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民间书画收藏史概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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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民间书画收藏史概略
在由元初至清末的这六百来年间，民间的书画收藏与皇家内府的收藏此消彼长，各个时代又因其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民间收藏的发展脉络往往并不以朝代的更迭而发生即刻的变化，因为文化的传承不会以朝代的终结而嘎然而止，而常常是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
南宋之后，文化中心迁移到南方，江浙一带的私人收藏代不乏人，其中尤以苏州、嘉兴、松江、南京地区藏家最为集中，成为传统的鉴藏中心。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都城而成为北方的收藏中心，她常常充当公私收藏转换的中转站。
南北方收藏的风格不同，趣味有差异，而藏品也在时时的流动中，如云烟聚散。
明代中后期崛起的徽州收藏家群体以及清后期出现的广东收藏家群体则证明了收藏与经济发展的直接因果关系。
在经济上富裕起来的群体必然产生强烈的文化诉求，收藏便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由收藏书画起始，随着鉴藏活动的深入，一地的审美趣味、书画创作理念、风格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尤其是书画创作的水准与收藏的水准直接相关。
因为中国书画是一门极其讲求传承的艺术，看不到好的古代作品就意味着没有来由，没有根系，是不可能创作出有格调的作品的。
这就是为什么元末至明中期苏州、松江地区收藏的兴盛直接孕育了吴门派与松江派的艺术；同样的，没有徽州商人的收藏热潮也不会催生扬州画派的繁荣；而相对远离传统文化中心的广东地区也因为收藏的崛起而在近代出现了岭南画派。
第一章、元代的私人书画收藏
元起朔漠，以铁甲得天下，从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正式建国号为元，到洪武元年（1368）被朱元璋推翻，前后不到一百年。
在此之间，蒙元统治者先为统一北方与灭亡宋朝战事不断，继而对外扩张，对内平息最高统治层内争权夺利的变乱，接着元末农民起义又接连不断，从而使得整个元代社会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俗话说“盛世收藏”，象元代这样的乱世无疑对私人收藏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元朝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的政策却相对宽松，并很快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同化。
在此大环境下，以南宋的旧都杭州以及元朝的新都大都为中心的一南一北两大地域，其文化活动一度比较活跃，收藏活动主要也在这两个地域展开。
第一节、元初的两大私人收藏中心——杭州与大都
一、杭州——以宋遗民为核心的收藏中心
1276年，蒙古将领伯颜攻入杭州时将南宋内府的书画收藏整体端运到了大都的元廷秘书监。
但在此之前，由于南宋的国势衰微，已有内府秘书监中人监守自盗，“往往以伪易真”[①]，偷梁换柱，致使一些内府藏品散佚到了民间。
