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天地君亲师溯源考兼论《礼记》的成书时代.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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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天地君亲师溯源考兼论《礼记》的成书时代

就“天地君亲师”溯源考兼论《礼记》的成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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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有很高的知名度。

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

“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

‘天地君亲师。

”,川郭沫若《洪波曲》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是尊师重道的,每家的祖先堂上都供有‘天地君亲师’的香位牌。

”叫张舜徽《仍庵学术讲论集》:

“真正彻底了解‘天地君亲师’五个大字的来源和作用,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幕,可算是了解了一大半。

  现在的问题是,被国人如此看重的“天地君亲师”五字究竟源出何书?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源出《荀子·礼论》:

“礼有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无天地恶生?

无先祖恶出?

无君师恶治?

?

三者偏亡焉,无安人。

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川持此看法者甚多,例如,吴虞《读荀子书后》:

“其《礼论篇》曰:

‘礼有三本: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此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立。

”川钱穆说:

“‘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

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

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

李泽厚说:

‘天地君亲师’从内容和文字上可一直追溯到荀子。

’巾〕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我们认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形成于《荀子》。

  对上述主流看法,笔者不敢苟同。

笔者认为,说“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于《荀子》,有一个关键字被忽略了。

“天地君亲师”中的“亲”字指的是父亲,而《荀子》中说的是“先祖”。

“父亲”与“先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按照儒家的“亲亲”原则,二者在“亲亲”的档次上差别很大。

《礼记·丧服小记》: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

”郑玄注:

“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

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

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

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

这意味着什么呢?

晋陶潜《陶渊明集》卷一《赠长沙公》:

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己为路人。

宋苏询《嘉佑集》卷十四《苏氏族谱》:

“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

”山〕明代学者陈基说:

“凡人,五世而亲尽,亲尽则途人而己。

  换言之,一个人,如果出了五服,就与原来的家族不再亲了;不再亲了,彼此的关系就像是路人那样。

试想,五世尚且如此,何况遥远的先祖呢?

如此说来,五字之中有一个对不上号,怎么能说始见于《荀子》呢?

笔者认为,“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于《礼记·礼运》:

“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仁呼川在这里,“天地君亲师”五字具备。

应该说,持主流看法的学者也并非不知道《礼记·礼运》的这几句话,但他们都认为《荀子》成书在前,《礼记》成书在后。

职此之故,他们就把“天地君亲师”五字的最早出处归之于《荀子》。

认为《荀子》成书在前、《礼记》成书在后的学者很多,除了上文提到的学者外,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该书将《礼记》视为“秦汉之际的儒家”,置于《荀子》之后.3爪再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2009年修订版,该书“礼”字条的释义说“《礼记》发挥了《荀子》的思想”口。

鉴于持此看法者不仅人数多,而且多是泰斗级学者,则《礼记》成书时代的问题不得不辨。

  我们认为,《礼记》原是丛书性质,由49篇《记》文构成,其编者是西汉的戴圣。

而49篇中绝大部分《记》文成书于战国。

其中某些篇的成书早于《孟子》,更不要说《荀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第一,宋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元吴澄《礼记纂言》、明陈士元《孟子杂记》和清焦循《孟子正义》己经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孟子》中有征引《礼记》的事实。

试看下例:

  《孟子·滕文公上》:

“吾尝闻之矣:

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纤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吕按:

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卷三说:

“按上文曰‘吾尝闻之矣’,则此三句亦古语:

‘昔鲁缪公之卒,使人问于曾子。

对曰:

申也闻诸申之父曰:

哭泣之哀,齐斩之情,檀粥之食,自天子达。

’此数句与此正同,《孟子》引之尔。

”按:

金氏所谓“此三句亦古语,《孟子》引之尔”,而金氏所引“昔鲁缪公之卒”以下八句,正是《礼记·檀弓上》文。

吴澄《礼记纂言》卷七:

“盖孟子当诸侯去籍之时,姑以意言其大略而己,疑《王制》所记为得之也。

  吕按:

此盖谓《礼记·王制》之作早于《孟子》。

金氏、吴氏在《礼记》与《孟子》成书先后问题上只是偶一为之。

比较全而地认为《孟子》《礼记》二书相同之文是《孟子》征引《礼记》者,以管见所及,有明陈士元《孟子杂记》和清焦循《孟子正义》。

陈氏在其《孟子杂记》卷二考查了《孟子》征引《礼》的情况,凡24条。

在24条之中,有3条涉及《仪礼》,其余的21条均涉及今本《礼记》。

根据陈氏的考证,《孟子》征引了《礼记》中的12篇,即《曲礼上》《曲礼下》《檀弓上》《檀弓下》《王制》《曾子问》《礼器》《玉藻》《乐记》《祭义》《祭统》《绪衣》。

这就意味着以上12篇《记》,是早于《孟子》成书的。

焦氏《孟子正义》共指出《孟子》征引《礼记》37次,涉及《曲礼上》《曲礼下》《檀弓上》《檀弓下》《王制》《曾子问》《礼器》《玉藻》《乐记》《祭义》《祭统》《哀公问》《坊记》《中庸》《绪衣》《射义》凡16篇。

  

(1)《梁惠王上》:

“孟子曰: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庙厨也。

n[lb]83按:

焦循《孟子正义》:

“‘君子远庙厨’,本《礼记·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

  

(2)《公孙丑下》:

“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

”按:

焦氏《正义》引翟《四书考异》:

“《檀弓上》子思与柳若论丧礼曰:

‘吾闻之:

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

吾何慎哉!

