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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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

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是指国统区人民发动的一系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

山东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主要是在城市开展的。

山东是全国唯一的以一个省为辖区的抗日根据地。

抗战胜利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控制了2800万人口的广大农村和大部分中小城市。

而国民党则打着“接收”的旗号，出兵占领了济南、青岛、枣庄、徐州等18个大中城市以及城市周围的部分农村，大约控制了320万人口。

所以，山东国民党的统治，主要是对城市的统治，在国统区开展的爱国民主运动也主要是在城市进行的。

　　抗战胜利后，饱受日伪统治和战乱之苦的沦陷区人民，以为从此可以脱离苦海、安居乐业了。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投降，大批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人员纷纷涌入。

他们以胜利者和统治者自居，对沦陷区人民实行严酷的统治。

在经济方面，官僚资本首先通过金融垄断体系，操纵了国统区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命脉，肆意掠夺人民财产，使国统区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酿成全面的经济危机。

为了筹措内战所需要的庞大经费，当局滥发纸币，引起恶性通货膨胀，法币迅速贬值。

例如，青岛1947年12月与同年1月相比，大米、花生油、盐、煤4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了近40倍。

国统区经济危机的又一表现，是大批民族工商业由于官僚资本的压制以及当局的横征暴敛而纷纷倒闭。

在济南，苛捐杂税接近100种。

摊派、敲诈使济南的工业萧条、商业停滞、工人失业。

青岛国民党当局肆意摊派敲诈，对人民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据统计，当时青岛的苛捐杂税达到数百种。

在这样的重压下，民族工商业难以为继。

仅1946年7月，就有橡胶、五金及百货业数十家商店倒闭，此时，华商火柴厂几乎全部停工。

工商业大量倒闭的直接后果，造成10余万名工人失业，占全市职工总数的50％。

在国统区里，随着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和人民群众的日益不满，国民党各级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政治控制，堵塞言路，压制反抗，镇压民主运动，以维护其独裁统治。

1946年2月，国民党在山东成立了以王耀武为首脑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对其占领区全面实行军事管理，建立了反人民的独裁统治机制。

在根绝“赤祸”和总体战的掩护下，国统区特务当道，警宪横行，对市民的一言一行进行严密的监督控制，群众稍有不满即遭镇压。

1946年6月至8月，逮捕爱国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1020人。

在青岛，国民党实行“警区管制”和“保军法”，广泛设立特务组织，严密监视并残酷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

国民党中统、军统和国防部二厅设有20多个特务组织、200多个行动小组，密布各地。

6月，青岛当局就连续逮捕工人、市民、学生达1000余人。

1947年3月初，又以公民登记为借口，进行大搜查，逮捕群众达五六千人。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一步激化了其统治区内各方面的矛盾，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

国民党的这些倒行逆施的举措，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为了维持最起码的人权和生计，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不得不奋起反抗，死里求生。

各地逐渐自发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反压迫形式的爱国民主运动。

　　济南铁路工人反裁员减薪斗争。

内战爆发后，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解放区地域不断扩大，国民党统治区日益缩小，尤其是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后，济南国民党军已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

由于铁路交通的断绝，济南市物资供应非常紧张，物价一日数涨，市民生活陷入困境，济南铁路工人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莱芜战役后，国民党当局强令各段、站的技术工人连同重要设备，一起调运到济南，致使济南地区的铁路工人剧增，当时有2.6万名工人无事可做。

1947年5月，铁路当局宣布，自6月起在全路实行裁员减薪。

这对铁路工人本已贫困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济南机厂公告栏里，天天有裁减工人的告示，多时甚至一日三裁。

在不到百人的材料科，就有60多人被裁。

而铁路官员却借机吃空名而中饱私囊，并对工人公开进行敲诈，示意工人送礼请客以免被裁减。

6月27日，津浦区铁路局长陈舜耕向铁路员工发布《非常时期铁路紧缩办法》的裁员令。

按照其中的规定，将有2.6万名铁路员工被裁撤，还有相当一部分员工要减薪或停薪。

这项裁员减薪的命令，把铁路工人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反裁员减薪斗争的怒火在铁路工人中间迅速蔓延开来。

5月下旬，机务段中共党支部副书记张怀玉、委员陈庆林先后向渤海工委汇报了铁路裁员减薪情况。

工委书记崔戎指示他们抓住这个涉及工人切身利益的问题，造成工人反对国民党的声势，并指示工委委员吕洗尘与各支部共同研究，提出具体意见。

经过讨论、研究，决定利用黄色工会这个合法组织，领导工人进行斗争。

吕洗尘和济南机厂党支部书记宗泽商定，以“义记自行车行”为斗争的指挥联络机关，以济南机厂为发动的中心，铁路局以机务段为主，把各段、站的工人联合起来统一行动。

工人们很快组织起来，基本上形成了铁路工人大联合的形势。

工人代表要求路局黄色工会办事处与当局交涉，废除五项裁员办法。

黄色工会欺骗工人，假意答应工人的要求。

7月2日，路局把填报志愿书的时间由7月15日提前到7月5日，工人们没有选择的时间了，愤怒的工人找黄色工会说理。

吕洗尘和宗泽认为斗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指示各支部、小组于7月4日组织工人进行请愿说理斗争。

