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小学语文教材解读如何教好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诗文阅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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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编小学语文教材解读如何教好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言诗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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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中，文言文常常是一个拦路虎，因为它的表现形态与孩子们熟悉的现代白话文存在较大差异，反映的事物更是孩子们鲜所见闻的，虽则陌生的形式与内容很可能引起孩子们的好奇心，但是与白话文相比，文言文早已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成为留存于书面的历史语言，同时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展变化，反映的内容也不再是鲜活的社会现实。

这样一种语言表现形式，在普遍的范围内已经失去使用价值，更无须进行大众化的仿效摹写。

不过，我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史，自甲骨文以来的书面表达形式也已长达三千多年。

我国在悠久历史进程中积淀的光辉灿烂的文化，主要依赖这一文字体系得以传承下来，故而熟悉并掌握这一文字系统，理解掌握它所表达的内容，还是十分必要的。

这就是中小学生的语文课中必须学习一定比例的文言诗文，高等学校相关院系涉古专业仍须开设古代汉语等课程的主要原因。

提升文言诗文的教学水平，从而加强中小学生阅读文言诗文的能力，显然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

通常认为，掌握一定数量的文言实词，理解常用的文言虚词，再加上要求学生多读多背，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诚然，掌握文言文这一历史语言的表现形式是十分必要的，否则书面语言文字的阅读障碍尚且无法清除，更遑论提升学生文言诗文的阅读能力。

但是，这些不可或缺的语言文字识记能力只能喻为学生阅读文言诗文的硬实力，一种有形可见的外部能力。

而要准确把握文意，尤其是在一些细微之处确切理解文言诗文传达的曲折精妙意蕴，还必须加深传统文化修养，透过字面深入领会其中深厚的文化内涵。

由于这些深意大多隐藏于语言表达形式背后，很难从字面上捕捉获取，相对而言，对它们的挖掘掌握又可喻为学生阅读文言诗文的软实力，一种难见其形的内在能力。

传统文化的范围十分广泛，仅就“常识”而言，就可以分为天文、历法、地理、职官、科举、姓名、礼俗、宗法、饮食、衣饰等十几个大类数十个小类。

不过，从中小学生读懂文言诗文的层面来说，这些传统文化常识的范围可以大幅度缩小，内容可以大量精简，而且其中大部分条目能够找到相应的专业书籍或工具书查阅参考，教师在教学中也一定会择要做深入浅出的介绍讲解。

只是另有一些关于古人思想观念与处事方式的问题，常常与后世有显著差异，同时又很难从典籍中找到相关答案，唯有对古人的想法与做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推究体会，才不致以今律古而误解文意。

下面我们首先举出课本中的两例，说说传统文化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意义与作用；后文再举出课文之外的两例，说说古人有异于今人的思想观念与处事方式。

先看课本中的两个例证。

第一，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六年级下册《文言文二则》从《列子·汤问》中选择“两小儿辩日”一节作为课文，大意是说，孔子游历东方，见到两个小孩辩论日远日近的问题。

一说日出时离人近，正午时离人远；一说日出时离人远，正午时离人近。

前者申辩说，日出如车盖，正午如盘盂，远小而近大；后者反驳说，日出有寒意，正午如热水，远凉而近热。

孔子无法判断是非，两小儿笑道：

“谁说你聪明呢？

”

《列子》一书是伪作，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而据杨伯峻《列子集释》称，“两小儿辩日”一节又或本自《论衡·说日》中大体相同的记述，联系到王充的思想倾向，文中对孔子语含讥讽也是很正常的。

这篇课文的文化意义在于探讨人类对于天体的认识，古人认为天体是不可捉摸的东西，故而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说。

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人对天体进行探索，《荀子·天论》、屈原《天问》以及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就是杰出的代表。

因为对于天体进行研究的天文学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关乎百姓的生存，而且还是统治者了解“天意”、施行政令的重要手段，所以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在天文观测、历法制定、天文仪器的制造以及使用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前列。

这篇课文其实也是古人朴素的对于天人关系的探索，反映了古人求知的愿望以及对于未知事物的探求。

饶有趣味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寓言故事还真有人做出了科学的回答。

中国天文学界泰斗、著名现代天体物理学家南京大学戴文赛教授于1955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午太阳是否比早晚离我们近》一文，指出：

