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责任教育人民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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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责任教育人民教育
办负责任的教育
——福建省厦门市火炬学校十年办学纪实
白宏太《人民教育》2011-11
“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一生受用的东西——责任和习惯!
”
10年前，福建厦门一条喧闹的小街里，火炬学校静悄悄地开办了。
让人们印象深刻的，是校门口的红色横幅上这一句抢眼的标语。
那一年，校长王哲红41岁，先后做过两所学校的校长，因实施“创造教育”而闻名。
厚实的教育积淀、黄金般的创业年龄，让她踌躇满志，以更长远的目光审视学校教育：
“从筹办学校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该确立什么办学目标，让学校即便到了100年后，还能传承下去，不会落伍。
”
可是，新学校一开学，教师们沮丧地发现，全校仅招收了110名学生。
人这么少，怎么生存?
得想办法扩大生源。
看着大家忧心忡忡的样子，王哲红笑了，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们不要盯住没有进来的学生，而是要盯住已经进来的学生，让他们获得优质教育。
”因此，学校不把精力放在打广告、忙招生上，而是一门心思关注学生和教师的成长。
在王哲红看来，这是校长的责任所在。
同时，她也把责任教育作为火炬学校一以贯之的教育特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今天的火炬学校已拥有1700多名师生员工、办学业绩斐然，责任教育成为凝聚学生、教师、家长和社会的教育品牌。
10年后，记者面前的王哲红校长，在时光中悄然改变的，除了眼角的细纹，还有她对责任教育日渐成熟、深刻的理解；而依旧不变的，是她可爱的童花头，还有一颗童心和一份对教育的激情。
做20年后别人要做的事情
在王哲红的教育词典里，“责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
早在2000年2月，《人民教育》就曾以《“责任校长”王哲红》为题，报道她的成长历程和办学追求。
在报道中，王哲红饱含深情地对教育做了形象的类比：
“任何一种产品不合格，可以回炉，可以扔了；唯有学生不合格，不能回炉，更不能扔了；一个企业办砸了，可以重新整顿，扭亏为盈；一所学校没办好，误的是一代人，永远也没有挽回的机会。
”
透过这一番话，传递出的是强烈的责任意识。
当了18年校长，先后走过3所学校，王哲红用自身行动诠释着校长的责任，同时也在丰富着对教育的理解。
上世纪90年代初，任厦门市湖里中心小学校长的王哲红，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激荡的状况，怀着对教育的朴素认知，提出“爱国、尚武、文明”的育人目标。
“那时候，我觉得爱国是公民的起码素养，同时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
”她解释说。
几年后受命创办康乐小学，她对教育又有了新认识：
“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国家和民族的强大，都有赖于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为此，她率先尝试“创造教育”，很快使学校名声大振。
然而到火炬学校，她再次“华丽转身”，提出“责任教育”。
3所学校，3个不同的办学理念。
从表面看，王哲红很“善变”，总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实际上却是她在认识上螺旋上升、逐渐逼近教育本原的过程。
为什么把教育的落脚点归于“责任”？
这源于王哲红长期的阅历。
从教以来，王哲红一直坚持订阅《教师博览》、《每周文摘》等报刊，每晚睡前总要翻几页。
一次，她在其中一篇文章中看到，上世纪末，国内先后投产5个乙烯项目，每个项目投资不下80亿，上马仅一年就全部倒闭。
原因很简单，乙烯项目的合理规模效益应在30万吨以上，而这5个项目的规模无一例外都是15万吨。
读完后，王哲红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为什么事前不做好调研?
