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狐狸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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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狐狸阎锡山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乱世狐狸阎锡山：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在近代中国封建军阀中，被称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可谓名副其实的“不倒翁”。

即使在阎日矛盾、阎共矛盾、阎蒋矛盾不断激化之时，徘徊在三岔路口的阎锡山，仍圆通善变、老谋深算，运用“中的哲学”，像踩钢丝的演员一样“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周旋于日本、共产党、蒋介石之间以图自保。

陷困境而求生存

1936年2月，红军东渡抗日。

阎锡山不得不让晋绥军沿黄河一线设防阻击。

然而在第一阶段战斗中，晋军周原健全军覆没。

阎锡山大惊，深感红军的强大，绝非山西一省的力量所能抗拒，急忙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

蒋介石早就想把他的势力伸向山西，立即答应了阎的请求，迅速派嫡系部队入晋增援，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陈诚任总指挥，调度一切，负责“剿办”。

中共为避免内战扩大，令红军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和国民党政府，组成对内团结、对外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红军东征两个多月，苦心经营三晋大地多年的阎锡山心痛难熬，好在红军既已返河西，暂时是不会再过河来了。

但蒋的军队却赖在山西不走，企图趁机削弱自己的势力，并进而待机把自己挤出山西。

这时，对自己最大的、最直接的、最现实的威胁，莫过于蒋介石在山西的驻军了。

与此同时，日本早已对山西垂涎三尺，红军东征后，派阎留日时的同学土肥原贤二来太原，与阎锡山密谋反蒋、反共，华北自治。

日本方面的企图昭然若揭。

红军回师陕北后，阎锡山未与日方达成其华北自治的协议，日方很不满意，便给阎送来了“必要时准许行使武力”的最后通牒。

形势使阎锡山深陷困境：

红军东征掀起的抗日浪潮，冲击着他的封建专制；蒋介石策划河东独立，面临着鸠占雀巢的危险；日军加紧进犯察蒙绥，直接威胁山西。

此时，阎锡山认为有三条路可走：

一是“拥蒋反共”。

蒋介石使用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乘机进入山西占据了河东，令人担扰。

你在这里拥蒋“剿共”，老蒋反而借“剿共”之名把你吃掉，岂不是做了怨大头？

二是“亲日反共”。

本来晋方与日方关系密切，双方来往频繁，而且日方早已表示让阎在华北组建傀儡政府。

如那样就会戴上汉奸的帽子，成为千古罪人，而日本早有灭亡中国之心，亲日之政策实在是风险太大了。

三是“联共抗日”。

即表面上服从中央，事实上陕晋停战，一致对外。

然而，共产党昨天还与其刀兵相见，怎样合作？

实在是无从着手。

这三条道路如何选择？

以他自己的力量，单独对付哪一股都不可能取胜，在三股力量面前，他是弱者；但是，这三股力量又都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力量，哪两股都不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使得他有空隙可钻，有机会可用。

在高干会上，阎锡山说：

“今日华北之事，应该找着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事，方能进步。

谁能给我指一条最佳的途径呢？

”“难哪，我现在可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而且哪一颗也不能踩破。

”怎么办？

阎锡山站在三条路的交叉口上迷惘徘徊。

就在此时，被红军俘虏放回的团长郭登瀛带来了毛泽东谓中共愿与阎联合抗日的亲笔信。

看完信，阎锡山胸中一亮。

是呀，既然中共有此诚意，愿意与他团结合作，而日方步步紧逼，老蒋又虎视眈眈，与其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倒不如试着走几步，缓和一下和共产党的关系，或许可以趟出一条路来。

从保全自己的目的出发，运用“中的哲学”，阎锡山终于在怪圈中选择了一条主线，那就是“拥蒋联共抗日”的三合一道路。

当然阎锡山是不会一条路走到黑的，他早已作好准备，一切事情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要准备反共。

这样才能攻守兼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稳固华北，以便抽出兵力南下，对迫使阎锡山早日就范，采取了新的策略。

