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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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

第十九章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背景下产生的新型教育机构，学院的中国支持者、所有者、管理者中有许多人为洋务官员、富商和学者，他们与热心中国教育事业的在华外国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共同创办学院，其宗旨就是为洋务运动提供急需人才。

洋务运动作为在中国遭受外国侵略、列强剥削的历史背景中兴起的求强求富运动，自始至终面临着如何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与冲突的抉择，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们既没有采取保守的国粹主义态度，又没有采取急进的全盘西化政策，而是选择了一条平等交流、渐进吸收的文化路线。

格致书院的办学思想和方法反映了急迫的现实需要和深刻的时代特征。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当时特殊的现实国情和历史处境决定了洋务运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

既不能闭关锁国、又不能全面开放，只能适度接受、逐渐学习：

另一方面洋务运动背后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正是明清以来的中国实学思想，虽然，实学思想未必为洋务人员所意识，但他们的文化态度，特别是在《格致书院课艺》中反映出来的格致书院数千名学员的思想观点和教育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体现了中国实学思想和教育理论在近代的发展面貌，尤其是从普通青年心态的角度比从少数几位上层人物的角度认识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和教育观点要宽广的多、深刻的多。

因此，从格致书院学生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实学教育思想，应该说，无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是全新的。

格致书院的实学教育思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实用目的的人才观、实效方式的教育观、实理理论的学术观，三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构成一个有机的实学教育思想整体。

一、格致书院

（一）创办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新鲜事物。

它创建于1873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北海路，由麦华佗（1823——1895，英国驻沪领事）发起，唐廷枢（上海买办）、傅兰雅（1839——1928，英国著名传教士）、徐寿（著名数学家）等人共同发起创办。

书院最初的名称为“宏文书院”，其办学宗旨是为华人了解西方科学技术，中西更敦和好之目的，书院的学习内容是讲授西方各门科学技术及中西历史文化与社会民情之比较，学习方式是专家讲座、参观实验，其创办经费由中外商官捐助。

书院实行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由麦华佗和唐廷枢等四人组成，麦华佗、唐廷枢负责筹款，傅兰雅负责征集购置西方图书仪器，徐寿负责择地建屋。

1876年6月22日（光绪二年闰三月初一日），格致书院正式开学，书院内设书房、知新堂、博物馆等场所，置备中西文格致书籍和格致器具，诸如地球仪、风雨表、各种化学实验等器具，书院名称横匾由李鸿章题写。

格致书院四十年历程中历任西人懂事有麦华佗、傅兰雅、伟力亚烈（1815—1887，英国著名传教十）、福弼士（1840——1908，美国商人）、敬妥玛（英国人）、担文（上海西人中著名律师）、玛高温（1814—1893，美国传教士）；历任华人懂事有唐廷枢、徐寿、华蘅芳、王荣和、徐建寅、李凤苞、徐华封、张焕纶、王韬、赵元益、李平书等。

书院开学以后，日常事务多由徐寿负责，1884年徐寿逝世后，王韬从1884——1897年为监院。

书院从1877年开始举办讲座，1879年开始招收学生，1886年开始举行一年四季的考课，其方式与一般书院无异，其内容则为科学与时事，与一般书院不同。

1889年书院增加春秋两季的特课，专请南北洋大臣命题阅卷，这种考课、特课一直到1894年没有间断，在考课中获得超等、特等、一等的共有1878人次，考生遍布十多个省区，王韬将历次课艺题目、命题人姓名、部分优秀考卷、以及评阅人的评语、眉批，逐年汇集成册，印行15册为《格致书院课艺》，1897年王韬逝世，院务由赵元益接管，1913年停办。

（二）性质

格致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新型学校。

在格致书院兴办前后，中国各地的新旧书院层出不穷，有传统的、有西式的、有教会的、有外侨的，它们都是单一的，而格致书院则是混合的，由外国人倡议，又有中国人参与；虽有中国官员的支持，担又不受中国政府管辖：

