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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女性形象研究
——以赵树理《孟祥英翻身》、路翎《饥饿的郭素娥》和于逢的《乡下姑娘》为例
摘要
关于40年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过很多论述，但大多停留在那个时代，着眼于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特殊形象,分析得出战争环境的历史局限性。
本文以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
通过当时女性自身的抗争和解放区、国统区文学女性形象对比，剖析40年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变异及其局限性.同时结合后现代女性主义相关理论，既分析了当时时代的特征,又通过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当今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试图找出一种真正的语境分析。
关键词：
女性形象自我意识人性
第一章四十年代文学中女性的典型形象
30年代末期和40年代是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战争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转折时期。
战争与救亡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方式、题材、风格与审美选择，不同区域的社会状况与政治文化背景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决定了文学的潮流与趋向.所以这个阶段的文学区域化特征比较明显，可以分为：
国统区文学（重庆、昆明为中心）、解放区文学（延安为中心）、沦陷区文学（北京为中心）以及上海为中心的孤岛文学。
在这其中，又以解放区文学和国统区文学最为广泛，最具代表性。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除了最广泛的战争题材,也出现了一大批以女性为主的作品。
这些女性作品，虽然继承了五四运动对个体意识的认识，同时也将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舞台从单一的“逃出家门”到在“走入社会"并争取家庭地位，在心灵和灵魂上寻找解脱.但更多的是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战争下民主主义思想.女性解放运动或者也多是从战时社会动员和战后文化重建两个方面为了证明“自然非有民主的内容不可”①而存在着。
1.1解放区文学中的典型女性形象
与“五四"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比，解放区政府十分注重女性的解放与发展，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出台了很多政策女性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社会的角度看,女性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有赵树理《孟祥英翻身》、《小二黑结婚》，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暑假中》，孔厥的《苦人儿》以及孙犁的“荷花淀派"小说等。
本文将着重通过赵树理1945年创作的《孟祥英翻身》来分析当时解放区的女性形象。
40年代以来，赵树理相继创作了《孟祥英翻身）》、《小二黑结婚》等一系列问题小说，通过“恶婆婆”与“好媳妇”两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来表现农村家庭关系的调整,进而反映社会革命的成果.在当时民族解放、民主斗争作为中心话题的社会环境下，在作家阶级意识和政治色彩充斥的创作环境下，赵树理的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到了一起，实际上也是反映了解放区对新时代女性的认识和文化界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总的来看，解放区女性形象具有以下特征。
一，出身贫苦性，农村女性形象为主.由于当时解放区多出于偏远农村和贫困地区，所以女性的地位和话语权更加的弱小。
她们不仅精神生活贫乏，物质生活同样困苦.生活空间相对也更加的狭小，无论是《孟祥英翻身》里的孟祥英还是孔厥《苦人儿》中的贵女儿都生活在“无法反抗的贫苦"之中。
二，生活封闭,自我意识淡薄。
很多女性都是男性或者家庭的附属品,几乎没有自我意识，反抗意识更为缺乏，除了家庭，社会生活对她们几乎是完全封闭的.
三，政治进步性掩盖女性自主意识。
作为“被解放"的女性，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多是同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民族、民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多是宣扬女性对封建制度残余的斗争和在新政权、新思想领导下女性的进步，走出家庭，参与公共事物。
并通过政府有意识的引导和宣传强化这一标准与女性解放的联系。
四,女性意识阶级化、强权化。
无论是通过专政政权取得与封建家长制斗争的胜利，还是女性走向革命主义道路的“被解放”,都是在政治目标的引导下,是政治强权的结果。
尤其是以“婆媳之争"为代表的女性斗争.从某意义上说,或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婆媳冲突中的女性斗争既是女性对封建家长制度的一种控诉,也是对男权主义的一种反思和挑战。
但当她们怀着强烈的道德批判和社会批判倾向，纷纷把矛头指向婆婆的时候，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作为父权文化代言人的“婆婆"本身也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是被异化了的形象。
五，女性形象“典型"却“不代表”。
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既是广大解放区女性部分的真实写照,但同时也千万女性中的特例。
她们在接收政治引导后,都在社会事物或者物质生产中发挥了不弱于男性的价值，也充满了劳动的喜悦。
但更多的是作为“工具性”的价值，而不是女性的自我意识。
最为关键的是,她们的形象并不是千万农村女性的“代表性”状态.