元朝统治者在攻克临安后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这里既没有大的围剿，也未有追究故臣的举措，所以旧都杭州繁华依旧，并依然保有其文化中心的地位。
前朝的官僚、大儒大都以遗民的方式继续在新朝生活。
而这其中南方藏家的书画收藏及赏鉴的风气也相对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新建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又使得来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藏家也会聚到杭州。
这其中包括由金入元的鲜于枢，在杭州作官的大都人李衎、蒙古人廉希贡、色目人高克恭等等。
这些客寓者不仅带来了他们的藏品，同时也积极地融合到此地原有的赏鉴活动中来。
各族各地的藏家时有文酒之会于西子湖上，观书赏画，品鉴把玩，在书画上留下共同的题识，这样的景象在北方的大都是不常有的。
对于元初杭州的书画藏家、藏品以及赏鉴活动，有一本书作了详细的记载，那就是南宋遗老周密的《云烟过眼录》，它是了解宋末元初私人收藏概况的珍贵史料。
书中记载了作者所见所闻的诸家收藏，包括乔篑成、焦敏中、鲜于枢、张受益、王子庆、王介石、张斯立、郭天锡、尤氏、赵仁荣、刘伯益、松江镇守张万户、王英孙、张苌、董六千、游氏、庄肃、廉希贡、徐容斋、道士禇雪巘、郝清臣、高克恭、胡咏、杨伯嵓、李倜、高铸、申致、马子卿、崔彧、赵孟睢⒁荨⑿晦刃蕖⒊率稀⒕掌抡允稀⒍率薄⒔袒握、张氏、刘汉卿、亷庭臣、亷端甫、何道士等四十余家的收藏。
其后又有汤允谟续写一卷，著录了总管太中赵伯仁、祝祥、杨瑀、杨元诚、靳公子及汤允谟自家的收藏。
虽然书中大部分条目只录品名，有些略述来历，不象后代著录那样详细记载书画上的题跋、印迹，也未作品评，但作为较早的私家著录，《云烟过眼录》无疑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云烟过眼录》中记载的诸位藏家之等第实有相差。
其中论藏品之富、之精则推赵孟睢⑶求癯伞⑼踝忧臁⒐煳⒕掌抡允希欢墼谏图暇叻ㄑ鄱以诖醋魃嫌志呤盗φ咴蛴姓悦项、鲜于枢、高克恭为出类拔萃。
二、大都——宋、金两朝遗留书画的聚集地
蒙古军队于1234年灭金时，并未有计划地接收金朝内府的经籍书画，至使许多珍贵的古代书画名迹流散到民间。
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当年金灭北宋时掳去的徽宗内府的大量珍品，也包括金章宗明昌内府的藏品。
尽管后来元内府重视收藏，购回一些，但不少民间藏家还是由此分得了一杯羹。
赵孟钪猎涫咨洗蠖既喂偈保驮λ崖薰糯榛＃⒂谠暌椅矗1295）带回江南时向朋友们作了展示。
[②]其中便有宋徽宗与高宗的亲笔书画或题跋，显然，这些作品是北宋内府的流散之物。
作为金、元两朝的都城，大都充当着前朝内府藏品与私人收藏之间中转站的角色。
第二节、元末的收藏——江南望族在乱世中的逍遥
元末乱世，起义军割据。
此期江苏与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为张士诚割据，张氏广纳文士，并予以礼遇，加之其辖区又相对承平，因而使得大批文人会聚到这里逍遥避世，各类雅集也就上演得特别频繁。
当时江南有三个以招徕宾客而闻名的大地主，一个是松江的曹知白（云西），一个是无锡的倪瓒（云林）、一个是昆山的顾阿瑛。
在他们三家上演的雅集成为当时文人最热衷的聚会，尤其是顾阿瑛家的玉山雅集更是在当时文人圈中极有声誉。
曹知白（1272-1355），字贞素，号云西。
山水师法李郭，而清气可爱。
其家为松江大地主，富巨资，“所蓄书数千百卷，法书墨迹数十百卷，非徒藏也，日展诵之，所得者深广也。
”[③]又喜招徕宾朋，常与友人共同赏鉴书画。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元四家之一。
山水古淡天真，世称逸品。
其家为无锡豪富，兄长倪昭奎又为朝廷特封的道教领袖人物。