教学内容虽以西学为主，但又由中国考课完成：

主要经费由中国官商捐助，图书器具由外国人筹集：

管理则由中外人士共同商定。

格致书院这种中西兼容、官民合办的性质完全是由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社会性质所决定。

它出现在上海——观察外部世界的窗口、接受西方文化的商埠，其洋人外侨熙来攘往、富商大贾车水马龙，洋务运动方兴未艾的地方绝非偶然。

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后，在中华民族经历了屈辱——抵抗、排斥——追赶的历史转折，社会思想经历了由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到学习西方工业经济，进而学习西方近代教育的转变过程的产物。

从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在三十年相对平静的时期中，中国工商业与政府密切合作，掀起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为了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一些有识之士慷慨解囊投资教育，为热心教育的中外人士提供了活动舞台，他们利用这一机遇，创办新式学校，积极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努力学习西方的教育经验，格致书院就是这种潮流的代表，尤其是它集中外官员、富商、学者、青年于四位一体，学贯中西的教育体系在世界实为罕见。

（三）意义

格致书院的名称为什么由最初的“宏文”改为后来的“格致”呢?

其意义并非一般名词变动，它体现着时代精神与教育价值的新取向。

“格致”一词原出自《礼记·大学》中八条目的“格物致知”之意，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属于道德政治范畴。

宋代朱熹把“格物致知”解释为“即物穷理”，有探求客观规律的含义。

明朝末年实学家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意大利人）在翻译《几何原本》时，把“格致”解释为自然科学，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

“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他把西学分为大小两种，小者即为格致之学。

清代以来，“格致”一词基本成为自然科学的代名词。

冯桂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把西方算、重、视、光、化等学叫做格致之学。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为中国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普及性读本叫做《格致须知》。

作为格致书院的创办人之一的徐寿对此专门有一段明确的说明，“惟是设教之法，古今各异，中外不同，而格致之学则一。

然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

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常伪：

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

”，徐寿的分析指出了中国传统格致与西学格致的本质差别，说明了中国格致的弊端在于“虚伪”，西方格致的优点在于“真实”。

这一观点正是中国实学自明末以来批判传统儒学空谈心性，误国误民，而吸收西学求真求实，利物厚生的学术价值取向的根本观点。

这种价值取向经过清中叶考据学吸收西学综合判断和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大大加强了中国科学思维的应用，推进了中国实学的深入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在民族生死、国家存亡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实学再次掀起学习西学的高潮，一方面是为了抗击侵略、抵御外侮，师夷长技以制夷；另一方面是为了学习西学中实用有效的知识和方法，以便从文化上全面振兴传统、超越西方，这就需要从教育上来一番除旧布新的改革，而格致书院便是这种思想的尝试。

我们选择格致书院来研究中国这一时期的实学教育思想和科技文化，要比过去学术界只研究少数几个著名人物来得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状况具有新的视角，虽然，洋务官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和洋务学者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郭嵩焘等人反映的是社会上层人物的思想，是历史舞台前沿的现象，他们的视界虽属居高临下，但是，观察内容实属狭隘肤浅：

格致书院师生既有上层人物（李鸿章、薛福成、王韬等）的观点，又有普通知识青年的心态，他们反映的是社会上下层思想的结合，是历史舞台前后一体的全貌，视界是全方位的，观察是深刻的，因而，从格致书院来研究中国洋务运动时期社会教育思想，其视角是全新的，意义是独特的。

二、实学教育

（一）人才观

洋务人员深感能与西方交涉的人才不足，对其需要迫在眉睫，而传统教育体制下的旧式书院不能培养出这种人才。

与西方科学哲学型的文化精神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伦理政治色彩，反映到教育上，前者即显露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后者则表现出对科技的贬抑和对人伦的崇尚。

孔子穷其毕生精力整理修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深刻地体现了“天下归仁”的伦理本位精神，技艺之学在儒家价值系统中是居于次要地位的。

孔子心目中的技艺是从属于礼义的，他在回答弟子樊迟学为圃之事时说：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

儒家经典《大学》进一步把孔子的教育思想概括为一整套系统有序的为学做人功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汉唐以来的儒学虽然呈现出诸多不同的学术风貌，但是，“德上艺下”的传统观念始终一以贯之。

