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为三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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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为三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一分为三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一分为三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作者：
李益荣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概括和间接的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是对具体事物的感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直观的、形象的、生动的认识，其特点是直接性，它揭示了事物的现象和现象之间的外在联系；二是对同类事物的一般抽象性认识。
它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归纳、整理，揭示其表面现象中隐含着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是理性认识的一般阶段；三是对同种事物的高度抽象思维。
这种高度抽象思维是在一般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一般理性认识的深化、概括和总结，它是对事物发展规律性的认识，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联系，是一种整体性认识和思维，是理性认识的高级阶段。
例如，我们对人的认识，首先是对具体人，如对张三的认识；其次按不同标准，如性别、年龄、职业等将张三归类，从而获得对同类人的抽象认识；最后形成对人的总体的、概括的、本质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
经过数千年有文字的历史积累，华夏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相对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和几千年的文化积久，为文化繁荣提供了基础。
周天子“礼崩乐坏”的现实和诸侯纷争、割据一方，而又渴望统一的局面，为思想活跃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
于是，诸子百家，先后问世。
他们在五霸七雄合纵、连横的激烈对抗中宣扬着各自的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在互相启发和激烈争辩中丰富、完善、构建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王国。
一分为三的和谐思维方式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出现的。
（一）孔子一分为三的方法论与价值观
最早用一分为三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是孔子。
孔子在评价舜时说：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中庸》）朱熹解释曰：
“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
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
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
意思是“两端”是指众人不同意见的两个极端。
事物都存在两个极端，如大与小、厚与薄等等。
既考虑到两种极端的意见，又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这正是舜的高明之处。
这里的“中”是正确的意思，这个正确决策来源于吸取“两端”中的合理部分，经过分析、综合、完善，从而形成既不同于任何一端，又切合实际的“中”。
可见，“中”与“两端”是正确与错误的对立，而“中”又不是“两端”的叠加，也不是“两端”的居中。
“中”与“两端”在复杂事物的一条“长线”中形成有代表性的“三点”，其中的两点，即“两端”，都是片面的、绝对的、脱离了客观实际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但是，从认识事物的角度来说，“两端”的存在又是客观的，所谓“凡物皆有两端”，同时也是必要的，因为“两端”中也包含着合理的因素，是“中”的来源之一，而且“两端”的存在为“中”设立了座标，是“中”的参照物和反面教材。
在复杂事物的“长线”中，当然并不仅仅存在这三个点，但是，这三个点最有代表性，其余的各点都可以大致归入这三点之中，因而也就没有再列出的必要性。
而且，从极端错误和正确的角度出发，也只能有这三个点。
也就是说，只能是一分为三。
孔子对一分为三的另一种表述是“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如果说“执两用中”是从“两端”寻求“中”，那么，“过犹不及”则是从“中”的角度去评价“两端”。
“不及”，也就是达不到“中”，这固然不好，但是“过”，也就是超过了“中”，那也不行。
从价值观上看，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
“过犹不及”和“执两用中”是正反两个命题从不同角度论证一分为三。
指出“过”与“不及”两种错误，也就意味着必然存在正确的“中”，因此，其本质含义也是一分为三。
然而，“过犹不及”除了表示一分为三外，还包含着更深的哲学理论，这就是过高的、过快的等等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过高、过快与过低、过慢一样是错误的、坏的。
这一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尤其重要。
改革开放28年来，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世界上少有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
