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企业危机处理的传播策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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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危机处理的传播策略》
《浅谈企业危机处理的传播策略》
摘要。
近年来，越来越多企业面临着或这或那的危机，而当突发危机时，最重要的是有完善的危机处理机制。
一些企业因为没有正确的处理好危机而最终面临倒闭的命运。
具备一项好的危机处理的传播策略越来越成为企业赖以生存的新鲜氧气。
关键词：
企业危机；危机处理；传播策略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使得人们对精神追求更加的敏感。
人们在享受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对它们服务水平和道德标准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消费者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督就更加积极，而这种积极的姿态则构成了对企业的巨大压力。
企业经营者明白，这种关注的压力既可形成对企业的赞美，也可能出现对企业的恶评。
这种关注压力的存在，构成了企业危机产生的强大背景力量。
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讲，危机是指组织发生的损害其形象和利益，并给其带来损失及严重后果的事件。
一般具有偶发性、未知性、不利性、严重性、危害性和关注性等特点。
公共关系的目标是塑造组织良好的公众形象，创造良好的公众关系；其三要素分别是：
主体——组织，客体——公众，手段——传播。
运用公共关系的手段来处理突发性危机事件，即所谓的“危机公关”。
虽然危机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不陌生，但很多企业却缺少一个有效的处理及相关传播管理。
而就在近年来，许多专家对于危机处理策略研究有很大的成果。
并最终可归结为三个“度”——速度、态度和尺度。
一、速度：
在最短的时间将影响缩小
必须在第一时间成立应急小组，统一内部口径，包括领导和员工。
媒体能在任何机会或场合下采访领导和员工。
中国有句古话叫三人成虎，讲的是人多嘴杂的可怕。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人说出的话，经过多人传播后都会变了样，更何况话从多人口出。
对于同一危机事件，企业内部竟传出不一样的声音，这是危机管理的大忌，不仅会令原本简单事态趋于复杂，更会暴露出企业内部的“矛盾”，甚至可能由此引发新的危机。
所以对内，必须杜绝那种XX便擅自发表声明的情况；对外则根据事前的部署，由危机事件管理者指定的发言人发布信息。
对同一事件传出不同的声音不但让人觉得企业管理混乱，更会令受众对其真实意图莫衷一是。
企业一旦发生危机事件，要尽可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表明企业对事件的重视。
如果事件刚发生时责任或原因不明朗，无法对责任主体做出判定，或者无法判断时间的延迟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的危害，这个时候，最好声明，强调企业将尽快采取行动，查明事件真相，并在第一时间告之消费者及媒体。
对于此，我要说肯德基对于“天绿香”事件就是个成功案例。
事发当天上午广东肯德基对外事物部诚恳地向外界公布相关信息，话音刚落广东肯德基立刻主动将问题产品送检。
最令人惊讶的是肯德基虽然说送检结果可能需要
一、两天才会出来，可是到了当天晚上上海百胜餐饮已经向有关媒体告之了上海药品检验所的验证结果：
“芙蓉天绿香汤”中的镉含量符合国家标准，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伤害，可以继续销售。
从宣布送检到检验结果出来在短短的十来个小时内就圆满完成了这一事件的处理，广州、上海两地的肯德基的配合可谓行云流水。
二、态度：
不要回避，要坦诚
与危机公关打交道，组织要表达遗憾、保证解决措施到位、防止未来相同事件的发生并且提供赔偿，直到安全摆脱这次危机。
公关专家帕金森认为，危机中传播失误所造成的真空，会很快被颠倒黑白、胡说八道的流言所占据，“无可奉告”的答复尤其会产生此类问题。
“苏丹红事件”中的肯德基很聪明，肯德基做出了以一个另所有人震惊的动作，即主动向媒体发表声明，“......我们已经很细心，但是非常遗憾，昨天在肯德基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调料中还是发现了苏丹红（1号）成分”，肯德基的这份声明，主动、诚恳，表现出对消费者健康的重视，所以，肯德基被认可的举动迅速在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甚至是社论上出现。
肯德基自暴家丑，主动承认“涉红”，并诚恳地向消费者致歉。
因为肯德基的不掩盖、不逃避的真诚态度，在第一时间赢得了媒体的关注和支持以及消费者的理解与信赖，从危机处理角度上看，无疑是最明智之举。
而不是学习非洲鸵鸟。
在企业危机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是如何面对媒体。
如果公司管理人员不能对外提供很好的信息和充足的信息，媒体就会通过其他渠道寻求消息。
媒体总是坚持不懈地寻求适于报道的消息，称当危机的新闻制造点和制造者。
在危机出现时，要正视问题，诚恳地与媒介和消费者进行沟通，也就是说，面对危机，企业切不可模仿把头埋在沙土里的鸵鸟，忘了自己大大的屁股正露在外面，自欺欺人地以为，那样别人就什么都看不见自己了。
其实，那样即使回避了一时的问题，却可能为更大的危害播下了种子。
三、尺度：
不推卸责任
从公共关系角度看，我们提倡减少敌意、亡羊补牢和自责的策略，而不是否认和逃避责任。
因为组织形象的树立和维护，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百年工程，他需要真诚的沟通，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某些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一旦骗局被揭穿了，真相大白，组织形象将毁于一旦。
“三鹿”奶粉集团副总裁张振岭在“奶粉结石”事件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致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消费者的一封公开信，向因食用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致病的患儿及家属道歉。
当张振岭成为“三鹿”新任董事长、总经理后，还在河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代表三鹿集团向社会各界道歉。