朱熹曾严厉驳斥格物于外而不知反省内求者为“游骑无归”，称“兀然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如同炊沙而欲其成饭，永远无法达到穷理而贯通之境。

王守仁更进一步从“庭前格竹”的例子中逆推出伦理之外无学矣的荒谬结论，排斥一切技艺知识的学习和追求。

他说：

“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犹炼金而求其足色耳。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

敝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行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显而易见，中国儒家“德上艺下”的价值观念经过一代代儒学大师的不断论证，愈易强化，从而逐渐演变成根深蒂固的习惯心理定势。

洋务运动十分注意改革教育思想以选拔洋务人才。

从长远利益看，人才培养与人才选拔相互结合，但是，近代中国的严峻形势常常迫使洋务人员不得不及时理顺人才培养与人才选拔相结合的机制问题。

1871年，先是沙俄侵占伊犁；紧接着日本侵略台湾。

1874年10月30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

连日本这样的小国都敌不过，足见当时清政府海防建设是何等薄弱。

面对危机，军事海防问题与人才选拔密切相关。

李鸿章于1874年以独特的历史眼光透析了海防问题背后的人才培养与人才选拔问题。

他说：

“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而求练达兵略精通洋法者恒不数觏，由于不学之过，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

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

是以沈葆桢前有请设算学科之奏，丁日昌前有武试改枪炮之奏，皆格于部议不行，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

”。

李鸿章认为如果一味以“章句弓马”的传统方法去培养和选拔人才，那决不可能挽救列强“以兵胁我”的危局，因为传统进身之道与洋务人才毕竟“隔膜太甚”。

那么，洋务人才何由而出呢?

李鸿章主张对传统科举制度进行必要的变通。

他说：

“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贴，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

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

……拟请嗣后凡有海防省份，均宜设立洋学局，择通晓时务大员主持其事，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此皆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主原。

外国以之黜陟人才，故心思日出而不穷。

华人聪明才力，本无不逮西人之处，但未得其法，未入其门，盖无以鼓励作新之耳。

如有志趣思议，于各种略通一二者，选收入局，延西人之博学而精者为之师友，按照所学浅深，酌给薪水，俾得研究精明，再试以事，或分派船厂炮局，或充补防营员弁，如有成效，分别文武，照军事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

”李鸿章的改革建议遭到了顽固派的攻击，他们一本正经地肯定了人才对“防夷之务”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所需人才并非精通洋务之士，而是深明大义的“正人君子”，“今日乏才，岂不学洋学之过哉?

吏治坏于开捐，人才坏于滥保，寡廉鲜耻之徒日以多，正人君子日以少。

”。

他们的逻辑推论是：

传统道德教育培养的是正人君子的人才，而西洋教育培养的是寡廉鲜耻之徒，因此，西学和中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文化：

“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

……今以重洋人机器之故，不能不以是为学问、为人才，无论教必不力、学必不精，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

”。

这样，洋务派与顽固派经过反复激烈的辩论之后，洋务派的主张逐渐为最高统治集团所采纳，1887年，总理衙门在《奏会议算学取士事》中称：

“欲尽取西学之所长，殆必以算学为先导。

……凡由算学中式之举人，应仍归大号，与各省士子合试，凭文取中。

如此则搜求绝艺之中，仍不改科举取人之法，似亦奖励人才之一道。

……庶洋务非托空言，而得力与艺成而下者自有间矣。

”洋务派的观点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中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并以此为理论基础进行教育改革。

格致书院就是专门培养学贯中西、精通洋务人才的学校。

它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一套新型的实学人才观，《格致书院课艺》七十多道考题中，有六道考题是直接关于人才问题的，涉及二十多名学员的观点，所论内容基本从两方面阐述了实学人才观：

