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晚明古官称印流行现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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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晚明古官称印流行现象
试述晚明古官称印流行现象
晚明书家，喜欢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上加钤代表其身份的官称印，如董其昌有“太史氏”（图1）、
“知制诰日讲官”、“大宗伯印”、“宗伯学士”、“青宫太保”等印。
这些用于印章中的官称以翰林与六部官为主，且大多不是明代实行的职官，而是与之相应的古代（主要是周代和汉代）官称，因此其性质仍然属于私印，可以不受当时官印制度的约束和限制。
印章在古代本有官私之分，官印刻官职名称，私印刻私人姓名字号等。
也有将官职连同姓名刻在一起的，如汉代的“緁伃妾娋”玉印，这是我们所能见到将官称刻在私印中的较早的例子。
到了三国时，魏武帝《选举令》规定“魏诸官印各以官为名印”，将官职与姓名联在一起而著为令，但这类印章传世不多，如顾从德《集古印谱》卷一有“裨将军张赛”印，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有“尚书散郎田邑”、“隃麋集掾田宏”等印；[1]这些都是在私印中用当时实行的官衔，也可以不受官印制度的约束。
官印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有很严格的规定和统一的制度；西汉初年，还基本沿袭秦朝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曰：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
其后颇有所改。
”[2]到了汉武帝时，印章制度就更加完备，凡名称、质料、钮制、绶色、尺寸等，都有一定的等级规定。
后世对印制虽有所改变，但其所代表的等级制度与等级观念则根深蒂固，一直沿袭不变。
到了明代，官印更是等级森严，规制繁琐（详见《明史•舆服志》四）。
晚明文人、书家在书画上加钤可以直接反映其身份的官称印，成为一种风气。
这些官称印在今天为我们判断某个书家书法风格的嬗变、分期和无年款书法作品的系年以及鉴定真伪提供方便。
以王铎为例，王铎有“太史氏”、“少宗伯印”、“宗伯学士”、“大宗伯印”、“文渊太傅”等印，按：
“太史”在西周、春秋时掌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等，到了明代，因修史之事归于翰林院，所以翰林官也有“太史”之称。
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称：
“修史之职，后世皆先归著作局，继归史馆。
宋之史馆始置编修、检讨官，而明、清之翰林院亦置编修、检讨，于是影响附会，亦称翰林官为太史。
”[3]王铎于天启四年（1624）授翰林院检讨，则其作品上钤“太史氏”印当在此之后。
[4]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王铎任礼部右侍郎，按《明史•职官志•礼部》称：
“周宗伯之职虽掌邦礼……至合典乐典教，内而宗藩，外而诸蕃，上自天官，下逮医师、膳夫、伶人之属，靡不兼综，则自明始也。
”[5]所以明代也以大宗伯为礼部尚书的别称，而礼部侍郎则称少宗伯。
（明代笔记中往往又以“春卿”作为礼部尚书的别称。
）宗伯为六卿之一，品秩和地位很高，所以王铎在任礼部右侍郎（正三品）后，就改用“少宗伯印”。
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九月，王铎受命南京礼部尚书（正二品），旋又改用“大宗伯印”。
而“文渊太傅”为福王朱由崧所封，时间更晚。
王铎半生的仕宦经历，都反映在这几方印中，划然分明。
古官称印在书法鉴定中的意义也很大，由于作伪者往往对古官称以及作伪对象
的仕宦经历不了解，而在伪作上随便加钤与作者身份不相符合的古官称印，我们可以以董其昌的几件作品为例。
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行书《白羽扇赋》轴[6]（图2），自署“壬申秋月书”，钤“青宫太保”朱文印。
