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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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
2006年11月27日19:
39新浪娱乐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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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娱乐讯11月13日至24日，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一套共8册的同名系列丛书也已同步发行。
这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
图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钱乘旦教授。
钱乘旦
钱乘旦，男，汉族。
1949年生，江苏金坛人。
钱乘旦，1949年生，1985年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后，曾赴哈佛大学和爱丁堡大学作博士后。
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等职。
2003年11月曾与齐世荣教授一起向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作《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专题讲解。
主要著作有：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
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欧洲文明：
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等；主编《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另撰写论文９０余篇。
其著作多次获奖，包括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吴玉章奖等。
近年来获得的荣誉称号有“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优秀社科工作者”，“江苏省优秀学科带头人”等。
现正主持国家“211工程”项目“英国与英联邦国家发展研究”，以及“985工程”项目“英国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研究”。
钱乘旦教授:
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是富强的一个重要方式
了望东方周刊：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探兴衰定律
2003年12月01日07:
09 新华网
15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标尺。
站在21世纪前沿的中国领导人把视角向这个时空延伸，颇具意味。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体学习，听取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就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一题目进行讲解。
这一讲解进行了90分钟。
讲解结束后，一些委员向两位教授提出了一些问题，提问和两位教授的解释持续了20多分钟。
为这次讲解，齐世荣和钱乘旦两位教授准备了3个月。
确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解人有一套严格的选择程序。
2003年8月，钱乘旦教授应澳门科技大学邀请前往讲学。
刚到澳门没几天，便接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行讲解的通知。
在与澳门科技大学协商，得到支持并调整好他的工作时间后，钱乘旦教授从澳门赶回南京，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里没日没夜地泡了好几天。
尽管他在南京大学素以博学严谨闻名，但这样的讲解，其作用和意义的重要使他不能不格外用心。
由资料室出来，他赶往北京，与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一同商讨讲解的内容。
反复核实资料、反复修改讲解稿。
几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一直到11月24日下午完成讲解。
在接受《了望东方》记者采访时，钱乘旦教授说：
“中央领导的提问，非常敏锐，非常有洞察力。
”
探求兴衰定律
24日下午，钱乘旦和齐世荣教授一起，共就9个国家近代以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及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讲解。
这9个国家是：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前苏联、美国。
其中，除前苏联外，都是昨天或今天的资本主义强国。
为什么不断有一个又一个偏远小国骤然兴盛，成为所向无敌的霸主？
为什么不断有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庞大帝国衰败乃至消亡？
为何历史上的强国都只能维持一个世纪左右的霸权？
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律和共性，中国从中究竟应领悟到什么经验或教训？