所以倪瓒年轻时生活极其优越，“平生无他好玩，惟嗜蓄古法书名画，持以售者，归其直累百金无所靳。
”[④]他的交游也很广泛，除了文人、书画家之外，与元朝的贵族、官僚也多有交往。
在他家举行的雅集，其中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品鉴书画。
顾阿瑛（1310-1369），一名瑛，又名德辉，字仲瑛，号金粟道人。
作为昆山富豪，顾阿瑛以广延天下名士，豪爽好客著称于世。
他家的玉山草堂几乎日日上演着诗赋雅集。
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冠绝一时。
当时江南一带以及避难寄籍于此的文士无不是玉山草堂的座上客，其中包括杨维祯、倪瓒、王蒙、柯九思等等。
顾阿瑛将各家于玉山雅集时的诗作汇编为《草堂雅集》，其中大量的题画诗证明了赏鉴书画也是玉山雅集中的重要活动。
而张天英所作的《题玉山中所藏赵千里画金碧山水图》、《题玉山中钱舜举画五栁庄图》等诗则反映出顾阿瑛本人的收藏。
第三节、元代的收藏世家
一、赵孟罴易
可以通过书画题跋以及现存书画上的赵氏收藏印记重建赵氏收藏目录。
赵雍、赵奕、王蒙等均有收藏。
二、吴镇家族
近年来随着一本《义门吴氏族谱》的发掘，使得学界对于元四家之一吴镇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其身世并非长久以来以为的贫寒隐士，而是海运世家的富贵公子。
经其祖、父辈的努力，魏塘吴氏一门凭借鼎盛的海运事业而至巨富，财力殷实。
吴氏家族且代有好尚书画者，有着良好的书画鉴藏修养与逓藏的传统，并且与书画圈一直保持密切的交往。
吴镇的叔父吴森因收藏《定武兰亭五字损本》而与元初文坛领袖赵孟罱嵯潞褚辍Ｖ链笕辏1310）吴森陪同赵孟钜宦烦舜纱笤撕颖鄙洗蠖迹诼猛局姓悦项一再为“兰亭”作跋，其中包含了诸多赵氏著名的书论，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吴森的三个儿子吴汉英、吴汉贤、吴汉杰也都保持了风雅传家的门风，喜好书画。
现存北京故宫的宋扬无咎《四梅图》上就留下了兄弟三人的收藏印。
其中次子吴汉贤（景良）因曾任江浙行中书省属而交游更加广阔，他曾邀邓文原为其书斋“乐古堂”作记。
吴镇自己拥有一定的收藏，现存画迹上留有吴镇收藏印鉴的还有三件，它们分别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代国诠《善见律》、宋代米友仁《潇湘图》以及《扬无咎四梅图》。
不仅如此，吴镇身边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藏圈，包括他的家族其他成员，以及周围的朋友们，如华亭邵氏、危素等等，他们丰富的书画收藏使得吴镇得以寓目大量的古代名迹，这样优越的背景无疑对成就吴镇卓越的画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章、明代的私人书画收藏
明代的私人收藏兴盛的一项重要原因在于皇家收藏的不兴。
明代除了永乐、宣德二帝对书画有较浓的兴趣之外，似乎其它皇帝对此均无甚雅好。
所以尽管明灭元时，由徐达亲自率兵查封元内府书画典籍，全盘接受，未使其遭受劫难。
但接下来明内府对于书画收藏的管理却远不如前朝。
首先，明代并没有一个象“奎章阁”这样的以鉴藏书画为职责的机构。
其次，在不同阶段，内府收藏都有因不同的原因，以不同形式流散出去，程度严重。
明初是皇帝以内府收藏赏赐功臣、蕃王等等。
下节提到的晋王朱棡、鲁王朱檀、黔宁王沐英家族的收藏中都有不少是得自赏赐。
到了中期，则有宦官猖獗盗取内府书画的情况。
据沈周《客座新闻》里记载“成化末，太监钱能、王赐在南都，每五日舁书画二柜，循环互玩。
”便是例证。
而嘉靖、万历朝由于库银空虚，又出现了以内府藏书画充当俸禄分发给朝臣的所谓“折俸事件”，又一次致使大量书画流向民间。
第一节明前期
