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屈原贾生列传》有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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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屈原贾生列传》有感
读《屈原贾生列传》有感
秀才与帝王
——读《屈原贾生列传》有感
刘景光
余学史记,每读到屈原贾生列传处,常掩卷沉思,喟然长叹!
今以秀才与帝王为题,试辩之。
一、秀才与帝王的传记同等重要
秀才与帝王是一对君臣关系。
秀才要利用帝王的权力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帝王则要利用秀才的才干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
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王与秀才,虽则社会地位不同,尊卑不同,但是传记同等重要。
一个人的传记,记录了一个人的历史,全部个人的传记,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所以有眼光的社会学家建议人人写自传,每个人的传记,公之于众都是对社会的贡献。
有人说21世纪是传记的时代,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在《史记》人物中,司马迁不只记述了帝王将相,更是把眼光投向了秀才:
春秋时期的孔子及其学生,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文人雅士,均是司马迁立传记述的对象。
他不以血统尊卑和爵位高低为转移,而是侧重於那些对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他对于”能有所长”的佞幸;”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的俳优;”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游侠,乃至刺客、隐士、医卜、日者等,司马迁均选择典型,一一作传,表彰他们对社会所作的贡献。
生存自由、人权平等,这是近三百年来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时提出的响亮口号,对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封建社会里的司马迁来说,能够对秀才与平民如此重视,不惜笔墨为他们立传,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二、屈原、贾谊、司马迁的生命轨迹
屈原、贾谊、司马迁都是盖世英才。
屈原和司马迁都是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开创楚辞,贾谊开汉赋之先,司马迁开创史记,在他们个人短暂的生命里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的生命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又各不相同。
屈原两次遭流放,贾谊两次被逐出京都,司马迁两度系狱。
有鉴于此,司马迁将屈原、贾谊的事迹合为一传,并注入了大量的个人感情色彩,为之树碑,为之抒怀,也可以说,司马迁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
”通过为屈原、贾生立传,排解自己心中的忧愁与愤满。
我在阅读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自序及部分相关材料之后,觉得他们三人的命运遭际虽然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在实质上却有着极大的区别,现就从秀才与帝王的关系角度作一比较。
楚怀王与屈原是一对悲情君臣。
屈原出身贵族,与楚怀王同宗,从血缘关系上本就有很好的基础,特别是屈原聪慧有才,史记上称赞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所以很受楚怀王器重。
虽然他的官职是左徒,可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屈原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比宰相还宰相。
在这一时期,楚怀王表现出了一个作为明君的王者风范,从内政到外交,君臣齐心合力使楚国一度欣欣向荣,国富兵强,六国合纵抗秦,公推楚国为合纵长,楚怀王一时都有点诸侯盟主的味道了。
可是,屈原辅佐楚怀王兴图楚国霸业的宏大理想遭遇到强大的阻力,在内政上与楚国腐朽的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外交上损害了秦国的利益。
这对君臣在这两股强大势力的联手打击下,他们的悲剧命运就悄然降临了。
之所以说楚怀王与屈原是一对悲情君臣,是因为纵观楚怀王与屈原的整个交往,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让楚国强盛称霸;有着共同的对立面——外部的强秦与内部的腐朽势力。
屈原一生对楚怀王忠心耿耿,楚怀王一生对屈原也有割舍不下的情怀。
且按下他们君臣前期密切合作,取得初步成果不表,就是在屈原遭谗被疏之后,楚怀王被秦国张仪欺骗损兵失地,他反省一下,马上起用屈原使齐,重修齐楚之盟。
只可叹楚怀王头脑简单不长记性,他本来有一次雪耻的机会,便是秦国为了拉拢楚国攻打齐国,提出让地求和,楚怀王回答:
”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
”可张仪二次来楚后,楚怀王竟经不住靳尚与宠妃郑袖的说情,又把张仪放跑了。
屈原回问楚王,”何不杀张仪?
