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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国画赏析

【名称】明唐寅杏花茅屋图

  【类别】中国古画

  【年代】明代

  【文物原属】私人收藏

  【文物现状】上海博物馆藏

  【简介】绢本,设色,纵;147.8厘米,横:

73.2厘米。

  唐寅曾从苏州老师周臣学习,也受过沈周的指点。

他的绘画在基本技法上,是透过接受从李成、郭熙到李唐的传统,而在笔墨情趣和意境上,则是文人的素质,可以说是画匠士气俱有。

《杏花茅屋图》是他风景画中一幅富有生气的作品。

画中高峻的山峰,叠叠泉流,摇曳的松树,布置合理,意境清远,的确能显示唐寅的才子之风,同时又体现了他那坚实的传统绘画功力。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号桃花庵主,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别号。

江苏苏州人。

举乡试第一(解元)。

后因科场舞弊案受牵连,功名受挫,又遭家难,经历坎坷。

后半生在苏州城西北桃花坞建一“桃花庵”,以卖文鬻画闻名天下。

时与徐祯卿,祝允明,文征明,切磋文艺,号“吴中四才子”。

唐寅“任逸不羁,颇嗜声色”,自署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他博学多能,吟诗作曲,能书善画,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大画家,擅人物、山水、花鸟。

唐寅书法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頫,更受李北海影响,笔画俊逸挺秀,婉转流畅,笔力稍弱,钩挑绵软,看不出一丝狂态。

王世贞评曰:

“伯虎入吴兴堂庑,差薄弱耳。

”(《州山人稿》)流传墨迹有《自书诗》、《联句诗》、《落花诗卷》等。

 

【名称】宋赵佶《瑞鹤图》

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082~1135年),神宗11子,哲宗弟。

哲宗病死,太后立他为帝。

在位25年,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

赵佶,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

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死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

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

唐明皇李隆基因为爱美人(宠爱杨贵妃)丢了江山。

宋徽宗赵佶因为玩物丧志(酷爱书画),同样丢了江山。

这是历史的巧合吗?

宋徽宗不去画画,北宋的江山就不会丢失吗?

恐怕不尽然。

  北宋覆灭的偶然中有着历史的必然,宋徽宗的作为只是加速了这个偶然的到来,他昏庸不理朝政,最后成为流亡皇帝。

失国之痛,令其不可承受,最终命断北国。

宋徽宗在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书画方面却有精深造诣,他的字体称之为“瘦金体”,是我国古代书法中极有艺术价值的一种书体。

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文化发达的年代,文人享有很高的地位。

宋徽宗酷爱书画,在宫廷里设有画院,给画师们以优厚的待遇。

宋徽宗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在画院里,与画师们赏画、作画、论画、评画。

  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见图),就是宋徽宗的一幅代表作。

这幅作品的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的首都汴京(现河南开封)。

当日正是一年一度最热闹的元宵佳节,每年的元宵节京城都要举行长达五天五夜的盛大灯会,晚上文武百官陪着皇帝在宣德门城楼观赏满城灯火。

这天晚上,宋徽宗亲自登上宣德门城楼与民同乐,直到很晚才高兴地回宫。

第二天一大早,突然有官员向他来报告,说宣德门上空出现了一幕罕见的吉祥景象。

汴京宫城的端门上空突然飞来了一群仙鹤,在城楼上盘旋飞舞,争鸣和应。

整个皇城内外,官员、百姓都争相观望,并纷纷赞叹“这是太平盛事,真是吉祥之兆啊。

  宋徽宗赶到现场,看到了这一奇观。

还见到有两只仙鹤落到殿脊上,久久不肯离去。

他非常高兴,回宫后立刻叫人拿来上好的细绢和精致的笔墨颜料,以精微灵动的技艺,亲自把这一奇丽的景观用半写生的方式画了出来。

这幅画画好之后,宋徽宗意犹未尽,又提笔以独特的瘦金体书法记述了创作这幅画的情景并作诗题。

诗、书、画结为一体,构成完美的艺术境界。

  细细观赏这幅画,徽宗一改从前花鸟构图的常规,把花鸟与风景相结合。

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画中重点描绘了群鹤曼妙的舞姿,立于屋顶的两只鹤,一只翘首观望,怡然独立;另一只刚刚落下,微展双翅。