但是，由此而带来的负面效益也非常明显，贫富悬殊、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严峻的事实不断告诫我们，社会发展并不单纯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不单纯是GDP提高。
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并不是GDP增长越快便越好。
如果忽视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忽视了社会和谐，那么，单纯GDP发展过快对社会造成的后果可能与GDP增加过慢造成的危害是一样的。
一分为三是孔子的认识论和价值观。
怎样认识事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认识的来源是从怀疑自己的知识开始的自我认识。
他常说：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他的方法就是要通过争辩来发现真理。
争辩至今仍然是希腊人的特点。
苏格拉底和孔子几乎是同时代的人。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东方的圣人与西方的贤哲不约而同地都在探索发现真理的途径。
如果说，苏格拉底认识的方法是争辩，那么，孔子认识的方法便是一分为三。
《论语•子罕》记载，孔子曰：
“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朱熹解释曰：
“叩，发动也。
两端，犹言两头。
言终始本末，上下精粗，无所不尽。
”意思是我追索问题的起始终了、本末情况、前因后果、精深粗略，于是得出正确的结论，尽量地告诉他。
任何问题的出现都不是单纯的、孤立的，人们之所以对问题不明了，往往是缺乏用联系的方法看问题，缺乏对问题前因后果的了解。
如果对问题的“两端”搞清楚了，那么，问题的实质情况也就明确了，这就是一分为三认识问题的方法。
孔子对待认识问题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
这也是一分为三的态度，即“知之——不知之——知之”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过程与黑格尔的“肯定——否定——肯定”的辩证思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然而，孔子比黑格尔要早两千多年。
孔子评价事物往往采用一分为三的价值分类法。
例如对人的分类，他常常按不同的标准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类。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论语•雍也》）意思是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中等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学问。
这是从智力和知识程度的角度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类。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论语•述而》）这是以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的善与不善为标准，将人分为善、中、不善三类。
按照朱熹的理解，其他两人都是我的老师，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则善恶皆我之师”。
必须指出的是，孔子将人分为上、中、下的“中”与“执两用中”的“中”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前一个“中”包括中等的意思，而后一个“中”是正确、最好、适宜的意思。
也就是说“执两用中”的“中”是“极”的意思。
正如孔子所言：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朱熹解释：
“至，极也。
”“极”的本意是屋脊的正梁，引申为最高点、顶端，表示最好的、最高程度。
中庸是君子追求的目标和处世的原则，所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孔子对人分类最为常见的是君子、小人之分。
这种分类表面看是一分为二，其实质仍是一分为三。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处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中等人。
君子与小人是两个极端，如同“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中的“上”与“下”，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君子是楷模，小人是反面教员。
因此，其分类方法的实质仍然是一分为三。
据杨伯峻统计，“三”在《论语》中出现了56次，是数词中使用最多的词，远远高于居第二位的“一”使用31次的频率，这当然与孔子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分不开。
不过，“三”在《论语》中常常用来表示“多”的意思，如“吾日三省吾身”、“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其心三月不违仁”、“三嗅而作”、“南容三复白圭”、“君子道者三”、“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等等。
这表明，在一分为三中也包含着一分为多的含义。
（二）《周易》与三分
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早在《周易》中已经初显端倪。
《周易》大约成书于西周末年，孔子曾经对《周易》进行过编校整理。
《周易•说卦传》曰：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意思是以前圣人在写作《周易》的时候，要把《周易》写得顺应着自然规律。
建立天之规律的是阴和阳，建立地之规律的是柔和刚，建立人之规律的是仁和义。
每一卦包括天地人，而且是两次，因此《周易》要六画才成为一卦。
这是作者对《周易》成书指导思想的一段论述。
