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word资料18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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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word资料18页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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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性和历时性（synchronyanddiachrony）
单靠“死”记还不行,还得“活”用,姑且称之为“先死后活”吧。
让学生把一周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记下来,摒弃那些假话套话空话,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篇幅可长可短,并要求运用积累的成语、名言警句等,定期检查点评,选择优秀篇目在班里朗读或展出。
这样,即巩固了所学的材料,又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等等,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费的南.德.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一对区分性概念。
他说，语言学有“共时规律和历时规律”，语言学研究“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再一次划分共时和历时的范围。
这是不能混淆的两个问题：
一般地谈论语言的规律，那就无异于捕风捉影。
”关于两种规律的特征，索绪尔解释说：
“共时规律是一般性的，但不是命令性的。
”它“只是某一现存秩序的简单的表现，它确认事物的状态，跟确认果园里的树排列成梅花形是同一性质的。
……总之，如果我们谈到共时态的规律，那就意味着排列、意味着规则性的原理”。
“相反，历时态却必须有一种动力的因素，由此产生一种效果，执行一件事情。
但是这一命令性的特征不足以把规律的概念应用于演化的事实；只有当一类事实全都服从同一规则的时候，我们才谈得上规律。
”总括起来说：
“任何共时事实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没有命令的性质；相反，历时事实都是强加于语言的，但是它们没有任何一般的东西。
”语言学研究因此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
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
”两种时态中索绪尔更强调对语言学作共时态的研究：
“索绪尔视语言为一个符号系统，这个系统应该受到‘共时’研究──这就是说，将其作为时间截面上的一个完整系统来研究──而不是‘历时’研究，即在其历史发展中去研究。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引》）
死记硬背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死记硬背被作为一种僵化的、阻碍学生能力发展的教学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摒弃;而另一方面,老师们又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煞费苦心。
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死记硬背”与提高学生素质并不矛盾。
相反,它恰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索绪尔关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区分及其强调共时态研究的立场，直接影响到结构主义批评。
如罗曼.雅各布森关于隐喻和转喻相对立的理论，就被认为“代表了语言的共时性模式（它的直接的、并存的、‘垂直的’关系）和历时性模式（它的序列的、相继的、线性发展的关系）的根本对立的本质。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列维-斯特劳斯也指出，神话具有“既共时又历时的神话时态的特殊性”；“一个神话真正结构要素单元不是那些被离析出来的关系，而是这种关系的集束。
……附属于同一集束的诸关系可以在久远的间隔后历时性地出现，但当我们成功地把它们集合起来时”，对象就“同时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了。
（《结构神话学》）罗兰.巴特认为，要把握结构主义与其他思维方式的区别，“无疑必须上溯到像能指和所指、共时性和历时性这样的一对概念”，这除了因为结构主义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更有决定意义的是，结构主义似乎包含了对历史观念的某种回顾，如果共时性的观念（尽管在索绪尔那里这主要是一个程序的概念）使人相信某种凝固不动的时间，而历时性的观念则倾向于把历史的进程当作一系列纯形式的嬗变来表现的话”。
（《结构主义活动》）但“从原则上说，文本全体应最大限度地删除历时性因素，它应相当于一个系统的状态，一个历史的‘断层’……这样我们将宁可有一个虽然多种多样却在时间上凝聚的文本全体，而不要一个虽然紧密但时延较长的文本全体”。
（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批评家也看到，纯共时的分析当然也只是一种幻想，因为“每个共时语言系统都有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而这过去和未来无疑也是该系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尤里.图尼亚诺夫、雅各布森《文学与语言研究中的问题》）但结构主义批评的主要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仍是关于语言系统和作品－文本系统的共时性研究。
语文课本中的文章都是精选的比较优秀的文章,还有不少名家名篇。
如果有选择循序渐进地让学生背诵一些优秀篇目、精彩段落,对提高学生的水平会大有裨益。
现在,不少语文教师在分析课文时,把文章解体的支离破碎,总在文章的技巧方面下功夫。
结果教师费劲,学生头疼。
分析完之后,学生收效甚微,没过几天便忘的一干二净。