钱乘旦对《了望东方》说：
其一，一个国家要想强盛，统一的民族国家是前提。
做不到这一点，不要说强盛，连生存都有问题。
其二，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是富强的一个重要方式。
其三，现代化的道路有多种模式。
钱教授对这一点作了阐述:
在经济发展方面有英、美、法的“自由经济”模式，有德国的“统制经济”模式，俄国采用的是政府直接干预的政策，等等。
当然人们可以说西方国家都走了一条“资本主义”的路，但又有多少“非西方”国家没有走资本主义的路呢？
政治现代化的情况也是如此。
正如亨廷顿指出的，即便非西方国家也不走同一条路，道路的差别并不以“西方”和“非西方”为界。
事实上，略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道路的选择上是相互交叉的。
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这9个国家，强是什么原因？
弱又是什么原因？
中国现在正在一个发展过程中，总结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有利于中国确定国策，确定发展方向。
钱教授说：
“我们提交的是一个全面的报告，不仅仅谈了经济、科技话题。
我们非常强调制度的创新。
”
从制度创新来说，重商主义、工业革命是一种经济革命，也是制度上的。
苏联搞计划经济，也是一种制度创新。
政治方面也是这样。
民族国家提倡中央集权就是制度创新。
英国和法国也都是有制度创新的，当然做法不同。
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钱教授说，“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史上应该学到的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任何时候都要站在时代前列，跟进时代潮流。
如果跟不上了，就一定会掉下去。
”
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历史，集中考察了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世界主要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
15世纪，是西方国家迈出现代化步伐的时候，也是中国落后、衰败的开始。
中国当时虽仍是个统一的大帝国，但极度的封闭、自满、僵化已注定了其后的命运。
在学习结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
”-
钱乘旦教授简介
54岁的钱乘旦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等职。
钱乘旦是最早重新审视英国的和平变革历程、把改革模式作为社会发展道路之一加以动态的历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他提出的改革是现代化转型的一种可能模式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他是最早介绍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之一，并提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的观点。
齐世荣教授简介
1926年生，原籍河北省南皮县。
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
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现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并曾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史学理论与方法。
主编《世界史（全6卷）》、《绥靖政策研究》等书，译著有《西方的没落》等。
1
钱乘旦：
世界现代化研究的探索者
他在中南海讲解大国发展的历史。
从历史的总结中提出“改革是现代化转型的一种可能的模式”。
在他的学术生活中，有许多个“第一” 。
今年54岁的钱乘旦，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组成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等职。
12月27日，借钱乘旦教授短暂停留广州之际，记者对我国这位新一代的历史学家进行了独家专访，通过采访，我们对他的学术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
钱乘旦教授轶事（摘自南大BBS）
●钱老师总挎一陈旧白色布包去上课。
包上印着“杭州大学历史系”。
学生不解，询问之，先生笑答：
是三四年前杭大所赠，乃是进香用的“香包”，我用来装书。
●钱老师没有手机，也不会用手机。
一次上课，因调课事宜向学生借手机打到研究生院。
不久研究生院回电，学生将手机递给钱老师，钱老师说：
“怎么打开（接听）？
”
●钱老师讲课讲到印度的种姓制与职业的关系时，对众人说：
“你们快要找工作了吧，看你们到时烦不烦？
可是在印度，你烦什么啊，（你的种姓是）理发的，你就回去理发，保证有活儿干，而且还没人跟你争！
”
●钱老师上课经常会提一提自己的裤带，他的腰太瘦了，他是担心裤子会掉下去吧。
据师姐说几年前钱老师就有这样的习惯，可见钱老师一直很瘦。
据说钱老师不喜欢吃肉，吃饭很简单，他自己解释说这样可以长寿。
●钱老师喜欢打太极拳，一年365天坚持天天打拳。
可以一动不动地站上一两个小时。
一次外出住在宾馆里，忍不住想打太极拳了，就到院子树林里打拳，结果惊动了保安。
●除了历史研究外，钱乘旦教授还喜欢西方艺术，曾经翻译过《西方艺术史》。
“我非常喜欢美术，虽然我自己不会画画，但天生就有这种倾向，喜欢看，不管到了哪里，我都要看看当地的艺术博物馆。
”看电影也是钱乘旦的兴趣之一，提起自己喜欢的电影，54岁的钱乘旦快乐得像个孩子：
