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述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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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述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述评

　　[摘要]：

文章对国内外学者就中国OFDI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和总结。

国外就该主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已相对成熟，国内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延续了国外的思路和方法。

国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动机和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国内学术界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竞争优势、区位选择、投资模式、对投资国（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效应等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关键词]：

中国OFDI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

　　1.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研究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

邓宁教授（2006）就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重要性以及对中国政府的启示等问题做了探讨。

比利时安特卫普国际管理与发展中心（CIMDA）主任丹尼尔.封.登.布尔克教授（2006），以东道国为欧洲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基于20世纪80年代到2005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流量、占全球总数的百分比，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等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重要性。

　　2.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研究

　　比利时学者丹尼尔.封.登.布尔克教授（2006）通过比较中国公司对于国际拓展动机，比如规避风险、寻求生产材料资源、促进生产、环境保护、扩展市场、引进生产与管理技术等，最终比较结果为寻求新的市场、新技术、新专业技巧，寻求法律帮助与政策支持是排在前列的动机。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研究

　　随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现象，国外许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探讨。

　　邓宁教授（2006）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新主体，在投资区位选择和投资方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所不同，用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已经难以做出解释。

中国FDI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于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这就否定了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观点，即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在经济和地理上的相近性，在国际投资区位选择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中国2003年OFDI（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位于发展中国家第五位，2008年已成为亚洲和非洲最大的两个投资者之一。

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教授巴克利（Buckley）和沃斯（Voss）（2006）利用独特的政府机构数据集，对中国OFDI数据（1979-2001）做了计量经济学分析。

他们设计了很多经济和政治的相关变量，以研究中国OFDI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传统的FDI和跨国公司理论所解释，希望推进对中国跨国公司的研究议程。

尽管国际学术界不断关注中国的对外投资，但相对于对中国引进外资的研究而言，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活动，尚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足够关注。

　　二、国内研究

　　1.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目前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的研究主要是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或以垄断优势理论为理论框架来探讨。

川黄静波、张安民（2009）基于1982～2007年中国外向投资流向的分析表明：

中国OFDI和出口、能源需求、GDP、制造业RCA指数显著正相关，且出口、能源需求的变化对中国OFDI影响最大；此外，中国的OFDI并没有显著表现出规避贸易壁垒的特点，经济制度的变化对企业“走出去”影响也不显著。

苗洪亮（2010）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可以归纳为资源导向、生产外包、追求剩余利润、突破为贸易服务的局限等方面。

　　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并不具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垄断优势，传统用于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因此，一些学者尝试构建新的模型来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朱美虹、池仁勇（2011）对浙江温州的3家中小企业OFDI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归纳出浙江省中小企业OFDI的动机为：

依托中国政府OFDI有利的政策，避开贸易壁垒，以巩固、扩大和开辟商品与服务市场为出发点。

　　2.关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竞争优势

　　鲁桐（2003）对在英国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司的问卷调查，反映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情况。

易长军（2008）则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总体绩效偏低，企业竞争力偏弱。

庞晓东（2004）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总结为――微观方面的优势：

（1）适应不同投资需要的综合规模优势。

（2）技术和设备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3）低廉成本和低价营销优势；宏观方面的优势：

（1）对外投资的政策环境不断完善。

（2）加强了企业海外投资保障机制的健全。

　　3.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

（1）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特征的视角

　　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特征的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文献比较多，这类文献多以引力模型或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理论框架展开。

项本武（2009）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和动态效应。

陈恩、王方方（2011）考察了现有研究理论与经验假说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适用性。

（2）基于东道国制度的视角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现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梯度”投资模式。

因此，国内一些学者纷纷从制度尤其是东道国制度视角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贺书锋、郭羽诞（2009）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那些与中国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少、国际地位相似、政治关系定位较高的东道国。

王建、张宏（2011）从东道国政府治理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结果发现，东道国“政府施政有效性”、“贪腐控制”指标与中国OFDI显著正相关，而东道国“公民参政与政治人权”、“政治稳定程度”、“市场经济限制程度”、“司法有效性”等指标与中国OFDI关系不显著。

　　国内已有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也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

如一些学者从东道国制度质量视角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但缺少从母国制度质量的视角加以研究，更鲜有文献从母国与东道国制度的差异即制度距离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事实上，基于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的研究能将母国与东道国纳人到同一个分析框架，更能揭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内在规律性。

　　4.关于中国对外投资模式

　　卢进勇、闫实强（2006）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结为9种模式：

建立海外营销渠道投资模式；境外加工贸易投资模式；海外创立自主品牌投资模式；海外并购品牌投资模式；海外品牌输出投资模式；海外资产并购模式；海外股权并购模式；国家战略主导投资模式；海外研发投资模式。

张晓森（2007）总结出两种模式：

一种是以海尔为代表的“先难后易”式；另一种是以TCL为代表的“先易后难”式。

　　5.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1）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学术界一直以来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贸易替代或贸易促进。

这两种观点也就是日本学者小岛清所论述的“美国式直接投资”和“日本式直接投资”。

“美国式直接投资”的实质是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贸易，而“日本式直接投资”的实质是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目前，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检验结果多支持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观点。

如蔡锐、刘泉（2004）基于“边际产业理论”，证明了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存在互补关系。

俞毅、万炼（2009）通过建立VAR模型，认为虽然在长期内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关系，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互补关系，但在短期内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2）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内容。

由于使用的方法、样本期间以及数据来源的差异，导致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些研究甚至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

　　一些学者经过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如李梅（2010）利用1985-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模型研究发现，OFDI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受到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吸收能力的制约。

霍杰（2011）利用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OFDI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省际差异，对外开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差异。

　　（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从宏观层面来看，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

因此，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

胡虎子（2011）通过建立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经济增长对出口和对外贸易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强于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

　　总体来看，目前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比较多，但相关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具体体现在：

一是使用的方法比较简单，目前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文献中多以时间序列分析为主，使用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比较少；二是在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关系时，没能将相关控制变量纳人模型，这可能造成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三、文献述评

　　与发达国家成熟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双重身份下进行的，没有先例可循。

因此，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内外学者通过借鉴国际经典理论，建立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非常好的研究成果。

　　但针对己有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1）目前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分布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区位选择的分析，虽有少量研究涉及到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但多是描述性分析，尚缺乏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系统性研究；

（2）已有研究缺乏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差异性的事实性特征及动态收敛机制的深入分析；（3）虽有文献分析了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也有学者从东道国的角度分析了东道国制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尚缺乏基于母国制度的视角对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影响基础进行研究；（4）虽有学者研究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并且将主要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进行比较研究的较少。

　　因此，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并且可以深刻把握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溢出效应，进而为我国地区间对外直接投资的均衡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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