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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生态学符号域中的不同自然
符号生态学符号域中的不同自然
[摘要]本文提出了“符号生态学”的术语，试图对生物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进行清楚的区分，以证明建立生态符号学这一子学科的必要性。
本文对人与自然功能圈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重自然”的概念，由此建立了生态符号学研究的基础，并进一步讨论了人对待自然的不同方式以及符号的可持续性，试图为生态符号学研究找到与人类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方向。
[关键词]符号生态学；功能圈；多重自然；环境界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3-0044-13
[作者简介]卡莱维?
库尔（KaleviKull），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生态符号学与生物符号学研究。
[译者简介]彭佳（1980―），女，四川泸州人，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从事生态符号学与民族符号学研究。
（四川成都610041）
Title：
SemioticEcology：
DifferentNaturesintheSemiosphere
Author：
KaleviKull
Abstract：
Thispaperproposetheterm"semioticecology"，andattemptstomakeadistinctionbetweenbiosemioticsandecosemiotcs，soastoclaimthatitisnecessarytoestablishecosemioticsasabranchofsemiotics.Aftergivingadetailedanalysisofrelationshipsbetweenhumanandtheirfunctionalcycles，itraisestheconceptofmultiplenaturesandtherebyestablishesafundamentalideaofecosemiotcs.Differentwaysofdealingwithnature，aswellasthesustainabilityofsignsarediscussedinthispaper，inattempttofindawaytocombineecosemioticsaswellasculturalstudies.
Keywords：
semioticecology，functionalcycle，multiplenatures，umwelt
一、引言
“自然！
……我们居住在其间，却对她知之甚少。
我们不断地向她诉说，探求着她的奥秘。
”②这是托布勒（G.C.Tobler）于1781年拜访歌德后写下的散文断章《自然》中的句子。
自然可以述说，即自然具有可交流的特点，这个看法在浪漫主义流派中非常普遍，谢林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浪漫主义之后的两个世纪以来，③为了将自己从奥秘（Geheimnis）中解放出来，我们发明科学调查的精密方法，并且将这种方法广泛地付诸实践。
但我们仍然对自然知之甚少，而且这种所知甚少的程度很可能在加深。
我们也没有获得和它进行交流的能力，或者说，我们和它的交流都是病理学意义上的。
又或者，如许多当代的自然科学家所假设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罢了。
霍夫梅耶（J.Hoffmeyer）对此作出了很好的描述：
“就像哈钦森（G.E.Hutchinson）所说的，在‘生态剧院’中发生的进化意味着进化总是共同的。
但是，新达尔文传统中的共同进化以及作为标准例证的红皇后假说，总是被当成军备竞赛式的问题，它暗指进化就是和‘外在’的某物的竞争。
当然，它有时或许会是一个典型模式，但更可能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一种拙劣的模仿。
”①
自然的概念本身就是某种对立的结果。
在不同情况下，建立人类和自然之关系的进一步二元对立的方法有许多种：
人们用各种方式界定或者说割裂了自然。
让我们从一个例子开始，来说明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看法。
“当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被问及他对人与自然之间理想平衡的看法时，他建议道，任何人可能用自己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你一开始要想象一个世界之于另一个世界的极端优势条件。
接下来，要问问在你自己的经验中，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达到恰当的平衡。
”列维-斯特劳斯发现，这两个极端就是印度和亚马逊丛林。
“他的结论是，在他的故乡法国本土可以找到这种理想的平衡，它存在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城镇密集而紧凑，占地尽可能少，但其间密布着健康和谐的人类社区。
在乡下，拥有土地的农场主照管着小块的农田，农田的边缘是灌木篱墙……”②是的，灌木篱墙。
但是，自然去哪儿了？
“事实上，如果对和自然的理想关系的表达真的存在，自然就必须被放在理想化的状态中来看待。
”③如果这意味着和未经理想化的自然（即天然状态下的自然，荒野）达成理想关系是不可能的，那么，它就极大地限制了环保运动和生态理想的构思。
生态学传达着这样的看法：
人类这一物种及其文化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生态系统有着它的生产者和元素圈，人类不可能脱离生态系统。
这一看法强调了某种由奥德姆（E.P.Odum）提出的整体论。