从当时政府的一些文件和会议精神看,解放区女性在某些方面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优越。
1940年三八节毛主席在纪念大会上讲话：
“现在有些地方,不准妇女开大会，不准妇女讲话，不准妇女讲自由平等,不准妇女办事,这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要妇女开会，要讲话，要办事,妇女要自由平等."②
直到1944年,在11月22日报载联防司令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在边区文教会上总结文教工作时说：
“为了合乎部队实际，避免起反作用，女角色在戏剧中应提起注意。
"③
六,集体意志突出于个人意志。
政府具有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宣传能力,人们在思想和言行上高度一致，一切政治目标为最终目标，政治话语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突出阶级斗争”,这一切使得女性的从属性地位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人的意志已经异化,女性解放意识只能停留在阶级斗争层面。
所以总体而言，四十年代解放区女性形象的的战士意识、政治意识大大强于女性意识。
1。
2国统区文学中的典型女性形象
在抗战时期“三分天下”中，“国统区所占面积最大，拥有作家最多，而且有不同的流派倾向，文学思潮与创作都比较活跃".④
40年代的国统区文学同样指向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大的时代背景要求每一个都在用严肃和严峻到沉重的视角思考生活。
在这其中,女性文学形象也同样是创作的一个主要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于逢《乡下姑娘》和柳青的《喜事》等。
其中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以其大胆的艺术构思和特异的人物心理在当时影响剧烈。
其蕴含的意义和艺术内涵远远超过了当时诸多同时期女性题材文章。
该文通过几个人物的生活揭示了当时底层民众的几个异化了的病态形象，并以极端的冲突完成人物塑造.虽然看起来不具有普遍性，但实际上,这种疯狂的病态正是当时民众的某些内在压抑。
“不是无赖的男人对人世的过度憎恨和不是妓女的女人对爱情的过度追求,它们所编织出来的十分紧张的命运，便是路翎拿《饥饿的郭素娥》给现代文学史崭新地树立的贡献.”⑤
而于逢的《乡下姑娘》则更加冷静的思考在救亡中的启蒙,尤其是自我启蒙。
书中批判了封建传统，也更加注意到了革命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随之带来的影响。
钱里群先生在论述现代文明与传统的冲突的时候，以《乡下姑娘》举例说到:
“写的是由于抗日战争军队路过边远山区，军队走了，它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影响却没有消失。
它闯进了一个农妇古老而平静的生活中,引起她感情的波动，她的命运从此发生巨大变化，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
⑥而笔者认为，虽然作者无法在《乡下姑娘》中给出更多的答案，但在当时普遍宣传英雄主义的抗战救亡的作品中还是有着独特的意义。
那么这个时期国统区女性形象主要有那些特征?
一，女性形象和叙事具有独立性。
国统区40年代的抗日时期，对抗战文化持一种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尤其是对文学作品并不像解放区有一种政府绝对的控制，因此文学流派和思潮比较活跃，也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这在《饥饿的郭素娥》这一文学作品中尤为突出.国统区作家因为多在城市，且本身也能够更多的接触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所以在描写上能够更加细致的对人物心理进行刻画描写,并能够认识到人的本质和心理因素在人物发展中的影响.
三，女性生存空间更加的广阔。
除了农村题材,国统区的女性人物具有更多的生存空间，人物的背景也更加的复杂，敢于主动追求生活，即便在最底层也拥有“流动”的潜意识和行动.
四，女性形象更加的丰富和多变。
既有《饥饿的郭素娥》这样难以想象的特异化的描述和对“性心理”压制时代背景的探索，也有于逢《乡下姑娘》那种民族战争中女性觉醒的思考,还有知识分子女性或者城市女性的描述等。
五，艺术思考更加深刻。
没有了绝对的政治目的性，作品的艺术性也就随着重要起来。
其中对西方艺术理论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也就随之多了起来.正如《饥饿的郭素娥》中，路翎虽然遵从了胡风提出的主管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
更多的是借鉴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思想。
更加真实和切近的剖析了人性的本质和灵魂.在作者看来,人的本质往往被社会的表象所掩盖着，人的生命是痛苦，高贵而孤独的,人性与兽性常常互相混合，因此，路翎既歌颂人的"原始的强力",又着力挖掘人的落后的奴性，从人们暗淡平庸的心灵世界中看到精神力量的闪光
1。
3解放区与国统区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对比
“如果说抗战及其后国统区创作基调是沉郁凝重,间或夹杂喜剧性的批判色彩。
那么解放区在创作的基调则是明朗、朴素．两者形成鲜明对比.”⑦
对于解放区与国统区女性形象的一些共性和区别，我们具体总结如下：
一，解放区女性形象从属于政权，国统区女性形象则更加多元化
解放区文学既是因为政治而兴起，又因为政治而带有太多的功利性与统一性.因为其女性形象既具有代表性又缺乏一定的真实的生命力。
对女性形象大多停留在了“政权"要求之中。
而国统区除了受到解放区政治文学动态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接受西方文学思想,同时又受到国民政府的舆论影响，加上本身作者的复杂视角，所以女性形象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多元化.同时，这也是由于国统区受众大多是城市小市民和知识分子所造成。
二,解放区女性更多统一于群体意识，国统区女性形象更偏重于个性思考和解放
解放区政府具有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强有力的宣传能力，这有利于当时的政权的稳固和抗战，但是也造成了女性形象个性某种程度的丧失。
国统区文学创作由于更多了接受了多方面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开发性，所以对女性形象除了现实的背景之外，能够更多的偏重于个性的思考和解放。
从这两部作品来看，《孟祥英》正是将打破封建社会伦理家长制度与当时政治社会生活所结合，既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也是当时解放区的普遍认识。
《郭素娥》则是对当时社会的描述和广大女性及至大部分底层民众的生活，与女性精神扭曲下极端异化释放的一种描述.