1942年1月，日方提出要举行首脑会谈，并将双方要完成的行动明确开列出一份清单，要求阎锡山发表宣言。

阎亲自复信表示拒绝。

显然，他已经看出一旦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势必陷入孤立境地，成为全国民众唾骂讨伐的对象，他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

日军见软的诱惑不成，便来硬的。

1942年3月，制定“对晋绥作战计划”，对晋绥军阵地进行炮击和进攻，并提出，关于首脑会见问题，阎方必须于4月4日前答复，否则，以往所签的协议一概作废。

阎锡山害怕了，最后双方商定：

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

会面之前，阎锡山做了充分的准备，本是投降的举动，却也想到了“以身殉国”的壮烈。

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说明他对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似乎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丢弃从日军那里得到好处的梦想。

他特意与警卫队长单独谈了一次话，把与日本人会面的事告诉了他，沉思着说：

“我是中国人，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决不能让日本人利用。

如果谈判成功了，也是维护我们独立自主得以存在的宗旨；如果谈判破裂了，决不能将我一世英名付诸流水。

在敌人要对我下毒手或者劫持我时，你在紧要关头要迅速朝我心脏开枪，不能让日本人把我活着劫持走。

这就是你对我的忠贞。

”将要卖国，何谈爱国？

已经堕落，何谈忠贞？

这也正是阎锡山的复杂之处和狡诈之处吧。

原定5月5日的会见因雨延至6日举行。

会上，日酋花谷正极不耐烦地站起来扯住阎锡山的衣袖，气势汹汹地说：

“阎阁下和日本合作，正是时候，观望一定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

”阎吓得脸色大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恰在此时，在会场外负责警戒的阎方人员通过望远镜发现，远处山道上，有日军一队驮骡马匹，正急匆匆地向安平村走来。

这些马匹驮的是准备交送阎方的枪械和款项，却被误认作是炮兵。

他们立刻向阎锡山报告。

阎听说后大吃一惊，断定日方是企图劫持自己，决定乘休会之机逃跑。

于是，他与警卫队长顺着事先修好的小路跑了，只留下赵承绶、王靖国等人与日方周旋。

继续开会时，日方发现阎锡山不见了，感到既可笑又恼怒，立即中止了会谈。

一个小意外使安平会谈破裂了，阎锡山向着投降迈出一大步的行动因此未成现实。

既拥蒋，又怕蒋拒蒋

阎锡山在历史上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山西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936年春又派兵阻拦红军北上抗日；但又与蒋介石有尖锐的矛盾，曾两次策动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

因此，对于蒋介石，阎锡山是既惧怕又依靠，既仇恨又拥护。

阎锡山搞了“十年建设计划”，在发展山西经济，不断增强自己实力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按照阎的想法，实力雄厚了，就有了与蒋争天下的资本。

对蒋的表面忠诚并没有也不可能削弱取而代之的欲望，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扩大地盘，发展势力，攫取全国政权。

因此，面对日本的威胁，阎锡山在开始整理军备、修建防务工事对付日本时，“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希望蒋介石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阎此举当然有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的念头，但毕竟考虑的是抗日的问题。

此时蒋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阎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数次催阎出兵陕北，“剿灭”红军。

阎锡山认识到，拥蒋是没有出路的。

然而蒋毕竟代表中央，他只能表面拥蒋，实际拒蒋。

西安事变的发生，阎锡山是感到意外的，形势的突变使他一时也拿不出主意。

于是连夜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反复商讨应对办法。

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

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不仅晋绥抗战的形势会立即逆转，而且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剑拔弩张，激烈的内战一触即发，如果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只会给日本的侵略造成可乘之机。