400多亿资产“打水漂”了，谁该对此负责？
同样的，另外一个小故事，王哲红读后也记在心里。
一位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突发心肌梗塞，他用生命的最后几秒做完了三件事：
靠边停车、熄灭发动机、打开车门让乘客下车，然后才猝然倒地。
一个原本很平凡的人，因为有了责任，他的生命变得格外崇高。
诸如此类的见闻，让王哲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责任”的重要。
“爱国也好，创造也罢，都必须以责任和习惯为基础。
”
在王哲红身上，有一种特有的“大气”。
尽管多年从事小学教育，但她总是能突破教育的“小”，站在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制高点，高屋建瓴地拷问教育的价值。
这一点，或许与王哲红自身的成长经历有关。
她生于一个教师之家，父亲退休后“下海”，曾拥有两家公司。
多年前，父亲征求她的意见，希望她做公司的接班人。
王哲红和丈夫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做教育。
也因此，王哲红眼里的教育，不是捞取名誉、地位、权力的工具，而是有超越功利的更长远的价值。
但同时，王哲红又不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空想家，她很善于让宏大的理想在学校的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
2001年，火炬学校创办。
如何实施“责任教育”，王哲红耐心地寻找一个契机。
那一年，中国经多年艰苦的谈判，终于加入WTO，国人欢欣鼓舞。
但王哲红想到的，却是事情的另一面。
西方国家一直以环保不力为理由，反对中国加入WTO。
作为教育者，我们能否从环保人手，培养下一代保护人类共有家园的责任感。
从一个看似遥远的话题中，王哲红找到了教育的切人点。
“一开始，我以为做环保就是去植树造林，发愁到哪儿弄树苗。
”科学课教师罗旭丽是学校环保活动的负责人，当年听了王哲红的一句话，“教师个人发展要和学校发展融合，学校发展要和国家发展合拍”，满怀热情地投身到环保中。
可那时候，她对环保还一无所知。
“校长启发我，先从身边的环保人手，我的思路才慢慢地打开了。
”
如今，火炬学校的第一节环保课，就是教育学生爱护公物，保护好身边的物品。
环保课还要讲爱护公物？
记者一脸疑惑。
罗旭丽笑着讲起缘由。
几年前，学校总务主任抱怨说，学校的板凳坏得很快。
这怎么可能呢？
凳子是铁制的，学生哪有力气弄坏？
罗旭丽仔细观察，很快明白了。
原来，学生天性好动，坐着时总爱晃来晃去，有的还故意把板凳立起来，单足着地坐着。
板凳再结实，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发现了这些问题，罗旭丽的环保课，就从细节人手，教育学生“椅子四脚都着地，安全护椅两不误”、“桌子就像人的脸，胡写乱画不相宜”、“转椅不是轮椅，轻拿轻放不行驶”……“这不是小题大做，自从有了这一课，学校桌椅折旧率大大降低，每年节省四五千元开支。
”罗旭丽说。
从身边做起，从力所能及的事做起，火炬的环保活动越做内容越丰富。
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环保教育的资源，学校的任何一项工作都被赋予教育的功能，形成了“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教育环境”特色环保课程。
渐渐地，环保变成了火炬师生的一种责任和习惯。
播种行为，收获习惯；升华习惯，熔铸责任。
“责任教育”不仅意味着教育者自我意识的觉醒，而且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担当精神。
生活中的点滴感触，总能让王哲红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教育。
2006年深秋，王哲红随团赴美国考察。
尽管无人要求，但回国后，她仍认真地写出万余字的考察报告。
报告中，王哲红以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写下这样一个细节：
跨出国门，有兴奋也有沉重。
纽约的曼哈顿有美国最富的华尔街，也有最穷困的黑人街。
而让我们在乎且感觉沉重的是唐人街，在这里仿佛走在国内一些旧街道上，感受不到纽约的现代、发达，只有脏乱、浪费、导游宰客以及不团结，国内有的，在唐人街上一样都有。
以前，王哲红认为，唐人街是华人在美国有一席之地的象征，是值得骄傲的，但这次考察改变了她的认识：
“恰恰相反，正说明我们缺少学习的意识和开放的胸怀，没有融入人家的文化中去。
”由此，她想到了自身的责任，怎样让今天的孩子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认识世界、走向世界？
近几年，火炬学校在暑期举办“中英美青少年文化交流夏令营”等活动，邀请英美、东南亚的学生到厦门，和中国学生同吃同住、交流联欢，学习中国诗歌、武术、剪纸，也学习交谊舞、英美文化和民俗。
多元文化的交流，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大的成长平台。
“责任”，简言之就是“分内应作的事”。
从这个意义来说，作为校长的王哲红总在努力承担一份更大的责任。
因为她始终认为，“好的教育，就是做20年后别人要做的事情。
”
在承担责任中培养责任感
多年前的一天清晨，在学校门口，王哲红看到了这样一幕：
一位妈妈骑摩托车送孩子上学，途中摔了一跤，妈妈受伤了。
可为了不耽误上学，她坚持把孩子送到后才去医院。
到医院又发现书包还在自己手上，于是顾不上包扎伤口，急忙赶回学校。
孩子气恼地接过书包进了教室，妈妈在门外一个劲儿地向老师说“对不起”。
目睹此情此景，王哲红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心酸还是心痛。
从表象来看，人们很容易得出同情家长、谴责孩子的结论。
但王哲红却从深层次上看到了教育的缺失：
“不要总责怪孩子太自私、太冷漠。
试想一下，大人连书包都要替他背，从小习惯了包办代替，孩子怎么会有责任心、有爱心?