《周易》要探求宇宙规律，必须对万物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便是一分为三，也就是分为天地人三类。
《周易》每一卦都分上下卦，每个上卦或下卦都是由三爻组成，上面一爻象征天，中间一爻象征人，下面一爻象征地，上下卦合起来两次包括了天地人，因此六画而成卦。
同时，《周易》对天地人各自的规律又进行探求，分别分为“阴与阳”、“柔与刚”、“仁与义”。
这看起来是一分为二，其实蕴含着一分为三。
因为，《周易》通篇是在讲事物的发展变化，正如《周易•系辞》所言：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
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意思是《周易》作为一种书来说不可以远离身边，它所体现的道理在于经常变动，它的爻运动不停，周遍流转于六个空着的爻位。
爻的变化或者在上卦，或者在下卦，没有固定格式，或者阳爻变阴爻或者阴爻变阳爻，不可以设下固定法则，只是趋向于变罢了。
其实，“易”的本义就是“变”，所谓“生生之谓易。
”（《周易•系辞》）即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生成、发展、创新，而“易”就是这种变化的规律。
既然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我们认识事物也必须从发展变化的角度去认识。
于是，天地人内部各自包含着的两个方面，从变化发展的角度看，就不再是一分为二了。
假定这两个方面分别用A和B来表示，那么，在“刚柔相易”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亦A亦B，或者说是非A非B的第三种情况，因此，这种看似一分为二的情况，其实质是一分为三，而且，这种在变化中出现的“第三者”往往代表着事物运动发展的方向，比原有的双方更具有价值。
《周易•系辞》中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也是这个道理。
《周易》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也体现在其对爻位的评价中。
例如：
《周易•观》“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
”意思是伟大的观卦在上面，它的性质是顺而又顺，六二和九五都以居中得正观察天下。
又《周易•履》“刚中正，履帝位而不咎，光明也。
”意思是阳爻居上乾中间的阳位，是阳刚之爻得中得正，这是登上帝王的位置而没有坏处，前途是光明的。
又《周易•需》“‘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意思是“等待、有信用、大为顺利，合于正道而吉利”，就是说上坎的“九”居于“五”这个“天位”既得正，又得中，可以无往而不胜。
可见，《周易》对爻位评价的标准为是否符合“中正”原则。
《周易》认为每一个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相反相成的阴阳两个方面，阳性刚健，阴性柔顺，阴阳相互作用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最好的状况是刚柔兼胜并能保持相对平衡，这种状况便称之为“中正”、“中道”、“正中”、“中行”等。
“中”在这里的基本意思是中间、居中、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与“中正”相对应的还有“刚中”和“柔中”。
可见，在《周易》的“中正”思想中已经具有了一分为三思维方式的雏形。
但是，“中正”与“刚中”、“柔中”都是属于“吉”卦的范围，它们的区别只在于“吉”的程度不同。
真正意义上与“中正”相对应的是“得正”与“失正”，《周易》把一个卦的六个爻分成阳位和阴位，初、三、五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
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是得位而吉，称之谓“得正”；阳爻居于阴位，阴爻居于阳位是失位而凶，称之谓“失正”，而“中正”则是既得正又得中，因而是最吉利、最好的。
这种思维方式与孔子“执两用中”的思想极其相似。
（三）其他思想家对一分为三的阐述
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普遍存在。
老子在阐述宇宙万物产生的过程时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德经》）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在宇宙诞生之初，“道”首先产生了原始混沌之气“一”，“一”又产生了阴气和阳气“二”，阴气和阳气的结合运动便是“三”。
从“道生一”到“二生三”是宇宙创生一分为三的过程，宇宙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初创阶段，或者说原创阶段，于是，“三生万物”便是顺理成章的。
《道德经》中曰：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老子把宇宙万物一分为三归类为天、地、人，其中，天地能长久，人中的圣人也能长久，因此，人要想像天地那样不朽，就要像圣人那样以天地为榜样“后其身”、“外其身”、“无其私”。
老子这段富有哲理的语言中蕴含着大公无私的优秀思想。
天、地、人一分为三的思想在荀子的《天论》中表述的更为明确：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叁。
舍其所以叁，而愿其所叁，则惑矣！
”“叁”是数字“三”的大写。
庞朴认为：
“所谓的‘能叁’是说天地人所具有的、足以使三者叁合为一的能力，即天的时能、地的财能、人的治能”。
可见，“能叁”也包含着天地人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相互配合，共同维护一分为三或者说合三为一局面，和谐共处的思想。
荀子这段话的意思可以解释为：
天有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地有蕴藏、生长着的财富，人有管理事物的正确办法，这就叫做人能与天地相配合。
如果人放弃了自己与天地相配合的本分，却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和天地相争，那真是糊涂！
