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奇逢征君门生半朝廷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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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征君门生半朝廷上
孙奇逢:
征君门生半朝廷(上)
王幅明
孙奇逢(1584—1675),久居河南辉县。
明末清初理学大师,诗人,书法家。
一、拒绝仕途的“征君”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晚年自号岁寒老人。
生于明朝万历十二年(1584)。
原籍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容城县),后迁居河南卫辉府辉县,因讲学于辉县夏峰村,学者因此习称其为夏峰先生。
明清两代,他被官吏举荐,朝廷先后十一次(明代六次,清代五次)诏令他为官,甚至以革除举人功名相胁迫,但都被他以各种方式拒绝,多次受征而不就,时人尊之为“征君”。
清顺治二年,国子监祭酒薛所蕴让贤,推荐孙奇逢就任其职。
国子监是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是官教合一的皇家大学。
祭酒位居从四品,这一职务通常都由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儒担任。
清政府以此尊贵职位相邀,孙奇逢仍借故有病,坚辞不就。
孙奇逢曾祖以上世代务农,到了他祖父孙臣才开始读书向学,并于嘉靖年间考中举人,官至河东盐运司运判,以清廉谨慎闻名。
之后,其家便世代为儒。
孙奇逢父亲孙丕振以秀才身份授一卑微儒官,训育学生,其孝友嘉行为乡里所推重。
孙奇逢7岁入小学,11岁学文,14岁中秀才,17岁在顺天乡试中得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
14岁那年,父亲带他拜谒明代名臣杨继盛的儿子杨补庭。
杨补庭问他:
“假如在围城中,外无救兵,内无粮草,该怎么办?
”孙奇逢应声回答:
“效死勿去!
”杨补庭对其少年便有此志向称赞不已,对孙奇逢的父亲说:
“凭这话就足以推知这孩子的终身啊。
”正当孙奇逢踌躇满志,在科举的道路上继续拼搏的时候,不幸在他22岁和25岁时,父母先后亡故。
22岁时,孙奇逢赴京应试,途中闻父亲过世,随即弃考归乡。
一准古制,服丧服,筑室墓旁,为父亲守丧3年。
偏偏祸不单行,3年期过又遭母丧,孙奇逢心伤之余,一仍父礼,为母亲服丧3年。
按当时礼制,他在22岁至28岁的6年中,只能一直在家居守父母丧礼。
孙奇逢的“倚庐六载”,乡里提及,每每称颂不已。
双亲的离世使他求取功名之心大大降低,开始心灰意冷,转而专意学问。
此后,又多次参加会试,屡试不第。
孙奇逢由淡泊功名,进而绝意仕途。
科举时代只有取得进士功名,为官才是名正言顺。
没有进士身份的士人,也可经过荐举得到官职,但孙奇逢认为自己只是举人身份,只有半截功名,不宜做官,非如此便是辱身降志。
孔子讲,学而优则仕,孙奇逢自称:
“学而不优,怎可言仕。
”当然,孙奇逢不愿为官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他看到明末政权腐败不可挽回,宁为一介寒儒,也不愿同流合污。
对于异族统治的清朝,孙奇逢基于强烈的民族气节,宁愿背井离乡终老山林,也不愿为入侵者服务。
孙奇逢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清易代更迭之际。
天启年间,阉宦魏忠贤擅权专朝政,大兴党狱,茶毒忠良,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先后被诬下狱。
为抗击阉党的暴行,声张正义,孙奇逢不避艰险,挺身而出,四处联络志士,与鹿正、张果中一起,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冒死营救,集资营救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因而有“范阳三烈士”之誉。
《明儒学案》称:
“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再见。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伙对魏大中、左光斗、周顺昌进行酷刑拷打,三人被诬陷受贿,各被“追赃”。
三人都是两袖清风的寒士,根本无力缴纳所谓的赃款,孙奇逢便与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张果中等人,在竭尽家资的基础上商订募捐筹款,义助完“赃”。
他们在酷暑烈日中奔走数百里,四处筹款,声闻沸腾,祸且不测。
孙奇逢说:
“人固当有死,为三君死,死而无憾,况且死生有命,阉党能把我怎样。
”当筹集的义款送至京师时,三君子已先后惨死于酷刑之中。
孙奇逢又把酬金返还捐助者,有不受者,则返还其家。
崇祯九年(1636),清兵入关劫掠。
七月,容城周边的定兴、雄县、安肃、安州等相继失守。
容城没有政府军队驻守,加之当时阴雨连绵,城墙倒塌,情况万分危急。
孙奇逢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怀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积极组织义勇队,守城自保,抗御清兵对容城的围攻,深受世人敬佩。
他率领宗族乡党,调和官绅,修补城垣。
在城墙倒塌最严重的西北角,他亲自带领民众建筑土墙,阻击清兵。
容城坚守七昼夜,打退了清军两千多骑兵的数次围攻。
容城周边的县镇相继陷落,独容城得以保全。
此后清兵又不断大举进犯,孙奇逢觉得容城颓垣断壁,牛羊能上,很难再抵挡清兵进攻。
他再三请求官府改筑城墙,但没人相应。
孙奇逢认为大势已去,容城断难再守。
他三次率领家人、子弟门人、乡亲诸友六七百家数千人,深入易州五峰山(又名五公山)结寨自保,而远近闻风来依附者众多。
他一面兴修武备,一面讲学论道,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颂之声,遂开始了多年的避地讲习生活。
有人把孙奇逢比作三国时代的燕赵名士田畴。
