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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情报与人际网络研究述评
竞争情报与人际网络研究述评
秦铁辉/刘宇/杨薇薇
【内容提要】本文简述了国内外人际网络研究、竞争情报研究，以及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人际网络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国内外竞争情报活动中人际网络研究存在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竞争情报/人际网络/人际情报网络
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人际网络研究属于社会学与情报学的交叉点。
近年来，随着人际网络理论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人际网络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发现，社会学领域、情报学领域的专家各自对人际网络和竞争情报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人际网络与竞争情报的关系，以及如何优化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人际网络、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却鲜见有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深度也有限，为此，我们撰写了这篇文章，权当引玉之砖。
1 国内外人际网络研究
1.1 国外人际网络研究
人际网络最初是被英国的社会学家，用“隐喻”（Metaphor）的形式提出来的，用于表示人或团体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首次使用了“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的概念，这是“人际网络”概念的雏形。
后来，人际网络的研究在英国迅速发展，上世纪50年代，纳德尔（S.F.Nadel）和巴恩斯（J.A.Barnes）等开始系统研究人际网络问题。
1954年，巴恩斯用“社会网络”去分析挪威一个渔村的跨亲缘关系；1957年，伊丽莎白·鲍特（ElizabethBott）提出了网络结构的测量工具——结（Knit），其著作《家庭与社会网络》至今仍被美国社会学界视为英国人际网络研究的经典范例[1]。
当人际网络的研究在英国快速发展时，另一支从事相关研究的力量在美国悄然聚集。
上世纪30年代，莫雷诺（Moreno）创立了分析社会关系资料的社会计量学方法，以此来研究小群体内部结构和人际关系。
60年代，美国的人际网络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介入人际网络的研究。
比如，1967年，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提出了“六度分离”（SixDegreesofSeparation）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地球上任意两个陌生人都可以通过“亲友的亲友”建立联系，并且最多经过6个朋友，就会拥有共同的熟人，这就是著名的“小世界假设”。
70年代，人际网络研究开始拥有自己的专业组织“国际社会网络分析学会”[2]，出版了相关学术刊物《人际网络》（“SocialNetworks”）和《关系》（“Connections”），并产生了以林顿·弗里曼（LintonFreeman）、巴里·韦尔曼（BarryWellman）、马克·格拉诺维特（MarkGranovetter）、罗纳德·博特（RonaldBtrt）和林南（NanLin）等为代表的知名学者。
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国外人际网络的研究分化成两大流派。
一个流派遵循社会计量学的传统，研究整体网络，即一个社会体系中角色关系的综合结构。
这个流派研究的是小群体内部的关系，他们在分析人际互动和交换模式时，建立了一系列网络分析概念，如紧密性、中距性和中心性等[3]，其代表性人物是林顿·弗里曼。
另一个流派信奉网络结构观，他们秉持英国人类学家的传统，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或组织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哈里森·怀特（HarrisonC.White）、格拉诺维特、林南和博特。
上述两派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阐发了人际网络思想。
怀特阐述了市场网络观，他认为市场是从社会网络发展而来的，市场秩序是生产经营者网络内部相互交往产生的暗示、信任和规则的反映[4]。
格拉诺维特创立了弱关系理论，并提出“嵌入性”概念。
他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
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纽带[5]。
在“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
嵌入性问题”（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1985年第11期）一文中，格拉诺维特发展了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在《伟大的转折》一书中提出的“嵌入性”概念，认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核心的社会结构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嵌入的网络机制是信任”[6]。