空中鹤群也极富变化,刻画入微,栩栩如生。

整个画面给人一种祥瑞之气从天而降的感觉。

  然而这样一幅展现太平盛世、预示祥瑞之兆的作品,却并没有给国运日渐衰败的北宋王朝带来任何转机。

公元1127年,金兵一举攻陷都城汴梁,在位25年的宋徽宗最终沦为亡国之君,御笔《瑞鹤图》也随之流落民间。

清乾隆年间才被收回宫廷。

此画清末随末代皇帝溥仪辗转流亡。

直到1950年.这幅传世千年、劫后余生的《瑞鹤图》才回到人民手中,入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是宋徽宗赵佶之“御笔画”,构图和技法俱皆精到:

构图中一改常规花鸟画传统方法,将飞鹤布满天空,一线屋檐既反衬出群鹤高翔,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绘画技法尤为精妙,图中群鹤姿态百变,无有同者,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颠沛流离悲剧折腰皇族藏家

  北宋政和二年上元之次夕(即公元1112年正月十六日),都城汴京上空忽然云气飘浮,低映端门,群鹤飞鸣于宫殿上空,久久盘旋,不肯离去,两只仙鹤竟落在宫殿左右两个高大的鸱吻之上。

引皇城宫人仰头惊诧,行路百姓驻足观看。

空中仙禽竟似解人意,长鸣如诉,经时不散,后迤逦向西北方向飞去。

当时徽宗亲睹此情此景兴奋不已,认为是祥云伴着仙禽前来帝都告瑞——国运兴盛之预兆,于是欣然命笔,将目睹情景绘于绢素之上,并题诗一首以纪其实。

  但“祥瑞之兆”却难以挽回衰败的国运,此后第十五年,即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都城汴梁。

宋朝军民纷纷起来抗击金兵,金人自知无力吞下这个腐朽然而却十分庞大的帝国,遂尽掠九十二府库160余年所积藏的金银财宝、书画珍玩等,连同徽、钦二帝及皇族、臣僚三千余人席卷北去,《瑞鹤图》遂散落民间,不知去向。

  600年后,《瑞鹤图》竟奇迹般现世,归藏清内府,倍受诸帝珍爱,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重编”、“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等玺印,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之中。

入清内府前,《瑞鹤图》曾经元胡行简、明项元汴、吴彦良等人递藏。

  1945年8月17日,溥仪随身携带数箱珍贵书画及珠宝玉器欲乘机逃往日本,途经沈阳时为人民解放军及苏军截获,此批重要文物随即被护送到东北银行代为保管,其中就包括《瑞鹤图》。

1950年,劫后余生的《瑞鹤图》等一批清宫散佚书画入藏东北博物馆(即辽宁省博物馆)至今。

  “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瑞鹤图》见证了中国宋、元、明、清几代封建王朝的兴盛覆亡,历经了生死攸关世事沉浮的变幻沧桑,得以完整留传至今,实在是历史的珍宝,收藏的传奇。

  

  瘦金御笔妙卷静陈博殿厅堂

  

  说起《瑞鹤图》作者,也颇有悲剧性传奇故事可述:

北宋最后一位皇帝——宋徽宗赵佶,因政治上昏庸腐朽,软弱无能,曾出演了一幕受辱金人、丧失大宋半壁江山的历史悲剧,父子双双五国城“坐井观天”,最后抑郁而终。

然而“独不能为君”的赵佶却显示出非同凡响的艺术造诣,早年即远离纨绔,喜与文士交游,倾心于书画创作。

他的草书如龙游虎跃,别具一格的“瘦金体”,更为后世争相研习之典范。

他在书画方面的才能,给中国灿烂的艺术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在位27年间,由于他的倡导,始有宣和画院之盛况,对发展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贡献颇大。