同时对斗争的行动作了具体安排：

车辆段和机务段停止车辆调度，工厂工人组织起来乘车到路局与各段、站工人汇合，电务段负责关闭电源，断绝电话通讯联络。

准备工作就绪后，以火车鸣笛相告。

7月4日晨，当机务段的列车开到济南机厂接工人时，遭到厂方的阻拦。

工厂当局下令关闭所有的厂门并在高墙的电网上通上了高压电，防止工人越墙出厂。

愤怒的工人准备越过高墙冲出厂去，厂内党组织为了保存实力，适时改变了斗争方式，由出厂联合斗争改为在厂内进行斗争。

在地下党组织的统一指挥下，铁路机务段、电务段、车辆段约3000余工人在工人代表的带领下，潮水般涌向济南铁路局大院，工人们选出10名代表与陈舜耕进行谈判。

代表们提出废除裁减办法的要求，陈舜耕推说这是部令，需请示后才能答复。

经过工人代表再三交涉，陈舜耕才勉强答应增加2个月的遣散费。

到了中午，谈判仍然没有结果。

工人代表要求陈舜耕亲自向工友解释，陈舜耕态度傲慢，被激怒的工人涌上前围住他纷纷质问。

卫兵开枪射击，将1名工人打倒在地。

几千名工人再也无法抑制怒火，一起冲向铁路局办公大楼。

陈舜耕在警卫的极力保护下才得以逃脱。

济南铁路工人反裁员减薪的英勇斗争轰动了胶济线全线员工，数日间，罢工工人达到2万余名。

在济南铁路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陈舜耕被迫提出辞呈，铁路局宣布五项裁减办法暂不执行。

济南铁路工人反裁员减薪斗争，史称“七四事件”，是解放战争时期，济南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次重大斗争。

它与全国人民反抗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遥相呼应，同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紧密配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济南的统治势力。

　　青岛的码头工人反美斗争。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港口的统治。

在此情况下，青岛港口地下党组织在原来的斗争基础上，重新配备了这个港口的领导力量，以便领导码头工人展开更广泛、更复杂的斗争。

1947年仲夏的一天，杂货部的工人在四号码头给美国登陆艇卸军用物资。

这天适逢空前未有的大枯潮，码头水位落得很大，桥板搭不上，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卸货的。

美国监工硬逼着工人马上给卸，于是工人只好用绳子往下吊。

当时登陆艇上有大小两种油桶，按理应在枯潮时先卸小桶，涨潮后搭上桥板再卸大桶。

而美国监工故意刁难工人，定要先卸大桶。

工人们在进步群众的串联下，决定先礼后兵，工人申永题等去和美国监工交涉。

但交涉的结果却是被拒绝。

翻译来了以后，工人们又让他去和美国监工讲理。

翻译向美国监工转达了工人的意见后，竟然触怒了美国监工，将翻译打得遍体鳞伤。

愤怒的工人们一拥而上，狠狠地教训了美国监工。

地下党为了从政治上给美方和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决定将这个事件扩大，发动杂货部工人向青岛宪兵司令部控诉美国兵打伤码头工人的罪行。

通过这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斗争，鼓舞工人的斗争热情，把反美斗争推向高潮。

国民党法院受理了这一案件。

开庭审讯那天，地下党发动了许多工人去旁听，并准备随时进行说理斗争。

审讯开始，法官完全站在美国方面，威胁码头工人，说什么“殴打‘盟友’是共产党分子煽动的，必须严加追究”等等。

工人纪子明等见国民党法官如此不讲理，当场愤慨地控诉了美国兵行凶的经过。

在铁的事实面前，法官无言可答，最后不得不宣判：

“美军念及美中友谊，愿意如数赔偿被打伤的中国工人的医药费。

”地下党领导的这一斗争胜利了，并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与此同时，地下党还统一组织码头工人进行破毁美军军用物资，以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作战的斗争。

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根据党所指示的精神，利用了可利用的力量，采取了各种方法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有组织的破毁美蒋军用物资的斗争。

将敌人大量的橡胶、汽车轮胎、篷布等物资运了出来，面粉白糖毁坏得满地都是，使敌人遭到严重损失和困难。

由地下党领导的青岛码头工人的斗争严重地阻碍了国民党军军用物资的供应，给其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造成了严重困难，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47年6月，山东大学的学生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

1947年5月，山大教职员为了抗议当局拒绝答复三次电请要求提高待遇而举行的罢教，与学生为了响应京、津、沪学生向政府要求增加教育费及学生伙食费的决议而举行的罢课相呼应，掀起了该校反饥饿、反内战斗争的序幕。

5月下旬，载着革命诗歌和文章的墙报贴满了山大校园，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民主墙”，这是当时学生们用笔杆向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冲击的主要阵地。

“五二○”血案发生后，“华北学联”号召全国各地的学校于6月2日一致罢课、罢教，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

