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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将该学会的最高奖（每两年一次）、授予对经济学理论影响最大的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颁发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马修·拉宾（MatthewRabin）。
这是1947年设立该奖以来，首次授予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
同时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也3次授予行为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阿克劳夫George、卡尼曼DanielKahneman），这说明非理性经济学于其对新经济现象的良好解释已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实际调查为根据，对不同环境中观察的人的经济行为进行比较，然后加以概括并得出结论。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特点是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理性经济人概念。
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例如人在做经济决策时的动机、态度和期望，从而将心理学研究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以观察现在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并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设的不足。
正因为如此，行为经济学已确立的原理越来越受到理论界、企业、政府等方面的关注和兴趣。
行为经济学的崛起，对传统主流经济学基本理论前提提出了挑战，也进行了拓展。
一
传统主流经济学假设人类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并且都是自利的。
所谓“理性行为”是指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的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近乎正确的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其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所谓“自利”，是肯定追求自身利益是导致人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此产生的行为有人本身内在的生物学根据。
在“自利”的基础上，传统经济学就衍生出一个核心的命题，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会无意识、有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而会导致个人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
亚当·斯密虽未明确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说，但却对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内涵作了如下经典的表述：
“每个人都力求运用他的资本，生产出最大的价值。
一般而言，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促进多少。
他只考虑自己的安全，自己的所得。
正是这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实现着他自己并不打算实现的目标。
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常常能够，与有意去促进相比，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公益!
”亚当·斯密认为，正是这一理性经济人的动机，激励和推动着人们去完成他们原本不会去从事的艰巨工作。
斯密相信经济秩序服从着一种内在的逻辑，并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去达到某种确定的目的。
而后约翰·穆勒又依据西尼尔所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对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进行了形式化的处理，明确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说。
正是于传统的经济学将经济主体与客体进行了抽象的演绎，经济学的框架才得以形成，后来的主流经济学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之上的。
随着边际革命的出现，“经济人”的假设又不断地被抽象化和理想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理性”被极端化地理解为仅仅是一种数学的计算，也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的概念，即目标函数的极大化。
依据戈森定律，杰文斯、瓦尔拉和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消费者的理性假说，推导出了消费行为上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将使消费行为在某种预算约束下扩大到边际平衡点。
此后，在帕累托对效用度量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希克斯把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结合起来，将偏好变成一个可以最大化的指数，从而提出了两曲线相切点而确立的最大化满足的消费结构，避免了对满足的价值判断。
萨缪尔森又给出了经济行为者的理性选择进行经济分析的菜单。
在他看来，经济学本身就意味着最大化行为，消费者使效用最大化，生产者使利润最大化。
经济人假设在弗里德曼等人那里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弗里德曼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随机模型，证明一个按照随机游动花钱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费者，他的消费行为最终会被迫停止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因此，可以假设一些消费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