造成这种事倍功半的尴尬局面的关键就是对文章读的不熟。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反复阅读课文,或细读、默读、跳读,或听读、范读、轮读、分角色朗读,学生便可以在读中自然领悟文章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可以在读中自然加强语感,增强语言的感受力。
久而久之,这种思想内容、写作技巧和语感就会自然渗透到学生的语言意识之中,就会在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加以运用、创造和发展。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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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和所指（signifierandsignified）
费的南.德.索绪尔提出的符号构成的两个基本面。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反对视名称和事物之间有一种简单且必然的联系的传统观念，他指出：
“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后者不是物质的声音，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这声音的心理印迹，我们的感觉给我们证明的声音表象。
”所以，“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表概念和音响形象。
后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之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
”索绪尔的这一区分是要说明词与物之间没有固定不变的对应关系，意义只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如他所说：
“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
语言符号是任意的。
”N.W.维塞解释说：
“语言符号将能指和所指联结了起来。
若不考虑拟声词之类的特殊情况，则‘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绝不会是有动机在先的，或者说是自然而然的、必然的。
法国人说‘lamain’，我们说‘ahand’，祖鲁人则说‘isandla’。
显然对‘手’而言，这三个词无所谓哪个表达得更准确、更恰当。
”（《结构主义》）特里.伊格尔顿也指出：
索绪尔语言学中“每个符号被视为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概念或意义）组成。
C-a-t这三个黑色标记是一个能指，它在一个讲英语的人的心目中唤起所指‘猫’这个概念。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任意关系：
除了文化上和历史上的约定俗成，没有内在的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三个标记的意思应该是‘猫’”。
（《文学理论导引》）罗兰.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称，一个符号由“能指面构成表达面，所指面构成内容面”。
由于这一区分，在结构主义批评中出现了专注于能指，忽略所指的倾向。
如特伦斯.霍克斯说：
“作家写作，他们献给我们的是作品作为他们的艺术，不是作为载体，而是作为目的本身。
”这样，“他们的艺术就必然是（正如雅各布森指出的）由没有所指的能指构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是，为了欣赏作家的作品，我们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在能指，而不应当听凭我们的自然冲动越过能指转到能指所暗示的所指。
现代作品（如普鲁斯特、乔伊斯、贝克特的作品）显然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它把写作活动看作是主题，并且明显地借助实验方法，试图为作家确立新的‘作家的’地位。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此英国批评家克里斯托弗.巴特勒批评道：
“近来许多批评由于受到索绪尔的把语言看作一种自我封闭系统的理论模式的影响，产生了这样一种倾向，它否认任何这类所指物（即存在于文本之外的人物事件等──编者注）是真实的，解释的必要更不在话下。
”（《阐释、解构和意识形态》）词与物之间的任意性关系其实早为人所意识到，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便有这样的议论：
“名字何足道！
那唤作玫瑰的东西/随便换个名儿，同样/是这般甘美。
”但索绪尔也提醒不应过分强调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任意关系：
“能指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
”他主张符号的意义虽与外在事物无关，还是可以通过辨明符号系统内部的差异关系来得到确认。
后结构主义批评则从更为激进的立场出发，指责索绪尔关于能指和所指的观点同样容易给人造成错觉：
“能指的存在仿佛专为引导人接近所指，因此似乎淹没在它所传达的概念和意义之中了。
不仅如此，为把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区分开来，为辨明形形色色的物质何时具有意义，语言学家还必须假定能够把握所指，使它们成为他的出发点。
”（乔纳森.卡勒《论解构》）这是批评索绪尔的理论并未跳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雅克.拉康则发挥索绪尔的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心理分析学。
据他看来“能指S/所指s”的公式确立了“能指与所指的原初地位，它们表现为最初由一道抵制意指的障碍阻隔的两个迥然不同的秩序”。
这一能指与所指，口说的话及其概念所向之间的断层，使拉康得以摒弃所指，专心侍奉能指；他告诫人们不要“抱有幻想，以为能指会响应它表征所指的功能，或者不如说，能指必须去念及它之存在于任何形式的意指名称之中的事实”。
这样，所指在拉康的理论中就成了“滑落的所指”，能指则成为“漂浮的能指”。
能指与所指脱节，使能指成为自由的。
拉康进而提出如下公式：
“S意识/s无意识”，无意识因此成为语言的全部结构及其追随能指法则的梦的工作。
（《自我的语言：
心理分析中的语言功能》）文森特.雷契解释说：
“在这一程式中，精神分析成为通过能指对无意识进行的修辞分析。
因此在弗洛伊德看到心理‘变态’的地方，拉康看到了‘漂浮的能指’。