”
在火炬学校，王哲红一再呼吁，“把校园最大限度地还给孩子。
”
第一次走进火炬学校，人们不禁眼前一亮。
偌大的校园没有一片垃圾，教学楼窗明几净，地板光洁如新，洗手间毫无异味。
老师们笑称，火炬学校的卫生是星级酒店的标准!
难以置信的是，全校仅有两名保洁员。
究竟怎样做到如此干净呢？
原来，学校有一套完备的卫生责任制度，校园划分为不同的责任区，从年段到班级、从班级到个人，层层细分。
这样，每一块地板、每一扇玻璃窗，都责任到人。
学校重在监督，从值日班长、年段长到德育处，层层检查，层层反馈。
这样的制度管理，效果不言而喻。
但记者不免有一丝担心，制度是否会成为一种禁锢，让学生失去活泼的天性。
对此，王哲红有自己的思考：
“监督检查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为孩子提供锻炼的空间。
我们也不在乎校园多干净，在乎的是良好习惯和责任心的养成。
”
只有走进教育现场才会发现，在看似严厉的制度背后，是教师们充满智慧与人性的引导。
杜洁荣是火炬学校九年级的化学教师，每次上完实验课，她总是一丝不苟地要求学生把仪器洗干净、实验台收拾整齐、凳子推到桌子下面、垃圾倒进废液桶，然后再离开实验室。
可是，一次做完高锰酸钾制氧气的实验，有两个调皮学生一下课就开溜了，桌面上乱七八糟，试管没有洗，紫红色的高锰酸钾溶液洒了一地。
“太不像话了!
”杜洁荣很生气。
课前她反复演示实验程序，还一再强调，高锰酸钾洒在地板上很难清洗，千万要注意，学生却把她的话当了耳边风。
很快，两个“肇事者”被叫回来了。
“为什么不收拾就离开?
”她质问道。
“我们有急事。
”他们满不在乎地说。
本来，杜洁荣准备批评一通后，让他们自己动手，但学生的神情让她改变了主意：
“他们没意识到错误，即便罚他们重做，下次难保不会再犯。
”她把批评的话咽了下去，平静地说：
“好吧，老师教你们怎么做。
”
洗试管，摆放药品，擦台面，杜洁荣很快做完了，学生无动于衷地在一旁看着。
该清洗地板了，她先用水冲，冲了好几遍，擦干后地上仍红红的一片。
“你们说，该怎么办?
”她问学生。
“用洗洁精试试。
”学生出主意。
她依言而行，洒上洗洁精，又反复冲洗、擦拭。
半小时过去了，杜洁荣的额头冒汗了，地上的红渍依旧很扎眼。
“管用吗?
”她故意问道。
学生摇摇头，脸上的不在乎变成了惭愧。
眼见火候成熟，杜洁荣不再“卖关子”，不慌不忙地倒上一些化学试剂，红渍奇迹般地消失了。
“哇，老师，你太神了!
”学生欢呼道。
“这是草酸溶液，与高锰酸钾发生了中和反应。
”杜洁荣解释说。
看着重新变干净的地板，学生心悦诚服地说：
“老师，我们错了!
”“哦，怎么错了?