江南的收藏似乎在朱元璋对苏州一带文人的屠戮与钳制下嘎然而止了，人员的减损对此地的收藏起到了暂时的打击。
民间收藏不兴，此期，几位朱姓蕃王的收藏值得注意。
（一）晋恭王朱棡
晋王朱棡为太祖朱元璋的第三子。
他学文于宋濂，学书于杜环，博雅好古，收藏甚富。
至今，许多书画作品上留有“晋府图书”、“晋府书画之印”、“晋府奎章”等印记，皆为其收藏印记。
其收藏的书画上常常相伴出现“司印”半印，或元内府的“天历之宝”等印记，由此推测其收藏可能大部分来自明内府的赏赐。
（二）鲁王朱檀
1972年朱檀墓被发掘，出土了包括钱选《白莲图》在内一些书画卷轴，且均为名迹。
这种将书画名迹带入墓葬事例相当罕见，显示出这位王子对于书画的痴迷程度。
（三）黔宁王沐英家族
沐英为朱元璋的养子，以其英勇谋略平定云南，战功显赫，威镇边陲。
后获封西平侯，镇守云南。
洪武二十五年卒，追封黔宁王。
沐英的子孙们世袭他的封号，并一直镇守云南至明末，其中也代不乏人。
沐昂、沐斌、沐璘、沐诚、沐详、沐崑等等均于公瑕之余留心文赋书画，时有著述，并好与文士交往，可谓风雅传家。
黔宁王家族的书画收藏主要有几种来源：
一是作为太祖的养子，加之战功卓著，沐英接受了大量的内府赏赐，除金银珠宝外，名画珍玩亦绝不在少数。
现今存世的沐氏收藏，包括李公麟《免胄图》、王振鹏《龙池竞渡图》、郭忠恕《摹辋川图》以及大批的宋代团扇上不少留有元代内府收藏的印记，这些很可能便是来自明内府赏赐的途径。
另一方面，沐家凭借着权势和优厚的财力广为延请当时最著名的书画家作书作画，收藏他们的作品。
有史料证明永乐朝最著名的内廷供奉画家王绂、石锐、戴进等都与沐氏有所交往。
再有就是在流通中获得，如上述同为蕃王的晋恭王朱棡，其收藏后来有部分也流传到沐氏家族手中，作品上同时留下了两个朱姓蕃王家族的收藏印。
沐氏家族收藏的鼎盛与其政治势力的兴衰几乎同步，沐英之后其子沐晟、沐昂以及沐昂之子沐璘都喜好书画，并为家藏作出建树。
尤其沐璘的贡献较大，现今留存的沐氏收藏中钤盖沐璘图章的也最多，其中最常见的“黔宁王子子孙孙永保之”便是他的藏印。
沐璘后沐氏的书画收藏便连同其家族政治势力的衰微而一同没落散佚了。
可惜的是沐氏家族庞大的收藏也没能留下著录，对其藏品的了解只能通过作品上留存的沐氏家族收藏印来重建了。
第二节明中期——以苏州为中心
从成化（1465--1487）到嘉靖（1522--1566）的一百来年间，苏州地区的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兴盛，在其文人精英的不懈努力下，苏州地域形象的得以确立使其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重镇，整个江南地区包括徽州均在其辐射范围之内。
此间吴门画派与吴门书派的崛起是苏州文化全面复兴的一个重要方面，与其相伴随，私人书画鉴藏群体也活跃了起来。
吴门派书画家与苏州地区藏家群体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方面，吴门派的崛起直接得益于苏州地区丰富藏品的滋养。
另一方面，这些吴门派的书画家们因过眼诸多名迹而锻炼了眼力，提升了品鉴力，不仅在人数上成为藏家群中的主力，而且凭借他们出色的赏鉴能力，把握品第的标尺，成为鉴藏群体中的核心。
沈周（1427—1509年）与文徵明（1470—1559年）是公认的吴门派前后两代领袖。
他们不仅是艺术流派的领袖，而且是鉴藏家群体中的巨眼。
各阶层的藏家因相信他们的眼力而求其判定真伪，或者求其题识，希望凭借其声望为藏品博得更好的声誉。
可以说沈、文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身处在鉴藏圈的中心，鉴藏圈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多少会与他们发生联系，因而本文借助这两位大师，分别勾勒出在他们身边活动的鉴藏家群体的活动状况，并籍此展现出其时的书画鉴藏风气。