并提出一系列相关措施回收产品、保障受害消费者权益。
由此，便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品牌形象。
总结：
当企业面临各种危机时，不同的危机处理方式将会给企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
成功的危机处理不仅能成功地将企业所面临的危机化解，而且还能够通过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种种措施增加外界对企业的了解，并利用这种机会重塑企业的良好形象，即所谓因祸得福，化危为机。
与此相反的是，不成功的危机处理或不进行危机处理，则会将企业置于极其不利的位置：
以新闻媒介为代表的社会舆论压力将使企业形象严重受损；危机来源一方的法律或者其他形式的追究行动将使企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企业员工因为无法承受危机所带来的压力而信心动摇甚至辞职；新老客户纷纷流失等等。
第二篇：
危机处理策略观余世维讲座心得
危机处理策略课程的学习已经结束了，不管是上理论课还是实验课，我都学到了好多。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最后几堂课老师给放映的余世维的讲座，让我受益匪浅。
余世维的讲座都是关于企业管理以及企业危机处理的，这会让企业领导者更好的管理和领导。
我没有真正的步入社会，但大学校园也算是一个小社会，我在学校某社团担任部长职务，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管理者，在听讲座的同时也可以同时反省部门的不足之处。
沟通三要素。
心态、关心、主动。
以关心为出发点，注意对方的状况与难处；注意对方的需求与不便；注意对方的痛苦与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每个人要端正沟通的态度，以如何提高工作效能为出发点，加强交流，确保工作成效。
有效沟通光有心态和关心还是不够的，还要求主动即主动支持与主动反馈。
正确的沟通心态，积极主动的沟通方式，有助于减少彼此之间的误会，促进工作开展。
沟通三要素是很值得我去研究，把握其真谛，并在实践中提升沟通技巧。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和别人无话可说，害怕和别人沟通，尤其是和领导。
现在看来，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原因：
一方面，自己不够积极主动。
当积极主动去做一件事情时，情绪才会被调动起来，思维也会随之更加活跃。
另一方面，对于沟通的话题自己没有做好准备。
在进行沟通的同时要注重沟通的方法，考虑沟通对象的态度、知识、社会文化背景，正确使用沟通的艺术，排除各种障碍。
在与别人沟通的时候，应该是多听少讲，至少是先听后讲，要掌握倾听的技巧，不要随便打断对方、集中精神、不要批评、站在对方立场、控制情绪；还需要我们有倾听的能力，倾听在前、问题在后，能在对方的讲话中捕捉到可供沟通的信息。
一个团队如果没有沟通，我就无法了解干事之间的工作进展程度，了解管理工作思路。
没有沟通，工作就不可能协调好、也不可能干好，团队就因此而涣散。
学会沟通技巧，这世界就会变的更美好，社会就更和谐，团队战斗力就会不断增强，事业就会更进步；沟通是一门艺术，需要我们去学；告诉自己：
用心去听、去想，关心他人，主动交流。
以上是我看余世维讲座后的一点心得，以后我会努力做到。
第三篇：
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分析程曼丽：
国家形象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分析
程曼丽
xx年06月04日09：
05新华网
内容摘要：
国家形象危机的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形象危机；一种是传播失当（当传不传和不正确地传播）造成的形象危机。
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国家形象的受损都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减轻国家形象受损的程度，或者从根本上避免形象危机的出现，制定科学、有效的危机应对和传播策略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需要改变旧有的传播观念；树立危机传播意识；尊重国际传播规律；掌握有效传播的方法与技巧。
关键词：
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危机传播策略
国家形象一般是指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认知与评价。
良好的国家形象可以为一国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带来巨大的利益；负面的国家形象则有可能使国家面临重重阻力，最终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修复方面不惜巨资，不遗余力，并将它作为政府公共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美国从联邦、州到各级政府都设有专门从事形象管理的公共关系部门，单是联邦政府就雇用上万人处理公共关系事务，每年的经费支出高达几十亿美元。
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不断加大政府公关的力度。
近些年来，在树立和改善国家形象方面，我国政府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如政府借举办xx年奥运会开展的各种形象推广活动），这是有目共睹的。
国家形象危机的出现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形象危机；一种是传播失当造成的形象危机。
一、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国家形象危机
在许多情况下，国家形象危机是由有形的危机事件引发的。
危机事件种类繁多，就国际范围而言，有政治性的危机事件、军事性的危机事件、外交性的危机事件、经济性的危机事件、文化性的危机事件、灾害性的危机事件等等。
无论哪一种危机事件发生，都有可能给当事国的国家形象带来严重损害。
比如一个国家违反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而对其他国家施以暴行，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与评价必然是负面的，它也不可能有良好的国家形象。
"二战"期间的德国就是如此。
当时，德国政府有感于"名声"不好，于是抛出各种理论为自己开脱罪责，甚至委托美国一家老牌的公司为它做公关宣传，结果这场宣传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成为美国公关业中不正当宣传的典型案例。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形象是多维度的，而不是单维度的。
