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资乘数的计算与影响因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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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投资乘数的计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中级宏观经济学
结课论文
我国投资乘数的计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指导老师：
学院：
管理与经济学院
专业:
能源与气候经济
学号:
212014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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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投资乘数理论是凯恩斯学派的重要容，描述了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关系。
本文通过线性回归模型计算出我国1983-2013年的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得到长期投资乘数，又计算了这一时期每年的短期投资乘数。
结果发现我国的长期投资常数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且短期投资乘数呈下降趋势。
结合我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得出我国投资乘数效应的影响因素有：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经济活动交易费用高、消费循环存在非正常漏出、通货膨胀率影响企业投融资。
关键词：
投资乘数；边际消费倾向；回归分析；影响因素
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的均衡是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即Y=C+I+G+（X-M），当支出变量增加或者减少时，引起国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变化量大于支出变量，这个倍数就是乘数。
乘数的定义首先是由凯恩斯的学生卡恩提出，用以测度新增投资引起的就业增量与总就业量之比。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投资乘数理论，从定量分析角度说明投资增量与收入增量之间的量变关系，它也是社会再生产环节、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在关联的一种反映。
凯恩斯认为，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造成的总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资来弥补，投资需求在多大程度上能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取决于投资乘数，投资乘数从数量上表明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1投资乘数的基本理论
在凯恩斯看来，国民经济中的最大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通过投资乘数论，他主在政策上要鼓励消费而限制储蓄，办法就是把储蓄尽可能转化为投资，这样就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使经济得到发展。
投资乘数论是加强宏观经济干预的理论依据。
社会上的大小私人企业均不愿扩充生产，但又要扩大有效需求，因而只有靠增加政府支出，增加公共投资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
这说明，仅靠市场自发调节已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必须要求干预经济活动。
投资乘数的意义不仅在于投资的增加能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增加，而且对于就业也有着相同的作用。
当政府投资增加引起国民收入成倍增长时，就要增加支出所产生的投资需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从而可以增加就业，增加企业和工人的收入，企业和工人把这些收入再用于生产和生活消费，又转化为另一些企业和工人的收入。
这是一种无穷递推的连锁反应过程，如此周而复始，投资支出的增加可导致收入的成倍增加和消费需求的成倍增加，并刺激生产，增加就业，从而引致总产出成倍增加。
通过推导可以得出，乘数（K）是边际消费倾向的函数，与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
投资乘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K=△Y/△I
Y=C+I+G+（X-M）C=a+cY
Y=1/（1-c）*（a+I+G+X-M）
K=1/（1-c）
式中△I表示投资的变动；△Y表示收入的变动；C表示消费支出，其中a表示自发消费，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国民收入所能产生的消费增长；I表示私人投资，G表示政府支出，X-M表示净出口额。
一般而言，0乘数必须要求的假设前提是：
（1）社会经济体制中具备了成熟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2）只要在均衡利率的条件下，储蓄就会自然转化为投资；（3）收入因素只会引起消费的变动，不会自接导致投资的变化；（4）社会经济处于过剩状态，当社会总需求变动时，只会引起产量变动，不会引起价格变动。
2我国长短期投资乘数计算
2.1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
根据投资乘数的原理及其计算公式，投资乘数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则依赖于一定形式的消费函数。
在凯恩斯理论中，影响人们消费最主要因素是收入，由于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及其制度环境完全不同于西方，使得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还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1）受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完善，人们更倾向于把钱存在银行中进行生息保本，因此银行利率就成为了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
（2）此外，近几年随着我国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消费者消费时会更加注重对未来预期收入的考虑。
（3）而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所持有的耐用消费品、房产、企业资产等实物资产和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普遍增加，从而使得居民资产这一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
（4）外生的制度变化带来的一系列不确定性的信息，使消费行为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与漏洞，婚嫁、上学费用不断提高，使得人们不得不减少可支配收入中的消费部分，拿出一定数额进行储蓄以备未来消费。
2.2长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函数关系。
但是，一方面由于获取有些数据较为困难，比如消费习惯、耐用品和金融资产的价值难以用简单的数据计量、银行利率调整周期较长，我们只能舍弃这些解释变量；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对我国居民消费有最固定和持久的影响因素就是个人可支配收入。
因此，我们可以拟建立中国的居民消费函数C=a+cY，以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全社会收入）作为解释变量，以支出法中的最终消费（整体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保证大样本数据，选取时间区间为1983-2013年（n=31），对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Ci=a+c*GDPi
该模型表示，随着社会总收入Y的增加，社会总消费C也呈上升趋势。
回归结果如下：
表11983-2013年我国居民消费和收入的回归结果
DependentVariable:
C
Method:
LeastSquares
Date:
12/14/14Time:
17:
11
Sample:
19832013
Includedobservations:
31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a
5654.327
1069.