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他认为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权利、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
在格拉诺维特弱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
①地位强度假设——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②弱关系强度假设——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机率越高；③社会资源效应假设——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其社会活动越顺畅。
科尔曼（JamesColeman）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把格兰诺维特和林南等人的观点纳入自己的理性选择理论中去[7]。
他认为社会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
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不同的，为了区分两者，科尔曼做了说明：
人力资本存在于网络各结点之中，而连接各结点的线段代表了社会资本。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条件。
科尔曼还研究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才能构成对人有用的社会资本，这些关系包括：
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及有意创建的组织等。
科尔曼与罗杰斯（E.M.Rogers）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他们以非正式关系来解释传染病流传及信息流通问题[8]，这一理论引发许多后续研究分析非正式人际网络在创发新知及传播新知上的价值[9]。
罗纳德·博特在1992年的《结构洞》一书中提出了结构洞理论。
他认为，关系强弱与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多寡没有必然的联系。
无论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其社会网络均表现为两种关系：
一是网络中的任何主体与其他每一主体都发生联系，不存在关系间断现象，从整个网络采看就是“无洞”结构。
这种形式只有小群体中才会存在。
二是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
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
结构洞使活动主体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
克拉克哈特（DavidKrachhards）提出强关系优势理论，他认为在情感网络中拥有好的结构位置的个人，由于在团体中与较多的人建立情感支持关系，因而对别人的影响力较大。
邓肯·瓦茨（DuncanWatts）等人提出了网络动力学理论，研究了小世界网络的共同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网络的结构会戏剧性地影响一个系统的集体动态行为，并且网络结构的细微修正可能会导致系统动态行为的巨大变化[10]。
与以往的人际网络理论不同，网络动力学以动态分析的视角来研究网络结构与集体行为的动态互动过程，因而在网络构建、运行与管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Internet的发展，网上人际交流迅速增长，人际网络与互联网的互动关系逐渐进入相关学者的研究视野。
自从韦尔曼（Wellman）等人率先开展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以来，关于人际网络与互联网互动关系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
韦尔曼根据一项网络调查指出因特网不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会削弱人们的社会资本，相反，随着网络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会渐渐成为人们社会资本的有益补充[11]。
安德鲁斯（DorineC.Andrews）、巴拉布（SashaA.Barab）和李（Bih-RuLea）等分别将人际网络理论与虚拟社区的设计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2]。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的马克·诺埃曼（MarcoNeumann）根据人际网络的理论，分析了“人际网络门户”（Socialnetworkportals）的几种类型，首次系统地概述了“人际网络门户”的基本原理，指出语义人际网络（Semanticsocialnetwork）将成为第二代人际网络[13]。
斯蒂芬·道恩斯（StephenDownes）首次提出“语义人际网络”的概念，他发现人际网络元数据的使用将增加系统检索结果的准确性，并建议将人际网络分析运用于语义内容，将语义网元数据嵌入人际网络使语义内容更容易被搜索[14]。
1.2 国内人际网络研究
与国外系统、深入的研究相比较，中国学术界对于人际网络的研究则显得比较稚嫩，目前国内对人际网络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以介绍国外先进理论为主的跟踪式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创办的《国外社会学》，是一本专门介绍国外社会学最新研究动态、研究成果的刊物，其中包括许多人际网络方面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比如，方卫华翻译的格拉诺维特的著作《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日程》，全面阐述了弱关系在人际网络中所起的作用[15]；林南的《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在阐述“资本”的概念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表述和测量，以及社会资本模型的建立等问题[16]。