壬申为崇祯五年（1632），而董其昌是在崇祯七年“诏加太子太保致仕”的，（按太子居东宫，东方色尚青，所以也称东宫为青宫，青宫太保即太子太保的古称。
[7]）则董其昌此印应该在崇祯七年（1634）致仕后始用，不能见于其两年前的书法作品上。
有趣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董其昌行书《白羽扇赋》卷，已被李慧闻质疑为伪作。
[8]又如《书法》2007年第11期彩版所刊出董其昌《行书诗卷》（绢本，纵26厘米，横197厘米），自署书于丁巳季秋，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并钤“董印其昌”朱白相间印与“宗伯学士”白文印。
董其昌于天启三年（1623）擢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则其作品上钤“宗伯学士”印当在此之后，而不能早在万历丁巳（1617）。
按浙江博物馆藏王铎《草书临阁帖卷》，同时钤“宗伯之章”与“少宗伯印”。
此作自署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六月，王铎于崇祯十一年五月廿六日任礼部右侍郎，至崇祯十三年九月任南京礼部尚书，则其书此卷时，还是礼部右侍郎，即“少宗伯”，而他在作品上已经用“宗伯之章”，可见在当时礼部侍郎亦可称宗伯。
以此为例，则董其昌“宗伯学士”印，最早不能早于天启三年（1623）。
当然，印章只能作为书画鉴定的一个参照的依据，因为有的印章也可能是书画商为了抬高书画作品的身价而加钤的，或由作者在后来补钤，在鉴定的过程中还须仔细辨别印章及印色等。
明清两代文人用古官称印的例子很多，此处不能一一列举，笔者将在另文《明清古官称印举例》中作专门介绍。
古官称印的出现和流行，是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意识的表现，那么为什么到了晚明会形成这种以古代官称入印的风气呢？
本文即试着考察这一现象产生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一、明代古官称的流行
明朝社会用古代官称来称呼当时官员的风气，其来已久，“以前朝古官为本朝正式官名雅称之风气，经三年一度科举考试推波助澜，至明清长盛而不衰。
”[9]用古官雅称来称呼当时的官员，最初是为了表示对他人品格学问的尊崇敬礼，如明初的宋濂，负重名，与刘基、叶琛、章溢齐名，[10]“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11]。
太史是翰林官的古称，宋濂于洪武二年除翰林院学士，可见这种风气在明初之滥觞。
（翰林学士称“太史”又更早于明代，本文只论明代的古官称印现象，故不作引申。
）
但明初世风纯朴，古官称尚不甚流行，如《明史•吴琳传》载吴琳于洪武六年自兵部尚书改吏部，“踰年，乞归。
帝尝遣使察之。
使者潜至旁舍，一农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谨。
使者前曰：
‘此有吴尚书者，在否？
’”[12]使者称尚书而不用古称以示古雅。
又如《明史•曾凤韶传》：
“曾凤韶……建文初，尝为监察御史。
燕王称帝，以原官召，不赴。
又以侍郎召，知不可免，乃刺血书衣襟曰：
‘予生庐陵忠节之邦，素负刚鲠之肠。
读书登进士第，仕宦至绣衣郎……’”[13]绣衣郎是监察御史的古称，曾凤韶于建文朝为监察御史，这应该是用古官称较早的例子，但曾凤韶显然只是为了韵文需要才偶尔一用。
明代早期古官称的流行情况，从明人笔记中也可以窥其一斑——笔记中古官称的运用正是古官称流行情况的直接反映，如明代早期陆容（1436-1494，字文量，号式斋，太仓人）的《菽园杂记》中，用古官称称呼六部和翰林官只出现了六次，其对当时六部官员的称呼多用省称，如称吏部侍郎为“吏侍”，称礼部尚书为“礼书”等。
而在比陆容稍早的叶盛（1420-1474，字与中，昆山人）《水东日记》中古官称则用得更少，可见当时还没有形成风气。
但是到了明代晚期，在王世贞、沈德符等人的笔记中，用古官称来称呼六部官则已经成为习惯，其例不胜枚举。
《水东日记》“杨文贞公遗嘱”条录杨文贞遗嘱中用古官称，杨文贞即杨士奇，正统九年（1444）卒，于此可见在明代早期的官僚之间也偶尔用古官称以示尊崇：
吾（杨士奇）病久，数数累公卿大夫垂问，感愧甚矣。
今不能报，烦院中一僚友，干浼少保先生、宗伯先生、冢宰先生三大人……[14]