“这两个争论者的根据，拿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都是站不住的。

早晚看到的太阳比中午大，是由于人们的错觉；中午阳光比早晚热些，是由于中午阳光直射，阳光在大气里走过的路程较短，热量被吸收较少之故。

”他随后又从六个方面论述了“在中午和早晚的时候，人们观测太阳的距离”有所不同的原因，最后总结说：

“由此可见，一切现象必须用科学来解释才是正确的。

”这当然是可以信赖的科学结论，文繁不能具引，故而摘录于此，以供参考。

此外，我国古代常常以“日”作为意象，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两小儿辩日”相映成趣的是《世说新语·夙惠》中的“晋明帝两答父问”，也是以日远日近为题进行解说的。

文短，具引如下：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

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

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

因问明帝：

‘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

’答曰：

‘日远。

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

’元帝异之。

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

乃答曰：

‘日近。

’元帝失色，曰：

‘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

’答曰：

‘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

这则故事以“日”为意象，表明北方沦陷，晋朝退守江东，身为嗣子的明帝怀有深深的忧国之情。

日远日近，随着明帝心目中参照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回答，而无论日之远近，洛下都远远地离我而去，收复失地故土不知何时方能实现。

这则故事与“两小儿辩日”的寓言，虽则文题不同，论据有别，但以“日”这一自然现象作为喻体，进而说明人与日的关系，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六年级上册《文言文二则》中有一篇课文《书戴嵩画牛》，是苏轼为唐代画家戴嵩《斗牛图》写的一篇题跋。

课文大意说，四川杜处士喜爱书画，收藏书画数以百计，对其中一幅戴嵩的《斗牛图》尤为珍爱。

一天，他晾晒书画，牧童见到斗牛图，拍手大笑说：

“牛角斗时力量在角上，尾巴夹在两条后腿间，如今却画成摇着尾巴角斗，荒谬！

”处士认为牧童说得对。

该文最后引古语说：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

”并指出这是不可更改的道理。

这篇课文的文化意义在于生动描绘了我国唐代民间的斗牛习俗，表现了劳动人民在耕作之余的体育、娱乐活动。

斗牛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文化现象，西班牙就是著名的斗牛王国，斗牛活动深受西班牙人喜爱，据说13世纪就设立了斗牛节。

其相斗者是人与牛。

我国斗牛活动的起源更早，应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相传春秋时期已经出现用以自娱自乐的斗牛活动，至汉末三国时现浙江金华一地即已有了正式的斗牛活动；开展的范围也很广泛，我国的少数民族苗族、侗族、黎族等也都十分热衷于这项活动。

其相斗者是牛与牛。

《斗牛图》的作者戴嵩是唐代著名画家，画牛尤为出色，与另一擅长画马的著名画家韩干齐名，时人并称为“韩马戴牛”。

而课文的作者苏轼则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学识渊博而又善于考察民情。

所以这一记载应是确切可信的。

从课文来看，杜处士与苏学士都认为牧童说得对，以致后世清高宗乾隆帝也信了牧童的话，他还擅自代替戴嵩采纳牧童意见，在戴嵩的另一幅二牛垂尾的《斗牛图》上题诗道：

“角尖项强力相持，蹴踏腾轰各出奇。

想是牧童指点后，股间微露尾垂垂。

”

无独有偶，对于画中这样一个观点对立的问题，还真有人从精细的调查中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著名语言学家复旦大学严修教授于2018年9月5日《文汇报》发表《为戴嵩〈斗牛图〉申辩》一文，文中说：

“我的调查方法很简单，就是在电脑和电视上观看各种斗牛比赛。

我看过西班牙斗牛、泰国斗牛、越南斗牛、云南石林彝族斗牛、贵州斗牛、浙闽斗牛、凯里斗牛城比赛、枫香斗牛大赛、雷山斗牛大赛，等等。

我在观看时眼睛紧紧聚焦在牛尾巴上，收获颇大。

实际情况是：

牛在角斗时，尾巴的姿势各式各样，并不统一。

可以将尾巴缩入两股间，也可以摇尾，还可以时而缩尾时而摇尾。

摇尾的方式也多样，可以下垂左右摇摆，也可以翘起来上下左右摇摆，还可以像蛇一样卷曲翻滚，姿态纷繁。

”严修教授还找到三幅表现斗牛场景的汉画，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河南新郑汉画像砖、河南郑州汉画像砖的拓印件，以证明戴嵩画的“掉尾”的斗牛一点儿也不荒谬。