这一号召立即把山东大学爱国学生动员起来，在进步学生的带领下决定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同时展开了拥护游行示威的签名运动。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镇压学生游行示威，利用校内外的特务分子组织了“反内战运动”。

敌人为了混淆视听，在报纸和广播中竭力散布谣言，声称：

“山大学生受了共产党的指使，要在六月二日暴动”，并污蔑“内战、饥饿之造成是由于共产党的叛乱”。

很快，山大校内被派入特务，跟踪进步学生，听学生开会。

国民党当局还扬言，“山大如果继续开会，政府将采取措施，进行逮捕”。

5月31日，在进步学生的主持下，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了“六二”游行示威的计划和步骤。

会上，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地下党员宋彬和进步学生在大会上揭露了美蒋反动统治的罪行和发动内战的阴谋，主张罢课游行示威。

反动学生却口口声声地说：

内乱不是内战，反对游行，反对罢课。

双方的争论非常激烈，从早晨到下午两三点，会议还没有结束。

几经辩论以后，终于通过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和举行游行示威的决议，并选出了委员会的主席团及宣传、联络、纠察等各部门的负责人，石勃瑜当选为主席团主席。

会后，学生们立即投入更紧张的筹备工作中。

与此同时，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成立了制止“暴动”的机构，重新布置了力量，并收买了打手，部署了分化、破坏游行示威的计划。

5月31日晚上，特务们向行动委员会的4位负责人投递了恐吓信，并在这些学生宿舍的墙上、床上贴满了反动标语。

学生们并没有被这些卑鄙的恐吓手段吓倒，相反更坚强、更警惕了。

6月1日夜，山大训导长刘次萧又派人把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石勃瑜等3人送到警备司令部继续进行恐吓，威胁他们不要出去游行，遭拒绝。

6月2日清晨，山东大学本部被军警宪兵包围得水泄不通，围墙上架起了机枪，电话线被特务剪断了，校本部与二、三院的学生失去了联系。

获悉国民党当局要残酷镇压这次运动之后，为保存自己的力量，免受损害，行动委员会主席团决定临时改变斗争方式，由主席团出面交涉。

然而，被派去交涉的石勃瑜等4人与宣传组负责摄影的3人竟遭逮捕。

石勃瑜等7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学生们实在压抑不住心里的怒火，一致要求先集体出去抗议反动当局无理逮捕学生，营救被捕同学，然后再集合二、三院学生开大会。

行动委员会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学生要求，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旗翻过来，写上“抗议无理逮捕学生”、“必须立即释放学生代表”的口号，于下午1时出发。

游行队伍到达鱼山路大学路口时，即被国民党军警包围。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并未气馁，就地开展了宣传活动，一面呼口号，唱反内战歌曲；一面进行说理交涉。

后来群众越聚越多，学生们就搬来桌子，安上扩音器向群众宣传反饥饿、反内战的道理。

下午3点左右，反动当局开始了残酷的血腥迫害。

军警、宪兵和特务打手们一拥而上，向学生们扑来。

他们抡起钢丝鞭、木棍和皮带，朝着学生没头没脸地打。

疯狂的暴徒们一面拼命地殴打学生，一面把学生往汽车上拖，特务打手们竟把被打得不省人事的学生们拽着头发摔上汽车。

骇人听闻的“六二”惨案发生后，立即传遍全市。

当晚就有许多市民到参议会质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在强大社会舆论压力和学生的坚决斗争下，当局不得不释放了被捕学生。

山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一部分。

通过这次斗争，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当局卖国媚外、发动内战、镇压人民的罪行，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增强了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反抗黑暗统治的决心和信心。

　　徐州市中共地下党组织也积极引导学生开展斗争。

1946年6月以前，鲁南区党委徐州工委派共产党员42人、非党进步分子13人进入徐州市内，开展工作。

1947年春，徐州市委策动了一起影响较大的炸毁敌军火药库的行动。

4月21日，中共徐州市委政治交通员权兴周，策动国民党军看守九里山军火库的中尉传达组长祖美荣，点燃了军火库，炸毁载重汽车80辆、汽油200桶、美式枪支4万多支、药库器械400余箱，使数千箱弹药和整个库房全部化为灰烬。

1947年10月，驻徐州的一所学院的部分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下，配合全国各大专院校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

当队伍到达徐州火车站时，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数千人的包围毒打，多人受伤。

随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又根据黑名单搜捕进步学生，并用机枪封锁学校大门，不让学生进出。

当局的残酷镇压，以鲜血教育了人民，使更多的师生觉悟起来，站到共产党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当国民党特务以记者名义采访两位教授时，受到严词责问。

事后，一些思想进步的教授陆续离校，以表示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山东解放区战场上的军事斗争，发挥了第二条战线的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枣庄、淄博等地的工人和市民也进行了一些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虽然成果不如济南、青岛突出，但对削弱山东的国民党势力，促进国统区人民的觉醒，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斗争及时加以引导和组织，使之成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强大的进步潮流，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了有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作战的第二条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