焦竑《玉堂丛语》卷八“谐谑”中有一则笔记，很有趣，从中也可以对明代早期官制以及官场中古官称流行情况有一个大概了解：
今制，东宫官名多袭古，如庶子、洗马是也。
景泰间，刘主静陞洗马，兵部侍郎王伟戏曰：
“先生一日洗几马？
”刘应声答曰：
“大司马业洗净，少司马尚洗，未净。
”众闻之噱然。
[15]
这是景泰间（1450-1456）的故事，这里的洗马、庶子都是明朝袭用古代的官衔，而大司马、少司马，则是古代官称。
王伟是兵部侍郎，即古之少司马，刘主静因此以为戏谑，很巧妙；如果用当时实行的官称，即兵部侍郎，就不能有如此巧妙的戏谑了。
像这样以古代官称相戏谑在当时或许也只是偶尔用之，就像诗中用典；而王伟一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官衔中正暗藏着一个“马”字，所以才招惹了刘主静的反唇相讥。
可见当时还没有盛行用古官称称呼六部官员的风气。
明弘治以后，古官称之风渐渐流行，文人（也是官场之间）在书信中用古官称，也已经成为常式。
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弘治间戴珊（1437-1505，字廷珍，号松厓，江西浮梁人。
）、谢迁（1449-1531，字于乔，号木斋。
浙江馀姚人。
）手札便是一例：
……正月立春日友生戴珊拜。
少司空徐老大人执事。
……珊又言。
少司空徐老大人执事。
（戴珊《致少司空徐老大人函》，图3）
家雁两掌、豚肩一方、山果二合、官酝一尊，专人驰上司空徐大人行轩，聊用奉犒从者，万万麾纳为幸。
（谢迁《致司空徐大人函》）[16]
戴珊、谢迁这两通信札都是写给徐贯的，徐贯在弘治间（1488-1505）曾先后任工部侍郎和工部尚书，可见当时古官称流行之一斑。
到了明朝中后期，特别是到了嘉靖以后，古官称更得到普遍流行（普及）；虽然仍意在尊崇，但已经不再单纯是对人品学问的致敬，更多的却是对地位品秩的崇仰，并成为一种浮夸的时尚，融入到当时整个社会崇古尚奇风气之中。
于慎行（1545-1608，字可远，山东东阿人）《谷山笔麈》卷十三“称谓”：
自嘉、隆以来，士风文字雅好古风，官名称谓亦多从古，如称六卿为大司徒、大司马之类，此皆周官旧名，职任相合，称之是也。
惟至台长无以称之，乃曰大中丞，则误甚矣。
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汉之御史大夫，左右副佥督御史，乃汉之御史中丞。
在汉官仪，皆无大字，乃以大夫降称中丞，非所以尊之也。
至于锦衣掌印，称为大金吾，顺天府尹称为大京兆，益无稽矣。
名言之间，礼分所寓，岂宜孟浪如此。
若各镇总兵称大将军，虽非今制，亦汉官名所有尔。
”[17]
于慎行生活在晚明，官至礼部尚书，他对明代中晚期社会上古官称的流行情况应该是很熟悉的。
由此可见在明代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时，“官名称谓亦多从古”已成为流行时尚。
于慎行说“如称六卿为大司徒、大司马之类，此皆周官旧名，职任相合，称之是也”，而其他官名则多有比附的嫌疑。
明代的六部制度本来就是仿照周之六官而设的，“明之官制，为汉以后所未有，其设六部，略仿周之六官，魏以录尚书事总揽国政，六曹尚书只为尚书省或中书省之曹属，直至元代皆因之，明始废中书省，六部尚书遂为最高行政长官。
又设都御史，其先称御史大夫，承元代之御史台而设，谓之都察院。
六部一院之长官，品秩最高，谓之七卿。
”[18]《明史•七卿年表》：
“明太祖十三年罢丞相，政归六部，部权重也。
”[19]而晚明官名从古的恰恰是以六部和翰林院为最常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职任相合”，但同时也与其品秩、地位最高有关（这也是晚明尊显和张扬品秩地位的表现）。
翰林官的品秩虽然不高（学士只是五品，而编修、检讨则只是正七品和从七品），但地位却很高，如《明史•成祖仁孝皇后传》载：
“一日，问：
‘陛下谁与图治者？
’帝曰：
‘六卿理政务，翰林职论思。
’”[20]因此晚明士大夫文人以古官称相称呼，正是既尊显了身份，又不失古雅。
在古官称的流行过程中，嘉靖皇帝实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二“今职古衔”条：
世庙好用古官名，又最重典礼，故于贵溪、分宜、铅山、华亭、泰和、常熟、兴化诸公，往往传旨称大宗伯、太宰。
又于少保胡公宗宪总督江西、福建军务旨云“大司马兼院右正”。
题少师、大学士费公宏《咏春同德录》曰“内阁掌参机政辅导首臣费宏”，尤为新奇。