怀王悔,追张仪不及”.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楚怀王对屈原意见的重视。
这对君臣的悲剧情节还在向前发展。
在楚国内外交困的情势下,楚怀王几乎成了秦国手中的玩物。
秦国对楚国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累次诱骗楚国上当,削弱了楚国的政治、军事实力。
楚怀王三十年,秦国一面出兵攻打楚国,连取楚国八城;一面写信给楚怀王,约他去秦国武关与秦昭襄王会晤。
这显然又是一个骗局。
怀王左右为难,”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屈原将怀王的安危时时挂在心上,他坚决劝阻怀王说:
”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
”可是怀王的小儿子子兰是个亲秦派,极力主张怀王西行。
他说:
”奈何绝秦欢。
”怀王又一次辜负了屈原,而听了他的小儿子的话。
这是他们君臣的最后一面,这是一次死亡之旅。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他一进武关便被秦国军队软禁起来,把他押到秦国首都咸阳,秦昭王以番臣礼遇待他逼他割地。
这时怀王才后悔没有听屈原的话,可是已经晚了。
怀王拒绝割地,却不堪凌辱,悄悄逃到赵国。
害怕秦国的赵国不敢收留他,又被秦兵掳去,最终气恨交加,病死在秦国。
楚顷襄王继位后,以子兰为令尹。
而楚国人民都因为子兰劝怀王西行对子兰十分不满,屈原也想为楚怀王的死讨个说法,于是趁着怀王灵柩运回郢都,举国默哀致祭的机会,拼死揭露了那批祸国殃民的亲秦派的罪行,这使他遭到更沉重的打击,被赶出京城流放到洞庭湖一带。
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郢都,消息传到江南,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追随楚怀王而去,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汉文帝与贾谊是一对相知君臣。
贾谊乃一时名士,史记载他”年十八,能诵诗属文闻于郡中。
吴廷尉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
”文帝初即位不久,求贤访良,河南守吴公的政绩很好,”治平为天下第一”,文帝特召为廷尉。
吴公又向帝竭力推荐贾谊,说他”博通书藉,可备资询。
”文帝乃复召贾谊为博士。
这对君臣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
贾谊一到京师,果然不同凡响。
在朝班中,论年令,贾谊最小;论能力,贾谊最强。
皇帝每让讨论一项诏令,只要贾谊一发言,其他人都觉得无话可说了。
大家都认为他们的能力赶不上贾谊,所以贾谊甚得文帝喜爱,被破格提拔,传言中有一日连升三级的说法可见文帝对贾谊的欣赏程度。
就像屈原受楚怀王重用遭到腐朽贵族的谗言陷害一样,贾谊为汉文帝推行的改革政策同样受到了朝中老臣绛(周勃)、灌(灌婴)、东阳侯、冯敬之属的打击与迫害。
他们趁汉文帝提议让贾谊任公卿之位的机会,联合起来向文帝发难,说贾谊年纪轻轻,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他所做的努力都是想独揽大权,扰乱朝纲。
文帝迫于权臣压力,不得已忍痛割爱,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
绛、灌之属乃何等人物,他们是随高祖打天下的开国功臣,汉文帝刘恒的皇帝宝座也主要依懒绛、灌们从诸吕手中夺回权力。
但令史家叹息的是:
”随(何)、陆(贾)无武,绛、灌无文。
”绛、灌是英明的军事将领,在开国辟疆、捍卫皇权方面功劳盖世,可是他们治国乏术,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才能。