传世宋徽宗赵佶的画有两种,一种是“御笔画”,一种是“御题画”。

“御笔画”出于赵佶的亲笔,“御题画”则由他人代笔作画,徽宗书题押款,由此宋徽宗名下之作数量虽多,其中尚有部分为代笔,而《瑞鹤图》独具清俊潇洒之格调,形神兼备,经学者考证属赵佶之“御笔画”。

  赵佶绘画,注重写实,讲究画理法度。

据载赵佶曾亲自挑选宫廷画师,设题画鹤。

众生员少有中的者,皆因生员们虽画鹤姿态万千,竟无几人细查仙鹤踏石之足先左或右,直至徽宗钦点,方才彻悟。

他还曾要求画师笔下花卉,能够表现不同季节、不同时间应具有的特定情态。

自其登基后,陆续描写过各种奇花珍禽,并按题材编制成册,名为《宣和睿览册》,所载作品山水、人物、花鸟具佳,仅《瑞鹤图》就描绘了二十种鹤的不同姿态,均源于其对周遭事物的密切观察。

追溯徽宗及其祖辈,似乎多偏好黄道之事,曾数次以此异景昭示天下以证祥瑞,如《六鹤图》等等。

《瑞鹤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是赵佶书画珍品中难得的诗、书、画具为上乘之作。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瑞鹤图》绢本,设色,纵51.8厘米,横138.5厘米。

无论构图或技法都有其精到之处。

图绘彩云缭绕之汴梁宣德门,上空飞鹤盘旋,鸱尾之上,有两鹤驻立,互相呼应。

画面仅见宫门脊梁部分,突出群鹤翔集,庄严肃穆中透出神秘吉祥之气氛。

此幅一改常规花鸟画构图的传统方法,将飞鹤布满天空,一线屋檐既反衬出群鹤高翔,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此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

绘画技法尤为精妙,图中群鹤如云似雾,姿态百变,无有同者。

更为精彩之处,天空石青满染,薄晕霞光,色泽鲜明,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顿使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卷后为徽宗瘦金书题记及诗,款“御制御画并书”,签押“天下一人”,观其书风,健笔开张,挺劲爽利,侧峰如兰竹,媚丽之气溢出字里行间。

“瘦金体”的出现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的个性化风格,对后世亦颇有影响。

 

【名称】东晋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

  

王羲之(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号澹(dàn)斋,身长七尺有余(约1.83米),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

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也很好,人们称他们两人为"二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官至左将军。

因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

代表作品有:

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兰亭集序》等。

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

其中,王羲之书写的《兰亭集序》为书家所敬仰,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对真书、草、行主体书法造诣都很深。

今人刘铎对王羲之的书法曾称赞道:

“好字唯之(之,即王羲之)”。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xì),各有诗,辑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书写序文手稿,曰《兰亭集序》。

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

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五十岁时的得意之作。

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

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

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

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

  

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

经郭沫若考证,以为相传的《兰亭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疑为隋唐人所伪托。

但也有不同意其说者。

《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

作者的气度、凤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

世人也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

 

【名称】元赵雍松溪钓艇图

 赵雍(1289—约1369)元代书画家。

字仲穆,湖州(今属浙江)人。

赵孟頫次子。

以父荫入仕,官至集贤待制、同知湖州路总管府事。

赵氏一门,赵孟頫、管道昇夫妇,子赵雍,孙赵麟、赵风,外孙王蒙等,三代人出了七个大画家,影响了元、明、清直至现代将近一千年的中国书画的发展,这在历史上似乎是绝无仅有的。

而赵雍继承家学,书、画俱精,虽说后人点评他未能超越雷池,但是赵孟頫开一代新风,涉及领域广泛,正需要有一个后人继承并发扬光大,赵雍可以说无愧为担当重任者。

张羽题其画:

“古来名画传父子,唐有二李蜀两黄。

吴兴公子冠当代,雍也继之早擅场。

”传说赵孟頫晚年为幻住庵写金刚经,未半遽逝,赵雍为之补全,其接续处竟无人能辨。

他擅山水,师董、巨而兼容李、郭;精人物鞍马,得曹霸之神髓;写兰竹则腴润洒脱,又创以胭脂色点垛梅花,花密枝繁,别具一格;亦作界画。

他的多才多艺,还表现在他善于刻印,并创始以花乳石作印材,传世作品颇多。

  《松溪钓艇图》乃其传世精品,纵30厘米,横52.8厘米,纸本,墨笔。

图左自识:

“至正廿年二月既望仲穆画”。

赵雍时年72岁,笔墨俱老。

构图是典型的元画特征:

宽阔的江河间隔前后两岸。

元代画家多南方人,画中多水。

“元四家”则都是江浙人,其中倪瓒及吴镇就特别好作一水分前后岸的“三段式”构图。

此图江面辽阔,近处有一艘小艇,上有一翁端坐船头,神态宁静,一手执钓竿,似在等待愿者上钩。

近岸的坡石中画四株树,前两株是松树,一株侧向江中,枝干枯槎,松叶攒针,犹是宋人李、郭画法,但已趋于简率;后两株是点叶树,一株作介字点,一株作横笔点。

石旁点缀荆棘。

近处的坡石及远岸的山峦,则以长披麻皴绘就,石廓及结构折转处以浓墨密点,显然是董、巨画法,但也趋向疏松。

水面无水纹,只在远山的岸边水中略用淡墨干笔扫过,令人一看就知是元人的笔墨了。

这种将李、郭画法与董、巨画法熔于一炉,正是发扬了赵孟頫“画贵有古意”,对古代传统之优秀处兼容并蓄的革新精神。

  面对这幅画,我不能不想到一个人,就是收藏这幅画并将之捐献故宫博物院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

2002年2月,故宫博物院为纪念张先生逝世20周年,特将17件曾为张收藏的书画展出,人们大多记下了《游春图卷》、《平复帖》、《雪江归棹图》、《诸上座帖》等名字。

如果你去现场,就能发现这幅《松溪钓艇图》,原来与王冕的《墨梅图》、朱德润的《松溪放艇图》、张观的《疏林茅屋图》、方从义的《山水图》合装为《元五家合绘卷》,你就不能不为张伯驹先生收藏之珍贵所震惊,不能不为一个华夏子孙的拳拳赤子之心而热血涌动。

 

【名称】明代唐寅(唐伯虎)《西山草堂》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据传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

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与祝允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同时也是一部历史故事剧和一位漫画家的名字。

 

【名称】清代传世宫廷名画意郎世宁《仙萼长春图》之《海棠玉兰》

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

1688—1766)是意大利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生于米兰,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修道士来中国传教,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家,曾参加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历任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达50多年。

【名称】清代传世宫廷名画意郎世宁《仙萼长春图》之《百合缠枝牡丹》

【名称】明朝画圣仇英《赤壁图》

仇英,(1482—1559):

字实父,号十洲,汉族,江苏太仓人。

后移居吴县。

擅画人物,尤长仕女,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对象,或圆转流美,或劲丽艳爽。

偶作花鸟,亦明丽有致。

与沈周、文征明、唐寅并称为“明四家”。

专家认为,仇英传世作品非常少见,作为明代“吴门四家”的代表画家之一,其画作历来受到收藏家的珍视。

多为各大博物馆所藏,流散民间的真迹不足50幅。

    此幅《赤壁图》长129厘米,宽23.5厘米,画宋代苏东坡《后赤壁赋》诗意,与另两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的《赤壁图》相比有其独特性。

对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家”进行专门研究的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单国霖曾对此作进行过目鉴,昨天他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幅画基本可认定为仇英真迹。

