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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
谢天振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经提出的一种理论。
1978年，埃文－佐哈尔把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结成论文集，以《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inHistoricalPoetics）名出版，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西方学术界早就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特殊的国情，所以直至八十年代末国内学术界对它仍知之甚微。
直至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走出国门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越来越多，才开始有人接触到了多元系统理论。
但是真正把它介绍到国内学术界来，那也已经是九十年代末的事了。
比起国内学术界，我国香港台湾的学者与多元系统理论的接触显然要比大陆学者早，他们在1994年即已直接聆听了埃文－佐哈尔的报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在台港也同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很大的廻响”。
在台港，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要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才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2001年第3期《中外文学》推出的“多元系统研究专辑”也许可视作这方面的一个标志。
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之所以迟迟未能在华人文化圈内产生较为热烈的反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本身比较艰涩，牵涉的学科又过于庞杂，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无不涉及；另一方面，更因为我国翻译界对翻译的研究和关注较多地仍旧停留在文本以内，而对翻译从文化层面上进行外部研究的意识尚未确立，这使得他们即使接触到了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一时会觉得它似乎与他们心目中的翻译研究相距甚远，甚至没有关系。
另外，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文章一直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文恐怕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在中国大陆传播不广的一个原因。
最近，2002年第4期《中国翻译》刊印了张南峰教授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译文，不知能否引发国内译界对多元系统理论的兴趣和热情？
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
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
在这个多元系统里，各个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但是，在这个整体里各个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它们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
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斗争：
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
简言之，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大到世界文化、小到国别（民族）文化的活动图。
按理说，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主要着眼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系统内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斗争和地位的演变（为此，我最初接触到埃氏的Polysystemtheory一词时，曾把它翻译成
“多元文化理论”，以突显其文化理论的本质），其中提到翻译之处也并不算多。
但是，不无有趣的是，恰恰是翻译界最先接过了多元系统论，并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了翻译研究的实践中去，这很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
当然，埃氏的多元系统理论也确实对我们从事翻译研究有诸多的启迪和指导。
首先，它“绝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则，以及对“批评”（criticism）与“研究”（research）之间的差别的强调，对我们国内的翻译研究就很有启发意义。
我们翻译研究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算起，已经长达一、两千年，但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大多放在埃文－佐哈尔所说的“批评”（criticism）上，也即往往集中在价值判断上：
不是说某某人译得好、译得出色，就是说某部译作、或某篇译文、段落、句子译得不确、有错误，等等，却忽视了翻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个天地，也即埃文－佐哈尔所说的“研究”（research）。
指出“批评”与“研究”的差异，强调不要把两者相混淆，并不意味着肯定后者和否定前者。
事实上，两者各有其不可相互替代的功能。
前者属于应用性研究，偏重于对翻译实践的指导；而后者则属于描述性研究，更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超脱的纯学术研究。
应用性研究我们做得比较多，既有个人翻译经验的总结和交流，也有具体译作的分析和点评。
譬如，翻译家赵萝蕤以她前后翻译过的长诗《荒原》两个不同译本中的一些片断为例，谈她如何从三十年代版的“不彻底的直译法”转到七十年代末的“比较彻底的直译法”，以及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原作中的各种不同的语体的体会，等等。