’孟子此言,乃即受之于子思者。

  (3)((滕文公下》:

“《礼》曰:

诸侯耕助,以供巢盛;夫人蚕缴,以为衣服。

按:

焦氏《正义》曰:

“《祭统》:

‘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

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

’孟子所引之《礼》,盖如是也。

  (4)《离娄上》:

“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仁1忍卫吕6按:

焦氏《正义》:

“《礼器》曰:

‘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孟子引此二句,以起为政必因先王之道。

”(5)《离娄上》:

”孟子曰:

‘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

守孰为大?

守身为大。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

按:

焦氏《正义》曰:

“《礼记·哀公问》孔子曰:

‘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

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

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

’又曰:

‘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孟子此义,盖本于此。

  (6)《离娄下》:

“王曰:

‘礼,为旧君有服。

何如斯可为服矣?

’曰:

‘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

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雌。

寇雌何服之有?

”,仁1忍〕按:

焦氏《正义》曰:

《礼记·檀弓下》:

‘穆公问于子思曰:

“为旧君反服,古与叩子思曰:

“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

又何反服之礼之有叩’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义。

  (7)《离娄下》:

“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仁1忍〕按:

焦氏《正义》曰:

“盖‘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此二语当古有之,子思引以说人子之念亲,孟子引之说君子之待横逆。

  第二,当代学者沈从文、杨伯峻、沈文悼、王愕也分别从各自专业的角度论证了《礼记》早于《孟子》或《荀子》。

《顾领刚学术文化随笔》第一编史学篇《新出土文物与文献之结合》:

“沈从文同志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有年,深慨文献与文物之未能结合,并谓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

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

’巾门《孟子·万章上》:

“万章曰:

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

”,杨伯峻《孟子译注》:

《礼记·祭义》云:

‘曾子曰:

父母爱之,喜而弗忘。

父母恶之,惧而无怨。

’可见万章这话系引用自曾子。

沈文悼《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书本的撰作》:

“根据以上的辨析,断定二《礼记》与《荀子》相同之文是荀况抄袭二《礼记》,二《礼记》礼类诸篇成书在《荀子》之前。

”仁球。

又说:

《孟子》《荀子》书中都援引二《礼记》原文,他们手中都有单篇传抄的《记》文书本。

王愕《成书考》:

“我们认为,《礼运》篇主体部分应该是子游记录的,大概写成于战国初期。

  第三,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郭店楚墓竹简》(简称“郭店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的先后问世,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也为《礼记》的成书时代提供了可信的证据。

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

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

……在孟子的时代,己经有了上千年的文化的积累。

如果以经书为代表,不管是《诗经》所代表的人是感情的动物,《书经》所代表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礼记》所代表的人是社会的动物,《春秋》所代表的人是历史的动物,还是《易经》所代表的人是具有终极关怀的动物等等…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

孔子是公元前六世纪后半到五世纪初年的人,其门人即所谓七十子,下延到五世纪前半;其再传即七十子弟子,是在五世纪中晚。

到孟子,距离七十子弟子又隔一世,是在四世纪中晚。

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与孟子的活动后期相当,墓中书籍都为孟子所能见。

《孟子》七篇是孟子晚年撰作的,故而郭店竹简典籍均早于《孟子》的成书。

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典籍》:

郭店简又影响到对《礼记》的看法。

((绪衣》收入《礼记》,竹简中还有不少地方与《礼记》若干篇章有关,说明《礼记》要比现代好多人所想的年代更早。

……现在由郭店简印证了《礼记》若干篇章的真实性,就为研究早期儒家开辟了更广阔的境界。

彭林《郭店简与的年代》:

“《礼记》通论诸篇当作于战国。

”(按:

《礼运》篇即属于通论声以上三点理由,从论证方法来说,就是通过传世文献与新出土文献互相印证,可以说,己经成功地论证了《礼记》的成书早于《荀子》。

既然《礼记》的成书早于《荀子》,则“天地君亲师”五字的最早出处自当是《礼记》。

  实际上,宋元学者在谈到“君亲师”时,也往往与《礼记》挂上钩。

南宋学者俞文豹《吹剑三录》云:

“韩文公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然其说不过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愚以为未也。

《记》曰:

‘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君以正而用之。

’是师者固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

夫与天、地、君、亲并立而为五,则其为职必非比于传道、受业、解惑也。

俞文豹《吹剑录外集》又云‘民生于三,而事之一’,谓君、亲、师也。

《记》曰:

‘师岂当于五服,五服不得不亲。

’又曰:

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孔子卒,门人若丧父而无服。

元陈栋《定宇集》卷十三《历试卷》:

“人生于三,事之如一,君、父、师是也。

天生时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是师也者,上参乎君父之尊,而下为朋友之伦中之最尊者也。

”,元王义山《稼村类真》卷十六《讲义》:

“《记》曰:

‘天生时,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

’夫言天地而与师并言,以此见天地与师道并,一日无师道,虽天地不能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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