2005年，林南的《社会资本：
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同年，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经济科学实验室翻译出版了邓肯·瓦茨的《小小世界：
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网络动力学》，该书为《网络经济译丛》中的一本，该译丛还计划翻译出版《社会网络分析》和《六度分离》两部社会网络理论著作。
2006年1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国琼·沃纳（JohnWarner）的《人际网络》。
2007年1月，重庆大学翻译出版了约翰·斯科特的《社会网络分析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马汀·奇达夫的《社会网络与组织》。
此外，2005年出版的专著《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刘军著）和《社会网分析讲义》（罗家德著）以不同的方式系统地介绍了社会网络的基本理论、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与步骤，是目前国内人际网络分析方面仅有的专著作品。
上述这种跟踪式研究，为起步晚、底子薄的中国人际网络研究实时跟进国际先进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
（2）结合国情，开展自主研究，发展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人际网络理论。
以费孝通、边燕杰等为代表的人际网络专家，立足于中国的社会背景，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人际网络理论，使中国的人际网络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边燕杰在天津市进行了一项千户调查，设计了一组谋职过程的变量，检验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的弱关系假设。
基于天津的调查资料，边燕杰提出了与格氏弱关系假设完全相反的强关系假设，即“当信任和人情是人际网络资源时，强关系在中国城市职业流动中显得比弱关系来得重要”[17]。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经济科学实验室把信息技术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中，用信息技术模拟人际关系。
在那里，丁浩和杨小平开发了支持人工生命建模的面向对象模拟平台SWARM，并借用这个平台模拟了网络结点的相互作用关系。
除了专业研究队伍以外，中国还出现了民间研究组织，比如京湘科技心理学研究中心，形成了以阳志平、时勘为核心的研究团队，他们发表了诸如《社会网络分析在社会心理学中的应用》等学术著作。
（3）以国外的先进理论为基础，做一些实证性研究。
这种研究主要以某一团体为对象，设定一个主题，通过调查来验证某一理论。
张其仔以晋江西滨镇一个村庄为实例，检验了范德普尔的社会支持网发现法对于追溯我国村庄中农民的社会网络的适宜性，以及西方学者发现的弱关系网的力量对于农村社会非就业领域是否成立。
张文宏应用2000年夏在北京城市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社会网络调查的数据，对1004名北京城市成年居民的讨论网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从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异质性、趋同性等方面描述了个人层次上的社会资本状况，试图解释阶层地位影响网络结构特征的方式和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人们在阶层结构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阶层地位对网络结构的影响基本不受个人人口特征的影响。
贺寨平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问卷调查较为系统全面地探讨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的情况，如不同地位的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区别、不同角色的人给老年人提供支持的差别以及不同社会支持网的老年人的身心状况的差别。
罗家德通过对台湾一家企业与外包商之间的关系运作流程的研究，分析了信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此外，翟学伟、曹子玮、赵延东、阮丹青、储小平、徐延辉等也做了相关研究。
2 国内外竞争情报研究
2.1 国外竞争情报研究
如果说人际网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竞争情报则迟至90年代才得到社会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原本虎视眈眈、分庭抗礼的两大营垒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多元政治格局的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地由战场转向了商场。
在风云变幻的商场中，谁要想先拔头筹、抢占商机，谁就要及时地获得尽可能多的、最新的信息，于是竞争情报声誉鹊起。
自1986年美国率先成立竞争情报从业人员协会（SCIP）以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群起仿效，各种有关竞争情报的专著和文章也相继问世。