一是人才标准，二是人才选拔。

人才标准是人才观的主要内容，它是确定人才性质和作用的前提条件，格致书院师生们的人才标准体现了实学思想的观点，反映了实学思想的要求。

学生孙兆熊说：

“近今书院之设，亦此物此志也。

在昔宋时陆象山讲学于鹅湖，朱晦庵设教于鹿洞，俱以道学著闻，阐发义理为功，总不外教养之道，其它宋儒流弊，往往高谈心性，不能见诸实用，始则斥政事之书为杂霸，于一切名物象数概以为不屑措意，其后欲糟粕六经以自矜其心得，其流弊遂不可胜穷。

”这就指明了宋明以来的儒学由理学逐渐转变为心学，由心学末流逐渐转变为实学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思想亦随着思想文化的转变而转变。

在晚清时期，中国实学思想全面高涨，其批判的锋芒必然触角传统教育思想领域，并直指其流弊甚多的以高谈心性为目标的道德教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所培养的人才不能见诸实用。

这样，一切以实用为依归，就成为培养新型人才的标准。

因为他们认为“古圣人兴物以全民用，智者创巧者述，举凡作车行陆，作舟行水，作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者，皆凭实事以致用，而非虚构其理也。

特我中国儒生耻言利功，不如西人之矜言轫造。

”为什么中国古已有之的实事致用的传统到了近代落后于西方呢?

就是因为宋明以来的理学流弊所致。

而近代中国为什么又与西学结合呢?

他们认为“西学与洋务虽分两途而实一贯”，“尝观欧西之学无不归于实用”，洋务与西学的内在联系就是实用，所以，实用——这一明清以来的时代精神——实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在晚清时期就成为洋务运动连接西学的思想条件，成为新型人才的内在标准。

那么，实用标准具体有哪些内容、究竟如何落实呢?

格致书院师生们的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采用西学，学习其中有用于中国的东西。

学生车善呈说：

今国家自许泰西各国通商，梯航毕萃，风气一新，耳目所经泰西艺学，如天学、算学、地学、物学、化学、光学、声学、热学、电学、医学、测量、绘图、机器、制造、纫织、轮船、航海、军械、铁路、矿务等，以至通商事宜，凡百洋货纷起叠陈，就其有用者而言，虽圣人亦所必取且其中实有中国所不如者，若概以淫巧奇技斥之妄矣。

格致书院师生认识到西学中几乎所有自然科学技术门类既是实用者，又是中国不如者，中国必须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甚至在通商贸易、法律条约方面追赶西方，否则，无法与世界接轨。

兴办新式教育就要从根本上转变人才观念，一扫过去空虚浮泛的道德政治修养内容，批判传统的迂腐人才观。

学生项藻馨说：

“官当其材事核其实，此西国之所以日强也。

惟我中国则不然，有虚文而无实效。

少之所习非壮之所用。

所谓经国之策，治民之谱非所尚也，国家抡才大典，文则以时文八股，武则以弓矢刀石，非是莫由进身，一切率援成例，束缚驰聚，安所得真材。

”中国传统人才弊病就在于“少之所习非壮之所用”，改变这种陋习就要壮之所用即少之所习，一切以实用为标准。

任何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必然体现在人才标准的选择上。

中国传统人才标准自明中叶实学思潮兴起后，便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李贽、徐光启等实学家为了倡导培育切实有用的新型人才，都曾热切地关注和计划学习西学，用西学的实理、实效、实用的性质改造传统人才培养上的空虚迂腐内容。

清初几代皇帝在国家天文台和皇家太医中大量采用西方人才（传教士）。

鸦片战争后，中国依靠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能抵御外侮，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在西学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经过乾嘉考据学发展了的中国实学适应洋务运动的社会要求，从教育入手对人才标准进行一番彻底改造和重新树造。

于是在一部分官员、富商、学者、外侨社会力量中形成一股呼吁变革，改良教育的新的实学运动，解决人才问题就是这个运动的首要问题，人才标准的选择就是采用西学之实补中学之虚，以西学之用补中学之空，这是中国实学一以贯之的思想核心。

如果说明清实学注重西方自然科学的实理性和西方宗教平等精神的启蒙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作用的话，那么，晚清实学更强调西学的实用效果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改造作用。