从其画风来看属画家在中年时期所作。

仇英在年轻时结交了文徵明、周臣等一批书画家,故而其中年作品里也受了文徵明等人的技法影响,皴法多以小皴为主。

在这幅《赤壁图》就能看见披麻皴、斧劈皴等典型皴法,皴笔绵密画风工整细腻。

而目前,藏于上博的《赤壁图》则显刚劲有力,两相比较可以看出画家不同的创作状态。

而其余两幅皆绢本短卷,本幅则为纸本而略长,后段多了苇汀浅屿、石桥曲涧、秋林霜浓、云房窅深等等山间夜景。

单国霖认为,该幅《赤壁图》创作时间很可能介于《梧竹书堂图》和《林亭佳趣图》之间。

嘉德拍卖公司表示,他们曾请有关专家鉴定,此画作较之画家在老迈时的创作而言更见画家功底。

据悉,此作为清宫旧藏,随溥仪出宫离开北京时而流散民间,之后一直未曾有其他流传,加之其作又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足显其珍稀价值。

    时间的筛选客观而正确

    国家一级美术师,西泠印社拍卖公司顾问童衍方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有专家认为这一幅《赤壁图》的5000万元估价过高,可能会造成流拍,但现在却以近8000万元成交,可见其艺术价值。

目前古书画拍卖市场价格并未出现价格与价值背离。

事实上,此次拍卖结果具有一定的宣告性。

    据业内人士介绍,2002年至2004年是古代书画市场黄金时期,大部分高价位的拍品都产生于此时期。

古代书画家价位指数排名前30位的艺术家的价格多出自于2004年和2005年,而出现在2006年的古代艺术家只占到3席,且在此排名表中仅处于20位以后。

    事实上,由于古书画存量有限,即使是再勤奋再多产的艺术家,作品也具有不可再造性,卖一幅少一幅。

加之古代艺术家历经数百年,经过时间的筛选,艺术家们都已获得了客观而正确的地位。

与现代艺术家相比,古代艺术家的身价可能更经得起时间考验。

也正因为此,中国古代书画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市场,高精作品的买家基本以收藏家或收藏机构为主,而不是以短期投资为目的。

这使得中国古代书画市场中的精品非常罕见,一旦出现必然受到市场的关注,赚钱效应自然就十分明显,这从《赤壁图》的高价拍出可见一斑。

    不仅是古画,古代书法也呈现出同样的上升态势,书法家赵之谦的作品成交价短短三年上涨两三倍,王铎手迹近期也拍出380万元。

    《赤壁图》卷简考(节选)

    传世仇英所作《赤壁图》,目前所见有三幅:

一藏辽宁省博物馆,一藏上海博物馆,再者便是《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这一卷了。

前二幅皆绢本短卷,画的都是白露横江、断岸千尺,东坡与客泛舟中流这一情景。

本幅则为纸本而略长,后段多了苇汀浅屿、石桥曲涧、秋林霜浓等山间夜景。

读者可以借画家营造的美景,去想象苏轼舍舟登岸,“摄衣而上,履腵岩,披蒙茸……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这一夜游情境。

其构思立意较前二图更为丰富美备。

    三幅《赤壁图》画家都未记年。

上海博物馆一图,用笔峻健方硬,应是他得到周臣指授,力学李唐等南宋院画的盛年时作品。

辽宁省博物馆一图,与仇英在项元汴家《临宋人六景》画风相近,应是他较晚之作。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这幅《赤壁图》卷,画法细缜,淡冶蕴藉,与几幅可以断为仇氏早年真迹的作品风格相似,创作年代比上海博物馆《赤壁图》要略为早些。

    关于仇英早年画风,学者们都认定他受到文徵明的影响。

援引的史料一是彭年所说“十洲少即见赏于衡翁”;一是文徵明《湘君图》上王登转述文氏自己的话,说他“曾使仇实父设色,两易纸皆不满意”,不得不自己重作之。

上述二处记载,一般可以看作是文氏对青年仇英的赏识器重。

不过,如对题跋做进一步思索,则可以发现文、仇二人非同寻常的关系。

中国绘画史上多有老师画成墨稿后请学生敷彩的情况,如吴道子的画作每使弟子翟琰、张藏布色……文徵明是一个谦和温厚之人,他这么做并如此直言不讳,至少可见他们师徒般真率坦诚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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