”（《解构批评》）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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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signification）
又译“指意”。
指语言符号的表情达意。
罗兰.巴特说：
“意指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过程，它是一种把能指和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这个行为的结果就是符号。
”但意指的过程是任意的、专断的，“它不是能指和所指之间单一的相互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两个不定形物的、或像索绪尔所说的两个‘流动性领域’的同时性切分行为”。
（《符号学原理》）所以意义产生于差异和区分，而不是聚合之中。
结构主义批评认为，文本是符号结构的一条意指长链，阅读的目的即是解开这意指之链。
后结构主义批评则认为，结构主义因专注于共时性而忽略历时性等种种原因，没有看到意指过程是一个永无穷尽的过程，无视每一个符号都在引发另一个符号，都在宣告自身的不充分和不完整。
即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解释的：
“一个能指把我转给另一个能指，另一个能指再将我转给另一个，后来的意义改变着前面的意义。
虽然语句有涯，但是语言本身的过程无穷。
”（《文学理论导引》）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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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对立（binaryopposition）
“一个源于结构主义的分析范畴，用来说明意义如何在二元对立的词语系列中产生。
”（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具体地说，在语言学中表示“一个系统各成分间的关系，它可以用来把各成分区别开。
对立可以是语法对立（如单数对复数、现在时对过去时），或者是语音对立。
语音对立是由于语音上的差别而使得不同音位能得到区别的结果”。
（R.K.哈特曼、F.C.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费的南.德.索绪尔语言学被认为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原则的基础上的，他对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性和历时性，以及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等等都被看作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他的基本观点是要说明“意义产生与二元对立”，“在他看来符号或词语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与其他符号或词语相对立──其最确定的特征就是其他符号或词语所不具备的特征”。
（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
在结构主义批评中，二元对立不仅被视为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被视为人类文化活动的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
乔纳森.卡勒说：
“的确，结构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简单的：
即二元对立。
无论语言学的典范还起过什么别的作用，毫无疑问的是它鼓动了结构主义者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思考，无论他们研究什么材料，都在其中去寻找功能上互相对立的两面。
”（《结构主义诗学》）在结构主义的批评实践中，罗曼.雅各布森的语音元素辨析，采用的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将亲属关系、饮食方式等放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以求得其内在结构的建立。
法国批评家A.J.格雷马斯认为，人们对诸如上／下、男／女这类二元对立的感觉，构成了“符号指示的基本结构”；“我们感觉到差异，正是由于这种感觉，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为我们的目的而存在”。
他提出：
最低层次上的基本“语义素”的差异包括了四种要素构成的两组二元对立：
A／B=－A／－B，并将它用于叙事分析中。
（《结构语义学》）特伦斯.霍克斯解释说：
“格雷马斯认为，这些二元对立面形成隐藏得很深的‘行动素模式’的基础。
单独的故事的表层结构就是从这种模式的结构中派生出来并发挥作用的。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罗兰.巴特也用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模式来分析拉辛的剧作，指出拉辛的人物之不同，不在于他们在社交中声名和地位的差异，而取决于他们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从而形成父与子、男与女、卑微的人和自由的人等等的对立。
他说：
“拉辛的区分方法完全是二元的，除了发生矛盾和对立之外，绝无其他可能。
”（《论拉辛》）约翰.哈特利就此评述道：
“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特征，它们产生于表意系统及其功能，即把我们对自然与人类世界的感知经验建构得有条有理并富有意义。
”（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
后结构主义批评对二元对立的解释又不同于结构主义。
雅克.德里达指出，二元对立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把握世界的一个基本模式，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因此都认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先于不纯，简约先于繁复，本质先于意外，本原先于模仿等等。
它并不仅是众多形而上学姿态中的一种，它乃是形而上学的迫切之需，是那最是恒久、最为基本、最有潜力的程序”。
（《有限公司》）他认为这是一个亟待打破的传统模式，因为“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唯见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而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