当时在国内，只有占据中央政府位置的蒋介石有能力来领导对日战争。

考虑再三，阎最后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谴责张、杨，营救蒋介石。

于是，阎锡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了有名的“五乎”电报：

“来电均诵悉。

环读再三，惊痛无以。

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

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乎？

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

减少抗战力量乎？

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

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

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

”阎锡山的这种表态，受到中共的重视和称赞。

中共中央同时赋予阎锡山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

张学良也特意派出代表到太原转告阎，说明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

然而正当阎锡山筹划着如何在周旋中获取利益的时候，却得到蒋已经返回南京的消息。

开始，他将信将疑，在办公室内独自踱来踱去来回转圈儿。

到确证这是事实后，他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蒋介石把全国分为五大战区，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山西、绥远和察哈尔的部队。

由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也归第二战区。

山西为华北要塞，日本人也明白，“要完成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

山西势必成为日军在华作战的重点目标，阎锡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向敌后根据地转移。

与此相应，国民党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向着反共反人民蜕变。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国民党的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

这些论调和做法，正合阎锡山的心思。

于是，他紧紧追随蒋，把自己的政策也由联共转向防共、反共。

而且，对于蒋的种种做法，他还感到不满足，他标榜说：

“共产党太左，国民党太右。

我主张土地公有，实现耕者有其田，不赞成搞阶级斗争……蒋先生重视军事反共，我则重视思想防共。

思想防共，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

在竭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方面，阎锡山尽管比别人做得更多，更用心，也更有效，但他面前的路却是越走越窄。

经历过十二月事变之后，与八路军和新军的隔阂已是难以消除。

在重庆方面，还不断有人放风说，山西因为阎先生搞什么“执两用中”，把共产党也当成“两”中之一来运用，结果是被共产党渗入军队，把他的看家本钱弄得几乎瓦解，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使阎锡山伤心、恼火而又惊惧。

不论面子上如何亲热，从根本上，与蒋的利害冲突不可调和；从自己在山西称王称霸的需要出发，与共产党的联合也势将破裂。

“三颗鸡蛋”已经踩破了两颗，剩下的路，阎该如何走呢？

既拥蒋，又怕蒋拒蒋

阎锡山在历史上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山西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936年春又派兵阻拦红军北上抗日；但又与蒋介石有尖锐的矛盾，曾两次策动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

因此，对于蒋介石，阎锡山是既惧怕又依靠，既仇恨又拥护。

阎锡山搞了“十年建设计划”，在发展山西经济，不断增强自己实力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按照阎的想法，实力雄厚了，就有了与蒋争天下的资本。

对蒋的表面忠诚并没有也不可能削弱取而代之的欲望，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扩大地盘，发展势力，攫取全国政权。

因此，面对日本的威胁，阎锡山在开始整理军备、修建防务工事对付日本时，“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希望蒋介石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阎此举当然有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的念头，但毕竟考虑的是抗日的问题。

此时蒋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阎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数次催阎出兵陕北，“剿灭”红军。

阎锡山认识到，拥蒋是没有出路的。

然而蒋毕竟代表中央，他只能表面拥蒋，实际拒蒋。

西安事变的发生，阎锡山是感到意外的，形势的突变使他一时也拿不出主意。

于是连夜召开高级官员会议，反复商讨应对办法。

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

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不仅晋绥抗战的形势会立即逆转，而且很可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剑拔弩张，激烈的内战一触即发，如果大规模的内战爆发，只会给日本的侵略造成可乘之机。

当时在国内，只有占据中央政府位置的蒋介石有能力来领导对日战争。

考虑再三，阎最后决定拥护南京政府，谴责张、杨，营救蒋介石。

于是，阎锡山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了有名的“五乎”电报：

“来电均诵悉。

环读再三，惊痛无以。

弟有四个问题质诸兄等：

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乎？

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

减少抗战力量乎？

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

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

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

”阎锡山的这种表态，受到中共的重视和称赞。

中共中央同时赋予阎锡山以营救蒋介石的全权。

张学良也特意派出代表到太原转告阎，说明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

然而正当阎锡山筹划着如何在周旋中获取利益的时候，却得到蒋已经返回南京的消息。

开始，他将信将疑，在办公室内独自踱来踱去来回转圈儿。

到确证这是事实后，他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形成。

蒋介石把全国分为五大战区，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山西、绥远和察哈尔的部队。

由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也归第二战区。

山西为华北要塞，日本人也明白，“要完成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

山西势必成为日军在华作战的重点目标，阎锡山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主要兵力向敌后根据地转移。