再如翻译家叶君健批评我们在中译外的工作中，曾经为了所谓的“忠于原文”，画蛇添足地把“老虎”译成oldtiger，把“肥猪”译成fatpig，令懂外文的人啼笑皆非。
更有甚者，有人还把我们哲学中的一个术语“两点论”依样画葫芦译成法文的lathèseendeuxpoints，结果“两点论”变成了“冒号论”，使得法文读者不知所云，想求忠实反而不忠实。
不难发现，应用性研究多为文本内研究，或是把译文与原文对照，辨其信达与否，或是把两种或几种译文进行比较，判其孰优孰劣。
描述性研究近年也开始多了。
譬如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内出版的翻译史类的著作即是一种，从较早的《中国翻译简史》（马祖毅著）、《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主编），到近几年出版的《1949－1966：
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孙致礼编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郭延礼著）、《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著）等，对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翻译活动和事件从史的角度进行了梳理。
这类著作一般不会关心文本内的研究（个别著作也有涉及），但避免不了价值判断，如对某翻译家或某译作在历史上的作用、意义的评价等。
还有一类著作，就明显地属于纯学术的研究了，如蔡新乐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和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等。
前者借鉴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理论，对文学翻译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研究的是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与特征；后者在全书的开篇即援引埃文－佐哈尔的一段话作为题头语，指出“尽管文化史家普遍承认翻译在国家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描述层面上，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中，分别对严复、鲁迅、瞿秋白的翻译理论和思想、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晚清翻译外国小说的行为和模式等，在大量的中外文史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上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理论、翻译思想和事件等，进行了新的阐发和研究。
有人也许会感到担心，跳出文本之外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有什么关系呢？
这种研究会不会流于空谈呢？
因为迄今为止，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既然是翻译研究，就应该结合具体的翻译实际。
离开了翻译的实例谈翻译，有什么用呢？
其实，有这种担心的人只看到了应用性研究的意义，却没有看到描述性研究的价值。
即以王宏志教授的研究为例，王教授的研究虽然没有具体指出哪一句句子译错了，或哪一句句子译得很好，但是他的研究却能帮助我们更正确地把握严复的翻译思想：
我们不少人以前总以为在严复的“信达雅”观点里，“信”是占第一位的。
但王教授的研究揭示，原来在严复的翻译思想里“达”才是占据首位的。
王教授的研究还让我们看清，原来鲁迅与梁实秋、赵景深的翻译之争，本质并不在于对翻译标准理解的差异，而是背后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在起作用，等等。
诚然，文本内的研究对翻译实践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似乎更有用。
但是，有些问题如果仅限于文本内进行研究，却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眼下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前不久《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29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正如该文的副标题――为我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一辨――所示，文章作者举出好几个令人信服的例子，从半个多世纪英国前首相邱吉尔称赞已故国民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的英语水平了得，足可与之“平起平坐”，到最近几十年我国翻译家许孟雄、英若诚等人的比外国人翻译的质量“高出一筹”的译作，等等，说明我国翻译家完全有能力、有水平把中国作品译介给世界。
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要指望由西方人出钱来弘扬中华文化，那是一厢情愿，万不可能。
”文章最后，作者满怀热情地说，“因此，只要我们编得好，译得好，市场肯定不成问题，前景一定无比灿烂。
”
应该说，作者为中国对外英语编译水平的辩解是有说服力的，我们国家确实有一批翻译家，他们的中译英水平绝不输给外国人。
我这里甚至还可补充好几个例子，如方重翻译的陶渊明的诗，孙大雨翻译的屈原的《楚辞》，国外有关学者在进行过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后，也心悦诚服地指出，它们比国外翻译家翻译得还要好。
但是，文章最后的结论却未免失之偏颇，这是因为译介（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翻译质量的高低。
译得好（这里主要指译得正确），并不见得就一定会有市场。
对此，我想我们每个喜欢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
譬如，我就喜欢傅雷的译作，见一本买一本，毫不犹豫。
但是，假若有某个精通中文的法国人，他把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译成了中文，而且他对巴尔扎克的作品的理解要比傅雷正确得多，我会不会买呢？
我想不会。
而且不光我不会买，许多和我一样喜爱傅译的读者也不会买。
不要说这个虚构的法国人的译本我不会买，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好几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不少新的、相信比傅译译得更加正确的巴尔扎克作品的中译本，但是购买者和读者有多少呢？