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踞发号施令的地位。
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特定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多重立场》）。
德里达本人对文字先于语言、文明与自然共生的论证，都是朝这一方向的努力，但他也认为，颠倒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本身并不是目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这一步骤，来全面置换西方的理性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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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分析（analysisofstructure）
结构主义批评的基本方法。
这派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结构”，能像任何其他科学对象一样被归类和分析。
结构分析的方法受益于费的南.德.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
罗曼.雅各布森进而提出，诗应被视为一种“功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单一的一组复杂关系支配着能指和所指，因此必须研究的是符号本身，而不是它们如何反映了外在现实。
作品的结构分析基本上脱胎于语言结构的分析模式，如特里.伊格尔顿说：
“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任何文学作品无不如此──文学作品在表面上描写某些外在现实的时候，一直在秘密地注视着它自己的结构过程。
总之，结构主义不仅是把每一事物作为语言来重新加以思考，它重新思考每一事物，好像语言才是它真正的主题。
”（《文学理论导引》）结构分析的著名例子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分析：
神话有如一种语言，它们可以被分解为个别单位，这些单位就像语音的基本要素音位那样，仅在以特定的方式组合起来才能获得意义。
又如茨维坦.托多洛夫对《十日谈》的“语法”分析，也是颇有代表性的结构分析。
这些分析强调的是作品最终只与它自己的语言结构有关，正如罗兰.巴特所说，为将不可胜数的叙事作品加以描述分类，除借助于语言学模式似无其他选择，“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一个提供初步术语和初步原则的模式，这一理论的创建工作就会大为方便。
在目前的研究阶段，把语言学本身作为叙事作品结构分析模式的基础，看来是合乎情理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
列维-斯特劳斯也说：
“要结构分析改变我们对具体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是没有希望的，结构方法只能更确切地解释具体的社会关系。
”（《结构人类学》）结构分析的特色如乔纳森.卡勒所说：
“或许，结构分析在确立一个分析步骤上不如在提供一系列关系上来得重要。
由于这组关系已由一个理论联结起来，所以就给结构主义理论带来逻辑上的紧凑和某种活力。
”（《结构主义诗学》）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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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poeticity）
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用以概括“文学性”或诗的美学特征的用语。
罗曼.雅各布森说：
“诗性怎样显现自身？
当词被作为一个词，而非被命名的对象的纯粹再现或某种情绪的爆发来感知时；当话语及其组构，其意义、其外在和内在的形式需由其自身，而不是无关痛痒地参照现实来估价时，诗性就表现出来了。
”“诗这概念的内容如上所述，是不稳定的，是为时间所限定的，而诗的功能即诗性，如形式主义者强调的那样，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要素，不可能被机械地还原为其他要素。
”（《什么是诗》）雅各布森也将诗性界说为“自我指涉的”，即“情感性语言和诗歌语言中，语词的表现，无论是它们的语音或语义方面，都更多地集中在它们自身。
声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也更为亲密”。
（《选集》第三卷）这里所说的“意义”并非指外部现实的某一对象，而是语言符号自身的可感觉性。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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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sign）
在传统语言学中，符号是指用来传达思想的词、音节、字母等等。
费的南.德.索绪尔提出，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他说：
“我们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但是在日常使用上，这个术语一般只指音响形象，例如能指（arbor等等）。
人们容易忘记，arbor之所以被称为符号，只是因为它带有‘树’的概念，结果让感觉部分的观念包含了整体的观念。
”（《普通语言学教程》）罗兰.巴特也谈到符号这个概念一方面历史悠久，一方面本身含义殊为模糊，如它实际上可随作者意向，与记号、信号、指号、象征、譬喻等等词交替使用，因为这些词都可归结为两个关系项之间的一种关系。
他因此提出辨别符号特点的五项原则：
“1.这个关系含有或不含有关系项之一的心理表象。
2.这个关系在两个关系项之间包含或不包含一种类似性。
3.两个关系项（刺激与其反应）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或不是直接的。
4.两个关系项是相互紧密符合的，还是一个‘超过’了另一个。
5.这个关系包含或不包含与使用者之间的存在性联系。
”（《符号学原理》）巴特在此重申了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作能指和所指在任意性原则和约定俗成基础上的结合体的观点，其中能指构成表达面，所指构成内容面，同时每一面又都包含形式和内质两个层次，一个完整的符号就包括了表达面和内容面的各个层次：