[21]
世庙即嘉靖皇帝（1522-1566），其好古成癖，甚至在圣旨中也使用古代官称。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晚明社会的崇古之风遂愈演愈炙；到了万历朝，则连朝臣的疏奏中也多使用古代官称，且成为常式。
《明神宗实录》卷539“万历四十三年（1615）十一月壬午”条记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应科上疏乞正疏体：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蔡应科乞正疏体……二戒沿袭，如称辅臣不曰王家屏、沈鲤，而曰山阴、归德；不曰高拱、张居正，而曰新郑、江陵。
又或称官及地不曰吏部尚书、礼部侍郎，而曰大冢宰、少宗伯；不曰户部郎中、工部员外，而曰度支郎、将作官属……[22]
蔡应科上疏批评万历年间在疏体中以地名（地望）及古代官名来称呼当时朝廷官员的现象，可见这种风气在当时已是普遍流行，风及朝野。
其实在称谓中用地望也是一种旧习，洪武帝朱元璋对当时的儒生就往往称其地望而不名，如对状元任亨泰（襄阳人）即称“襄阳任”以示优遇。
[23]而疏体中用古官称，也不乏其例，如焦竑《玉堂丛语》卷三“礼乐”：
“倪文毅公岳为礼部尚书，值遣祭金阙真人，奏曰：
‘徐知證、知详，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议，但岁时典祀。
一寺官之职耳，宗伯何与焉。
’遂为令。
”[24]又《明史•诸王传》：
“崇祯中，流贼扰秦、晋、河北。
常淓疏告急，言：
‘卫辉城卑土恶，请选护卫三千人助守，捐岁入万金资饷，不烦司农。
”[25]司农即户部的古称。
通过嘉靖、万历前后一百年的推广，到了晚明，古官称被普遍运用于文人的各种文体中，包括行状、尺牍、赠序、墓志铭、笔记、小说等，范围极其广泛。
而这种好古之风又只是当时整个社会好古尚奇的一个方面，大抵滥觞于江南的苏州、南京等地[26]，再渐渐影响至于北京，所谓“辇下则此风稍逊”[27]。
苏州向来就崇尚奢侈，在洪武时，朱元璋即“以吴俗奢僭，欲重绳以法”[28]，到了明代中后期，奢僭之风就愈演愈烈，又渐由奢侈而好古尚奇，而这种现象却是明朝两京之制的产物。
当明成祖迁都北京时下诏：
“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规，建立两京为子孙帝王永远之业。
”于是将南京称为“留都”。
到了英宗正统六年（1441），明朝中央政府分为北、南两京成为定制。
北京所在的顺天府和南京所在的应天府，合称为“二京府”，并且两京各建有一套大致相同的中央政府机构。
如两京都有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五城兵马司等，官员品秩也完全相同，并接受同样要求的考察。
所不同的是，南京的政府机构主要负责江南地区的安全和赋税征收，规模和编制都比较小，官署中副职、虚职和缺员比较多。
相对而言，北京的官员有实权，而南京的官员则多为虚衔带俸，且比较清闲。
如英宗正统八年，魏骥以年老请致仕，吏部尚书王直以为魏骥还没有衰老，“如念其老，宜令去繁就简。
乃改南京吏部”[29]。
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党争激烈，一些清流官员被贬谪或革职或遭排挤后，往往集中到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在明代，一个官员由北京改任南京，也会被认为是降级左迁，因为他已经远离政治和权力的中心。
南京政府既是虚衔，比较清闲，又汇聚了众多以古为雅的文人雅士，而且还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些条件都足以使南京成为晚明流行时尚的发布地。
[30]
古官称的流行，只是当时社会好古的一个方面。
这种风气在当时也颇受批评，前引蔡应科的奏疏即是一例，另外如叶权（字中甫，1522-1578）《贤博编》中说：
今士夫好古，专以古官代今衔。
如都御史则称明御史大夫。
既云明矣，明安得有御史大夫官哉？
……若以古官名于文字中泛称今人犹可，乃署卷首尾以自称，甚至杂于郡县乘志中，使初学不知此为何官，是谓生今反古，于心何安哉？
[31]
又郑晓《今言》卷四第二百八十三条：
南京诸衙门《题名碑》宜分别书，如吏部，首书吏部某官某，次书南京吏部某官某，又次复书吏部，又次复书南京吏部，乃为实录。