有一种误解，以为国家形象只是国际社会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这是片面的。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内部成员或对另一个（些）国家主动施与的暴力性、攻击性的行为，固然会引发国际舆论的谴责，导致其形象下滑；一个国家被动承受的打击，同样有可能降低国际社会对它的认知与评价（尽管人们对它的道德评价并未降低），从而使它的国家形象大打折扣。
比如一个国家发生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安全事故、恐怖事件等，都会影响外界对这个国家安全性与可靠度的认知，都会影响人们对这个国家居住、旅游、投资环境的评价，其结果往往是其居住、旅游人数的减少、投资额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大幅萎缩。
这同样是国家形象受损的
表征。
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尽管亚太地区不少度假景点并未受到破环，但来此度假、旅游的人数锐减。
据威世国际为世界旅游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亚太地区旅游业因印度洋海啸所蒙受的损失高达30亿美元。
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后，这座曾经以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的著名旅游城市陡然陷入沉寂中，当地居民被迫逃离，旅游者不再光顾。
据新奥尔良旅游据透露，飓风过后，xx年所有会议全部取消，仅此一项损失高达35亿美元。
正因为如此，灾难过后，这些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无不致力于修复国家形象、恢复旅游者信心的宣传。
即便是一些没有遭遇灾害的国家，仅仅因为国际社会对其经济发展的认知与评价尚未达到预期的程度，政府也会主动出资，为国家形象做宣传。
例如90年代中期，为了扭转亚洲地区对澳大利亚技术水平的不利认识，澳大利亚政府开展了名为"富于创造力的澳大利亚"的宣传活动。
政府出资在东亚地区的主要出版物上刊登整版彩页广告，广告围绕电讯、航天、航海、卫生、教育、能源、环保、信息技术等主题展开，试图说明在所有这些领域，澳大利亚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
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国家形象推展活动。
还有一种误解，认为国家形象的受损或修复，是国家、政府层面的事，与其他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个人无关，这也是片面的。
事实上，外部公众或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认知与评价，不仅来源于对其政治取向、国际关系状态的了解，还来源于对其在外（或涉外）组织机构或个人的具体感知。
如此说来，在外（或涉外）组织机构、个人就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他们所在的国家，或者说，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国家形象。
美军虐囚是驻伊拉克、阿富汗美军基地少数官兵所为，此事曝光后，世界各国纷纷表态，矛头直指美国政府，其中既有先前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国家，也有美国的盟国、盟友，这使美军、美国的形象一落千丈，美国政府的海湾战略也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
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亵渎《古兰经》事件，也是个别士兵所为，却在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引起大规模的反美示威，造成十多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使美国形象再度滑坡。
作为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也曾遭遇过个人行为使国家形象蒙羞的尴尬。
8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批个体商贩和一些小型企业将国内服装鞋帽等商品销往前苏联。
这些商品中不乏质优价廉者，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质量不过关。
久而久之，苏联人形成了一种印象：
中国货就是劣质货。
曾经有人通过媒体发出呼吁，抵制中国货，甚至莫斯科大马戏团的串场小丑在表演自杀未遂（子弹未出膛）的小品时，也举起枪来不无嘲讽地说，"这是中国货"。
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人（而后是俄罗斯人）对中国人、中国商品、中国国家形象的这种认知与评价，近20年来都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个人行为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必然联系，及至意识到了，却要为扭转这些负面的认知与评价付出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代价。
二、传播失当造成的国家形象危机
除了有形危机事件的促发因素之外，信息传播失当，同样有可能引发国家形象危机。
信息传播失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失当"：
当传不传和不正确地传播。
（一）当传不传引发的国家形象危机
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常规的信息传播、危机前的预警警示以及危机来临时对于危机事件破坏程度及其所采取措施的通报，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这一点），对此不应有任何疑问。
如果政府没有充分履行职责，当传不传，特别是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当传不传，致使主渠道信息缺位，那么非主流信息就会迅速填充信息渠道，其中夹杂着的大量的传闻和虚假消息难免混淆视听，造成人心恐慌和社会骚乱，给政府扭转危机、稳定
局势带来阻力，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威信的下降和国家形象的损失。
