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财政分权与我国城市环境效率关系实证检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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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财政分权与我国城市环境效率关系实证检验
FDI、财政分权与我国城市环境效率关系实证检验
内容摘要：
本文基于我国109个城市2002-2010年经济与环境数据，通过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SuperSBM-V模型测算出我国各城市的环境效率，采用GMM方法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财政分权对环境效率的影响。
研究表明，FDI、财政分权对环境效率均有显著的正效应，但考虑到人力资本的正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的负效应等，地方政府应注重引资质量，推广新型环保技术；中央政府应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完善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管机制。
关键词：
FDI财政分权环境效率
研究缘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进入最活跃的时期。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的FDI。
由联合国贸发组织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已连续19年成为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伴随着中国吸引FDI的规模不断攀升，环境污染水平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由环保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10》显示，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达15389.5亿元，占GDP的3.5%。
据2012年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ENVIRONMENTALPERFORMANCEINDEX）排名显示，我国在参与评比的全球132个国家中排名第121位，环境情况不容乐观。
这是我国高投资、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而外资的盲目引入被认为是导致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FDI与环境问题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的研究热点。
文献回顾
关于FDI对我国环境的影响，夏友富（1999）认为外商通过直接投资渠道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禁止使用的产品、技术和设备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我国，有些外商甚至以旧顶新、以次充好，会严重污染我国的环境。
而环境政策通过要求企业购买治污设备和技术，限制企业的排污地点与方式、限制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组合等方式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朱平芳等，2011）。
跨国企业为保持市场竞争力，倾向于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环境政策宽松的国家或地区，给当地带来环境污染，使其成为“污染避难所”。
这便是著名的“污染避难所假说”。
该假说认为，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比发展中国家更加严格与完善，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会成为发达国家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的避难所，甚至会出现各个发展中国家竞相降低环境标准来增强竞争力的现象，即所谓的“向底线赛跑”（racingtothebottom）（Duaetal.，1997）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FDI对我国环境的负面影响。
世界银行（2001）的研究表明，FDI会刺激经济增长，也会导致更多的工业污染和环境退化。
杨海生等（2008）选取1990-2002年中国30个省市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和环境相关数据，实证研究表明，FDI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我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沙文兵（2006）、苏振东等（2010）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也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梯度特征。
越是较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其对环境的负面效应也越大。
然而，在研究FDI的环境效应时，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结论，认为FDI的进驻不仅不会加剧环境污染，还会改善环境。
Blackman和Wu（1998）对我国电力工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先进技术和环境管理，提高中国电力工业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韩立岩（200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不仅扩大了经济规模，使工业污染排放增加；还优化了经济结构，提高了技术水平，进而又减少工业污染排放，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总效应是正面的。
许士春等（2007）、许和连等（2012）也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引进外资的增加，中国的环境问题会得到改善，污染避难所假说不成立。
OECD（2002）在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的全球论坛上，指出如果东道国当地法规很健全，外商直接投资就会坚守这种制度和规则；即使东道国在环境规制和制度上缺失，而当地企业同样没有环保义务和意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也有利于促进当地环境立法的完善，使政府加强环境保护的力度。
但就我国国情而言，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和基于经济增长的政绩考核体制，使地方政府当前的环境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攀比式的竞争（王文剑，2007），其目的在于争夺流动性要素和固化本地资源，而不是旨在解决本地区的环境问题，这是导致我国环境状况逐年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杨海生，2008）。
刘琦（2013）实证分析了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激励模式对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影响，即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激励下，财政分权显著地提高了各种工业污染的排放量，降低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
邓玉萍等（2013）考察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引资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竞争行为显著影响到FDI的区位选择，其中本辖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当地引资能力，而邻近辖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则明显阻碍了本地FDI的流入，积极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资金缺口成为各地区竞相争夺FDI的主要动力。
而FDI对环境的影响有区域性的不同特征。
东部地区FDI的引入显著降低了污染排放，而西部地区FDI的引入则加剧了污染排放。
因此，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研究视角扩展到FDI、财政分权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第二，采用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衡量非期望产出，运用SuperSBM-V模型测算出我国各城市的环境效率，使得研究结果更加合理。
第三，运用我国城市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FDI、财政分权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程度。
计量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一）计量模型
环境效率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地区）在等量要素投入和产出条件下，污染排放能在现有基础上减少的潜力。
环境效率往往具有累积效应，前期的环境效率会影响后期的效率水平，且环境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人文、地理、制度等无法量化的因素，因此本文引入环境效率的滞后项。
此外，考虑到回归时变量间会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如下反映影响环境效率因素的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并采用一阶差分GMM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i、t分别表示截面和时间维度）：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的解释变量为实际使用外资水平和财政分权水平，环境效率为被解释变量。
具体的指标选取如下：
实际使用外资水平（FDI）：
为避免汇率和价格因素的影响，将“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合为人民币后，用GDP平减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得到以2001年为基期的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
财政分权水平（FD）：
表示各地方政府使用财政的自由度，即财政分权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越强。
财政分权具体指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但考虑到财政收入的分配具有一定模糊性，借鉴乔宝云（2005）的方法，本文主要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衡量，即财政支出的分权水平。