他最后总结说：

“戴嵩不愧是杰出艺术家，对牛的习性，观察十分深入细致。

他画过多幅《斗牛图》，有的牛摇尾（如杜处士所藏的），有的牛缩尾（如乾隆题跋的），都是正确的，有根据的。

”这篇文章也告诉我们，观察问题要全面细致，不可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下面再看课外的两个例证，说说古人的思想观念与处事方式。

第一，“左迁”是一个成词略显复杂但大家较为熟悉的古代职官用语，我们来看看它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的不同是如何形成的。

该词源自《史记·张丞相列传》：

“高祖曰：

‘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王，念非公无可者。

公不得已强行。

’”这是高祖将御史大夫周昌调任辅佐自己爱子赵王任赵相时宽慰周昌的话，文中“左迁”的意思是降职，指官员由高职调任低职。

从字面上看，“左迁”的词形、含义与普通的文言实词无异，但构词理据却富有文化意蕴，反映了古人委婉讳饰的思想观念。

“左迁”中的“迁”字，《说文解字》释为：

“登也。

”表示“由低处到高处”“上升”，如《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迁”字。

后来“迁”字用于调动职务，由于受“登升”义的影响，一般也指升官，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的“迁”字。

古籍中若要言调职或降职，则用“徙”字。

“迁”与“徙”在《史记》《汉书》等早期典籍中分用十分清晰，例如，两书在记载石庆由太子傅升任御史大夫一事时，分别称作“迁为御史大夫”“迁御史大夫”；而记载石奋由御史大夫降为诸侯相时，则均称作“徙奋为诸侯相”。

这种“迁”“徙”分用的情况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世虽有混用的现象，但主要限于“调任”的意义，在“升职”与“降职”的意义上，分用依然较为清晰。

而“左”字，本来的意思是“左手”，引申为“左边”。

“左迁”中“左”字的含义，使用渐久之后，则超出“左”字作为一般语词的基本词义，而同古代的文化习俗产生了联系。

究其发展变化的历程，原来古人通常崇尚右首，所以视右首为尊位，而视左首为卑位。

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位在廉颇之右”，就是指蔺相如的地位在廉颇之上；同书《魏其武安侯列传》“诸士在己之左”，就是指诸士地位在自己之下。

从“左迁”一词内部构成的语素意义看，一方面“迁”字体现“升迁”的意思，另一方面“左”字体现“往下位”的意思，若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左迁”，就应理解为“往下位升迁”。

“左”“迁”二字结合在一起，会给人以不相协调的感觉，只不过由于词义的古今隔膜，这种感觉较难觉察罢了。

那么，“左迁”一词又是怎样产生并沿用到后世的呢？

首先，它出现之始应该是修辞上委婉讳饰的需要。

古人交往时，常常顾及对方的颜面与感受，尽力避免使对方处于难堪的境地。

因而在言及对方降职时，一般忌讳用“徙”字，改用“迁”字则要委婉缓和得多。

但降职毕竟是降职，单用“迁”字显然与事实不符，对方也难以接受，于是又在“迁”字之前缀以“左”字加以限制，表示虽则为“迁”，却是“往下位升迁”，委婉地表示这其实是降职。

例如，《史记》《汉书》叙述汉高祖将周昌由御史大夫降为赵相，两书分别说成“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徙御史大夫昌为赵相”；周昌降职后极感委屈，向高祖哭诉哀告，高祖深怀歉意，两书在记高祖之言时均说成“吾极知其左迁”，刻意回避用“徙”字。