5.288991
0.0000
GDP
0.483443
0.004850
99.68919
0.0000
R-squared
0.997090
Meandependentvar
77239.74
AdjustedR-squared
0.996990
S.D.dependentvar
80376.54
S.E.ofregression
4409.701
Akaikeinfocriterion
19.68334
Sumsquaredresid
5.64E+08
Schwarzcriterion
19.77586
Loglikelihood
-303.0918
F-statistic
9937.934
Durbin-Watsonstat
0.142183
Prob（F-statistic）
0.000000
回归结果显示，该模型的t检验值、R^2检验值、F检验值都很显著，因此，模型的系数是可信的。
模型表明，我国的居民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483，由此可以计算出我国的长期投资乘数K=1/（1-c）=1.934。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对101个相关资料的研究表明，一个在人均国生产总值从1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的过程中，其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611，即投资乘数为2.57。
我国人均国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00美元经济发展“标准结构”数据的上限，而我国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0.611，长期投资乘数也远低于国际水平。
2.3短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边际消费是指消费增量△C和可支配收入增量△Y之比，表示每增加一个单位可支配收入时消费的变动情况。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将边际消费倾向的公式写为：
ci=dC/dY=△C/△Y=（Ci-Ci-1）/（Yi-Yi-1）
其中，ci表示第i年的边际消费倾向，C为a年的居民消费，Yi为第i年的GDP，从而得出具体某年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同时，根据上面的公式K=1/（1-ci）可得我国短期投资乘数，计算结果见表2。
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的投资乘数呈现迅速、大幅度下降，且2003年以来其数值仅为1.4左右，远小于1999年的2.92，很显然我国近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还不及1999年的一半，所以，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拉动作用的效果也变得越来越不显著。
表21983-2013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及短期投资乘数的计算
年份
生产总值
（亿元）
最终消费
（亿元）
短期边际
消费倾向
短期投资
乘数
1983年
6,216.20
4,126.40
1984年
7,362.70
4,846.30
0.63
2.69
1985年
9,076.70
5,986.30
0.67
2.99
1986年
10,508.50
6,821.80
0.58
2.40
1987年
12,277.40
7,804.60
0.56
2.25
1988年
15,388.60
9,839.50
0.65
2.89
1989年
17,311.30
11,164.20
0.69
3.22
1990年
19,347.80
12,090.50
0.45
1.83
1991年
22,577.40
14,.90
0.62
2.63
1992年
27,565.20
17,203.30
0.62
2.66
1993年
36,938.10
21,899.90
0.50
2.00
1994年
50,217.40
29,242.20
0.55
2.24
1995年
63,216.90
36,748.20
0.58
2.37
1996年
74,163.60
43,919.50
0.66
2.90
1997年
81,658.50
48,140.60
0.56
2.29
1998年
86,531.60
51,588.20
0.71
3.42
1999年
91,125.00
55,636.90
0.88
8.43
2000年
98,749.00
61,516.00
0.77
4.37
2001年
109,027.99
66,933.89
0.53
2.11
2002年
120,475.62
71,816.52
0.43
1.74
2003年
136,613.43
77,685.51
0.36
1.57
2004年
160,956.59
87,552.58
0.41
1.68
2005年
187,423.42
99,357.54
0.45
1.81
2006年
222,712.53
113,103.85
0.39
1.64
2007年
266,599.17
132,232.87
0.44
1.77
2008年
315,974.57
153,422.49
0.43
1.75
2009年
348,775.07
169,274.80
0.48
1.94
2010年
402,816.47
194,114.96
0.46
1.85
2011年
472,619.17
232,111.55
0.54
2.19
2012年
529,399.20
261,993.60