之所以说汉文帝与贾谊是一对相知君臣,是因为汉文帝与楚怀王不同,他有主见,并不全为权臣所左右,虽然他出于无奈,把贾谊贬出了京师,但他敏锐地觉察到贾谊的主张是正确的。
所以他仍是将贾谊的建议逐步采纳,付诸实施。
宋朝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有诗赞贾谊云: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
王安石对于贾谊作出了很高的也是正确的评价。
表面上看,绛灌们阻拦了贾谊晋升的步伐,把他挡在了朝阁之外,可实质上,汉文帝在施政过程中,总是采用贾诒的主张,”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绛灌们爵位虽高,但他们的”言”被”废用”,并没有给文帝治国提出什么有益的帮助,只好被劝退,回家养老去了。
相反,贾谊虽然没有当上三公九卿,可文帝在内政外交上遇到麻烦时(内部淮南王北济王叛乱,外部匈奴侵扰),他却专门下旨召回贾谊,商讨对策。
这便是有名的宣室夜对的故事。
李商隐有诗赞云;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饶有趣味的是,贾谊不是在上朝之时(办公时间)谨见皇帝,而是在文帝祭祀神灵祈求福祉时被接待,这就很有些私密的味道。
并不摆天子龙威的尊严,而是像老朋友会面一样随意亲切,君臣二人促膝密谈,从眼下的鬼神之事切入,逐渐地进入商讨国计民生的主题。
史记载”贾生因具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
”这段话生动地描述了这个故事:
贾谊全部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不仅提出了应该怎么办,而且陈述了为什么要这么办。
说者滔滔不绝,听者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中已到了半夜三更,过程中文帝竟然不由自主地向贾生靠拢,极近亲昵之状。
会谈结束后,文帝很有感慨地说:
”我好长时间没见贾谊了,自认为能超过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
”过了不久,文帝特聘贾谊为梁怀王太傅。
须知梁王乃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通过梁王这层关系贾谊与文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贾谊实际上成了汉文帝的高级幕僚与智囊人物,有点类似于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关系。
宣室夜对之后,贾谊向朝庭上了《陈政事疏》,也就是历史上常常论及的《治安策》。
我个人认为,贾谊受汉文帝宣室召见,谈话是即兴而发,内容却极其广泛,会谈之后,贾生感觉事关重大,便慎密思考,梳理成文,形成《治安策》,向朝庭献出。
所以说,治安策也如后来的隆中对一样,是贾谊根椐皇帝的提问,对国内外局势所作的分析与判断,对事态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或者说,它也是贾谊与汉文帝会谈的一份备忘录。
遗憾的是,这对君臣的合作才正式起步,贾谊所悉心教导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梁王在驰往京城的途中坠马而死,让贾谊悲伤自责不已,而过早地消融了自己的生命。
所幸的是,汉文帝及后来的景帝即使在贾谊死后,也依然坚持推行贾谊所倡导的重本抑末、加强和发展农业的经济政策,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藩邦势力的政治路线。
文、景二帝都能崇尚贤才,任用精通历法的张苍为丞相,以治军谨严著称的周亚夫为全国军队的统帅,任用贾谊遗志的继承者晁错为御史大夫,励精图治,使大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出现了一个空前鼎盛的局面,史称”文景之治”.