孙奇逢在五峰山寨制订了一系列约法规章,要求同心报国、团结协作、严肃纪律,对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粮秣供应等进行了具体规定。
孙奇逢在当时政局混乱的局面下,通过努力,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
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开始圈占土地作为满洲贵族的庄园。
孙奇逢的田园也被圈占,他不得不于顺治三年(1646)63岁高龄的时候,开始了数年的颠沛流离生活。
清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初十,寒风凛冽、黄沙蔽天,66岁老翁孙奇逢洒泪告别故乡,举家南迁。
众乡亲哭泣送别,直至数十公里之外。
孙奇逢作诗一首,记录下了这次艰难的跋涉:
“垂老出门值岁寒,萧萧书剑伴征鞍。
离家百里烟云隔,冻馁方知行路难。
”南迁历时半年之久,行程500余公里。
顺治七年(1650)四月,孙奇逢辗转南徙到达河南辉县苏门山。
孙奇逢在友人的陪同下游百泉,过百泉书院,只见颓废一片。
同行者说:
“二十年前尚可观,三十年前极盛时也。
”又登孙登之啸台,过邵雍之安乐窝。
孙奇逢感慨不已,于当天的日记中赋诗3首,来纪念他所敬仰的苏门先贤。
其中一首《邵窝》:
“易学渊源另有传,不炉不扇历多年。
欲寻安乐今何在,岂向先生问渡船。
”由燕赵迁居此地的宋代大学者邵雍,曾在百泉讲学著述。
孙奇逢决定仿效先贤,在此定居。
在他到达苏门山的最初两年间,全家40余口,衣食无着,这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
适逢天下大旱,生活十分贫苦。
他鼓励随行众人,要在苦难中磨炼意志,砥砺情操,并幽默的把他们居住的茅屋命名为“共饥斋”。
七月,卫河使马光裕慕名来访,孙奇逢写诗相赠。
十一月,马光裕为孙奇逢刻板印刷《苏门诗》。
顺治八年(1651)四月,孙奇逢夫人杨氏不幸去逝,在马光裕的资助下,葬于夏峰村。
顺治九年(1652),因得罪朝廷而被罢官回山西原籍的马光裕将其在夏峰的住宅、田地“不受分毫之价”赠送给孙奇逢。
孙奇逢感激地说:
“友朋之谊,真足千古!
”“此乃近世绝无之事。
”对马光裕的无咎获罪,孙奇逢极为同情,在马光裕回山西时,特以一履、一巾、一茶相赠。
礼物虽轻而寓意深厚,孙奇逢解释说:
“履取无咎,君子之贞也。
巾取拂尘,日新之象也。
茶取涤秽,清虚之府也。
由无咎,而日新,而清虚,圣功毕矣!
”意思是说,鞋子取其无过错之意,代表了君子的正直。
毛巾取其清除尘埃之意,表现了日日更新的意象。
茶取其荡涤污秽之意,是清高淡泊的象征。
由无咎,至日新,再至清虚,圣贤的功业德行也就完备了。
马光裕回到山西老家后,二人持续书信往来,切磋学问,赠诗不断。
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孙奇逢在夏峰建成宅院一座,取名“兼山堂”。
孙奇逢把马光裕所赠的田地分给同来的弟子和乡亲,从此孙氏一家才真正安顿下来。
二、始于豪杰,终以圣贤
孙奇逢在夏峰村生活的后25年,主要做两件事:
讲学,著述。
早在游学京师时,他就开始授徒讲学,定居夏峰后,更是专心讲学,其规模蔚为大观。
当时,国内聚徒讲学有三支重要力量,一是南方的黄宗羲在浙东讲学,二是西北的李颙在关中讲学,三就是孙奇逢在北方讲学。
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清初三大儒。
学术界亦有“南黄北孙”之说。
民国徐世昌编撰的《清儒学案》说北方学者大都出于孙奇逢的门下,国家在丧乱之余,仍然有讲学和传播文化的风气,孙奇逢的功劳不可泯灭。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他:
“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景仰他,门生子弟遍天下。
”从全国各地前来夏峰问学的弟子络绎不绝,先后有两千人之多,其中有的父子同为弟子,有的祖孙三代皆为弟子,有地位尊贵的翰林,也有显达的高官。
孙奇逢逝世后,仍有问学者远道而来,因未能当面领受教诲而深自悲痛,面对遗像以所学相质证,边诉说边泣下,观者无不感动。
孙奇逢一生可划分为明末和清初两大时期。
明末时期国难当头,孙奇逢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
斗阉党、营救东林志士、固守容城、结寨自保等。
国破家亡之际,孙奇逢因家宅被圈占,不得不流离失所,几度迁徙,最终定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至此方安定下来。
此后的二十几年过的是纯粹的学者生涯。
夏峰村一时成为中国北方学术交流中心,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儒家思想才不因清朝入主中原而中断。
孙奇逢虽一生不曾为官,但他的弟子中为官者并不少,康熙年间曾传“征君门生半朝廷”。
他的学生申涵光称老师“始于豪杰,终以圣贤”。
清朝初期的北方学术界,受孙奇逢影响极深,出其门下的著名弟子有:
汤斌、费密、耿介、魏一鳌、王余佑、申涵光、杜越、耿极、赵御众等,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其为老师宿儒。
寓居扬州的四川学者费密,年近五十,其父亲读孙奇逢著述而心服其学,特命他来投师问学,这是路途最远的弟子。
登封耿介来学时,因翰林出身,官至直隶大名道,颇有政绩。
孙奇逢不忍其在弟子列,而耿介坚持执弟子礼,每日晨起,随门人侍坐。
同是翰林出身的汤斌,在仕途通达时,辞官追随孙奇逢十余年,在其过世后,汤斌应诏举博学鸿儒,后官至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为政清廉。
魏一鳌曾任山西忻州知州,为官清廉,多有惠政,孙奇逢南迁后,他辞官离职,追随孙奇逢,成为孙氏的得意弟子。
孙奇逢的讲学方式别具一格,据汤斌、耿极编撰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孙奇逢与诸弟子约定,在孟城每月聚会两次。
每次聚会使弟子就先儒异同,或礼制、祠祀、钱谷之事,提出自己意见相互质证、讨论,最后由先生解答。
这种集体讨论的教学方式,至今日仍然被公认为最好的教学法。