在主流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已经涵盖了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甚至所有的人类行为主体，他们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经过精密的计算和仔细的权衡，对可供利用的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最优的选择。
这就导致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和演绎。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确有很多优势，如前提假定可以用数学语言描述的一清二楚；逻辑推理的严密精确，可以有效防止漏洞和谬误；还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能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更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使用精制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使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的汲取有用的信息。
这些优点在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正是体现了主流经济学“美丽和魅力”的所在。
毫无疑问，在一定的情况下理性经济人假设确实可以减少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研究所带来的困难，能够产生出非常动人的数学模型，从而有利于经济学家深入地分析经济问题。
但是这种象牙塔里炮制出来的东西，因与现实脱节太多，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却往往显得苍白和无力。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指出的那样，理性经济人假设本身是极为虚弱的，它的合理性和显而易见的力量仅来自于一些补充性的假设，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质性假设等等。
尤其是经济行为者个人之间的同质性假设更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它否定了经济行为的根本假设，即经济活动是建立在个人差异引起的交易的收益之上的。
正因为理性经济人假说存在有严重的缺陷或不足，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得主西蒙（Simon）教授，都对其进行了深刻的质疑与批评。
西蒙认为理性经济人应该改为有限理性，因为人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很难对将要产生的结果进行完全的了解和正确的预测。
在进行决策的时候，还要受到决策人的技能、价值观、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每个市场行为者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的行为，只能在有限的理性条件下进行经济活动。
同时，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不同成员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企业可能会选择非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因为决策中不但要涉及自我利益，还需要考虑社会角色，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以决策者只能企图寻求一个兼顾市场、利润及公平的“足够好”的结果。
制度经济学家也认为除了物质利益之外，人还有安全、自尊、感情等社会性的需求，所以应该将这些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的效用函数。
人的行为直接依赖于他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个人的动机与目标受其环境的控制和引导，因此制度的作用将非常重要。
于社会环境是十分复杂的，随着交易的增加，其不确定性也会上升，此时的信息就会更加不完全，制度经济学家也同样强调了人理性的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做决策所必需的细节和计算上，更普遍的决策行为依赖于习俗、直觉、惯例、意志和模仿等上，它不具有极大化的特征。
贝克尔则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传统“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
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最新发现也否定了关于人的行为总是或基本上是理性的看法。
蒂博·西托夫斯基（TiborScitovsky）在其《人是理性的，还是经济学家错了》一文中明确指出，传统经济学产生于理性的时代，因而把理性作为它的基本假定之一，但今天已经进入了非理性时代：
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揭示了人们实际受隐蔽的、非理性力量的推动，经济学家好像置若罔闻，仍然坚持人类理性的假定。
他进而断言，经济学家之所以没有发现非理性的证据，主要是于他们不想去发现它。
以霍尔和希奇（Hall&Hecht）领导的“牛津经济研究组”和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Lester）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也否定了“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方式。
这些调查从经济学意义上验证了一条心理学法则：
耶基斯一多德森法则（YerkesDodsonLaw），这一法则指出：
在低水平压力下，个人并不努力去计算他们的决策，但当压力增大时，他们会倾向于以最大化方式行事，超过了每个点，过大压力会引致迷惑和低水平的决策实绩。
阿玛蒂亚·森更是言辞激烈地把“理性经济人”假设斥之为是“理性的白痴”。
他进而建议应该建立一种比理性原则更为复杂的理论结构。