一、以沈周为核心的书画鉴藏家群体
（一）前沈周时代的书画鉴藏家
整个“前沈周时代”的意义仿佛就是为了“延一线而授之沈周”，[⑤]为一个繁盛时代的出现做好铺垫。
1、沈周的祖辈——高祖沈良、祖父沈澄、伯父沈贞、父亲沈恒
2、沈周的师辈——陈宽、刘珏
（二）沈周时代的书画鉴藏家
1、沈周（附：
沈云鸿）
沈周（1427----1509）虽乃一介布衣画师，但他的名声却波及全国。
“一时名人皆折节内交，自部使者、郡县大夫皆见宾礼，缙绅东西行过吴及后学、好事者日造其庐而请焉。
……数年来，近自京师，远至闽浙川广，无不购求其迹以为珍玩。
风流文翰照映一时，其亦盛矣。
”[⑥]沈周亦好客，每逢“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
出所蓄古物图书，相与抚玩品题以为乐。
”[⑦]在他的交游网络中各色人物都有，青年时期，徐有贞、刘珏等年长藏家折辈与他的交往使他获益良多。
他的同龄人中更有与他志趣相投，常常互通有无的好友，如吴宽、史鉴、陈颀、李应祯、陈璚等。
随着沈周的声誉日隆，聚拢到他身边的各色人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
其中既有后辈鉴藏家如文林、朱存理、都穆、文徵明、祝允明等等，又有古董贩子、裱褙匠、各种好事者。
后面的这几种人求沈周题跋，一是自己没有眼力，求其鉴定真伪；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则是使其藏品因沈周的题识而增高画价。
沈周作为当时书画鉴藏家群体的核心人物，其鉴赏眼力十分地令人折服。
他的鉴定方法在他的题跋中常有反映。
而他身边的友人无不对他的眼力心悦臣服。
沈周的藏品有继承自祖辈也有自己搜集到的，他的绘画藏品中不乏象《富春山居图》、《太白山图》这样的名迹，而他的书法藏品则以“宋四家”为主，尤多黄庭坚的大字书迹，向家藏的学习直接决定了沈周自己书法面貌的形成。
附：
沈云鸿
沈云鸿（1450---1502），字维时，曾任昆山阴阳训术，是沈周的长子。
与父亲疏阔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沈云鸿的细致周到。
云鸿斋号曰“保堂”，其意指保有家传五代的基业不至败落，家中的各种藏品不至散落，以及保有诗书礼乐的门风不至沦丧，并力图使之更加振兴。
这种思想在以诗书传家的吴中世家子孙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家传中最令云鸿爱惜的便是那些古玩器物和法书名画了。
文徵明称他是“特好古遗器物书画，遇名品，摩拊谛玩，喜见颜色，往往倾蠹购之。
”[⑧]不仅如此，云鸿又“长于考订”[⑨]。
对历代文献的搜集、整理与考证相当塌实，并热衷于抄录古代书画题跋，与朱存理等人时常互通有无，乐此不疲。
正是由于在文献方面的积淀，云鸿对古器物、书画“寻核岁月，甄品精驳，又历历咸有依据”，于是，当时“江以南论赏鉴家，盖莫不推之也。
”[⑩]
可惜的是，云鸿死在其父沈周之先，因而他的名声始终为父亲所掩。
其实，云鸿成年后便执掌了家事，他持家勤俭，谨慎周到，使得沈周晚年更得以驰骋艺苑，毫无后顾之忧。
沈家的收藏在云鸿手上不仅没有散落，而是有了更大的发展。
沈氏一门的收藏以家庭方式传承五代，绵延近一百五十年，即便是在入明后相对安定且富庶的苏州地区，这样的例子也实属难得，堪称典范。
2、吴宽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
成化壬辰科会元、状元，官至礼部尚书，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定。
虽官位如此显赫，吴宽却与故乡的布衣画师沈周保持了终生的深厚友谊。
吴宽的书画收藏远不及沈周、史鉴等好友，但在他的藏品中有两类是极加珍爱的。
一是，东坡的书迹或拓本。
因吴宽特爱苏轼的书法，专攻此路，他自己的书法便是以绝类苏东坡而立足明代书坛的。