孙奇逢非常反对单方面的灌输教学,《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一位地方官把本县学生召集到百泉书院,请孙奇逢讲学,但孙奇逢认为,登坛演讲,聚众而谈,是佛教“禅门家数”,因而拒辞。
孙奇逢笔耕不辍,著述甚丰,所著文字超过三百万字。
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他的著作主要涉及经、史、集。
经部著作有:
《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指》《四礼酌》等;史部著作有:
《理学宗传》《日谱》《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新安县志》《苏门纪事》《取节录》《两大案录》(已佚)《大难录》(已佚)等;集部著作有:
《夏峰先生集》《夏峰孙先生诗钞》等。
《理学宗传》是孙奇逢的倾力之作,是先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一部学术史著。
全书二十六卷,三易其稿,几乎倾注了毕生心血。
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晚年的理学观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持的态度。
《理学传心纂要》八卷,记录了周子(即周敦颐)、二程子、张子、邵子(即邵雍)、朱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作为直接道统的传人。
后人编有《夏峰集》《孙夏峰先生全集》《孙夏峰遗书》(一函十二册)《孙奇逢集》(三卷,张显清编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等。
孙奇逢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出自晚年,尤其是定居夏峰村以后,他不分寒暑,笔耕不辍,他这样叙述自己的治学经历:
“七十岁工夫较六十岁而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岁而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岁而密。
此念无时敢懈,此心庶几少明。
”有学者称孙奇逢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
学术界评价其“上继往圣、下开来学”“振三百年儒者之绪,而为当朝理学之大宗”。
钱钟书《谈艺录》认为,“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
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
”
孙奇逢弟子汤斌评价孙奇逢之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汤潜庵集·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
孙奇逢极为重视“慎独”,他说:
“慎独是一统的功夫,千圣万贤,总只是这一件事,无内外,无精粗,无大小,一以贯之。
”(《孙奇逢集》)由主张躬行实践,进而形成了孙奇逢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
他认为,理学不仅需要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还需要事功节义,经世宰物的现实实践。
理学家既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
孙奇逢治学还有一重大特点便是不拘门户,兼采众家之长,归本孔子之道。
他认为宋明诸儒是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虽然学术思想各不相同,但都是从各自角度对儒学的阐发,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此他主张对儒学两大派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推进儒学的发展。
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兼采融通程朱陆王之学,归本于孔子的义理宗旨,既强调尽心知性体认天理,又坚持躬行实践、学以致用,力矫明末以来的清谈空疏陋习,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风。
梁启超盛赞孙奇逢说:
“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旬话,便奋志向上做人。
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
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
”
孙奇逢平易近人,生平从未以道学先生自居,不好为人师,不强人所难。
居乡村、食粗粮,念念不忘民生社稷。
他说:
“老百姓为善,可以调养自己一身;公卿大夫为善,可以安抚救助一世。
我没有能力为百姓做什么,只愿官家减一分害,百姓受一分利。
”有千里百里来问学者,无论何人,他从不歧视。
在他81岁的时候,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
他听后从容地说:
“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
”他的自信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因查不出证据,他最终毫发未损。
孙奇逢画像
傅山送孙奇逢诗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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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送孙奇逢诗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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