阿玛蒂亚·森在另一部著作中也指出，即使人们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行动，正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也不必然是正确的，因为在这种道路上存在许多障碍，特别是于我们都会犯错误，都会陷入混乱，“冷静的理性方式可以充斥我们的教科书，但世界要丰富得多”。
当代心理学的无意识理论也已证明人的行为的动力来自无意识的冲动，而社会学和哲学的发展表明，人的认识能力和态度倾向，只有在其置身于其中的文化传统和其他行为环境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正是在这一对理性经济人质疑与批评的大潮中，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并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和拓展，认为这些假设都是不现实的。
二
如上所述，行为经济学的特征是将人们的心理行为特征结合到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来。
行为经济学认为，经济行为是社会中的人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以客观化形式外在表现出来的对经济刺激的主观反应。
经济刺激，如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税收以及经济信息媒介等，是经济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经济行为不是经济刺激的直接映射，其间还需要经过一系列中介变量的作用，这些变量包括个人目标、价值观念、期望、认知方式、收集及整合信息的能力、对经济政治问题的兴趣等。
经济刺激通过中介变量的加工制作形成经济行为的意向，而意向的外在显现才是人们所能看到的经济行为。
基于这样的观点，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现象的研究应该从经济行为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内在心理机制以及从心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人手，探索一种经济现象与其它经济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寻找经济过程中此及彼的运动轨迹，揭示经济现象和本质。
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逻辑与传统经济学相反。
传统经济学是首先假设理想状态然后放松假定逐步靠近现实状态；而行为经济学则是关注社会经济的现实状态，即“实际发生了什么”，然后寻找出现实状态的深层原因。
行为经济学认为，传统经济学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死板的假设基础上的，即认为“个人具有稳定和连续的偏好，并用完全理性使偏好最大化”，这一行为准则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人们会合理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因而经济的运行也具有自身的“理性”，所以经济学应是“没有道德”的科学。
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主张把经济学当成如同物理学一样的科学，主张用实证的方式建立模型或数字方程式。
行为经济学认为这种假设是不现实，并且在现实的实践中经常受到背离。
行为经济学认为，从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其实几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是把复杂的心理学纳入自己的思维之中的。
经济学必须承认，人也有生性活泼的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引导的成分。
在现实的经济实践中，人本身就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经济活动本身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如储蓄行为中的“夸张贴现”和股票市场上的非理性行为就都是很好的例证。
莱布森（DavidLaibson）认为，经济人完全理性意味着当人们能够预期金钱收入但尚未收到时，他们是能够相当理性地在消费和储蓄上作出规划的，并且在有限的刺激下，人们愿意储蓄和推迟开支，从而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储蓄进行投资，推动整个经济增长。
但是当钱真的来到时，人们的意志便崩溃了，钱往往立即被花掉，这就是所谓的“夸张贴现”。
因为在人们的时间偏好中，短期贴现率往往要大于长期贴现率，夸张贴现率正是抓住这一特征，认为人们并不是合乎理性的在一生中对开支和储蓄统筹安排，而是从年轻到年老都负债。
理查德·泰勒（RichardThaler）“发现，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往往卖出已有利润但股价仍在上涨的股票，又常常死抱着已亏损而且股价持续下降的股票，这两种行为均是非理性行为。
又如股票市场不是对公司的现实，而是对投资者情绪作出的反应，而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势、环境影响往往是导致并不理性的错误。
按照传统经济学家的假设，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时，他们会根据概率规则形成正确的主观可能性判断。
但研究者已经证明了很多人在不确定情况下所作出的不合理判断。
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AmosTversky&DanielKahneman）通过指出人们在判断时依赖于“拇指原则”，即人们是依据经验等应付当前的复杂工作。
这些经验往往相当有用，但也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的错误，形成偏差。
如在一项对贴现交易经纪公司的研究中，奥德和他的同事布莱德·巴伯（Odean&BradBarber）有一个重要的发现，1991—1996年，这家公司平均每个帐户的年回报率是%，但那些交易最频繁的20%的帐户（每月交易期证券的%，而公司帐户的平均水平是%）的年平均回报率只有10%.换句话说，这些最优信心的投资者（说他们有信心，是从他们大量的交易中得出的合理假定）的业绩还远不如那些不如他们“自信”的投资者。
象所有的习惯一样，投资习惯也有给人们带来好处的时候，例如人们习惯于在头脑中把那些为房屋的定期还款之类的东西视为是不可动用的。
但这样的“头脑计算”的习惯有时也会让人们把钱白白地扔掉。
正因为如此，赌徒们在赌钱的时候几乎总是不计后果。
对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的批评，集中在行为经济学家近期取得的“预期理论”和“过度自信现象”、以及“典型性启发”等行为特性的研究上。