恐怕根本无法与傅译的购买者和读者相比吧？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与钱钟书情愿一本接一本地重读林纾的译本，而不愿读后来出版的、“无疑也是比较正确的译本”一样的道理。
翻译家个人及其译作所独具的魅力，显然是译本能够广为流传并被读者接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不过，对于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等等。
这也就引出了埃氏多元系统理论对我们的第二个借鉴意义，即多元系统理论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审视和理解文学翻译，并让我们看到了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因素。
埃文－佐哈尔指出：
“在某些运动中，一个项目（元素或功能）可能从一个系统的边缘转移到同一个多元系统中的相邻系统的边缘，然后可能走进（也可能走不进）后者的中心。
”如所周知，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往往处于边缘。
如果翻译文学这个“项目”能从“边缘”走进“中心”，那就意味着翻译文学在该国或该民族被广泛接受、认可了，译者的译介也就取得成功了。
然而，“项目”如何才能从“边缘”走进“中心”呢？
埃文－佐哈尔先借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蒂尼亚诺夫的话对多元系统内部状况作了一番描绘：
各系统“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不同的阶层。
”“各个阶层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构成了系统的（动态）共时状态。
一个阶层战胜另一个阶层，则构成历时轴上的转变。
一些现象可能从中心被驱逐到边缘（称为离心运动）。
另一些现象则可能攻占中心位置（称为向心运动）。
”然后指出，正是多元系统内存在的关系（如各阶层之间的张力），“决定多元系统内的过程，而且决定形式库（repertoire）层次上的程序，就是说，多元系统中的制约，其实同样有效于该多元系统的实际产品（包括文字与非文字产品）的程序，例如选择、操纵、扩展、取消等等。
”而这种制约，多元系统论的继承和发展者、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把它归纳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
可见，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文化要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除了翻译家个人对读者的吸引力外，译入语国家或民族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以美国为例。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接连翻译出版、发表了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一百余首：
1954年发表了阿瑟·韦利（ArthurWaley）的译诗27首，1958年又发表了史耐德（GarySnyder）的24首译诗，而1962年更是推出收入了一百首寒山诗的译诗集。
寒山诗的翻译之所以能在美国如此走红并广受欢迎（研究者在六十年代初美国大学的校园里碰到的大学生竟然几乎都知道并读过寒山诗），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译得“好不好”显然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把译诗与中文原文对照一下的话，我们的翻译批评家很可能会发现一些甚至不少理解或表达不如我们自己的翻译家的地方），而是如同有关学者研究后所指出的，“因为寒山诗里恰巧有1938到1958年间，美国新起一代追求的一些价值：
寒山诗中不乏回归自然的呼声、直觉的感性，及反抗社会成俗的精神。
”换句话说，也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流行的一种意识形态促成了寒山诗在美国的翻译和出版。
诗学在外来文学、文化的译介中所起作用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
仍以美国为例：
二十世纪头三十年中国的古诗也曾经在美国得到许多翻译和传播。
据有关专家统计，仅从1911年至1930年的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古诗的英译本就多达数十种。
其中较著名的有：
庞德（EzraPound）翻译的《神州集》（1915,1919再版），改写和翻译了李白、王维的诗15首；洛威尔（AmyLowell）和艾思柯夫人合译的《松花笺》（1921），收160余首中国古诗，其中大半为李白的诗；以及弗伦奇（J.L.French）翻译的《荷与菊》（1928）、宾纳（WitterBynner）和江亢虎合译的《群玉山头：
唐诗三百首》（1929），等等。
而之所以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会形成这样一个翻译中国古诗的热潮，与美国新诗运动的倡导者、意象派诗歌的领袖人物庞德、洛威尔等人的热心译介有直接的关系。
而庞德、洛威尔等人之所以会如此热心的译介中国古诗，则正如美国文学史家马库斯·坎利夫在《美国文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正当这些诗人（即意象派诗人――引者）处于关键时刻，他们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因为从中找到了完美的含蓄和精炼的字句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
”庞德自己也曾坦率地提到他翻译中国古诗的动机：
“正因为中国诗人从不直接谈出他的看法，而是通过意象表现一切，人们才不辞繁难去翻译中国诗歌。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中国古诗与意象派诗人正在寻觅和正在大力倡导的诗学原则的一致性，才形成了上世纪初在美国的中国古诗的翻译热潮。
反之，当要译介的外来文学、文化与本国的主流诗学精神相抵触、相违背时，那么这种译介就很难取得成功。
对此，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国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景即可明白：
当时，我国的主流诗学原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就难以在当时的中国翻译出版，而一大批属于社会主主义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作品，如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得到大量的译介。