三，解放区女性形象多追求物质价值与社会地位，国统区女性形象更多偏向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
乡下女性人物的追求更多的从现实角度出发，他们的生活缺乏基本的物质基础，所以更加迫切的追求物质独立，更容易满足于男权社会赋予的职责.所以对女性自身解放的期望与设想“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⑧，“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艰苦中生长。
”⑨
而国统区的文学虽然具备和解放区同样的战争背景，但因为大多集中在城市,而且作家也多为知识分子出身，更多的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所以能够更多的从精神层面关注女性形象和自我意识，即便是对最底层女性的描写。
也多注意挖掘女性内心世界和关注自我意识的觉醒.
第二章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形象
2。
1启蒙与救亡下的女性形象
民族的和民主的观念是战时渗透于文化界、文学界的基本思想。
这两股思潮并无先后轻重之分，更不存在矛盾冲突,它们是并行不悖、紧密结合的,只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隐约彰显的程度有所差异.抗战前期,民族价值观念居于前台,民主价值观念隐于幕后。
抗战后期及内战阶段，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而民族意识则在反美反帝的风潮中得到延续与深化。
笔者认为，除了现实的必要性和女性自身的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两种观念紧密结合，才使得40年代女性题材作品的一个高峰以及随之而来的讨论和思索。
以路翎为中坚的“七月派”在抗战文化背景下，力持五四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将启蒙的思路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在左翼文学内部保存了新文学的启蒙精神。
相信也正是基于此才会有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一文.但是在抗日战争热情高涨的年代，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战救亡成为主要存在的现实情境中，坚持启蒙运动成为一种异类的声音。
这也是当时女性真正寻求解放和自我意识不可发生的原因.在当时，女性形象只有“被男性化”并作为传统思想进步的标志和代表，才能找到一条现实的出路.“早期男性思想家们一致借用女权主义为利器，反对封建主义；却未等女权主义与女人见面,便将它窒息在民族主义和社会革命大潮中。
”⑩所以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动员民众参加救亡运动来实现,他们启发民众反抗压迫与奴役，然而，她们却看不到自身戴着的枷锁，并且她们会把新的枷锁又向民众身上套，不觉间也就成了传统思想和强权思想压迫民众的帮凶。
所以丁玲早在40年代就以形象的语言以现实的例证告诉我们:
“妇女走上革命道路不等于妇女已经解放了。
”
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正是这种情况下树立的典型形象.但从现实角度说,也是符合马恩注意对女性问题的精神的-—恩格斯说: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注意这其中的正当性，一是争取物质独立所必须，不管怎样，女性意识首先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支撑，二是“在特定环境下特定女性的自身愉悦感和成就感”.虽然这种工具性的女性解放不是真正的女性意识觉醒,但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第二点的“阶段正确性”,不能完全的否认和批判。
我们可以以此作为社会的一种前进，但却不能以此作为女性意识自主的标志，甚至标杆。
女性的物质生活、社会地位的积极争取和自我奋斗固然没有错误，但是根本的错误在于,除了女性自我的感受，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依然是以男权社会甚至是男性的认可看待来决定自己的成败得失.这其实是很多作品中女性悲剧精神层面的根本原因。
最后，这并不是要我们进入“狭隘的个人主义"，而是要寻求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根源。
所以启蒙其实根本的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只是被当时的声音所掩埋而已。
2.2在男权批判下的女性形象
无论是投身革命做出了艰苦努力以获得社会（革命）承认下的满足，还是透过扭曲的性与渴望寻找自我的救赎，亦或走出家庭的束缚求得自由，女性形象都与五四运动时期有了极大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女性寻求自我意识的方式与女性追求的自我价值。
如果说五四时期鲁迅先生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做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成为五四最深刻的女性思考，那么40年代女性作品则让社会性（革命性）替代了女性思考.当然，我们实际上意识到了这种异化，也在重新的解构并试图建立新的“女性意识”，只是在民族和民主的双重背景下,一切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们在战争中革命，在革命中战争，一切都变得冷酷而又狂热.男权社会的道德观和社会形态在宣扬女性解放之上事实的得到延续和加强。