“像《飘》、《卡萨布兰卡》，现在的片子即使得了奖，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了。
”言语之间，惆怅至极。
“我读马列原著走上了研究历史这条路”
在华南理工大学古色古香的12号楼，我们见到了钱乘旦教授。
和想象中严肃刻板的历史学家形象比起来，眼前这位看起来神采奕奕的教授显得亲切、平和。
一见面，他就主动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手，举手投足间自有一派英伦绅士的风度。
一个人的学行业志总是与他早年的经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也许没有人想到，这位中国学位制度下第一个世界史博士竟然是老三届。
文革期间，钱乘旦中断了高中学业，到苏北农村插队，开始了长达6年的农民生活。
“当时什么农活都要做，没有工资，只能拿工分。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强劳动力一天也只能拿十分，我不是强劳动力，只能拿八个分。
这是一段真正的农民生活，现在要我做任何农活，我也还是能够做。
”提及这段往事，钱乘旦情绪很平稳，这个年代的辛酸和动荡在他略带深沉的语气中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只有在提及“读书”时，他显得有点激动。
“当时真是很不甘心啊，我爱读书，即使到了农村也想看书！
”他如饥似渴地寻找各种能买得到的书：
马列著作、联共（布）党史教材、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这些都是他农村生活中最好的教科书。
在当时那样大动荡的年代，谁也不敢想象自己的未来，年轻的钱乘旦也不例外。
“当时的书几毛钱一本都没有人买，只有我发了疯似地读。
见我这样，有的人说，反正读了也没用，读来做什么。
确实，我们当时都没有理想，想了也没用，我只是喜欢读书而已。
”这些书，恰恰成了他走上历史研究道路的“指路人”。
书中有许多历史知识，也有历史观和历史方法，“所以说，我走上学习历史这条路，确实是从读马列原著开始的。
”
“漏网” 走进大学
作者：
静夜清箫 2005-8-1609:
25 回复此发言
2
钱乘旦：
世界现代化研究的探索者
对于热爱读书的人来说，1973年意味着转机和希望。
在周恩来总理的提倡下，这一年中国恢复大学招生，通过考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挑选部分人直接进入大学。
这对钱乘旦而言，无疑像久盲的人重新见到了光明。
他马上报名参加了考试，因为他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因此考出了很好的成绩。
但这时，张铁生交白卷风波在中国掀起大浪。
张铁生也是当年的考生之一，由于做不出题目，答卷一片空白。
他于是写了一封“信”誊在白卷上，指责考得好的人是“逍遥浪荡”，“不干革命”，用“泡病号”等等办法腾出时间复习功课，“走白专道路”。
这份“白卷”使许多人的命运被重写，“四人帮”把它作为政治武器使用，于是那年的考试被批判，本来已经做好的录取工作也被推翻，考得越好的考生，就越不能录取。
“值得庆幸的是，江苏省没有推翻重来。
全国许多地方都翻过来录取，但江苏没有。
”就这样，钱乘旦“漏网”进入大学。
“我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念得好，所以就进了外语系”，“我这个人好奇心很大，希望能看看世界，当时觉得学外语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
直到这时，钱乘旦似乎并没有和历史研究沾上边。
中国第一个世界史博士
1976年，钱乘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北农村当中学老师。
两年后高考恢复，但他已算大学毕业，没有资格再考大学，这对于渴望学习的他来说无疑是非常失望，直到现在他都觉得愤愤不平：
“我很气愤，‘工农兵’的三年学得太少！
”
命运似乎总是在给他出完难题后，又伸出橄榄枝。
就在他因为无法报考大学而懊恼时，研究生制度建立了。
“翻开专业目录，我一看到‘世界历史’专业就非常兴奋，马上就填报了。
”比起现在我们以就业来选专业的目的，钱乘旦当时的想法显得朴素很多：
“我还是希望看外面的世界，而世界历史是一个窗口。
”
由于扎实的外语和历史知识，钱乘旦顺利考进了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蒋孟引先生。
后来，钱乘旦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开阔了眼界。
1985年，他博士毕业，成为我国学位制度建立后获得世界历史博士的第一人。
为什么会对看起来枯燥的历史研究情有独钟呢？
钱乘旦教授一听到这句话就笑了：
“历史太不枯燥！
真正的历史一点都不枯燥，它比任何学科都有趣。
你想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活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故事，怎么会枯燥呢？
只是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把它写枯燥了。
”
一头钻进历史隧道里的钱乘旦，在“故纸堆里”已经待了二十多年。
用历史论证“改革”
钱乘旦主要的研究成果是：
改革是现代化转型的一种可能的模式。
但在20年前，这种说法引起学界很大的震动。
1981年，世界史学界最高杂志《世界历史》发表了刚取得硕士学位的钱乘旦的一篇论文，这是该杂志首次发表一位30岁以下学者的论文。
钱乘旦在这篇文章中探讨英国的议会改革，对这次改革给予充分肯定，提出改革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可能模式的观点。
在当时的环境下，“革命”被看成是惟一的道路，“改革”比“反革命”更坏，钱乘旦为改革“正名”，是要冒风险的。
“我知道这一点，但我的老师支持我，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钱乘旦以后的研究思路就是由此而来的，他用世界的历史来论证改革，探讨改革的成功之路。