”杜洁荣笑着问道。
“以后做实验，我们一定按您的要求去做。
”他们说。
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容错、试错的过程。
因此，王哲红启示教师们，要让孩子“在承担责任中培养责任感，在强化习惯中内化习惯”，把学校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他们体验、锻炼、成长的契机。
在火炬学校，每个孩子都享有10项权利，包括担任值日班长的权利，担任红领巾督导的权利，主持晨会、班队会的权利、在校园展示自己作品的权利……这10项权利被郑重地写入学校制度，保障人人平等参与的同时，让责任教育成为贯穿一切校园活动的主题。
但起初，对这一教育意图，教师们并不能完全领会。
班主任郭敏记得，上学期轮到他们班主持升旗仪式，她对孩子们有一百个不放心。
从写讲话稿、排队列、任务分工、朗诵练习，所有事情由她一人包办，忙活了一个多星期，可孩子们却不领情，临上场了还有人“打退堂鼓”：
“老师，我好紧张，别让我上台了。
”再看其他孩子，脸上也没有丝毫期待与兴奋。
尽管活动很顺利，但郭敏没有一点儿成功的喜悦。
这学期，又该主持升旗仪式了，郭敏决定换一种方式。
正值“三八”妇女节，如何表达感恩，她向全班征集意见。
“孩子们出了很多好主意，都是我没想到的。
”郭敏兴奋地说。
这些意见集中起来，就成了一篇精彩的讲话稿。
眼见如此，她干脆把所有工作都交给孩子做。
不到两天时间，一切准备就绪。
这一次，不用她动员，大家争着上台。
也不用她督促，每个人事前都用心练习。
“以前我总怕孩子们出错，对他们缺少信任。
实际上，一旦给予机会，每个孩子都表现得特别有责任感。
”郭敏反思说。
如今，她的班级管理越来越轻松，工作的幸福感也随之而来。
像这样的活动，学校一直提倡，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台讲话的机会。
因为他们深知，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展示，可能影响孩子一生。
3年前的一次升旗仪式上，当一个叫康彦的孩子走上台发言时，全场掌声雷动。
这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小时候因为生病使听力受损，说话吐字不清。
但在这样的场合，班主任任老师没有放弃他，反而安排他做重要发言。
升旗仪式结束后，王哲红忍不住走上台，激动地说：
“感谢任老师把这样难得的机会给了康彦同学，这是人权的平等、教育的平等，也是对火炬育人理念的积极践行!
”
那次发言，也成了康彦记忆中的难忘经历：
“感谢火炬的老师，给了我宝贵的自信。
在这里，我没有觉得自己特殊，只要我努力，也可以和别人做得一样好。
”
用情感工作，而不是用情绪工作
6年前，一位家长带着将入学的女儿去考察学校。
在第一所学校走了一圈，女儿悄悄地说：
“爸爸；这边的老师不可爱。
”看似无心的话，让家长的心顿时揪紧了：
“孩子要在这里生活6年啊，如果第一感觉就不喜欢，以后怎么会快乐呢?
”
随即，他又带女儿来到火炬学校。
女儿跟老师们一见如故，玩得很开心，回家后说道：
“爸爸，火炬的老师很可爱!
”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位家长当即选择了火炬学校。
孩子的眼睛是最纯真的。
教师只有真正爱孩子，为孩子负责，才能被孩子接纳和喜爱。
几年前刚到火炬学校时，林爱芬心气儿很高，总想让自己的班级在学校出类拔萃。
为此，她天天跟调皮学生着急上火。
学生挨了批评，过后还是老样子，只留下她一个人生闷气。
烦恼中，学校的培训活动，让她发现了教育的另一片天地。
建校10年间，每周一次培训，是火炬学校雷打不动的安排。
培训在周日下午进行，每次3小时。
培训形式别出心裁，教师们先唱唱歌、跳跳舞，再开心地坐下来学习。
培训内容开学初就确定下来，有专家讲座、专题研讨、读书活动。
同时，王哲红希望，教师们既要做教育的行家，还要拥有精彩的人生。
她请来厦门航空公司的空姐来讲礼仪、请养生专家来讲保健，请美容师来讲穿衣打扮……
为什么利用教师的休息时间来培训？
这其中自有深意。
在王哲红看来，学生尚在学校，如果教师抛下学生不管，去做自己的事情，这恰恰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王哲红觉得，通过培训让教师一生不遭遇淘汰，是校长对教师最大的负责任。
十几年前访问香港，她惊讶地发现，那里的教师比内地还忙，一周三四十节课。
尽管如此，很多教师一上完课，又行色匆匆地走进大学课堂，忙着为自己“充电”。
她经常以此勉励教师：
“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对手学得更快些，更好些。
到火炬来，不仅要‘满口袋’，更要‘满脑袋’，争取让自己头上多一些光环。
”
就是在一次培训中，林爱芬听到校长的一句话：
“要做一个有涵养的教师!
”尽管那时候，她还说不清楚什么是“有涵养”，但这句话从此记在了她的心里。
新学期，班里转来一个叫圆圆的学生。
因为智力有问题，圆圆被其他学校拒收。
他几乎什么也不懂，经常考零分，还喜欢动手打人，生活习惯一团糟。
林爱芬暗自慨叹，教他一个人，比教半个班还累!
可是，对这个孩子，林爱芬心里更多的是怜爱。
“我也是一个妈妈，将心比心，遇到这样一个孩子，做母亲的应该怎么办呢?