“1.表达的内质，例如发声的而非功能的声音内质，它是语音学的而非音位学的研究对象。
2.表达的形式，它有聚合规则和组合规则构成（我们将看到，同一形式可具有两种不同的内质，即声音的和字形的）。
3.内容的内质，例如所指的情绪的、意识形态的或概念的特点，即其‘肯定的’意义。
4.内容的形式，即诸所指之间的形式关系组织，它是按某一语义标记的有无而成立的。
”在一切非语言学的符号系统都有赖于自然语言这一构想下，巴特认为结构语言学应当成为一般符号学和艺术符号学的原型，即由能指和所指及其关系构成的联合整体的语言，是符号系统中最为基本的第一系统。
第一系统作为整体又可以嵌入另一符号系统，成为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和所指。
如神话，便是以语言符号系统为基础而构造起来的二级符号系统。
进一步说，神话、叙事和文学都是一种二级符号系统。
由于是符号系统，可以用符号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由于是有一级符号系统嵌入的二级系统，可以用一级系统即语言学的概念来进行符号学的分析。
符号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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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semiology，semiotics）
符号学的概念于20世纪初由费的南.德.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士分别提出。
Semiology为索绪尔的用语，流行于欧洲大陆，Semiotics为皮尔士的用语，流行于英语世界。
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就此而言无异于礼节形式、军事信号等等，但它是这些系统中最为重要的。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emiologie，来自希腊语semeion‘符号’）。
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受什么规律支配。
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
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
”（《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段话被认为是符号学诞生的一个标志。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皮尔士也提出：
“我认为我已表明，逻辑学在一般意义上只是符号学的别名，是符号的带有必然性的或形式的学说。
”（《皮尔士论文集》第2卷）索绪尔和皮尔士之后，对符号学的定义和解释层出不穷，如罗曼.雅各布森说：
“称之为符号学的符号科学研究那些作为一切符号结构的基础的一般原则，研究它们在信息中的应用，研究各种各样符号系统的特殊性，以及使用那些不同种类符号的各种信息的特殊性。
”（《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罗兰.巴特说：
“符号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按照全部结构主义活动的方案（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研究对象的模拟物），建立不同于自然语言的意指系统的功能作用。
”（《符号学原理》）意大利符号学家U.艾柯说：
“符号学主要是研究可以用来造成假象的任何东西的那种学科。
”（《符号学理论》）如此等等。
总的来看，就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而言，符号学基于两个基本假设：
“其一，一切社会及文化事物不仅应被视为物质的事物或事件，而且应被视为约定俗成的符号；其二，这些符号由它们在一个系统中的位置而产生自己的意义。
”（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与结构主义相似，符号学沿袭了索绪尔语言学的若干基本理论。
例如：
一、符号的意指作用产生于能指和所指的联系之中，在诗学中，则侧重能指与所指间的“自然而然”的联系。
二、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致使一个符号系统中的任何单个符号，其意义只能被视作从它对该系统的关系中所产生。
三、横组合和纵聚合的区分，显示次序和选择在意义生成中的核心作用。
四、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的区分，意味着意义产生于其“现时”的规则，而非它在时间中的演变。
这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
“随着布拉格学派的著作，术语‘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一词或多或少地混合了。
‘符号学’意味着关于符号的系统，而这也是文学结构主义者实际进行的工作。
”（《文学理论导引》）
符号学的发展，使它与越来越多的学科发生了“横向的”联系。
法国解释学家保尔.利科认为，符号学也是走向精神分析的康庄大道：
“它证明我们意指的东西经常与我们所说的东西不同；在梦中，表现出来的梦境意义不断地涉及某些隐藏的意义。
……神话的内容和梦的内容共同具有这种双重意义的结构。
”（《弗洛伊德和哲学》）艾柯则把符号学与交流理论相联系。
他认为：
符号学理论的目的是“探讨对任何意指现象和交流现象作出统一解释的理论的可能性及社会功能……它以一般符号学理论的形式，考察代码、符号的生产，语言的共同用法，代码的发展，审美的交流──一切类型的相互影响的交流行为和符号的使用。
”（《符号学理论》）这是因为，一旦一个意义平面建立起来，符号便同时超越它作无止境运动，变其外延为新的内涵。
故符号学理论不仅应包括意指的理论，也应包括交流的理论。
这就将读者也纳入了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之中。
朱丽娅.克莉斯蒂娃“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则导致符号学对文学本质的新的解释──由研究作品文本所反映的物质世界，转而研究由写作和结构的不同形式所构成的文本世界。
米歇尔.福柯在考察西方文化知识构成时，这样区分了解释学和符号学：
“让我们把能使人让符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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