至于“赞助人”因素在译介中的作用，这只要举我们国家的一些例子就很容易说明白。
当然，这里所说的“赞助人”并不指某一个给予具体“赞助”的个人，而包括政府或政党的有关行政部门或权力（如审查）机构，以及报刊、杂志、出版社等。
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如宣传部、文化部或教育部等，鼓励或倡导翻译出版某部或某些外国作品，那么这些作品自然会得到大力的译介。
譬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的文艺作品曾得到极其广泛的译介，而这与当时政府和政党有关部门的大力引导、支持（甚至包括指令性的安排）显然是分不开的。
这里我们还可举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例子，他对他半生英译中国文学所作的一番自我评价，可以视作是对“赞助人”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一个具体的注释。
杨先生曾不无遗憾地说：
“不幸的是，我俩（还有其夫人戴乃迭――引者）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甚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
”“赞助人”因素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顺便指出，权威的出版社、有良好品牌的丛书等，也是图书能赢得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能赢得市场，也就意味着译介有可能取得成功）譬如，就翻译文学作品而言，我们（譬如我本人就是如此）会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样一些享有较高声誉的老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比较信任，同时也会乐意购买。
而如果是其他出版社、尤其是一些不太熟悉的出版社出版的，明明是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作，我们也许就会犹豫，除非那个译者是我们非常欣赏的、也非常信任的，否则多半就不会买。
在国外，情况其实也一样。
一部图书（包括译作），一旦由某权威出版社出版，或是列入某套著名的丛书，诸如英语的“企鹅丛书”、法语的“七星丛书”等，它就很容易取得读者认可。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前面提到的“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问题，答案就应该比较清楚了：
只注意“文本”翻译得“好”与“不好”，而忽视甚至无视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这样一些“文本”以外的因素，显然是无法对“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这一问题作出一个比较全面的回答的。
严格而言，上述文章仅只是解决了“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或有没有足够的英语水平把中国作品译成合格的、优秀的英文作品”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问题。
“译介外来文学和文化”这一问题，涉及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当我们讨论“谁来译介”这个问题时，当然可以强调中国翻译家的资格和能力，但千万不要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即忘了国外汉学家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曾经举行过一次中国作家与外国汉学家的聚会。
通过聚会和面对面的交谈，让国外汉学家认识、了解并熟悉中国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然后鼓励他们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
我以为，这是一个可取的并值得继续去做的方式。
国外汉学家在对原作的理解方面，也许不如我们自己的翻译家，但他们对译语（也即他们的母语）的把握要比我们的翻译家娴熟，他们的翻译风格令（他们的）译文读者更感到亲切，因而他们的翻译也比我们自己的翻译更容易在他们的国家赢得读者和市场，这也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让国外汉学家与我们自己的翻译家站在不同的立场，内外呼应，共同努力，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也许才能有效地把中国文学和文化译介给国外读者，从而也能比较园满地解决
“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化”这一问题里面的“谁”的问题。
然而，解决了“谁”的问题之后，另外还有一个“译介”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管“输出”，而不考虑接受，更不考虑接受的效果，那么，我们至多只是完成了一篇（部）合格的或优秀的翻译作品而已，却不能说完成了“译介”。
如果我们所说的“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这句话，其意思是要让国外读者能阅读、能接受、甚至进一步能喜欢中国作品――这恐怕也是“译介”一词应有的比较完整的含意吧？
――那么，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翻译的“好”与“不好”上，而还应该注意到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等问题了。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能从多元系统理论中得到不少启迪。
事实上，结合译入语国家、民族的文化语境全面、深入研究翻译文学，正是多元系统理论为翻译研究拓展的一个极其广阔的、崭新的研究领域。
在此之前，人们尽管都承认翻译在民族（国别）文学、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把翻译文学也看作一个系统，而往往仅仅是把它视作“翻译”或个别的“翻译作品”。
是埃文－佐哈尔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首先提出，翻译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系统，与原创的文学作品一样，它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文化和语言关系的网络。