预期理论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1979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上的开创性论文《预期理论：
风险下的决策分析》一文中提出的。
于在主流经济学中，评价个体的效用水平通常采用预期理论。
于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很少涉及不确定情况下的真实行为，因而在实际运用上具有简便的优势，但传统的预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系统性的误导了人们对人类行为的认知。
例如人门在选择彩票时，就经常违反这一理论。
卡尼曼的实验显示，当被问及是选择25%的机会赢得3000元，还是选择20%的机会羸4000元时，65%的人选择后者。
这一结果与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推导的结果是不矛盾的。
但当这些试验人群被问及是选择100%的机会赢得3000元，还是选择80%机会赢4000元，则80%的人会选择前者。
这一结果显然与传统的预期理论的推导相矛盾。
按照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定义，在第二个试验中，前一个选择的预期效用为3000元，而后一选择的预期效用为3200元，理性行为人应该选择后一个机会。
第二项试验很具有代表性，说明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确定性较高的方案。
卡尼曼的预期理论研究的是人们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如何作出决策的理论，主要针对解释的是传统理论中的理性选择和现实情况相背离的现象。
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来自于认知心理学的“损失厌恶”，即人们对于自身福利水平的减少比增加更加敏感。
于损失规避的特征，效用函数表现在正的增量是凹的，表现在负的增量则是凸的（新古典模型则表现为效用函数所有点都是凹的）。
从而，人们在已经亏损的情况下，会成为一个风险追求者，而不是一个风险厌恶者。
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关于偏好的假定，从而有力的解释了人们决策和行为与数量模型的偏差。
此外，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一个决策参考点来判断预期的损益，而非着眼于最终的财富状况：
在心理预期的过程中，人们会把决策分成不同的心理帐户来考虑，常常拥有自信情节，高估已经拥有的商品或服务，并且倾向于增加这类物品或服务的使用次数。
行为还表现出易获得性偏误、小数法则偏误、从众心理、框架效应等一些心理现象。
这些都不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方式，但却是在客观经济行为当中被证实经常发生的，而行为经济学正为它们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在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对人们过度自信现象的研究开展的很早。
李奇登斯坦（Lichtenstein）等人早在1977年就做过相关的试验，他们让试验对象回答简单的是非题，然后请他们自己给出答对率，结果显示：
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答对率。
在普通投资者中间过于自信的现象更为明显。
人们为何倾向于过度自信呢?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应该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而纠正他们的过度自信。
因而过度自信显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现象。
过度自信还可以追溯到“典型启发”，即人们试图将事件归类为已知类别中的某一典型类，然后在预测中过分的强调这种分类。
这种启发的后果势必使人们倾向于在随机数据中“发现”某种规律，进而导致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所有的信息都过度反应或都反映不足；事实上两种效应通常是混合在一起的。
席勒（Shiller）、莱罗依和波特（Leroy&Porter）等人在大量的实证基础上最先提出证券市场上存在“一般过度反应现象”：
即投机性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其基本价值总是有所偏离，而这种偏离在较长的期限内又趋于消失。
“一般过度反应现象”的存在使投机性资产的价格比有效市场假设下产生的价格波动要大得多。
股票的价格对一些信息或其历史价格有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在投资者逐步清醒后渐渐消失。
过度反应现象使有限市场理论遭到严厉的抨击。
紧接着，德·庞特（DeBondt）、泰勒（Thaler）、法玛（Fama）以及卡特勒和波特巴（Cutler&Poterba）等学者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
他们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发现，在35年的期限内观察，股票的前期过度反应逐步恢复，股票的收益呈负的自相关性。
莱罗依和波特还发现，被分析家认为低盈利增长率的股票在业绩公布时价格会飘升；而被认为高盈利增长率的股票在业绩公布时价格会骤降。
这一现象与市场反映的假设是一致的，即分析家在作决策时过于注重公司的历史经营状况，预测偏差只能在消息公布后得到纠正。
此外，在股票的首次公开发行中也存在过度反映的明显迹象。
金融市场中与过度反应相对的是“反映不足”现象。
市场上有重大消息时，股价波动平平；而一些较大波动却出现在没有什么消息的日子里。
卡特勒、波特巴和萨默斯（Summers）在研究中还发现，许多重要的指数在较短期限内的短期收益具有正的自相关性。
这种现象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证实。
“反应不足”最常见的就是市场对刚刚公布的信息没有足够的反应力度，随后才逐步修正的现象。
传统经济学假设经济人具有稳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并能理性地使其偏好效用最大化。
但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的面向，人们认知判断上可能会随时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还有许多的发现都使人们更加怀疑选择是否能够反映稳定、明确的偏好。
在过去几年里，行为经济学家已经广泛研究了“偏好逆转”的现象：
当人们遇到一对期望值大约相等的赌博组合时，他们会经常选择其中之一，然而另一个的标价却更高。