由此，生态学作为对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过程的描述，可以展示碳、氮或磷的不平衡，可以模拟人口动力，并为渔业和资源管理提供合适的比率数据。
它可以为如何发展生态技术，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保护物种和群落出谋划策。
但是，（作为自然科学知识的）生态知识在原则上对解决很多生态问题而言是不够的，它不能解决当代文化中的环境问题，尽管我们显然都知道为什么世界上存活的物种在减少，而人口在增加；为什么堆积如山的废品从后院蔓延到了海洋深处以及空气的上层。
我想，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要回答这些问题，除了应具备生态过程的知识之外，还要理解人类的行为；还因为人类和自然之关系的符号学内涵也是及其重要的，而这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思考和理解。
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深层的文化过程相联接的。
一个可能的例子就是复活节岛上的原始社会：
为了建立宗教象征、塑造石像，人们破坏了岛上的森林，文化也由此衰退。
我们不仅在建构对自然的理解，也在建构周围的自然本身。
包围着环境界和内在世界的生态过程和垃圾场，它们真正所属的领域是符号域。
因此，如果符号机制对自然在不同文化中的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人们对此缺乏理解，就不大可能解决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并在自然中为文化找到稳定的位置。
本文试图区分生态符号学、或者说符号生态学的特性，描述和澄清它的主要问题，并引入几个它所特有的概念。
本文认为，当人们以符号学的眼光对生态知识和我们所知道的文化的深层过程进行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要我们住在自然之中，就无法不建立二度自然（secondnature）以取代一度自然（firstnature）。
这是任何生态意识，任何建立生态社会的希望或尝试都无法避免的。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变化减缓一些，这样做或许能减少一些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赋予了自然一副人类的面容。
意识到这一点，就有可能至少在理论上建构一个就符号学而言可持续的世界，而这是以生态的符号化为预设前提的。
二、对生态符号学的定义
尽管在1997年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符号学会议上，以及最近在塔尔图的会议上，①都使用了这个词，但“生态符号学”这个术语[以及“生态的符号学”（ecologicalsemiotics），“符号生态学”（semioticecology）]还没有出现在如西比奥克（T.A.Sebeok）、约翰?
迪利（JohnDeely）的教科书或评论中。
在《自然和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的第一册中，可以看到英文“environmentlsemiosis”和德文“Okosemiose”的“环境符号过程”一词。
霍夫梅耶也以“生态-符号学”（eco-semiotic）的形式来使用这一术语。
诺特（W.Noth）发表于1996年的文章显然是第一个创造这一术语并对它进行定义的论文。
《符号学期刊》（ZeitschriftfurSemiotik）同一期的几篇文章对诺特的论文进行了讨论。
但是，它们并非最早引入符号生态学概念的著述。
早在15年前，莫斯科的理论生物学派就试图建立符号生态学，并同与他们联合工作的圣彼得堡和塔尔图的同事讨论了这些想法。
②有几部出版物都对人类生态的某些符号学方面作出了思考③，还有更多的出版物对人类和自然之关系的符号学进行了发展，尽管它们没有直接使用符号学的术语。
④
本文将用和诺特稍有区别的方法来为生态符号学进行定义，用一种可以使生物符号学和生态符号学得以区分的方法对其概念加以发展。
这么做有两个主要原因（尽管大体上，我认为讨论科学学科的意义和名称是没什么意义的：
为科学，比如生物学划定界限，这并非我们的传统做法。
我们所做的，是为这些领域发现的规律制定适用性的范畴）：
（一）根据诺特提出的定义，在很多情况下，生态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或者说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学说之间的分界并不是很清楚。
诺特以生态符号学的名义囊括了所有生命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与环境互动的符号学内涵，其中也包括了内环境符号学，即认为环境也可以是内机体（intraorganismic）的。
在这个意义上，诺特的术语包含了生物符号学在最近十年的发展中建立起来的领域，由此，生态符号学就成为生物符号学的同义词。
（二）第二个原因是，我相信生态符号学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具有相当的实际应用价值。
这就是主体性的人类生态学（这里的“主体性”意义是乌克斯库尔所赋予的），或者说是人类生态学朝符号学的延伸，是符号学视角的人类生态学。
但是，也正如诺特所指出的：
“譬如，索绪尔那种人类中心的符号学就是一种不具有任何生态符号视角的符号学。
……这样一种语言中心的符号活动研究方案，注定会阻扰关于有机体及其环境符号活动相互作用过程中生态决定因素研究的众多看法。
”①的确，似乎有一个领域还未被生物符号学、人类符号学或文化符号学所覆盖。
但是，如果我们从广义上理解“语言”和“语言学”，索绪尔所说的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经过语言过滤的观点或许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在约翰?