而这其中对封建父权、父权制度和文化的革命本身在异化中强化着被异化的女性形象。
应该说，基于财产和现实的双重角度看,这种父权和夫权的制度下，女性从根本上早已经丧失了做女人或者说做人的区别。
作为女性意识觉醒的论断，说过很多次，女性主义的思想先驱波伏娃于1949年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提出了“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
这个著名论断后，明确地向世人揭示了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不是由自然的生理差异决定的，而是由特定的社会文化建构的。
性别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或文化行为,而不是单纯的生理行为。
这个论断,被称为女性的“精神断奶”，而且标志着一种历史的转折：
在此之前，女性是按照男性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价值，而在此之后，女性是从自己的价值窗口去洞察自身和整个世界,女性的社会建构思潮和运动。
“在父权制和夫权制社会中,女人是男人的财产，标示着男人的贫乏或富有……她是作为种种物品，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和地位，她隶属于男人,屈从于夫权和父权，从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
2.3男权社会下的伦理道德与社会
男权社会下的伦理道德正是封建社会“忠、孝”下对女性的占有和控制。
应该说，之所以取消了女性的劳动权，正是为了维持原本的占有和控制。
这是男权社会的必然.在40年代，这种论调的反抗确立了当时女性的追求。
正如路翎发现了不被命运压倒而推动个性的积极解放的原动力，那就是人民的“原始的强力".路翎在1948年为了反驳胡绳的批评而撰述的《论文艺创作底几个问题》一文里，对特异形象的主要特性之一原始的强力,说明如此:
“‘人民的原始的强力'是什么？
它就是反抗封建束缚的那种朴素的、自然的、也就常常是冲动性的强烈要求，这种自发性是历史要求下的原始的、自然的产儿，是‘个性解放’的即阶级觉醒的初生的带血的形态，它是革命斗争和革命领导的基础。
”
所以从表象看,郭素娥的失败是把追求自我的希望寄托到了男人的拯救之上，是自我的失败,但实际上还是源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扼杀.“女人的独立自主遭到禁止，她们最终要被吞没在这种被动的、依附于人的形象之中，即她们还是需要男人来做决定。
"
而解孟祥英翻身所依赖的正是男权代表下政治强权。
所以这种成功，也是“被男性化”后对女性“工具的"利用。
第三章四十年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局限性
3。
1女性形象局限性的两方面表现
女性在现实中的证明还是停留在社会贡献上。
女性解放更多的是建立在物质方面与男性的对比上，虽然要承认这是符合当时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从实质来看,这其实依然是以男权社会的标准转化甚至可以说是部分的扭曲了女性解放的要求与自我意识,是肤浅与表象的。
当时在解放区政府的内部,甚至说党的内部，依然普遍的缺乏启蒙教育，头脑中存在着相当的封建残余,对女性的作用的轻视和工具化依然严重，除了物质生产的需要和部分社会生活的改变，在思想和审美上依然把女性归于家庭和婚姻。
而单从化解矛盾冲突的外部力量来看，代表“正义"的政治权威恰恰正是另一种更高形式的男性权威，只是将家庭矛盾扩大成阶级矛盾并用专政方式加以解决并将解救出的女性“被男性化”，这其实是男权文化在革命口号掩盖下对女性的另一种异化和扭曲。
“解放了”的好媳妇们必须承担比传统妇女更为沉重的家庭和事业的双重责任,以“被男性化”换取政治上、法律上抽象和异化的“平等”。
在《饥饿的郭素娥》中，虽然对女性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肯定了女性追求的本性化和自我意识,但是作者和作者刻画的人物形象依然无法突破历史的限制。
依然将一切的希望放在了男人身上。
所以说“当妇女被男性代言而非妇女为自己言说时，这种解放的戏剧只能是下一场囚禁戏剧的开场”。
实际上，在那个断裂的年代，战争本身就是对文明与人性的一种极端挑战和扭曲,是对群体对个体生命的一种漠视，也是法则对道德的一种践踏。
在这种环境下的对人性的追求和爆发，只能是异化的和扭曲的,最后的结果只能通过死亡或者异化来证明那个时代的荒诞
3。
2女性形象局限性的原因
一，战争环境是当时女性形象局限的社会历史根源
从社会学与唯物论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会发展，说明了生产力控制者（不同于所有者）由母系转为父系，继而,男性控制了话语权。
而在男权社会下,战争本身就是男权社会内部为争夺资源（包含女性）而产生的。
所以战争年代不可能有真正的、根本的女性意识解放——缺乏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战争在男权社会下本身就是男性主导的最强势体现，无论如何的宣传和要求都不可否认。
实际上，当时解放区的女性运动也是“政治挂帅”的自上而下的行为，虽然对当时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尤其是农村女性社会地位提高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但归根结底不会真正的动摇社会性质,产生现代女性意识.甚至为了抗战必须保持一种最大限度上的统一战线，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得不维护传统的家庭制度.所以解放区女性很少能够真正的走出家庭，最好的结果不过是除了在家庭角色之外，如孟祥英一样增加了社会角色的功能。
而悲哀的，是那些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中的女性，他们的精神只能陷入更加空虚的创伤之中.