将其表示为各城市的人均财政支出比重FD=fd3/（fd1+fd2+fd3），其中fd1、fd2、fd3分别代表中央、省级和城市的人均财政支出情况。
环境效率（EE）：
采用SuperSBM-V模型，以2001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和测算出的环境综合指数作为产出变量；以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环境治理投入作为投入变量，对各城市的环境效率进行合理估算。
其中，资本投入参照卢进勇（2014）的处理方法，以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替代。
环境治理投入用污染治理投资额来衡量。
劳动力投入用年末各城市单位从业人员的数量来体现。
基于城市自身差异和环境影响因素，本文选取的控制标量有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人力资本水平，具体指标选择如下：
经济发展水平（ED）：
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即以环境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那经济发展水平必然也制约着环境效率。
实际人均GDP能反映出城市的经济规模和收入水平。
人口密度（PD）：
用全市年末总人口/全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计算得出。
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既可以制造出更多的污染，也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活动中。
因此，人口密度会影响环境效率。
人力资本水平（HC）：
一个城市的教育水平能反映全民的素质水平，影响着人们的环保意识。
本文采用各城市在校学生受教育年限总和PRI*6+MID*12+HIG*16，其中PRI、MID、HIG分别代表小学、中学、普通高校在校学生，6、12、16分别代表各自教育年限。
实证检验及分析
（一）环境效率测算
利用DEA-SLOVERPro.5.0对2002-2010年109个城市的数据进行测算，为更加直观，通过图1分区域显示结果和趋势。
结果显示：
全国整体环境效率有下降趋势。
其中，东部城市的整体环境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且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略有上升。
中部城市的整体环境效率比西部稍好，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城市的整体环境治理效率始终处于低位，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这显示出我国的环境效率的区域性差异十分明显。
（二）FDI、财政分权对环境效率影响实证检验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不同区域的环境效率有很大差异，所以实证部分不仅需要整体回归，还需要分类回归。
本文利用Stata12.0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引入变量的滞后期。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采用一阶差分GMM的估计方法，模型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第一，FDI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
这说明引入更多FDI能提高我国的环境效率。
每增加1%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能使全国的环境效率提高0.034%。
就各区域而言，东部城市每增加1%的FDI，城市环境效率提高0.031%；中部城市每增加1%的FDI，城市环境效率提高0.042%；西部城市每增加1%的FDI，城市环境效率则提高0.307%，效果最优。
这一点证实了FDI对城市环境效率有改善作用，尤其对西部城市的积极影响最为明显。
第二，财政分权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是显著的。
其中，东部显著为负，中部显著为正，而财政分权水平的滞后期与环境效率显著正相关。
东部面板数据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考察的东部各城市发展严重不均衡，在中央给予同样的财政自主权时，各地方政府会在“追求GDP”的目标下，实施不同的环境政策，造成环境效率差异较大。
就滞后期的结果而言，提高财政分权水平，能改善城市环境效率。
更确切地说，财政分权水平每增加1%，各城市环境效率就提高0.535%，就区域而言，财政分权水平对城市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东中部城市较明显，西部城市表现较弱。
第三，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滞后项。
就区域而言，人力资本水平对城市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城市明显高于东部城市。
这点与东部城市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城市的现状相符。
人口密度对城市环境效率有显著的负效应，说明了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紧张关系是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四，人口密度对城市环境效率有显著的负效应。
人口密度每增加1%，城市环境效率下降0.213%。
就区域而言，人口密度的负效应，西部城市最明显，即每增加1%的人口密度，城市环境效率下降高达0.322%；东部城市次之，即每增加1%的人口密度，城市环境效率下降0.267%，中部城市反应最弱，即每增加1%的人口密度，城市环境效率下降0.190%。
这也说明了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紧张关系是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
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环境效率负相关。
人均GDP每增加1%，全国的环境效率会下降0.72%。
这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模式有关。
“仅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11.4%，但却消耗了全球45.7%的钢铁，57.8%的水泥，21.9%的能源，50.2%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达56%、28.9%和71%。
大量能源资源投入带来了大量污染的排放”。
而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效率的负影响，东部城市最弱，中部城市最强。
这与东部的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有关，尤其以高能耗高污染产业为主，提高了环境治理的难度。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选取2002-2010年109个地级城市统计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来研究FDI、财政分权水平对我国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实证检验FDI与财政分权是否会恶化城市环境效率；同时也验证了人力资本、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与城市环境效率的关系。
实证结果表明：
FDI和财政分权对我国城市的环境效率总体上是促进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滞后一期更有利于环境效率的提高，而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效率均是显著负相关。
因此，为提高我国城市的环境效率，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各城市应当引入适量外资，并对外资的质量进行有效监管。
考虑到人力资本对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效率的制约作用，引入外资时，应注重其对经济发展和环保技术的双重影响。
就引资的规模而言，西部城市的引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而东中部在已有引资规模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引资的质量，合理地引入外资。
第二，提高我国各城市的财政分权水平，能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中东部城市。
财政分权水平是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
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便能更加有效地发展循环经济。
但在此制度下，中央也应加大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控和约束。
中央应严厉打击为“面子工程”而耗费资源与财力等只会降低城市环境效率的行为；同时，利用好本地居民监督和举报渠道，坚决杜绝官员贪污腐败行为。
第三，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避免地方政府为了盲目追求GDP等经济指标而带来的对环境效率的消极影响，应当早日建立完善的绿色GDP考核制度。
尤其在中西部城市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这两大目标会出现矛盾，地方政府的决策将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地方政府加强环保知识的宣传和环保技术的推广，并增加在创新环保技术上的投资力度。
在提高全民环保意识的同时，改善已有的环境问题，真正形成能促进城市环保效率的人力资本。
这点对于中西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第五，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口过剩、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成为当今最需要解决的三大问题。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我国首要任务是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人口平均素质。
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当推行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同时，加强教育事业的投资。
这不仅能减少人口密度过大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效应，还能增加人力资本的储备。
此外，人口密度高是把双刃剑，既能产生更多的污染，又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和监督环保工作。
各地环保组织的壮大，也有益于全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各地方政府也应积极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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