第二类极其珍贵的藏品便是挚友沈周为他所作的画卷了。
沈周一生为吴宽绘制的画作难以记数，且件件饱含深情。
其中长达五丈的《送别图》以及为吴宽庄园所绘的《东庄图册》是当然的代表作。
而吴宽的回报则是在京中的同僚中不遗余力地推荐沈周的书画，并将沈周的藏品带到北京请如李东阳等重臣题识，以增画价。
在沈周时代的苏州地区书画鉴藏群体中，吴宽堪称第二号核心人物。
他的书画造诣虽不及沈周，但他的书画赏鉴力堪称一流。
这一点从他的《家藏集》中近三百篇的题跋便可窥得。
其于书画史之熟稔，发表议论之中肯，考据之周详都绝非等闲之辈可为。
他人虽很少在苏州，但他官位高，影响大，因而他勤奋的题跋为当时苏州地区乃至各地的藏家提升眼力，把握书画品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3、史鉴
沈周的亲家史鉴（1433----1496）是吴江的一位大收藏家，其藏品规模不亚于沈周。
史鉴也是位大隐士，他博洽古今，与沈周有着共同的志向和相投的情性，且又相互倾慕才识，所以很早便成了莫逆。
后来史鉴次子史永龄娶了沈周季女，两人更成了儿女亲家。
而史鉴的好客也毫不逊于他的亲家，每有客至，则“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
”[11]
史鉴家的藏品在都穆的《寓意编》中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因为都穆在未出仕之前曾受聘做过九个月的史家塾师。
从史鉴藏品的数量及品目而言，其规模不亚于沈家的收藏，且其中不乏名迹，如：
欧阳询的《梦奠帖》、颜真卿的《刘中史帖》等。
尽管都穆记载的藏品数量已相当可观，但这仅是史家火后余生的收藏，据《寓意编》所言，史氏收藏被火烧去大半之后还能有如此规模，可见其家藏之富了。
史鉴有文集传世，名曰，《西村集》，其中没有留下多少书画题跋，但从仅有的几则中，我们发现，史鉴特别善于考证古代书画作品中反映出的史实掌故。
这种题跋风格大概是缘于他“尤熟于史论，千载事历历如见”的渊博学识。
[12]
4、李应祯
李应祯（1431----1493），初名甡，字应祯。
后以字行，改字贞伯，号范庵。
景泰癸酉举人，选授中书舍人，迁南兵部郎中，尚宝司卿，以南京太仆少卿致仕。
在成化间的中书舍人中，他是最早欲冲破台阁体牢笼的一位，归田后李应祯作书更强调个性的抒发，不落他人窠臼。
李应祯在沈石田时代，也是书画鉴定界的权威之一。
他在当时的鉴藏圈中相当活跃。
吴中曾有一桩对锺繇《荐季直表》的真伪争执不下的公案。
事情源起于沈周和沈云鸿父子出重资从越人手中买下锺繇《荐季直表》，父子皆称“巨眼”，却仍存疑点。
都穆也存不同看法。
祝允明当时尚年轻，也无法判断，所以只得向自己的岳父李应祯求助。
李应祯寓目后，认为‘此千二百年之真迹，希世之宝也。
’此言一出“众论乃定”。
由此可知在这个鉴藏圈中，李应祯看魏晋书迹有着甚高的权威。
诚如李应祯在卷后的跋文中所言“曩于秘府见二王书”，故有此眼力。
李应祯一生在鉴藏上的痴迷，在吴门颇负盛名，故文林在其所作《南京太仆少卿李公墓志铭》中有如此评价：
“（公）精识古书画，购拓名贤画像及金石书刻，不厌勤剧。
官历三十年家无馀赀，死之日，惟书数千卷而已。
”[13]
5、陈璚
陈璚（1440---1506），字玉汝，官至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陈璚家住苏州城东郊的陈湖大姚村。
作为大姚村的望族，陈璚十分重视本地的文化渊源，他的书画收藏也是以竭力搜求描写大姚村的作品为特色。
米友仁《寓大姚村所书三诗》原在沈周家，沈周因为此作是陈璚“里中故物”而让给了他，吴宽为此作跋时慨叹“自宋绍兴至今几四百年，不知流传几家，而复归其里人，真奇事也。
”[14]陈璚得到此诗作之后，又一日在给事赵良度家看见米友仁的《云山图》悬于壁上。
画上题曰“作于大姚村妹家”，陈璚于是又向赵给事讨得了这件画作，并再请吴宽题识，以为见证。