”平时碰到圆圆闯祸，她总是宽容地告诉其他孩子，要原谅圆圆，因为他还不懂事。
每次圆圆想打人，她总是赶快把他拉开，用做游戏转移他的注意力。
同时，她引导大家友好地对待圆圆，多和他交朋友。
一天放学，家长来接圆圆。
一个小女孩走到圆圆身边，友善地说：
“圆圆，明天有考试，你一定要加油啊!
”孩子的话让家长深受触动，她流着泪给林爱芬打电话：
“林老师，我的孩子经常考零分，可你们一点儿都不嫌弃他，谢谢您!
”
有了这样的感情基础，林爱芬从改变家长人手。
她在家访中得知，圆圆的妈妈生气时，经常动手打他。
在她看来，这正是圆圆喜欢打人的源头。
她劝诫家长，要学会控制情绪，多讲道理，少动手打人。
她惊喜地发现，自从家长不再打他，圆圆打人的习惯也渐渐消失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圆圆给了林爱芬更大的惊喜。
火炬学校提倡，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其他学生都好办，唯独圆圆让林爱芬犯难了。
这样的学生能做什么?
思来想去，她为圆圆设了一个特殊的岗位。
“你就做我的秘书长。
”她对圆圆说，“每天检查其他同学是否上岗。
”按她的初衷，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岗位，也没有对圆圆抱有太多期望。
没想到，圆圆别提多高兴了。
从此不用她费心，圆圆天天追在同学后面，督促他们按时上岗。
那股做事的认真劲儿，让她既惊讶又感动。
什么是“有涵养”?
从圆圆身上，林爱芬若有所悟：
“所谓有涵养，就是要对每个孩子的成长负责，学会欣赏生命、善待生命。
”
“过去，学生私下里叫我‘苦瓜脸’，天天跟我对着干。
”教师姬艳霞笑道。
和林爱芬一样，初到火炬学校，姬艳霞也曾“水土不服”。
学生一犯错，她习惯于严厉批评。
终于有一天，学生鼓足勇气说道：
“老师，您为什么总是指责我们，却从不肯听我们说话。
”这句话让她一愣。
深刻反思以后，她郑重地向学生道歉。
从此，她试着改变自己，学会宽容与倾听。
慢慢地，学生开始接纳她了，让她头疼的问题越来越少。
如今的她告别了“苦瓜脸”，变得一脸阳光。
对于“有涵养”，王哲红还有一种阐释：
“用情感工作，而不是用情绪工作。
”显然，对教师而言，责任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源于内心的热爱，有爱才有责任，有爱才有幸福。
爱如阳光，既温暖着学生，也感染着家长。
几年前一听说“责任教育”，学生家长魏女士有点怀疑：
“对小孩子讲‘责任’，是不是太空洞了?
”可是，一件不经意的小事，让她感触颇深。
还记得，女儿静怡读一年级时，有一天回家说：
“妈妈，我们班的盼盼可调皮了，上课经常捣乱，还经常溜号，害得老师满校园找他。
”“哦，老师有没有批评他?
”魏女士问。
“没有，老师让我们多帮助他。
”静怡说。
对这么一个“坏孩子”，老师为何不严加管教，魏女士很好奇。
以后，她经常听到盼盼的“劣迹”，比如，老师要求孩子们写“每日一记”，别的孩子都写完一厚本了，盼盼半本还没写完。
可尽管如此，却从未听到老师对他的惩罚。
不可思议的是，一天听女儿说，班里选出了12位红领巾监督员，其中居然有盼盼。
老师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魏女士不禁对盼盼多了一些关注。
不久后，女儿回来神秘地说：
“妈妈，你想不到吧，盼盼的每日一记被选人班刊了。
老师还夸他情感丰富、语言生动呢。
”这是怎么回事？
魏女士读了盼盼的文章，从成人的眼光来看，文章写得很一般。
再后来，从女儿口中，魏女士开始听到盼盼的好消息。
他上课不再溜号了，开始坚持写“每日一记”，他的文章也越写越好。
渐渐地，魏女士也明白了老师的用意。
“虽然这个孩子跟我毫不相干，但从他身上，我真正看到了火炬教师的负责任。
”魏女士对记者说。
这个故事从家长口中讲出来，更让人多了一份感动。
带着期待，记者见到了盼盼当年的语文老师沈琼，一个教龄才6年的年轻教师。
面对众人眼中的一个“问题学生”，她哪儿来的智慧与宽容?