二，政治的简单功利性是女性形象局限的直接原因.
在当时的解放区，经历延安整风之后，作家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都有所丧失，他们的人身和思想与解放区政权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逐渐变得亦步亦趋.这也成了解放区女性意识觉醒的内在困境。
甚至当“御用性”超过了革命性的时候,作家本身就已经成了一种丧失主体意志的悲剧
同样在国统区，很多作品也都大多停留在对现行政府的讽刺和抨击。
受到解放区影响和战争形势的变化。
国统区也从多元的思考方式开始转入现实主义的写作。
更加关注民众的疾苦和现实问题.
三，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女性解放运动虽然作为一种社会运动而推广，但实际上的女性生存环境和地位并不如五四时代，当然，革命为女性提供了变化的社会，人们“不得不”进行各种的流动,这其中也增加了女性的活动空间。
但同时我们看到，除了投身革命依附更强的权利支持，当时的女性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如果在和平状态，也许可以寻求一种更为平缓的变革，通过外界意识形态的启蒙，最终引起女性自主意识的萌发，但在战争年代，这一切却只能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出现.而缺乏内在的自主性和外在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女性解放，最后也只能消亡或者异化。
四，缺乏现代主义文学的前瞻批判性
战争中的悲剧感受与处处显露的“极端情境"虽然使中国作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更为切己与深入.但现实却无法让人们留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
恶劣的环境和紧张的战争和社会情况使得作家总是在激情中创作，急切中完成，将作品当作一件武器更多与“艺术”，所以作品很难具有持久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深度,即便其中一些作品具有极强的活力和张力.
李健吾也曾说：
“我们处在一个神人共愤的时代，情感比理智旺,热比冷要容易.我们正义的感觉加强我们的情感，却没有增进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平静心境。
"
第四章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抗争
4。
1女性自我意识的自身审视与剖析
女性的主体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
它既是女性对男性经验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否定，也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女性的平等意识,即女性对现实生活中从属地位和一切歧视现象与行为的意识敏感性，以及对女性应该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的确切认知。
-—《女性意识》
不管如何，女性意识已经开始真正的在一些有着卓识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扎下了坚实的根基。
虽然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之后的动乱年代，女性意识依然被动的从属于男权社会并更多的从社会工具性角度出发。
应该说,无论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还是意识形态都没有具备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深刻认识和思考。
也不具备这种意识观念，更谈不到真正成熟的理论基础。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了进步。
在40年代的女性形象创作中，除了以上我们分析的外在因素，笔者认为人的本身就存在着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从根本上缺乏生命内涵和内在的深度.
孟祥英的成长是因为工作人员几句简单的点拨，就在自己的努力下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妇女干部,于逢《乡下姑娘》中的合桂花则在军姐们的教授中朦朦胧胧的接受着“解放”的教育。
但她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拥有过自己的思考和思想。
只能在短暂的或者假设会持续到整个生命终结的自身愉悦感和成就感中“被男性化"或“被解放”。
正如《乡下姑娘》中最具有代表的应该是两个地方，一是勤务班长夜创主人公何桂花的卧室，何桂花热烈的接收了这段“感情“并在其中感受从没有过的激情，仿佛真的活了过来；二是“奸情”败露，何桂花被其丈夫和村里人毒打并沉入溪水，“情夫”却懦弱的躲开,尤其是军姐们鄙夷而谴责的眼神，“这一瞥仿佛宣布她的死刑似的，使她痛感到自己是一个无法赦免的值得诅咒的罪人。
她轻轻的啜泣起来.她实在想不到时时刻刻教育她、维护她的军姐却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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