晚清时期中国学习西学的范围要比明清时期大的多，除了几何、历法、西医、工程、水利、建筑外，还有天文、代数、地质、物理、化学、测量、绘图、机械、制造、纺织、缝纫、轮船、航海、军械、铁路、矿务、商务、贸易、法律、国际关系等二十多个科目和领域。

这不但说明了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人才具有更多知识、更实用技术，而且反映了中国实学在新时代发展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格致书院学生的思想观点代表社会广大普通知识分子心态，反映一种思想潮流在社会群众中的普遍程度，正如马克思所说：

一种理论的需要程度取决于它对社会的满足程度。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学以更大的幅面与中国实学结合，说明它能够满足一定社会需要，当然，这种需要不是少数人的个别需要，而是多数人的普遍需要。

人才标准的实用选择就体现了这种需要。

人才选拔是人才观不可或缺的内容，有了人才标准相应就有人才选拔方法。

格致书院学员蒋同寅说：

然欲求洋务人才足以称职而无愧者，似当以广方言馆、同文馆章程，极力整顿而量为变通，以期收人才之实效，而国币亦不致虚糜，其法应将现在学生先行甄别，其有西学已精出类拔萃者，调取数名派入各海关洋务局作为翻译生，凡遇外洋日报及往来洋文公牍伤令轮流翻译，暇时课以条约公法更书，倘有中外交涉案件伤令按照条约公法妥议核夺。

三年之后，如果见识宏通，吏治娴熟，即行开报晋以官阶作为翻译委员，详请督抚宪开单咨请总理衙门记名，遇有派充出洋随员，以及游历委员等差，与京师同文馆学生一律选派。

这种人才选拨方法属于实践型方法，大致有四个步骤：

第一，仿照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章程，初步拟定一个人才选拔的办法，推行全国。

第二，在现有全国学生中，选拔对西学素有研究并成绩突出者派送各海关、洋务局充当外语翻译生。

第三，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国际法和外语。

第四，实习三年后，将其优秀者晋升官阶，报请总理衙门备案，担任出洋大臣随员。

这个方法强调人才对外语和国际法的学习，注重在实践中选拔人才，目的就是为了办好洋务，富国强兵，从而摆脱受制于外国的不利局面。

但是，这种人才选拔方法可以解决国家短期急用急需人才的问题，不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拔新的人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格致书院师生提出了一种更大范围的选拔方法，学员黄润璋说：

诚能减文额之半以取别途，专考算学、天文、舆地、兵法、及水、火、电、重、气、光、声、化、矿、医等学，首篇缮写华文，次篇缮写西文。

其有西文通而华文不通，如前之出洋学生，不过为海关添一通事，为洋行添一买办，庸有益于中国乎；其有通华文而不通西文，但知潜心帖括，识见拘墟，行为迂谬，是腐儒也，皆不得与试。

惟二者兼之方准入试，俾天下人民知功令所在，不得不用心西学，为邀荣希宠之谋，一旦脱颖而出，安知无精通洋务之人材哉?

其称职固不待言矣。

武科首场改洋枪，次场试以大炮，三场试以测量绘图，既中甲科即投入水陆各营，随营操练，以壮其胆识。

如果材艺俱优者给以品级，他日临阵边疆，胸有把握。

显然，这种观点把人才选拔的范围从文扩大到武，从商务法律扩大到军事战守，并且在文的范围内，也从单一的外语法律扩大到几乎所有西方自然科学技术门类。

这种方法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有用知识，尽量选拔中国急需人才，将西学的有用和中国的急需紧密连接起来，在选拔程序上必然打破传统人才选拔方法，代之以中西兼容的全新方法，它避免了由于重视西学而忽视中学或者强调中学而轻视西学的偏向，明确规定必须具备中西兼通的条件，才能参加考试，特别强调擅长机械制造者更具优先资格。

在武科选拔中，彻底淘汰传统的刀弓石矢之类的内容，更之以洋枪洋炮、测量绘图的内容，这是实用型的选拔方法，体现了实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人才选拔在更长远的范围内则表现为储才之法，格致书院的学生对此有比较深刻的看法。