沈琼笑了，坦诚地说：
“其实，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也曾苦恼过，困惑过。
但庆幸的是，我从未放弃过。
只有走近孩子才会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天使，都有可爱之处。
只要耐心等待，就会有奇迹发生。
”
用100％的热情解决1％的问题
在代表作《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一书中，美国学者约翰·古德莱德从成千上万的研究数据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好心的教师们做着与他们的学生们的‘其他生活’毫不相干的教育工作。
学生们在日常生活里最关心的事情，却被教师们看成是与学校不协调的……学校注重的是他们的学术天赋和努力，而不是他们在这一人生阶段中所最关心的生理、社会和个人方面的需求。
”
这个论断，值得所有教育者反思。
当我们抱怨学生不了解自己的良苦用心时，我们又是否走近学生、理解学生、研究学生?
几年前，学校团支部书记李仙丽有一段代班主任的经历。
一天清晨，她照例去班里查看。
还没走进教室，就听见学生们在激烈地争辩着什么。
怎么回事呢?
她好奇地停住脚步，在门外静静聆听。
从学生们的七嘴八舌中，她很快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原来，一个男生头天晚上没写作业，早晨到校后准备抄袭别人的，却被学习委员逮个正着。
学习委员得理不饶人，认为抄袭作业不对。
男生强词夺理，辩称抄作业也不是一无是处。
两个人一吵闹，其他学生也加入进来，分成两派，就抄袭作业的利弊展开了辩论。
听出端倪后，李仙丽很想进去制止。
转念一想，这是多么生动的思想交锋啊，难得听到学生的心里话。
于是，她饶有兴趣地听下去。
直到快上课了，李仙丽才不得不走进教室，这场辩论也戛然而止。
学生们安静下来了，李仙丽的心里却很不平静。
那一段时间，网络上正热议着“‘90后’是否有社会责任感”的话题，批评“90后”缺少社会责任感的大有人在，而支持者则从北京奥运、汶川地震等事件中“90后”的表现，认为他们很有社会责任感。
作为教师，李仙丽同样有困惑，面对信息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教育该如何触及他们的灵魂，如何进行价值观的引领?
从偶然听到的一场辩论中，李仙丽受到启示。
初中学生已经有了初步的思辨能力，何不把问题交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寻找答案?
很快，李仙丽在课堂教学中开始了新尝试。
她是教思品课的，在讲到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时，她抛出了一个颇有争议性的话题——男生女生是应该多交往还是少交往。
一看到这个话题，有的学生“哧哧’地笑了，还有的学生羞涩地低下头。
对处在青春期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既敏感又好奇的话题。
平时一看到男女生交往过多，一些学生就在背后起哄。
既然是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那一次辩论，效果出乎李仙丽的预料。
一些学生因为平时被同学取笑过，私下里用心地搜集了很多资料，辩论中有理有据，理直气壮地提出了支持男女生正常交往的观点。
其他学生听了很有同感，一致谴责那些捕风捉影、阴阳怪气的论调。
最后，对于男女生如何交往，学生们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从那节课以后，李仙丽高兴地看到，班里男女生之间的交往变得自然了、大方了，那些取笑同学、打小报告的行为也没有了。
一次成功的尝试，让李仙丽有了更多信心。
从此，班里每两周举行一次小型辩论赛。
遇到教育难题，她不再苦口婆心地说教，而是把教育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辩论中明白是非。
再后来，这一形式推广到班级之间、年段之间，成了一次全校性的活动。
第一届全校辩论赛，题目是教师们定的，有“代沟问题，责任在父母还是在子女”，“课余上网，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中学时代，知识与习惯哪一个更重要”……很显然，这些都是教师们认为很重要的，是平时教育教学中或棘手、或困惑的管理难题。
到了第二届辩论赛，学校改变了做法，让学生自己申报辩题。
辩题一交上来，教师们吃了一惊。
学生们关注的问题有：
“追求时尚，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父母鼓励孩子，精神与物质哪一个更重要”，“人际交往是坦诚相待还是有所保留”，“戊戌变法是势在必行还是不可施行”……“我们原本担心学生的辩题太肤浅或太偏激，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李仙丽欣慰地说。
从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中，教师们意识到，学生们也有自己的困惑，也渴望认识世界，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是那么少。
就是在这样坦诚、开放的对话中，学生们开始思考自身的责任。
火炬学校每年都组织学生去敬老院慰问，过去一些学生不乐意参加。
在辩论会上，“赡养老人，是家庭的责任还是社会的责任”的辩题，引起了他们的深思。
辩论会后，再一次到敬老院慰问老人，孩子们都变得格外真诚。
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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