迪利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立生态符号学的需要：
“人类文化域具有自动性，但这种自动性和超越性一样只是相对的，它只是靠整合和依赖于与其他生物形式在一个更大的、相互依靠的网络，即生物符号过程而取得的。
在符号过程上，对这个更大的网络的理解决定了文化符号学这个部分的全部任务。
”②
我们可以将生态学视为一个宏伟的计划，它显示和解释了人类社会实际上只代表生态系统和生物域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只是包含所有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地球的生态圈中的消费者之一。
从这个意义而言，它旨在消除人类和自然的两分性。
在某些方面，符号学和这一生态学的计划是相似的：
它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宏伟的计划，通过展示包含在符号域中的、所有解释的主要和次要过程之三元本质，它将人们从思维和物的两分性中解放了出来。
生物学进入符号学并不奇怪，因为“生物学是对两分性的主要威胁，它自己就包含了一个从有机化学到人类的、或多或少具有延续性的范畴”。
③此外，在符号学中，我们还将乌克斯库尔环境界的生物学概念当作工具，把符号域的概念延伸至非人类生命体的领域。
霍夫梅耶认为，“生物学家通常试着让人们接近自然。
我将要用相反的策略，使自然来接近人类”。
④但是，将符号学方法运用于生物学或生态学，这和将数学或物理方法运用于生命科学极为不同。
符号生物学和符号生态学意味着我们越过了自然科学的限制，我们所得到的，或者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拓展了的生物学和拓展了的生态学。
为了描述生物符号学的范畴，霍夫梅耶建立了一个包含文化、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三角模式。
他认为，文化和内部自然的关系是心身医学的领域，内部自然和外部自然的关系是生物符号学的领地，而文化与外部自然的关系是环境域（environmentalsphere）。
后者也可以被称为生态符号学的领域。
（见图1） 生物符号学被定义为将生命系统作为符号系统而进行的探索。
符号的存在起源成为它探讨范围内的一个问题。
它观察的是生命中的符号过程，即在精神（意识）生命之外存在着什么，这比人类生命要广阔得多。
它假设符号学的门槛是靠近生命起源的。
生态符号学可以被定义为研究自然和文化之关系的符号学，它包括了研究自然和地方之于人类的角色，即自然现在和一直以来对我们人类来说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如何、在何种程度上与自然交流的。
生态符号学处理的是人类及其自然环境，或者说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符号过程。
在这方面，它可以和民族学以及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学相关，也可以和环境心理学、环境人类学相关。
尽管环境人类学具有生态符号学的性质，但它更多地是处理问题的比较研究，而非符号学本身。
生态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相当不同。
生态符号学可以被视为文化符号学的一部分，它考察的是人和具有符号过程（经过符号调节）基础的自然之间的关系，而生物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领域是不同的。
但是，生态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都从符号学的视角对自然进行研究。
霍夫梅耶对生物交流中的垂直轴与水平轴作出了区分。
他将垂直轴等同于进化谱系的符号过程（或者说基因和进化之维），而将水平交流等同于生态符号过程。
这可以被视为将生物符号学看做聚合轴，而将生态符号学看做组合轴。
但是，我所说的生态符号学应该也把自然和文化关系的历史包括在内，作为自然在文化中的发展。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生态”研究可以被视为“生物”研究的推进。
就如梅里尔（F.Merrell）所说的：
“现在，我希望能够从生物学的关注上走开……走向更广阔的‘生态学’视角。
”①
生态符号学描述了自然在不同的语境或情形之下的出现。
它包括了对自然呈现出的结构、对其分类的研究（符形学）；它描述了自然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自然当中有什么（符义学）；它寻找个人或社会对自然之构成的关系，这可以是人类对自然的参与（符用学）。
在这所有这一切中，都包括了对记忆的作用和对文化的不同类型（短期的、长期的等等）记忆关系的研究。
考虑到进化的因素，它也延伸到了非人类的系统。