特沃斯基（Tversky）和泰勒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
H赌注有8／9的机会赢得4美元和1／9的机会分文不得，L赌注有1／9的机会赢得40美元和8／9的机会分文不得。
大部分测试者选择了H赌注。
但是当要求他们给出自己愿意出售赌金的最低价钱时，大多测试者对L赌注订的价格更高。
总之，人们会选择更有机会赢得的选项，但对于赢大钱的机会很小的赌金却会以高价出售；而传统经济学理论却预言这两种不同的诱因程序应该得出偏好相同的结论。
无意的观察，白省及心理学研究都证明时间一致性假设是极端错误的。
当我们今天觉得明天最好不要暴饮暴食时，明天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暴饮暴食，当我们今天认为明天必须写一份仲裁报告时，明天我们却可能拖延。
这说明我们追求短期的及时行乐与长期偏好在现实中可能会并不一致。
行为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常常有低估他们自身行为和外生变量对未来效用的影响，从而夸大了未来偏好与现在偏好相似的程度。
此产生了预测偏差。
行为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一个人的现在福利不仅受其现在消费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受他过去行为、偏好中暂时的变动以及环境中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家还规范了人们对未来效用预测偏差的含义，他们认为人们倾向于低估其状态中的变化效果，从而错误地预测了未来偏好，而且会导致动态选择环境中的系统性偏差。
预测偏差是广泛存在的，而且产生预测偏差的环境是多样的。
人们还经常低估偏好中短期的短暂变化，低估依赖于先前选择的偏好中的变化。
预测偏差意味着预测的效用不必与实际效用相符，人的行为也不必与正确的效用最大化相符。
行为经济学的上述研究成果证实，人们对未来的事件，不可能像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假定的那样能计算出一个确定的风险概率，预期具有主观性，而且影响人的行为，使人的行为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
同时，现实中的人们即使明确知道最佳选择方案，也可能无法做出这种选择。
而且人们往往是基于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利益做出选择的。
这些行为都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不符。
传统经济学假设人类行为都是自利的，这一自利的行为还会导致个人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
但行为经济学认为，纯粹的自利已无法解释自愿捐献、干旱时的自愿节水、储蓄能源以解决能源危机以及牺牲金钱从而对不公平的待遇进行报复等社会现象，无法解释人类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非物质动机”和“非经济动机”。
因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不仅仅只是“自利”，也有情感、观念导引和“社会目标”引致的成分。
因此，很有必要将社会动机的一种形式——利他或是人们对他人福利的关心纳入经济分析中。
行为经济学家在实验中发现，于人们偏离了狭义的自利，他们会选择那些不会最大化自身收入的行为，当这些行为影响他人收入时，人们会在交易中牺牲金钱以惩罚那些对他们不利的人，或是与那些没有要求分配的人分享金钱，以及自愿为公共物品做贡献。
对此，从已经建立了的“社会偏好”模型来看，它们都是假设人不仅有一种自利的愿望以得到高收入，而且也会关心他人的收入。
现存的“社会偏好”模型可以分为两个范畴，分别是厌恶差异偏好和互惠性偏好，厌恶差异偏好模型假设人们只关心收入分配，他们试图减少自己与他人收入的差异，当他们盈利时会做出牺牲以帮助他人，而当他们亏损时则会不帮助任何人，甚至伤害到一些人，也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损害的牺牲，这种偏好称之为“厌恶差异”。
而在互惠性偏好模型中，一方是基于他对另一个人是否公正对待他的信念来增加或降低另一方的收入的。
行为经济学家还运用了具有二元选择的简单博弈对“社会偏好”模型进行了直接的检验，其结论支持了流行的“拟极小极大偏好”（指采用使收益的极小值达到极大的博弈策略），即人们做出牺牲以提高全体特别是最低收入者的收入。
另外，行为经济学家还认为互惠性也是人类的动机之一，即人们不愿意做出牺牲以交换商品，除非是为中立方做出牺牲；当其他人不愿意牺牲时，人们也不愿意以牺牲来达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基于以上观点，被视为“厌恶差别”的行为实际上是互惠性和类似极小极大的偏好的组合，每个人都愿意做出牺牲以只将类似极小极大的分配给予那些追求这种分配的人，并会做出牺牲以惩罚不公正的人。
行为经济学的这一研究结论证明，人的自利是受到限制的，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强调了“自利”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动力，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非经济动机”的存在。
三
几个世纪以来，基于牛顿模式和笛卡尔二分法的理性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着理论界的主导地位。
在理性主义者的视野里，那就是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结构模式，似乎是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最好的科学理论结构。
这一思维模式对经济科学的影响就是在人为地设置了经济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并且还使得经济学为着“科学化”的梦想而在刻意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沿着纯粹理性公理化的“科学”逻辑走向了封闭和僵化。
其结果是造成了主流经济学从其狭小的“理性世界”出发只能提供一个关于真实世界的局部而不真实的认识。
例如经济学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在纵向上具有历史时间的封闭性，即架空了制度背景，排除了时间维度的变化；在横向上具有学科领域的封闭性，即脱离了社会、政治、法律、伦理等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而孤立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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