目前，国外有关竞争情报的著作主要有：
美国竞争情报从业者协会前主席约翰·普赖斯科特（JohnE.Prescott）编的《全球竞争情报透视》、拉里·卡哈纳的（LarryKahaner）《竞争情报：
从后台到前台——企业怎样搜集、分析和利用信息以取得全球市场的成功》、里查德·卡姆和约翰·莫罕德的（RichardE.CombandJohnD.Moorhand）《竞争情报手册》、克里克·泰森的（KirkW.M.Tyson）《竞争情报完全指南》，约翰·J·麦克哥拉格尔和卡罗琳·维拉（JohnJ.McGonagleandCarolynM.Vella）的《互联网时代的竞争情报》，里昴纳多·富尔德（LeonardM.Fuld）的《竞争情报保密语言：
如何看透并善于应对商业破坏、曲解、谣言以及烟幕》等等。
国外学者的著作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论述了竞争情报方方面面的问题。
米切尔·科克（MichelleCook）的《竞争情报》论述了获取竞争情报的方法；弗雷夏尔（CraigS.Fleisher）的《策略和竞争分析：
商业竞争分析中的方法和技术》论述了竞争情报的研究方法和软件工具；约翰·J·麦可哥拉格尔的《一种新的竞争情报原型》论述了网络环境下的竞争情报理论；蒂姆·鲍威尔的（TimPowell）《分析你的对手：
它的管理、产品、产业和市场》论述了围绕竞争对手开展竞争情报工作的方法；米歇尔·德威特的（MichelleDewitt）《竞争情报和竞争优势》论述了用竞争情报赢得竞争优势的方法；沙伦·奥斯特（SharonM.Oster）的《现代竞争分析》从经济学和组织管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竞争战略选择的问题；杰里·米勒（JerryP.Miller）等人的《新千年情报：
数字时代理解与实施竞争情报》强调要把竞争情报工作融入组织中并指出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的共生关系；斯蒂芬·谢克和马克·盖比克（StevenM.ShakerandMarkP.Gembicki）的《竞争情报作战室指南》一书，则认为组织竞争情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保护企业的信息和知识资产，这与收集、分析、发送信息同样重要。
SCIP每年都会召开年会，其年会的议题往往代表竞争情报领域当时关注的热点问题，近两年会议均吸引了世界各国近千名同行参加。
2005年4月，SCIP召开第二十届年会，主要议题涉及：
竞争情报应用（包括竞争情报收集、分析等的新技术）、全球范围内竞争情报实践的多样性（或多文化环境中的竞争情报实践）、竞争情报安全保密问题、竞争情报最新学术研究进展以及竞争情报教育[18]。
2006年4月召开的第二十一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包括竞争情报进攻（指利用相关工具、技术以增强业务）、竞争情报防御（包括通过识别已有和潜在的危机／威胁来加强业务保护的防御策略、预警机制以及竞争情报在危机知晓中的角色）、专业人员核心技能（发展实践者的核心能力，进而发展研究规划以及数据收集、分析、传递与利用的技能）、理论研究与创新等几个方面[19]。
2007年5月的第二十二界年会的主基调是“众人的智慧（thewisdomofcrowds）”，即组织并综合从本组织中即可获得的情报做出更好的决策。
年会的分议题包括竞争情报防御（包括识别潜在威胁、情报防御战略、防范经济间谍、早期预警系统以及竞争情报在威胁感知中的角色等）、竞争情报进攻（帮助企业发展竞争情报工具与技术）、竞争情报技巧（发展实践者的核心能力）、竞争情报人员的绩效（可以增加情报人员绩效的专业技能外的其他技能）和学术研究与创新[20]。
根据上述SCIP年会的议题以及相关文献，我们认为近年来国外竞争情报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企业竞争实践中与竞争情报相关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宏观的理论研究较少。
此外，相关学科的理论进展在竞争情报研究中也有所表现，如战略管理、绩效管理、信息安全以及人际网络分析等各领域的热点都对竞争情报理论与实践研究有所影响。
2.2 国内竞争情报研究
中国的竞争情报发端于先此出现的情报研究，由包昌火等率先引入。
1995年4月，我国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包昌火提出的竞争情报是“关于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策略的信息和研究”的定义得到情报学界比较普遍的认同。
此后，中国学术界出版（或发表）了一些颇具影响的著作（或文章）。
1996年缪其浩主编的《市场竞争和竞争情报》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竞争情报的实施及其对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书中还列举了若干案例。
2001年，包昌火和谢新洲主编的《竞争情报丛书》（共8本）比较系统地讨论了竞争情报的概念、竞争情报实施的环境、竞争情报的工作平台、竞争情报方法和竞争情报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等问题。
2005年2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王知津主编的“情报学研究生系列教材”之一《竞争情报》，该书汇集了以往国内外竞争情报专家的研究成果。
2005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竞争力管理系列”丛书——《竞争者：
以才智、谋略与绩效制胜》、《竞争情报完全指南（第2版）》。
2005年4月，克里斯·韦斯特（ChrisWest）的《CompetitiveIntelligence）的汉译本——《竞争情报实务指南》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10月，人民邮电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
关于竞争情报的会议和论坛使得竞争情报在国内为更多人熟知，并加速了它的发展步伐。