埃文－佐哈尔在他的多元系统理论里，对翻译文学（translatedliterature）这样的“二度创作的文学”及模式，给予与原创文学及模式同样的重视，并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他指出：
“翻译文学不独是任何文学多元系统内自成一体的系统，而且是非常活跃的系统。
”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并非永远处于边缘位置，它有时也会占据中心位置，即是说，“翻译文学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并成为文学多元系统中“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为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并对翻译史上的一些现象作出了比较园满的解释。
首先，多元系统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的多元系统里可能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客观条件。
第一种情形是，一种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即该文学的发展还处于“幼嫩”状态，还有待确立；第二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的大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处于“弱势”，或两者皆然；第三种情形是，一种文学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
参照这三种情形去观照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似乎的确可以发现不少契合之处。
譬如中国清末民初时的文学翻译就与上述第一种情况极相仿佛：
当时，中国现代文学还处于“细嫩”状态，我国作家自己创作的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还没有出现，白话诗有待探索，话剧则連影子都没有，于是翻译文学便成了满足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的最主要来源（翻译小说占当时出版发表的小说的五分之四）。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文学尽管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此时却由于“文革”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几乎一片空白，仅有屈指可数的几本反映极左路线的所谓小说尚能公开出版并供读者借阅。
这正如上述第二种情形，由于特定历史、政治条件制约，原本资源非常丰富且在历史上一直是周边国家（东南亚国家日本、越南、朝鲜等）的文学资源的中国文学，此时却处于“弱势”、“边缘”地位。
于是在“文革”后期，具体地说，是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翻译文学又一次扮演了填补空白的角色：
当时公开重版、重印了“文革”前就已经翻译出版过的苏联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在人间》、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
另外，还把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连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作品，也一并重新公开出版发行。
与此同时，当时还通过另一个所谓
“内部发行”的渠道，翻译出版了一批具有较强文学性和较高艺术性的当代苏联以及当代西方的小说，如艾特马托玛夫的《白轮船》、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约瑟夫·赫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
这些作品尽管是在“供批判用”的名义下出版的，但对于具有较高文学鉴赏力的读者来说，不啻是文化荒芜的“文革”年代里的一顿丰美的文化盛宴。
及至“文革”结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一时出现了“真空”，创作思想也发生重大转折，于是一边大批重印“文革”前即已翻译出版过的外国古典名著，诸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印数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册。
与此同时，还开始翻译出版解放后一直视作禁区的西方现代派作品，从而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
这第三次翻译高潮的出现正好印证了上述埃氏多元系统理论所说的第三种情形，即当一种文学处于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时，它会对其他国家文学中的形式有一种迫切的需求。
“文革”结束后，我们曾经大量译介了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正是迎合了国内小说创作界欲摹仿、借鉴国外同行的意识流手法的这一需求。
其次，多元系统理论对翻译文学的阐述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文学翻译中的“充分性”（adequacy）问题。
在中外翻译史上，都会有这样一个时期，此时译者的翻译往往很不“充分”，即对原作偏离较多，包括对原作的随意肢解。
譬如古罗马人对希腊典籍的翻译，又譬如我国清末民初严复、林纾等人对西方社科、文学作品的翻译，等等。
以往我们对此现象的解释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人意识到自己是胜利者，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于是以胜利者自居，一反以往的常态，不再把希腊作品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
他们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丝毫也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或者，一方面是“翻译家自身能力所限，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者也没有要求高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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