看看当今之世环境恶化的现状，再想想荀子两千多年前的忠告，我们更加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敬仰之情。
先秦诸子中有一个似乎专门研究思维方式的学派，这就是以公孙龙和惠施为代表的名辩家。
公孙龙学说的特点是讲“离坚白”，惠施学说的特点是“合同异”，他们都是从概念出发分析事物一分为三与合三为一的属性。
公孙龙最为著名的论题是“白马非马”。
《公孙龙•白马论》以对话的形式展开论述：
“白马非马，可乎？
”“可，”“何哉？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形者，非命形也。
故曰：
白马非马。
”意思是“马”这个概念是用来称呼马的形体的，而“白”这个概念则是用来称呼马的颜色的。
显然，用于称呼马的颜色和形体结合的概念（“白马”）是不等于只称呼马的形体的概念（“马”）的，所以说，白马异于马。
公孙龙的这段论述中涉及到三个主要的概念，即反映和规定个性特征的“白”、反映和规定普遍性特征的“马”，以及反映和规定特殊性特征的“白马”。
可见，一分为三的方法可以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开始论述，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张三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面就已经包含了一分为三。
“当我们向别人介绍说：
此人是张三，或这位叫张三时，事实上是在说：
个别性（此）十普遍性（人）=特殊性（张三）；张三于是就函三为一了。
当然，你不介绍他，他也函三为一，因为他本来便是函三的一，他是一位有个性的人。
”
名辩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惠施。
惠施博学多才，曾经任过魏国的相。
《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但是，惠施的著作全部散失，他的一些言行散见于《庄子》、《荀子》等书中。
惠施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曰：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庄子•天下篇》）意思是极大而没有外围的，叫做“大一”；极小而没有内核的，叫做“小一”。
其实，在现实世界中，除“至大”和“至小”外，大量存在着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万物。
这层意思惠施虽然没有讲明，但是已经明显地包含于命题之中。
可见惠施对事物的分析方法也是一分为三。
由于先秦诸子，特别是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他们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历代的思想家。
其中，论述一分为三比较著名的是宋代的思想家们。
周敦颐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这是从“动”与“静”的角度来阐述一分为三产生万物的过程。
任何事物都处于运动之中，同时又存在相对静止状态，是运动与静止的结合体，这便是一分为三。
水火木金土万物便是在这种一分为三的发展中产生的。
关于运动与静止的关系，古希腊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因为河水在不停地流动，当你再次踏入这条河流时，它已经不是你曾经踏入的那条河。
运动着的物体，包括河流，每时每刻都既在这个地方，又不在这个地方，这就是运动与静止相结合的第三种状态。
这种状态比运动或静止更准确、更真实地反映了事物的客观状况，因为，事物本来就是一分为三的。
宋代思想家张载、方以智对一分为三都有精辟的论述。
张载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一分为三，提出了“天所以叁”的原理。
这个“叁”就是“三”的大写。
张载在《正蒙叁两篇》中说：
“天所以叁，一太极、两仪而象之，性也。
”意思是大自然的本性是一分为三的，这点可以从太极和两仪的关系证明。
张载认为事物的本源是气，即太极或者称之为太虚之天。
太虚之天“包载万物在内”，“大而无外”，但由于“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而这个性乃是“气之总”，是“合两”的，也就是说太虚之天的性是包涵内在对立的统一物，所以说天之所以为叁，是把太极和两仪合而为一的性质的表现。
方以智对一分为三讲得更为明确：
“三即一，一即三，非三非一，恒三恒一。
”（《东西均•三征》）意思是事物可以理解为仿佛由三部分组成的统一体，合则为一，分则为三，三就是一，一就是三，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一，既是三又是一，这些都是对事物认识方法的变化。
由于受传统一分为三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人历来在数字上颇重“三”字，法律有“约法三章”、官制称“三公”、乡亭长制曰“三老”、京师之地叫“三辅”、文人喜爱的植物有“岁寒三友”和“园林三宝”、左丘明提出人生“三不朽”、朱熹提出读书要“三到”、董遇认为利用时间要抓“三余”、《文心雕龙》提出作文应“先标三准”、《公羊春秋》认为上古有“三世”等等，可为不胜枚举、不计其数。
值得注意的是，与孔子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类似的哲学观点。
亚里士多德说“在一切连续的和可分的东西中，既可取其多，也可取其少，还可取其相等。
这一些既可是对事物自身，也可以相对于我们。
而相等就是过多和过少的中间••••••所以，一切懂科学的人都在避免过多和过少，而寻求中间和选取中间，当然不是事物的中间，而是对我们而言的中间。
如若一切科学工作都是这样来完成的，那么它们就必须瞄准中间，并把它当做衡量其成果的标准。
从而人们对于优秀成果的评论，习惯说增一分则过长，减一分则太短，这就是说过度和不及都是对优美的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它。
”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论述与孔子的中庸思想何其相似。
东西方文明早在古老的时代就不约而同地显示出共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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