中国竞争情报研究会（SCIC，）第11届年会（2005）主题为“开创新局面——实现竞争情报的价值”，第12届年会（2006）主题为“创新环境下的竞争情报”。
SCIC第12届年会秉承往届年会始终围绕竞争情报理论与实践两大主题的传统，突出了竞争情报的市场定位，将竞争情报提升到市场竞争战略的高度。
近年来我国发表的关于竞争情报的论文也不胜枚举，比如，董小英整理约翰·普赖斯科特的讲话《论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建立与服务》、邱晓琳的《我国竞争情报研究综述》、谢新洲的《企业竞争情报系统的功能》和《我国企业竞争情报实态调查（上、下）》、缪其浩的《竞争情报——国外的发展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王知津的《网络竞争情报：
特性、原理及技术》、彭靖里的《基于波特‘钻石’模型的企业战略竞争情报研究》、秦铁辉的《基于信息安全的企业反竞争情报体系构建》、曾忠禄等的《不确定环境下解读未来的方法：
情景分析法》，等等。
从论文的内容看，我国学者对竞争情报的研究侧重在基本理论探讨和企业竞争情报系统实施等问题上，近年来开始关注国际竞争情报的热点问题，如反竞争情报、竞争情报与知识管理、人际情报网络等。
此外，我国还逐渐出现了一些有关具体竞争情报方法或工具、企业竞争情报实践的文章，这些文章虽然数量不多，内容上也有待深入，但它们折射出我国竞争情报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领域。
3 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人际网络研究
人际网络研究起源于社会心理学，今天，研究它的学科群已经扩展到了社会经济学、传播学、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等学科领域，而且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竞争情报学者也与其他学科学者一样注意到了人际网络理论的方法论价值，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展开了竞争情报与人际网络的综合研究。
3.1 竞争情报活动中人际网络研究概况
国外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人际网络研究出现时间不长，成果数量有限，研究人员也较为集中，约翰·普赖斯科特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能代表这一新领域的研究水平。
我们在国外ProQuest学术期刊图书馆数据库中进行全文检索，查找2006年12月之前发表的、正文中同时出现“人际网络”和“竞争情报”两词的文献，共检索到92篇外文文献，其中发表时间最早的为1995年。
1995年到2000年每年发表的文献等于或少于4篇，从2001年起到2005年每年发表的文献都在10篇左右（2003年最多，15篇）。
2006年发表文献20篇，可见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同时关注到了企业中的人际网络与竞争情报。
不过，全文检索的检准率较低，为了找到对人际网络和竞争情报有专门论述的文献，我们又在ProQuest数据库中利用文摘检索对这92篇文献进行了二次检索。
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文摘检索中检索到的词比全文检索中检索到的词更具有专指性，更能代表文章的主题或主要研究对象。
二次检索结果是：
这92篇文献中，文摘检索能从“人际网络（或社会资本）”检索到、全文检索又能从“竞争情报”检索到的仅有10篇；文摘检索时能同时从“人际网络（或社会资本）”和“竞争情报”检索到的仅有3篇。
在文摘检索中可以同时检索到“人际网络（或社会资本）”和“竞争情报”两词的文献数量如此之少，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外竞争情报领域对人际网络问题的专门研究还不多，内容还不够深入。
除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献，国外竞争情报学者也在相关书籍和会议上探讨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人际网络问题。
2004年，普赖斯科特等人在《竞争情报：
最佳实践过程指南》一书中，专门论述了人际情报网络在竞争情报中的作用、两种网络类型和五种网络构建方法。
在2007年5月举行的SCIP2007年会上，奥格斯特·杰克逊（AugustJackson）和埃伦·梅勒（EllenNaylor）分别作了题为《竞争情报视角的社会网络分析》和《合作情报：
超越网络开发竞争情报领导才能以及评估网络效果》的报告，展示了人际网络在竞争情报领域应用研究的最新成果[20]。
20世纪90年代，我国情报界也开始系统地引入发源于社会学的人际网络理论。
自1998年11月，包昌火首次提出了把人际网络与组织网络、信息网络一起作为企业竞争情报系统三大网络的基本构想以来，国内学者对竞争情报活动中人际网络问题的关注不断升温，不仅出现了专门探讨竞争情报与人际网络的期刊文献、包含人际网络内容的专著[21]，还出现了以人际情报网络为主题的会议与博士论文[22-23]。
我们以“人际网络”和“竞争情报”为检索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关键词检索，检索到：
1999～2006年，关键词串中同时包含这两词的文章共有39篇，1999年出现了第一篇文章，1999年和2000年各1篇，2001年3篇，2002年1篇，2003年4篇，2004年8篇，2005年8篇，2006年13篇。
其中篇名含“人际情报网络”或其所有词素的文献有12篇，其中2004年1篇，2005年3篇，2006年8篇。
以上数据显示我国竞争情报领域的人际网络研究呈现上升趋势，以“人际情报网络”为篇名的论文的出现表明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可喜的深入。
目前我国学者对人际情报网络的研究正从基础理论层面向网络构建、实施等操作层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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