0.53
2.11
2013年
586,673.00
292,165.60
0.53
2.11
3我国投资乘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3.1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消费边际倾向是影响投资乘数的一个重要因素。
20世纪90年代，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一直处于不断波动状态，这与当时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密切相关，比如国有企业的下岗、减员，作为一项纠正过去那种扭曲性隐形失业的政策是必要的，但这项措施也使得我国的失业人口急剧上升，直接导致了居民预期未来可支配收下降，出于预防性目的加大储蓄率，减少消费支出。
2000年之前，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现出小幅度上升趋势。
随后的十几年，由于金融危机以及各种改革措施的出台，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使得居民对于未来的收入和支出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预期，导致居民现期消费更加谨慎，相比于90年代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反而降低。
这些外生制度因素影响了人们的消费理念，最终使全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图11983-2013年我国居民短期边际消费倾向
3.2经济活动交易费用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通畅的必然前提是要有合理的交易费用。
当一个人获得了新增收入进行新的消费时，如果交易费用过高，他的购买活动就会受阻，或者减少消费。
另一方面，当新的购买出现时，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也要购买新的材料，还要争取新的资金，如果交易费用过高，这些企业也很难实现新的供给。
此外，如果交易费用过高，人们就倾向于自给自足，市场交易的链环就会被打破，资金、产品与服务的流动就会被割断。
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在制度变迁良性运转过程中，单位交易费用虽在不断下降，但转轨期间，交易费用的高低也会有所波动，这其中最重要的关联因素即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
比如，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如果政府的其他配套政策措施或者财政政策本身产生了阻碍市场化的改革，甚至损害了市场制度的作用，就会使投资乘数变小，从而削弱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甚至损害财政本身。
因为投资乘数变小，既定的财政政策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导致较小的需求增量。
当需求增量未达到一定临界值时，就难以“起动”经济。
经济不能起动，新增的消费需求就不会引起新的投资需求，不仅不会起到政府投资增量所产生的储蓄部分的调整，民间资金也不会响应，整个社会就会损失本应获得的GDP增量，政府财政也不能从中获益。
3.3消费循环中存在非正常漏出
我国目前各种制度法规还不健全，使次级消费循环中存在着除储蓄以外的非正常漏出。
一是投资项目过程中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造成部分资金未进入生产领域，还有一些低水平的固定资产的重复性建设，使得沉淀成本过大。
二是资本外逃规模膨胀，尤其是大量资金通过洗黑钱流去他国，或是贪官转移巨额财产，导致资金流失，国投资和生产萎缩。
据测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1993年以后规模迅速膨胀，均达到300亿美元以上。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将破坏国资本的正常形成，延缓或破坏政府投资次级消费循环，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也就造成了我国投资乘数效应不大。
3.4通货膨胀影响企业投融资
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接融资的成本主要是银行贷款利息，如果贷款利率上升，自然企业间接融资就会减少。
由于我国长时间处于物价持续下跌之中，一年期贷款利率减去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率得出的实际利率却是上升的。
应该说，我国商业银行的利率还是一种官定利率，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严重脱节。
表面上看中央银行一再降息，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其实并未有效抑制实际利率的一再上升。
这种不协调的制度运行产生了高昂的交易费用，而交易费用的提高抑制了企业的投资热情，从而限制了财政支出扩发挥充分的乘数效应，成为导致投资乘数缩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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