符号学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关注可能在于，人们如何评价自然的语境依赖性以及人们看待自然、理解自然的差异。
同样，它也关注人在自然当中的行为特征，这指的是当人们住在森林里，或者是在林间散步，或是在电视上看到自然，读到、谈到和梦见自然的时候。
当然，它也关心自然如何形成，人们如何使用人类（语言的、美学的等等）方式对环境进行设计和建造。
三、人与自然之功能圈的影响
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对自然的认知也并非自然本身。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经由个体的环境界而得到，还因为符号过程一直以来都在、现在也在持续地创造二度自然，而这是通过改变自然本身做到的。
其结果是，自然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我们所了解的自然几乎完全是二度或三度的自然。
这就是符号过程的基本特征：
改变，利用，控制，发生影响，建造他者。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德里达是如何看待卢梭关于自然和文化的研究。
“卢梭一开始将自然视为一个原始的阶段，简单的人类社会幸福地生活在其间，后来人类给自然加上了文化的复杂性，文化被加诸自然之上并取代了后者。
但是德里达争论说，每次卢梭使用自然这个词的时候，他都是从被文化所改变了的自然、或者说实际上是从自然和文化的两极来描述自然的，在这个两极之间，自然被认为是较之于文化的更好的状态。
由此，自然成为某种从来非纯自然状态之物。
”
由于感知和行为是相互依靠的，因而人们感知自然的方式也会影响和产生环境问题。
以下是这一现象的几个方面。
（一）辨认和控制。
辨认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分类（范畴化）往往会控制被辨认出的对象。
在生命体的环境界中，所有被辨认出的对象都会被使用或者利用，接下来则是被控制。
这就意味着生命体会自动地、不可避免地、必然地改变自然。
生命体不能使用它无法辨认的对象。
假如要用棕毛做绳子，要先能认出棕榈树才行。
如果附近的棕榈树很稀少，那么，使用它就会导致其数量下降。
由此，辨认就导致了自然的变化。
较之于它的原生地区，棕榈树的地区分布被极大地改变了，至少在北欧是如此。
捕食性动物和有用的植物物种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更有趣的是，我们要注意到，被认为是稀有的、并由此受到保护的物种的数量也可能因为这种态度会有所改变。
因此，即使是自然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改变自然，尽管这种改变是相当温和的。
在关于物种（包括许多小型物种，如那些引起疾病的物种）及其行为方式的生物知识发展的过程中，它们的数量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精确的控制。
（二）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
对对象的辨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去语境化了。
人们能够自动地移植一个有用物种的标本，这就意味着这些标本从它们原有的生物群落中被移走，从和其他物种的许多关联中被移走，而新的生场地是没有这些物种的。
在建造（人工的）生态系统，如建造田野或公园时，人们常常会种植外来的、非原生的植物。
因此，这些地区的物种可能会遭遇到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和其他物种的新关系。
这些植物是从它们进化的语境中被拿走的。
正如托普森（J.N.Thompson）所评论的：
“对自然群落的破坏所带来的真正悲剧是，群落所特化的、得以高度共同进化的互动永远地消失了。
这种互动是那些很可能消失得最快的物种之间的关系，而它们就是最能告诉我们特定的互动方式之进化结果的物种。
……如果最为特化的互动消失了，或者失去了它们形成的群落语境，那么（它们进化详细的模式）就将只是一个未能验证的学术演习。
”①一个去语境化行为的典型例子就是杂草，其主要生长地具有限制它数量的（符号）控制，而在新的生长地区则没有这种控制。
（三）行为和再模塑（形成）。
生命体的行为总是取决于形式和生命体（一个人）获取的形象，并受其支配。
行为并不是按照环境的整个结构和关系网络而进行的，而是将其片面化，忽略其中的许多方面。
结果是，行为改变了环境，使它与人类自身的表现更为相似。
（四）对立和减少。
辨认就意味着区分的能力，这种区分在简单的情况下就是两极对立。
区分（两极对立）往往意味着用特定部分的重要性取代整体重要性。
比如，对自然和文化的区别使得我们认为文化和自然中的过程是彼此分离的，单独的文化过程或自然过程比两者的整体要重要得多。
（五）理解和去价值化（devaluation）。
对一个现象机制的理解往往会抽离这个现象原有的价值。
这能够解释对象的去语境化。