当传不传之所以带来严重后果，与公众心理，特别是危急状态下的公众心理有关。
突发性危机事件来临时，人们往往会陷入恐慌之中，对事件带来的后果产生深深的忧虑。
这个时候，由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受众往往会主动、积极地寻求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来规避风险。
也就是说，此时人们对信息的寻求，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对信息知晓的需要，而是出于自卫的本能。
如果主渠道的信息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或者不足以令他们信服，他们就会转向非主流渠道，寻求补充性的信息，各种猜测也会随之而起。
受当时情境的影响，人们的猜疑往往会朝着夸大或背离事实的方向延伸，一旦得到某些传言的"印证"，他们就会产生接受传言的倾向，并成为传言链条上的一个新的环节。
xx年北京"非典"初期，由于主渠道信息不畅各种传闻在北京市民中大范围蔓延，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乘危机之乱有意造谣生事、蛊惑人心者固然存在，却只是少数，绝大部分人相信和传播谣言，是对信息过渡渴望和过分敏感所致。
就我国政府而言，之所以出现"当传不传"的情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缺乏"传"的意识。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信息传播（或宣传）的职能，是由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统一履行的。
虽然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立后，其中的一部分职责回归政府，但是由于这方面的功能长期处于潜抑状态，加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政府的责、权及其与党的宣传部门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晰，这就使它在信息传播方面的惰性或被动性无法消除。
二是有意不传。
这与我们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有关。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报喜不报忧"、"家丑不外扬"作为新闻报道，尤其是对外新闻报道的原则，因而尽可能突出成就和业绩，缩小或回避工作中的问题。
此外，出于业绩指标的考虑，一些领导，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有意隐瞒不良记录，甚至公然阻止新闻记者对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披露与报道。
如果说，有意不传的行为在信息闭塞的时代尚且奏效的话，那么，在今天信息全球传播的环境下，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例如由于我国矿难频发且曾经出现隐而不报的情况，国外舆论对此十分关注，并出现中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获取出口优势和产品竞争优势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采取以前的做法，势必带来更加负面的评价，甚至使国家形象受到拷问（当然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管理，减少或杜绝矿难的发生）。
（二）不正确传播引发的国家形象危机
所谓不正确传播大致有几种情况。
一是传播时机不恰当，二是传播信息不准确，三是使用了不适宜的语言，四是背离了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
1、传播时机不恰当
时机是指事物发展在时间方面的有利条件。
而事物发展在时间方面的有利条件是有规律可循的。
一般情况下，某一事件（特别是危机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报告事件真相，表明当事者的态度，是最有利、最有效，也是成本最低的。
因为它可以从源头上阻断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流传，最大限度地消除恐慌心理，将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处理和扭转危机赢得时间。
如果传播者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那么，各种传闻和谣言便会成为"替代品"，时间一长，不利的态度和舆论就会出现，"刻板印象"就会形成，甚至还会出现一些不理智的行动。
及至传播者反应过来，然后再为辟谣、平息负面舆论、扭转"刻板印象"和改变对立行为进行传播时，所要付出的代价与成本就更高了。
2、传播信息不准确
信息传播的准确度，直接关系到公众对传播者的信任程度。
一般来说，公众对传播者（特别是作为传播者的政府）的信任是在传播之初建立的。
如果传播者最初没有传播真实信息，或者存在有意隐瞒的情况，那么，即便传播者对其行为予以纠偏或校正，将正确的信息发布出来，公众对传播者的传播信任危机已经产生，对校正后的信息的信任也只能是防范性的信任。
所谓防范性信任，是指公众对所传信息心理防范空间的扩大。
在这个空间里，一切来自主渠道的信息都会受到质疑，都会被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去理解和诠释。
"非典"期间的事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政府将北京市"非典"确诊和疑似病例数如实公布后，突然增加的相差近10倍的数字和其后每日以3位数跃升的新增病例数，使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
一位叫sunway的网友在为离京大学生辩护时说的话，颇能反应当时人们的心态：
"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期间隐而不报，一旦公布疫情，我们害怕，我们不信任任何人"。
显然，这种危机已经不单是传播信任危机，而是政府形象危机。
3、使用了不适宜的语言
使用不适宜的语言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与传播对象国（或国际社会）不能接轨的语言进行传播，具体来说，就是语言转换（写作或翻译）达不到要求。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对外传播中普遍存在。
目前我国少数"外宣"媒体中的记者、编辑可以用外文直接撰稿，但是这个领域中更多的从业者却是以中文写稿，再译成外文。