“我做的工作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改革是可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可能比革命更艰巨。
现在大家都能接受这些观点了，我感到很高兴。
”
当我们问到上山下乡对他后来思想的影响时，他说：
“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代人一道很大的关，很多人没有越过这道关。
但没有那段经历，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思考，包括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拥护。
”
轻轻一句话，就化解了一切。
从英国———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转型的经历出发，钱乘旦教授着手对“世界现代化”进行研究，提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的观点。
他力图从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变化发展中总结经验教训，探讨世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力求对中国现代化有所借鉴。
从英国史到现代化，从域外诸国到观照中国，这一研究重点选择的背后，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人文关怀。
钱乘旦教授说：
“不能为做学问而做学问，知识分子要有参与意识，要有责任感，我们这批人经历过文革，这方面的倾向可能很明显。
”
作者：
静夜清箫 2005-8-1609:
25 回复此发言
3
钱乘旦：
世界现代化研究的探索者
－－对话－－
钱乘旦教授
新快报记者
关于制度创新
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制度的创新非常重要
记者：
您如何评价中国20年改革的成就？
钱教授：
20年改革开放无疑是中国历史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这20年里我们看到方方面面的变化，这是令人欣慰的。
但我说过，改革本身是艰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各种阻力，所以一定要慎重。
记者：
一个制度建立并稳定后，是否意味着很难再有创新？
钱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发展经济是目前中国的主旋律。
我认为：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制度的保障，无论从中国还是从外国历史发展经验来看，非经济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会起重要作用，往往比经济因素本身更重要。
这些因素包括：
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意识观念，等等。
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制度的创新非常重要，领先创新的国家往往能走在世界潮流的前面，因而也就能先发展，先强大。
人们常常问：
一些很小的国家却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得很“强大”。
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不在于经济因素本身，而在于“制度”。
是制度的创新使他们能够发展，能够强大。
制度创新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创造前所未有的新制度，为未来指引方向；二是使原有的制度不断更新，不断保持活力，能够与时俱进。
关于“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是一个阶段
记者：
前段时间，有媒体刊登了您的观点：
“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是富强的一个重要方式。
”能否解释一下其中含义？
钱教授：
关于这一点，我要解释一下，可能是媒体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是：
近代早期有几个国家，因为执行了重商主义政策，从而把握了当时的潮流和趋势，在当时，这就是“创新”。
“重商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只是一个阶段。
“重商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它有严格的时代含义，不能拿来作为现在的方法论。
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是暂时的。
关于历史学科教育
历史系应设立在确实有力量进行研究工作的高等院校里
记者：
您作为历史学家，对目前中国的历史教育有什么看法？
历史学科成了冷门学科，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钱教授：
中国正处在全心全意发展经济的时期，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反常，但也是反常。
我个人认为历史教育必须坚持下去，任何专业的学生都要有历史知识。
历史学科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播知识，还在于培养人们的思考，让历史传达某些信息，为人们提供借鉴作用。
如果忽视历史教育，长远看会影响今后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中的历史专业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目前高校里把历史作为专业招生的院校太多了，这对发展历史学科并不有利。