今概书南京未善，况都察院名台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与今官名亦不同，乃概列于今名官可乎？
[32]
从以上批评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晚明古官称的影响之广。
而郑晓更是明确指出南京诸衙门《提名碑》中以古官称代今官的不规范现象，这也正是崇古风气首先出现在南京的一个典型例子。
二、明代古官称印的流行
辽宁博物馆所藏欧阳修《行书诗文稿卷》卷末有元末欧阳玄（1273-1357）题跋，钤“太史氏玄”白文方印（这也是官称与姓名相联的例子，并且用的正是古代官称）和宋濂题跋及“太史氏”朱文半通印。
欧阳玄在元朝曾“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33]；宋濂在“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后来在洪武二年“除翰林院学士”[34]，两人相知而不相识，却互相赏识，推崇备至。
由此可见明代古官称印之滥觞。
但是以古官称入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应该是到了明代晚期，当社会上古官称普遍流行之后。
而这种以官称入印的现象，也曾经受到一些文人雅士的批评，如杨士修（字长倩，云间人）《印母》曰：
至于私印，但可作姓名字，姓名、白笺，小字为佳。
斋堂偶一为之。
若居士、道人、出生、官衔，则有鬻技道旁者在。
[35]
杨士修所谓“有鬻技道旁者在”显然是把私印中以居士、道人、官衔入印当作是旁门左道，绝非印章正宗。
但是杨士修没有举出具体的例子，我们也无法知道他所指的官衔是古称还是今称，或许是无论古今，一概而论。
而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私印嗤鄙”条中则列举了不少以明朝实行的官衔入印的例子：
英宗朝锦衣帅门达之塾师，名桂廷珪者，刻一牙印曰“锦衣西席”，又洗马江朝宗之婿，曰甘崇者，刻印曰“翰林东床”，当时以为笑柄。
近日松江徐文贞长孙元春，为太常卿，署印章曰京朝三世肩舆，已堪齿冷。
又吴江给事李龙门名周策者，其长君似刻记曰“礼科都谏长公子印”。
又吾乡一庠士，其祖曾守郡，亦刻一印曰“二千石孙”。
一太学生曰“天子门生”。
此皆俚下厮品，徒堪呕哕。
又见吴中一少年私记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盖袭唐伯虎旧印，殊不自揆。
秦淮一妓女曰“同平章风月事”，见之扇牍，此烟粉何足责。
若高明巨公，如夏桂州赠王履约中丞手书诗，用“上柱国章”，考其岁月，正削职里居，尚未复职，何以侈及前衔乃尔，宜为分宜所谗。
人臣无上，以致奇祸也。
今年汪南溟作文，其印“衮绣行边”，汪曾以少司马阅视蓟辽，然往事何足道。
时正家食图起家，竟终林下，彼其不朽皆有在，而以腐鼠置口吻，不足满有道一笑。
惟杨文襄邃庵临殁，以闲住归，竟不署故官半字，但书“耆德忠正杨公之柩”于铭旌，盖世宗处赐银记，乃此四字，其家用杨治命也，此最为得之，人之识见相远如此。
[36]
沈德符在这里主要批评的不是篆刻，而是当时以官衔为标榜的社会风气。
沈德符以为攀附权贵或者以前衔（过去的官衔）为标榜都是鄙俗可笑的行为。
其实这种现象也不乏先例，我们在怀素的草书《自叙帖》上就可以看到苏舜钦钤的“佩六相印之裔”、“许国后裔”、“四代相印”等，这是以家族的煊赫历史为荣耀，也是一种普遍心理。
沈氏的批评代表了当时正统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可见印章虽小，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反映。
像沈德符这样以道德批评的眼光来看待当时以官衔入印现象的还不乏其例，如叶盛《水东日记》卷七“图记”条：
图书印信之说，具《印史》等书。
盖自汉以来固有之……虽亦有“尊德乐道”、“笔精墨妙”等印，终非雅制。
尝见八十年前两伍张氏所刻家乘，一时诸公图记，尚有典刑，后来奇巧溢出，渐不足观。
近又有摘古人语以寓己意，或自造语以为谦己自励之辞，皆非也。
其书“不尽言”、“仁知所好”等作，固已可笑，而所谓“保傅尚书大学士”章，则又可厌矣。
[37]又如徐官（字元懋，号榆庵，吴郡人，约活动于嘉靖之世）《古今印史》“进士官衔”条：
玄敬又曰：
唐、宋人无有书进士于官衔之上者，逮元犹然。
独杨维祯廉夫当元世之季，书“李黼榜进士”，至用刻之印章，盖黼死节之臣，廉夫之书之者，欲自附于忠节之后，其意固有在也。