陈璚的孙子陈淳后来成为吴门派中独树一帜的大师，他的书画风格的形成都受到其家藏的影响，有着明显的米家风格的影子。
6、朱存理
朱存理（1444---1513），字性甫，家住苏州葑门。
他一生不仕，家贫如洗，却对古代的典籍、书画爱到了痴迷的程度。
朱存理的收藏以藏书为第一位，他“居常无他过从，惟闻人有奇书，辄从以求，以必得为志。
或手自缮录，动盈筐箧。
群经诸史，下逮稗官小说，山经地志，无所不有，亦无所不窥。
”[15]他既无钱，就以手抄书，这在当时的文人中几乎成了一种风气。
朱存理最感兴趣的事儿除了寻觅珍本奇书以外，就是探求各种吴中的掌故逸事，搜集先贤散佚的诗文、著述。
他时常邀约上杨循吉，都穆，祝允明，史引之，吴次明，朱尧民等一干好友到自家院中的松树下，谈论见闻、掌故。
朱存理便记录下这些谈资，写成《松下清言》一书。
他还在朋友的募捐下得到一艘小船，船上载满书籍书画，朱存理自称其为“野航”，乘着它自在地优游于吴中的五湖三茆之间，终日读书、赏画、吟诗、作文，或登岸探亲访友，这对于一贫如洗，却整日以书画为乐的朱存理而言，正是再理想不过的生活了。
“野航”虽不若米家书画船那样满载历代名迹，但朱存理优游其间，读书赏画的雅兴却丝毫不会亚于当年的米芾。
朱存理的书画收藏并不多，首先是因为他十分贫困，缺乏购藏古代书画的经济基础。
其次，他的兴趣仿佛也不在书画本身上，而是在以书画作为载体的古代文化上，他所感兴趣的多为某位古代乡贤的手迹，或记载了某段故实的书迹、画迹。
虽然自己的收藏不多，但朱存理对苏州地区其它藏家的收藏却十分留意，辑有多种著录，可惜只有《珊瑚木难》一书留存下来。
朱存理开创了一种新的著录风格，这种风格在他所辑的著录中统一贯穿着。
其特点在于，将所过目的书法作品的文字内容以及题跋全文抄录下来，并且把题跋按照记、跋、诗、赞、铭等文体加以分类。
由此可以详细地了解作品的内容、流传经过以及各时代的评价。
这种方法是朱存理的首创，对书画著录尤有贡献。
但对于作品的尺寸、材质、风格，朱存理却从无述及，仅在最后标明此作现藏何处。
这一著录特点再一次验证了朱存理“意不在笔墨间”的收藏观。
7、都穆
都穆（1459-1525）字玄敬或元敬，吴县人。
弘治己未进士，授工部主事，历礼部主客郎中，加太仆少卿致仕。
曾奉使至秦中，搜访金石遗文摹拓缮写，成《金薤琳琅》一书。
都穆对于书画的收藏兴趣源于其先祖的喜好，他尝自言：
“余自高祖南翁以来，好蓄名画。
闻之家君云，妙品有《吴道子鱼蓝观音像》、《王摩诘辋川图》、《范宽袁安卧云图》，惜今不存。
”[16]与朱存理相似，都穆也是那种热衷于考据及搜罗掌故的鉴藏家。
他所撰写的《寓意编》是此期吴门地区出现的书画著录中重要的一部。
《寓意编》明时未曾刊刻，却在鉴藏家间广为传抄，至清始付梓。
现所见《寓意编》后有清人陆恒一跋，叙其原委：
[17]
有明都元敬先生，博雅好古，黄伯思、董广川一流人也。
所著《金薤琳琅》，世皆有，独其《寓意》一编，殆仿米芾《书画史》，而作者抄白流传，亥豕杂出。
近偶得曹秋岳先生家藏善本，即据以入梓。
据《石田诗选》四库提要称，都穆曾学诗于沈周，因此从沈石田处染于鉴藏的知识当在情理中。
又《寓意编》中，都穆自称曾于成化戊申（时二十九岁）去史鉴家做馆师九月，故史鉴的鉴藏之好都穆亦必受熏染。
（三）、沈周时代受其影响的周边地区收藏家
受沈周影响较大的周边地区书画藏家，无锡的华珵是重要的一位。
华珵（1438-？
），字汝德，号尚古生，曾被选授光禄寺太官署署丞，故文献中又常有称其“华光禄”者。
文徵明曾为他作《华尚古小传》，曰：
……（尚古）尤好古法书、名画、鼎彝之属，每并金悬购，不厌而益勤。
亦能推别真赝美恶，故所蓄皆不下乙品。
时吴有沈周先生，号能鉴古。
尚古时时载小舟，从沈周先生游。
互出所藏，相与评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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