我们知道，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在语义、词汇、语法、语用等所有方面进行对应性的转换，是难以做到的。
然而问题在于，在对外传播中，对语言符号转换的要求又是不能降低的。
因为媒介语言一旦形成，就会借助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迅速传播出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这时语言符号体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某个记者、编辑或译员的语言文字水平、翻译能力和综合素养，而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品质和整体形象。
另一种情况是以传播对象国（或国际社会）不能接受的话语方式进行传播，具体来说就是以伤害传播对象国感情的刺激性语言进行传播。
事实上，这种语言带来的只能是更加刺激性的回应，甚至引发两国之间的危机，除此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4、背离了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
进行对外传播或加入国际传播的前提条件，是遵循人类共同的伦理、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与规则行事。
反对恐怖主义，反对非正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世界经济秩序，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伦理标准，是国际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对此不能有任何动摇。
如果在这些原则性的问题上偏离国际社会的道德标准，不但会失去话语权，还将遭到世人的唾弃。
参与国际传播，除了要与人类共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对接外，还应当在关注重心和诉求点上与国际接轨。
战争与和平问题固然是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与现代文明发展、科技进步相伴而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资源短缺、毒品泛滥、疾病流行等，也正在引起人类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这些问题大都具有跨地域、跨国界的特点，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共同寻找解决的途径。
如果一个国家对这些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与国际社会形成不和谐的音符，轻则偏离国际传播的航道，重则引起国际社会对其国家形象的负面评价。
总而言之，无论是与危机事件相伴随的形象危机，还时是传播失当（包括当传不传和不
正确地传播）造成的形象危机，国家形象的受损都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减轻国家形象受损的程度，或者从根本上避免形象危机的出现，制定科学、有效的危机应对和传播策略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需要做以下几方面的调整：
首先，改变旧有的传播观念
如前所述，受传统观念和旧有信息管理模式的影响，出于业绩方面的考虑，我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在信息传播（特别是重大突发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方面缺乏灵敏度或有意隐瞒事实真相，使信息不能及时得以发布。
其结果，"家丑"非但不能"不外扬"，反而"外扬"得更加充分，甚至引来更多的"揭丑"者。
可见，这种观念已经大大落伍，不合时宜了。
要想改变这种情形，变隐而不宣为及时传播，除了在政府传播者中倡导开明的传播观念外，还应当将信息公开制度化，使其与官员的任免、升迁相联系，并以法律性形式确定下来。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破除旧有的观念。
其次，树立危机传播意识
危机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要想临危不乱，只有时刻树立危机意识和危机传播意识。
危机状态与常态不同，这时的舆论环境与公众心理已经发生变异，常规的传播方式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
在这种情况下，传播者必须改变传播策略，采取矫正型或修复型的传播模式。
具体来说，危机发生时，传播者仅仅做到及时、准确地通报信息，或者校正先前不正确的信息，保证渠道通畅还不够，还要以比正常传播条件下更加细致的考虑、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对待传播中的每一个环节，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挽回声誉，重塑形象。
如果忽略这一点，仍然以常规的传播方式应对非常规的情境，就会出现与主观愿望相悖的传播效果。
第三，尊重国际传播规律
在信息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
既然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就要遵循国际传播规律。
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最大的不同，是它的"二次编码"过程，即对所传信息进行必要的语言转换和文化对接。
这就要求传播者不但要将一种文字转化为另一种文字，并以传播对象国受众所能接受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形式进行传播，还要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与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
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才能避免因传播失当带来的形象危机。
第四，掌握有效传播的方法与技巧
国家形象危机下的传播，是一种高度策略性、技巧性的传播，其方法、手段不同，效果也完全不同。
例如xx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空中爆炸，7名宇航员全部丧生。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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