与此相应，国民党也逐渐将其政策的重点，向着反共反人民蜕变。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国民党的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系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

这些论调和做法，正合阎锡山的心思。

于是，他紧紧追随蒋，把自己的政策也由联共转向防共、反共。

而且，对于蒋的种种做法，他还感到不满足，他标榜说：

“共产党太左，国民党太右。

我主张土地公有，实现耕者有其田，不赞成搞阶级斗争……蒋先生重视军事反共，我则重视思想防共。

思想防共，才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

在竭力巩固自己的地盘，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方面，阎锡山尽管比别人做得更多，更用心，也更有效，但他面前的路却是越走越窄。

经历过十二月事变之后，与八路军和新军的隔阂已是难以消除。

在重庆方面，还不断有人放风说，山西因为阎先生搞什么“执两用中”，把共产党也当成“两”中之一来运用，结果是被共产党渗入军队，把他的看家本钱弄得几乎瓦解，大有兴师问罪之势，使阎锡山伤心、恼火而又惊惧。

不论面子上如何亲热，从根本上，与蒋的利害冲突不可调和；从自己在山西称王称霸的需要出发，与共产党的联合也势将破裂。

“三颗鸡蛋”已经踩破了两颗，剩下的路，阎该如何走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急于稳固华北，以便抽出兵力南下，对迫使阎锡山早日就范，采取了新的策略。

1942年1月，日方提出要举行首脑会谈，并将双方要完成的行动明确开列出一份清单，要求阎锡山发表宣言。

阎亲自复信表示拒绝。

显然，他已经看出一旦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势必陷入孤立境地，成为全国民众唾骂讨伐的对象，他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

日军见软的诱惑不成，便来硬的。

1942年3月，制定“对晋绥作战计划”，对晋绥军阵地进行炮击和进攻，并提出，关于首脑会见问题，阎方必须于4月4日前答复，否则，以往所签的协议一概作废。

阎锡山害怕了，最后双方商定：

5月5日，在安平村会见。

会面之前，阎锡山做了充分的准备，本是投降的举动，却也想到了“以身殉国”的壮烈。

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说明他对当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似乎心有不甘，另一方面却又难以丢弃从日军那里得到好处的梦想。

他特意与警卫队长单独谈了一次话，把与日本人会面的事告诉了他，沉思着说：

“我是中国人，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决不能让日本人利用。

如果谈判成功了，也是维护我们独立自主得以存在的宗旨；如果谈判破裂了，决不能将我一世英名付诸流水。

在敌人要对我下毒手或者劫持我时，你在紧要关头要迅速朝我心脏开枪，不能让日本人把我活着劫持走。

这就是你对我的忠贞。

”将要卖国，何谈爱国？

已经堕落，何谈忠贞？

这也正是阎锡山的复杂之处和狡诈之处吧。

原定5月5日的会见因雨延至6日举行。

会上，日酋花谷正极不耐烦地站起来扯住阎锡山的衣袖，气势汹汹地说：

“阎阁下和日本合作，正是时候，观望一定没有什么好处，最好马上跟我们回太原去！

”阎吓得脸色大变，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恰在此时，在会场外负责警戒的阎方人员通过望远镜发现，远处山道上，有日军一队驮骡马匹，正急匆匆地向安平村走来。

这些马匹驮的是准备交送阎方的枪械和款项，却被误认作是炮兵。

他们立刻向阎锡山报告。

阎听说后大吃一惊，断定日方是企图劫持自己，决定乘休会之机逃跑。

于是，他与警卫队长顺着事先修好的小路跑了，只留下赵承绶、王靖国等人与日方周旋。

继续开会时，日方发现阎锡山不见了，感到既可笑又恼怒，立即中止了会谈。

一个小意外使安平会谈破裂了，阎锡山向着投降迈出一大步的行动因此未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