学生车善呈说：

西学专尚证据，俱属形而下者，其外观虽千溪万经，五花八门而按之皆平淡无奇，所能不过技艺高明之流，心入其中，即觉一望无余，绝少神味。

盖大本大原之地，安内攘外之道，因时通变之方，儒者自有作用不离乎艺器，亦不仅恃艺器彼怀远到之见者，断不屑一技之能，其质性庸懦者于西学又格而不入，拘而不化，由此而论，西学储才惟使之各习一艺，由专精而几通变，即为有用之才。

这种方法强调人才选拔要专精一技一艺，而后达到通变的方法。

因为他们看到西方科学重在技艺，由技入理，由艺通道，是一种经验归纳型的实证主义学问，反映了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经验主义思维方法的突出特征，强调任何知识的掌握皆由经验开始，而理论的应用皆归经验落实。

格致书院学生不但认识到了西方科学的深刻特征，而且还发现它与中国传统的差别。

中国传统往往是在应该专注经验的时候，而思维却飞扬到了理性的世界：

应该理性演绎的时候，眼光却又注意到了经验的现实。

“盖中国于技艺虽有未尽而道义固无不尽，所贵取彼陈迹出我心裁，既得控制之方，复求设施之利，则于中国方有实济耳。

”这种观点主张利用中国道义优势取西学技艺之长，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既有保持社会协调稳定之方，又有采用西方技术设施发展经济之利，对中国才有实用、实效之果。

中国实学一贯主张内圣外王不可偏废，道艺并重经世致用的观点，格致书院学生在这里具体的阐发了中国实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才观点。

格致书院有的学生还就储才之方和选才之法结合起来，提出综合性方案，如学生项文瑞主张储才选才有三要：

一要认真选拔学生，既切中实用，又避免浮泛，本着融会中西目标，实践锻炼原则，选拔全国人才。

二要让人才游历外洋，亲身阅览，增长知识，避免书本教条。

三要精研理论，深究科学，达到理性掌握。

只有这样才是真才实学。

这种方法实际是要求人才：

基础厚，见识广，理论深。

这完全符合科学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的内在要求，表明实学思想的科学性和深刻性。

格致书院学生杨家禾的主张更加宽泛务实，他要求人才一要游历，增加见识：

二要交涉，熟悉条例；三要出使，掌握公约：

四要统兵，操练新军：

五要权政，控制利权：

六要经商，保护国利。

从而使新的人才更切实用，全面系统地表达了实学人才思想。

（二）教育观

格致书院的师生们在创办近代教育的实践中，形成一套新的实学教育观，对于实学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都有详明的阐述，既体现了时代特征，又反映了实学教育思想。

在实学教育的意义方面，格致书院师生在继承和扬弃中国教育传统的同时，分析阐明西方近代教育的合理性，从实用的观点出发，主张新型教育要以采用西方教育为主的观点。

学生瞿昂来认为：

“今夫中国非小弱也，见方里五百万，人民四万万有奇，除俄罗斯跨有两洲外，各大国本国之大断不及中国，而中国不能与各大国抗衡者何哉?

格致之学不行也。

欲求富强必先格致，士工商兵与农须各精学，各专其艺而更严绝大不富不强之本，然后富强开言，而富为真富，强为真强。

”这个观点把中国近代贫弱之因直接归咎于教育，说明了时事的危急，教育的重要。

这是实学对中国近代国情的基本认识，应该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

教育历来就是培养人类文明的摇篮，特别是自英国工业革命后，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现代化浪潮中，现代化正以文化上的科技先导化、经济上的工业市场化、政治上的民主法制化为特征，迅速改变着人类社会面貌和历史进程。

教育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中担负着科技先导的先导，在近代历史中被推到社会变革的舞台前沿，成为各国富国强兵的根本手段。

格致书院学生的观点适应了世界潮流的要求，反映了实学思想的发展。

那么，新型教育为何必须是格致之学呢?

因为教育改革的意义在于新型教育必须是以科学技术为主的实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