后之人乃欲效廉夫故事者，则失之矣。
[38]
明代早期以官称入私印的并不多，而且其入印的官称也很杂，没有规范。
如杨荣“大学士章”、吴讷“都御史章”等即用当时实行的官衔；而胡俨“大司成章”、董越“玉堂学士”、卢濬“秋官大夫”等则是古官称。
这种混乱的现象一直要到晚明才有所改变。
如董其昌、王铎等文人书家，都有很完整的可以反映其一生仕宦经历的古官称印，这些印章中的官称也比以前更加规范统一，可以视为明代古官称印现象形成的标志。
正如白谦慎先生所指出的“如果说晚明是一个礼崩乐坏、经典权威衰落的时代，那么它也是文学与书画艺术的创作空前活跃的时代。
道德的松弛有时与创造的活力并驾齐驱；当对传统经典的敬畏感消解之际，肆无忌惮地戏拟经典的慧黠很快达到了高峰。
”[39]晚明社会是一个雅文化俗化，俗文化雅化的时代，不管沈德符等人的批评是站在什么立场，也不论其保守或进步，我们却因此得以窥见晚明以古官称入印风气逐渐演变、形成之一斑。
而晚明以古官称入印风气的形成——即以古官称逐渐代替当时实行的官称——正是俗文化雅化的例子。
白谦慎先生说在明代文人的心目中“古与雅总是密切相关的”[40]当文人们为了既标榜自己的身份地位，又要表现出一种高雅的时候，自然就选择了与当时官衔相应的古代官称。
三、古官称印与牙牌
明代朝臣所佩带的牙牌与古官称印的流行不无关系。
在传为何震（约1530-约1604，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新安人，久居南京）的《续学古编》中说：
“汉所谓印章，则今所谓牙牌。
”直截了当地指出了牙牌的性质与功能。
明代的牙牌是权力与职官的象征，如《明史•万安传》中说万安专以房中术取媚宪宗，及孝宗即位，“帝（孝宗）一日于宫中得疏一小箧，则皆论房中术者，末署曰‘臣安进’。
帝命太监怀恩持至阁曰：
‘此大臣所为耶？
’安愧汗伏地，不能出声。
及诸臣弹章入，复令恩就安读之。
安数跪起求哀，无去意。
恩直前摘其牙牌曰：
‘可出矣。
’始惶遽索马归第，乞休去。
”[41]万安是宪宗朝的阁老，摘掉牙牌就等于是罢免了他的官职。
所以《续学古编》中也就直接把明代牙牌等同于汉代的官印。
因为牙牌在明代官场中的特殊意义及其可能对明代篆刻（特别是古官称印）的流行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故附述于后。
明代牙牌上署官衔 《续学古编》将牙牌等同于汉代的官印
，首先是因为牙牌上署有官衔，这在宋朝已然，“宋臣黄万石谕其部将米立曰：
‘吾官衔，一牙牌书不尽。
’盖牙牌书衔，在宋已有之，第不知在佩带否？
”[42]明代牙牌上也署有具体的官职和字号，《明史•舆服志》记述牙牌上的字号：
牙牌字号，公、侯、伯以勋字，驸马都尉以亲字，文官以文字，武官以武字，教坊官以乐字，入内官以官字。
[43]
《续学古编》对牙牌上所署官称的描述更加详细：
如六部尚书，吏曰“冢宰”，户曰“司徒”，礼曰“宗伯”，兵曰“司马”，刑曰“司寇”，工曰“司空”。
五军都督属曰“参军”，都御史曰“中丞”，十三道御史曰“侍卿”，通政曰“纳言”，给事中曰“司谏”，太常曰“太常”，大理曰“大理”，两京府尹曰“京兆”，太仆曰“太仆”，翰林曰“太史”，布政曰“方伯”，府曰“二千石”，州曰“州牧”，县曰“令尹”，按察司曰“观察”，蕃王赐印外自制，或曰“某王章”，或曰“某王印”。
[44]
据此，我们知道明代牙牌上所署的官职名称（特别是六部牙牌）恰恰是以古代官称为主。
[按：
据黄惇先生的考证，《续学古编》却是一部拙劣的伪书，大约成书于清初，主要抄了元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与明周应愿（字公谨，吴江人）《印说》（约成书于万历中期，此据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
[45]当然也有作者认为何震的《续学古编》并非伪书。
但无论《续学古编》是真是伪，书中所指出的牙牌上刻古代官称应该是事实，这是明代等级制度的反映。
但《续学古编》的作者说“户曰司徒”，却很有问题，明代其他五部都与《周礼》六官相配，惟独户部尚书不称大司徒，而是以汉代的大司农为户部的别称。
如焦竑《奉赠太宰郑公考绩北上序》：
“其表率百官、统均四海者，无如吏部，而司农、司马与之颉颃而相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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