司马迁与汉武帝是一对强强对抗的君臣。
汉武帝雄才大略,傲视天下;司马迁承袭史官,洞察古今。
两强相遇,互不相让。
汉武帝要用强权使司马迁屈从,司马迁要以史官的责任对社会对历史负责,这样一来,司马迁与汉武帝就成为冤家对头了。
青少年时代的司马迁,与屈原贾谊的生命轨迹类似,顺风顺水。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他的各种活动都与汉武帝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密切相关,在这强化中央集权、抗击外来侵扰、并且走向世界的伟大时代,司马迁在学习、漫游活动中走完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又在步入中年后,顺利入仕,参加了汉武帝直接指挥的统一事业,在他正式成为史官之前,他已经成熟了。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之职,被汉武帝任命为太史令,这是他成为以学术著作和思想影响社会的治学者的开始。
他对担任这个职务曾是相当满意的,开始在国家藏书处阅读和整理各种史料。
由于太史令兼天官之职,汉武帝外出祭祀天地的各种典礼仪式还必须由他来筹划,所以司马迁在任太史令至受宫刑这十年间,他是十分繁忙的。
而且这期间,在公元前104年,他又倡议修改历法的工作,为尽到职责,司马迁主持了太初改历的重要活动。
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竭力为汉武帝服务,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汉武帝也非常赏识司马迁的才能,常常在接见外宾时把司马迁这样的学者当做自己的资本向外炫耀。
司马迁与屈原贾谊遭遇所不同的是,屈原贾谊当红时,受到了同僚的嫉妒、打击和排挤,而司马迁作为太史令的官职,不治民,不参政,所以他与汉武帝属下的文武群臣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也就不会产生太大的矛盾。
可是,站在司马迁对面的是汉武帝,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好大喜功、专横跋扈的封建帝王,他思想理论界推行唯我独尊的政策,要不断提高作为皇帝的个人权利地位。
他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是,他那自以为是的骄傲心理也在不断加强,他那急于为自己树碑立传,宣扬自己功威满天下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于是他开始注意史官修史,希望史官歌功颂德,把自己吹捧成”圣人”、”明君”,成为可以与三皇五帝、商汤、周文王、武王等历史上的光辉榜样并驾齐驱者。
然而,他遇到的史官是司马迁,他的意图一时很难贯彻。
司马迁自认为有”世典周史”的光荣家世,又有父子相承的史学事业,对史学的功能和史官的责任看得很重,而不能完全听凭统治者摆布。
况且,司马迁是天才的思想家,他”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他从小就有造反精神,他要”察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他有藐视一切的霸气,他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所有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深刻的思考与冷静的评判。
这样以来,他与汉武帝强强相撞,势必矛盾重重,日积月累,他的悲惨结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三、《屈原贾生列传》中的春秋笔法
鲁迅先生给《史记》作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评价,《离骚》是屈原放逐之后,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屈原在《离骚》中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主观认识。
那末,司马迁在《史记》中,是不是也注入了他本人的人生体验呢?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本文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点出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末差,历史人物楚怀王的真实形像也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昏庸,只所以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误解,概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使用了春秋笔法,让楚怀王替汉武帝背了黑锅而已。
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评议: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
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
此不知人之祸也。
易曰:
「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
王明,并受其福。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
这段议论,铿锵有声,酣畅淋漓,激情膨湃,一泻而下。
初次一看,是在批评楚怀王不辨忠奸,不明事理,自酿人祸,忠臣受害,自食其果。
可是,仔细一回味,不对呀!
楚怀王中奸被骗到秦国后,他没有做出丧权辱国的事,他表现出了一个大国国君的风范,宁死也不签卖国条约。
在楚怀王的本传《楚世家》中,明明写着楚怀王的遗体运回楚国后,”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
”,历史真像是楚怀王在本国人气很旺,全国民众都为楚怀王的死节悲痛哀悼,楚怀王的葬礼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国葬。
就是在诸侯各国,也都因为楚怀王的死节一事而义愤填膺,重新合纵,于次年多国联合起来向秦发兵。
同样出于司马迁之笔,怎么到这儿就变成了”为天下笑”呢?
很显然,司马迁在这里表达的是自己的人生感受。
汉武帝是当朝天子,他有许多批评汉武帝的话不便明说,便借着楚怀王说事,表面上是在抨击楚怀王昏庸,实质上是刺向汉武帝的利刃。
在司马迁的眼中,汉武帝是和秦始皇差不多一样的昏君暴君,而且,作为先知的思想家,他已明察出西汉王朝的诸多弊端,予感到不可避免的颓势。
所以,这段议论,是司马迁在胸中压抑已久对汉武帝的愤满怨气怒气的大喷发,是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昏庸无道的揭露与鞭笞。
楚怀王替汉武帝背了黑锅。
(这是一篇学习心得,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黄新亚先生所著《司马迁评传》中的许多成果。
自己初学《史记》,谬误之处难免,恳望读者诸君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