（六）自我化（selfing）和价值化（valuation）。
将一个现象纳入自我往往就会赋予这个现象以价值。
自我的界限可能差异很大，如它可以仅仅包括一个人的身体或是住所，或是家庭，或是国家（祖国），或是盖娅。
人与自然的符号内涵或许也包括将物种分为有用的和危险的，熟悉的和陌生的（或者有时分级更为复杂）。
在这里，民族的分类法可以提供很多例子（因此，民族生物学的很多研究正好为生态符号学提出了问题）。
人们将沿着相似的脉络而发展的植物分为庄稼和野草，而将动物分为驯化的和野生的。
从以上列表可以看到，对自然的感知已经产生了问题。
因此，并非如怀特（L.White）所说的，只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的原因更为深入地存在于人类行为和理解的主要特征之中，其间，自然变得更为机械化，也变得更加有生命力。
四、多重自然
经院哲学家们已经区分了一度自然和二度自然，二度自然是由人类的理解而建立的自然。
①之后，黑格尔也作出了同样的区分。
②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自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
乌克斯库尔（JakobVonUex-Küll）和他的环境界概念强调，每个生命体都有自己的、与其他生命体不同的主体环境，在不同的动物物种中，这种差异可能会很大。
但是，我在这里要描述的并非这方面的内容，而是要讨论在一个环境界（尤其是人类的环境界）中，或者说符号域中的概念区别。
作为人类影响的结果，人类环境界中的自然可以分为一度自然、二度自然和三度自然。
我们认为，外在于环境界的自然，可以被称为零度自然（zeronature）。
零度自然是自然本身（如绝对的荒野③）；一度自然（firstnature）是我们所看到、认出、描述和解释的自然；二度自然（secondnature）是我们从物质上解释的自然，是从物质上翻译的自然，即被改变了的自然，被生产出来的自然；三度自然（thirdnature）是人们头脑中的自然，存在于艺术和科学中。
零度自然被视为是自我变化着的，是客观的自然本身，是“外部”（或者“就在那儿”）的。
一度自然是我们因着（或者说多亏了）语言而拥有的自然，是经过语言（或者符号）过滤的自然。
这就好比是把零度自然翻译为我们的认知，它同时也是自然留给我们的形象，不管是神话式的、社会性的，或者是科学性的。
二度自然可以被视为将一度自然翻译回零度自然，是通过我们的参与而被改变的自然，是被操作的自然。
而三度自然是解释之解释，翻译之翻译，自然的形象之形象。
零度自然，至少在它具有生命力的时候是通过本体的符号过程，或者如果用约翰?
迪利的话来说，是通过生理符号过程而改变的。
一度自然经过了人类符号过程、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知识中的解释的过滤。
它是范畴化的自然。
二度自然作为“物质过程”的结果而变化，它是以真正的符号翻译形式进行的“物质翻译”，因为它和零度自然和一度自然（或者说三度自然）相互关联，在想象性的自然之基础上控制着零度自然。
三度自然是纯粹理论性或者艺术上的、非天然的、与自然相似的自然，它借由二度自然的帮助而建立在一度自然（或者三度自然）本身的基础上。
从“零度”到“三度”，这些词语虽然是任意的，但选择它们是和“二度自然”被赋予的、广为人知的意义相应的。
沃克（MckenzieWark）以相似的发展方式也提出了要使用“三度自然”这一术语，他说：
“二度自然，在我们看来，就是城市、道路、港口和羊毛制品商店的布局，它越来越被信息浪潮的三度自然所覆盖，创造出了信息风景，它几乎完全覆盖了旧有的地域。
……如果说文化的社会关系之性质变化有什么称得上是后现代的，那么可能这就是吧。
”①
此刻，我正在爱沙尼亚南部森林中夏季的小屋中的开放阳台上写作。
比起瓦尔登湖来，这个地方更加远离城镇和公路，但这里也有着四重自然。
在每一片叶子中，在树林后面的森林中，在生长着蚯蚓的土壤中，零度自然都存在着。
一度自然是我看到的所有绿色植物，歌唱的鸟儿，蜻蜓以及在阳台顶角落里的大蜘蛛。
二度自然是我们的整个花园，桑拿浴房，还有森林的许多部分，因为我知道它是在近60年前废弃的牧场和草地上生长起来的。
而且，在这片森林中，为了让其他树木有更多的生长空间，一些树被砍掉了。
三度自然存在于我的手提电脑的显示屏上，在我的理论建构中，以及我女儿正在阅读的书中。
在人类环境界的发展过程中，符号域和生物域中零度自然和一度自然的部分不可避免地减少了，失去荒野的原因和知识发展的法则一样深奥。
二度自然是不可能在一个空白的空间中建设起来的。
建设二度自然，大致上就意味着人们将某种模式，或者甚至可以说，将某种普遍的语言模式运用于自然。
在公园建筑和花园设计中，这尤为明显。
当我们想到用于描述花园的词语时，很容易就会看到证据。
草坪是平整的，由同种植物构成，它们全都是青草，几乎没有非青草类的植物。
花朵必须是彩色的，不管是显眼的一小片单种花，还是由嫩芽长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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