由此可知，“左迁”一词饱含着委婉讳饰的修辞色彩。

其次，“左迁”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又渐渐产生了区别与强调的意义。

前文说到文言中“迁”字主要表示升职，后来又可以表示调职；“徙”字主要表示降职，也常常表示调职。

这样在需要明确表示降职时，用“左迁”的效果不仅好于“迁”，而且好于“徙”。

例如，《汉书·朱博传》载朱博“迁为大司农。

岁余，坐小法，左迁犍为太守”，[5]即便读者不了解太守与大司农官阶的高低，也能根据“左迁”一词来判断朱博是降职了。

此外，这种区别与强调的作用又使“左迁”的适用范围有了新变化。

从《史记》的用于面谓对方，到《汉书》的兼用于客观表述，再到唐代又用于称述自己，如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题中的“左迁”、白居易《琵琶行》诗前小序中的“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

用法的发展使“左迁”与普通的文言实词几无二致，因而它能顺利地流行于后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第二，下面再举一个《左传·成公二年》“鞌之战”中的例证。

传文记述鞌之战中在齐军败势已定的情况下，晋大夫韩厥面对齐侯有几句外交辞令：

“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

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对于引文中“属当戎行”的“戎行”究竟指齐军抑或晋军，古人无注，当今学者看法不同：

王力《古代汉语》认为“戎行，兵车的行列，指齐军”；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谓己身当军职，不能逃避服役”，则是指晋军。

而对“且惧奔辟而忝两君”，学者们则根据《春秋左传集解》“若奔辟，则为辱晋君，并为齐侯羞，故言二君”的注释，均理解为“而且害怕逃跑躲避会给两国国君带来耻辱”。

那么，为什么逃跑躲避会给两国国君带来耻辱呢？

这就牵涉古人战胜方如何看待与处置战败方的观念与方法了。

其实，这句话采用了分承的修辞方式，齐晋两君分承“奔”（逃跑）“辟”（躲避）二事。

全句意思也分为两层：

一是逃跑会给晋君带来耻辱，这很好理解，因为部属遇敌不战而败逃，这种行为不啻缴械投降，必然令国君脸面无光，不是耻辱是什么？

二是躲避会给齐君带来耻辱，这却较难理解。

原来古人作战在胜负已定的条件下，胜利者倘若不去惩罚、俘获失败者，转而躲避而不与失败者见面，这恰恰是一种对失败者的极大蔑视，所以说躲避则给齐君带来耻辱。

这段外交辞令表面上是说，我不愿意躲避齐君，是为了不给齐君带来耻辱；而言外之意却是我就是要乘着胜势俘获齐君，以便建立功勋领受赏赐。

倘若不能理解古人的这种观念，也就很难深入体会内中隐含的曲折意蕴。

当然，古人有时避免见面也不全然是为了羞辱对方，同战事胜利后以躲避来羞辱对方不同，日常生活中则常常是为了避免使对方陷于尴尬境地。

例如，《新唐书·阳城传》记载：

“城谦恭简素，遇人长幼如一。

远近慕其行，来学者迹接于道。

闾里有争讼，不诣官而诣城决之。

有盗其树者，城过之，虑其耻，退自匿。

”

这段文字中的“有盗其树者，城过之，虑其耻，退自匿”的情节直接关系到阳城的处事观念，如不能正确体悟，也很容易误解文意。

孤立地从字面上看，“退自匿”一句可以理解为阳城恰巧遇见有人偷盗他家树木，返回后自己隐瞒此事秘而不宣。

由于“有盗其树者”等四句话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段，与前后的其他片段缺乏特别紧密的逻辑联系，故而这样理解与上下文之间并无扞格不通之处。

但实际上却是阳城见到有人偷盗他家的树木，为了不使偷盗者难堪，自己先行避开。

原来古人凡宽厚稳重者在与人交往时，一般总会虑及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常常选用委婉而妥善的办法处理发生的事情；而偏狭鲁莽者则较少考虑为他人留有余地，往往会给对方带来难堪。

这里阳城正是担心盗树者若发现自己见到此事后必然会感到羞愧，为了避免场面的尴尬，因而刻意避开不与盗树者见面。

这种理解才是准确到位的。

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文言诗文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做好这些内容的教学工作，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除了掌握文言诗文的字面意义外，还要准确理解古人的思想观念与处事方式，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强古代文化修养，设身处地地从古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尽管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只要时时留意，深入探究，勤学善问，就一定能逐渐提高自己阅读文言诗文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