后，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中第四款规定：
“中国约将库平银贰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同时还约定，这笔两亿两的赔款必须在3年内分8次付清，否则，未付清的款目要另外支付5%的年息。
1897年清政府筹办第三次借款时，英国和沙俄为独占贷款权争执不下，形成僵局。
清政府对双方都不敢得罪，决定停借外款，靠发行内债来解决。
此项借款关乎国家的自立自强，所以黄思永请将借款“股票”命名为“自强股票”。
后来，在制定章程之时，侍郎张荫桓将之改名为“昭信股票”，意即“就认股数目以昭信守”，显示政府信用。
昭信股票的发行是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
清政府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制度，在中国试行公债制度，企图用这种措施解决它所面临着的严重财政危机。
由于发行市场、体制缺陷、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这次公债的发行并不十分成功。
尽管如此，由于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财政观念和财政制度，对中国的封建财政制度给予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应当占有一定的地位。
图片三强学会
强学会，清末维新派的政治团体。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8月由康有为发起，在北京成立，发行《中外纪闻》，又在上海设分会，发行《强学报》。
提倡变法图强。
不久即被查禁。
——《辞海》（1989年版）
图片解读强学会的会址设于前孙公园安徽会馆内。
1895年11月，在康有为、梁启超倡议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成立。
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为总董，梁启超任书记员，杨锐、徐世昌、袁世凯、张之洞、聂士威及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数十人为会员，成为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
在变法维新活动的实际运作中，学会具有多方面功能。
首先，它通过“集群”促进思想一致和组织团结，把整个社会涣散的力量凝聚成具有新质的社会力量，而社会的整合是形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
其次，学会的特殊任务是教育和动员文人士绅，达到“广开民智”的目标。
所谓“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正道出了学会与“兴民权”、“兴绅权”不可揆离的关系。
最后，学会的大量涌现体现了知识分子日渐自觉参与政治的趋势，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社团的先导。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风起云涌的学会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新型社会组织。
图片四清末的废缠足运动
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刖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
……下明诏，严禁妇女裹足。
其已裹者，一律宽解。
若有违抗，其夫若子有官不得受封，无官者其夫亦科以锾罚。
其十二岁以下幼女，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
图片解读9世纪末，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国人开始对“新学”产生浓厚兴趣，成立了大量研习新学的社团，其中有人冲破巨大障碍，在广东、四川个别地方成立戒缠足会。
1897年春，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发起成立上海不缠足会，宣布以上海为全国的总会，号召各地成立分会。
从此，不缠足运动迅速向南方各省扩展，短短时间各地成立了几十个戒缠足的团体。
但引人注意的是，这期间长江以北地区只有天津有西方人办的“天足会”分会而没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不缠足会，陕西的维新人士曾试图办不缠足会却因守旧势力过于强大而失败。
“百日维新”期间，一直宣传不缠足、早在家乡创办了不缠足会并令女儿不缠足的康有为给光绪皇帝上了许多关于国计民生、军国大事的奏折，其中之一就是《请禁妇女裹足折》。
光绪皇帝同意此议，令各督抚等推行。
可惜此项政策尚未来得及施行，慈禧就发动了“戊戌政变”，包括禁缠足在内的新法尽废，包括不缠足会在内的所有社团统统取缔。
但是，由于“天足会”是外国人所办，慈禧不敢取缔，使不缠足运动得以延续。
庚子剧变之后，逃亡途中的慈禧太后宣布实行新政。
1902年2月初，清政府谕令劝止缠足，不缠足运动再度兴起，并迅速吹向相对闭塞保守的北方。
辛亥革命爆发几天后，湖北军政府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
不缠足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展开。
图片五瀛台与光绪帝
自溥儁入宫，宫中人心目中皆以儁为宗主，视上如赘疣，而儁性骄肆，谓上为疯为傻，昌言无忌。
上佯若不闻。
既西巡所至，太后尤故纵之，意因上性刚烈，可以挫辱致死，而上知其意，始终以呆痴应之。
……回銮后，上之身体较庚子前稍自由，而监视仍严。
上每退朝还宫，惟以观书消遗。
所观皆有用之书，于西学书尤留意。
——《德宗遗事》
图片解读瀛台在北京城中，在中南海的南海里。
它四面环水，实为一小岛，北部有一木桥与陆地相连。
中心建筑为涵元殿，并有许多亭台楼阁和奇石占木。
它初建于明代，命名为南台，清顺治年间修葺扩建后，改名为瀛台。
戊戌政变后，1898—1908年（除随慈禧外逃至西安期间外），光绪被幽禁在此，慈禧对他不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进行摧残折磨。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从西安回京，开始对光绪在态度上有所转变，有时也让光绪上朝见大臣。
其时，清末新政的实施，让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办学堂、开矿山、修铁路、赴日留学、赴欧留学、筹办现代化的工厂……。
新政的实施和不断深化，让中国人的观念，当然主要是士绅知识阶层的观念快速的转变。
同时，日、欧留学生将东、西两边的洋风不断的吹向国内，西风东渐的速度明显加快，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在有清一代达到了高峰。
作为倡导变法维新的先驱，因维新变法而遭幽禁的帝王，光绪此刻在士绅知识阶层的心中，其地位还是相当高的。
光绪本想谨慎一点，忍耐一点，因为超过七十的慈禧显然熬不过年富力强的光绪，但最终光绪还是先慈禧而去。
【人物春秋】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举人出身。
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人称“康梁”。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跟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
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次年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
1898年入京，参与百日维新，以六品衔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
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
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派的批判。
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
1916年又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后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
“五四”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早年所作论文，流利畅达，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晚年在清华学校讲学。
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辞海（1989年版）》
下列材料反映了梁启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态度的变化，你如何看待？
我国地兼二带，民糅五族，泱泱大风，匪假外求，天然资格，举世莫吾媲也。
而论者乃或欲效颦美国，剖之为若干独立小邦，使各自为政。
彼美国沿历史已成之局，不得已而以此为过渡，我何歆焉？
人方务合群小以为一大，我乃思剖一大以为群小，梦想倒颠，宁复过此……若夫悲观者泳流……谓共和政体万不能行于我国，至并以咎革命之非计，此其暗于事理，抑更甚焉。
夫共和是否决不能行于我国，此非可以空言折人口也，必有待于他日之试验，此勿深论。
然问国家之敝，极于前清时代，不行政治革命，庸有幸乎？
欲行政治革命，而不先之以种族革命，为道果克致乎？
今虽新政治之建设，茫乎未有端倪也，而数千年来恶政治之巢穴，为国家进步之一大障物者既已拔去，此后改良政治之余地，较前为宽，其机会较前为多，其用力较前为易……若我国民而终不能行共和政治也，则亦终不能行君主立宪政治。
——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1912年5月7日）
人物解读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应该具有历史眼光，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
如材料中所描述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与19世纪末的梁启超有很大不同，仅从其政治态度而言，就从反对以暴力推翻满清转到了承认以暴力推翻满清的必要性，从反对共和制而力主君主立宪制转到了赞同共和制而怀疑君主立宪制。
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
他支持过变法维新，也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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