作为专业培养，历史系应设立在确实有力量进行研究工作的高等院校里，否则不利于历史学的发展。
钱乘旦：
制度构造对于国家非常重要
作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钱乘旦一直很忙，而最近他更忙了。
因为一部名为《大国崛起》的纪录片，担任该片总顾问的钱乘旦，家里电话总是响个不停，剧组安排的研讨会，各路媒体的采访要求，使得一向低调的他想低调都很困难。
在一个工作日的晚上8点，钱先生终于腾出时间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常年在英国留学的他很有绅士派头，因为住在一层暖气不够热的缘故，他一直叮嘱我们不要脱下大衣。
■人物名片
钱乘旦1949年生，江苏金坛人。
1968年插队，1976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英语系，1978年考入南大历史系攻读硕士，1985年获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学位，后赴哈佛大学和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后。
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
2003年11月，曾与齐世荣教授一起向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作《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专题讲解。
主要著作：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
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欧洲文明：
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等；主编《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
“无论什么国家，制度都要越完善越好。
不仅仅限于文字表达，还包括执行在内，否则就只是空话。
”
内容：
只选那些国家如何兴盛怎样发展的素材
新京报：
听说《大国崛起》的拍摄缘起是任学安导演3年前，听到收音机中播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九次学习，内容是世界9个主要国家15世纪以来的兴衰史，于是他冒出了拍摄念头，而你便是当时授课的老师，你还记得当年剧组的人和你联系上的场景吗？
钱乘旦：
当时是周艳给我打的电话，我那时候正在澳门教书，当天要去上海，在珠海的飞机场接到了电话，他们说要做这样的一个片子，问我是否可以指导。
我说当然可以，可是这样的片子通常有两种拍法，一种是完全历史性的知识介绍，传播知识，就像我们教科书上的内容，只不过是电视手法的教科书。
另一种就是企图表达某种想法，带有某种思想。
我告诉周艳，这两种做法不同，后一种很难。
她说要先想一想，向领导汇报。
过了一段时间，她告诉我要拍后一种，于是也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国崛起》。
当时想的就是企图把片子拍得比较深刻，可以有思考的空间，让大家有空间想一些问题。
新京报：
你应该是2004年7月开始，完成了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9国崛起历史的整理，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几个国家的历史资料都很多，但是每集片子只有50分钟，在梳理历史的过程中，您有没有比较侧重的方面？
钱乘旦：
因为主题定在了大国的兴衰崛起，所以就应该包括这些国家如何兴盛怎样发展的内容，所以只能找与这些主题相关的素材，就像写论文一样，定下一个题目，肯定要根据主题来找材料。
当然，因为已经定下来不是做一个像教科书一样的电视片，也不是某个国家从头到尾的历史，所以选材时还是切合了我们的主题。
在选择时，我首先是要求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历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实，而真实本身包括两方面：
符合事实和公正客观。
概念：
衡量大国的四个标准
新京报：
对于“大国”这个概念，你们是如何定义的？
钱乘旦：
学术界大多数人是从4个部分来定义“大国”的。
第一，经济发展是好的，至少在那个时代曾经领先过。
第二，有完整的制度体系，不是说这个体系是好的、完善的、优秀的，但是要自成体系，内部没有破裂或自相冲突，彼此之间相呼应。
制度应该是全面的，不只有政治体制。
举个例子，在商业活动中，有没有完整的规范呢？
中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不然苏丹红、孔雀蓝、还有很多假冒产品也都不会出现，这些都是制度留下了空子。
还有些人，一谈政治就是民主，这也是不对的，所谓完整制度，指的是各方面的体系。
第三，富有吸引力的文化风采，这很重要，别人可以因此而仰慕这个国家。
比如法国在这一点非常突出，其精神感召力非常大。
第四，发挥国际影响力的能力。
一般会从这四个方面来作为衡量大国的标准，所选取的这九个国家不一定同时具备，但其中大部分是具备的。
新京报：
你说到了制度体系的问题，12集片子从头到尾看下来，我们会发现其中涉及制度方面的内容很多，制度构造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钱乘旦：
制度构造非常重要，对小国也是这样，无论什么国家，制度都要越完善越好。
不仅仅限于文字表达，还包括执行在内，否则就只是空话。
我们看到在这12集中，这些国家的制度各有特色，有的很好，有的也有问题，有的是非常不好，并非所有内容都是正面的，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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