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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版本鉴定东丽图书馆
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定
辨识、鉴定中国古籍以确定其刻印或抄写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价值的工作。
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
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
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 字体刀法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
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
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
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牌记 为刻书标识。
一般在书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录之后的，文字有详有略，主要标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
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
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
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
序跋 古籍大都有序跋。
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
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刻工 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
有的一部书的刻工多达数十人。
刻工历来受版本学家重视，从刻工姓名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是最直接的依据。
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
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避讳 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有避帝王讳，有避家讳或尊者讳。
元代不讲究避讳，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后避讳较严格。
后世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时代的依据。
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批校题跋 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
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
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印章 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
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
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
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行款版式 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宋版书的书口（版心）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
对行款版式的鉴定历来被视为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纸张 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
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
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黄色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
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
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
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
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
抄本和稿本的鉴定 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
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
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
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
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
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
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
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
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
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文献资料 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
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
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
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
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古籍版本的真伪 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
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
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
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
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
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
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
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
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
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中《经典释文》及某些宋人解经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价出售。
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
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
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
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
④假作牌记。
⑤染纸。
版本学的历史，至少有二千多年了。
它研究的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图籍著述的增多而日益丰富起来。
那么，版本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
简而言之，它是各种图籍的抄本、批校本、稿本和印本等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细致地说，它是以印本的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款识题跋、刻印源流、行款版式、封面牌记、何者精善、古今真赝以及传抄情况等，作为研究对象的。
为了对版本学的发展和“版本”一语的含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这里先谈谈“版本”一语的来源。
“版本”一语的来源。
是在印本书出现以后产生的。
在印本出现以前，只有“本”的说法，“本”的使用，是从西汉开始的。
《北齐书》卷四十五中说：
“既欲刊定，必籍众本”。
樊逊所谓：
“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合中外书若干本，以先比较，然后杀青”可见“本”的使用，在刘向校书中秘已经开始了。
证以李善注《文选。
魏都赋》引《风俗通》云：
刘向在《别录》中有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
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
而他所籍的众本，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某书等本。
于此可知，“本”即一书的不同写本。
“本”的命名之意，是说“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名之曰：
“本”，其后，竹简即费，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由竹移到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也。
对于“本”的意义，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有这样一段话，他说：
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
“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
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至宋，刻版大行，名义遂定。
唐、五代后，镂版盛行，一书刻就，相率模印，与杀青上素之意颇相符合，故称之为：
“版本”。
版本一语，开始见于文献，就所知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
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没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对，故往往有善本。
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
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摩印。
从此以后，这个书籍刊刻雕版就开始多起来了，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
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
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
曾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本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等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等语，着是“版本”一语见于较早的文献记录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版本“的内涵已经有了非雕版印本和雕印本的意义。
如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
到了近代“版本”的含义就更为广泛起来了。
它把非雕版的影印本、拓印本、铅印本、晒印本、钤印本、油印本等也包括在内了。
谈到版本学的渊源，必然要涉及目录学的兴起。
开始，版本学是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和目录学同时产生的。
对于目录学的建立，我国学者认为，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之际。
但主要认为目录学的正式建立，是在西汉成帝刘骜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受诏校典中秘群书开始的。
后来他儿子刘歆又继续为之，向、歆父子先后分别撰《别录》、《七略》它的体系才逐渐完备，目录学也就从此建立起来了。
图书典籍是社会进步，科学文化发展的记录和总结。
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促使图籍著述日益增多。
在刘氏父子相继典校中秘群籍的时候，他们所收集的众本都是写本，今日版本所研究的一些内容，如纸张、墨色、字体、刀法、初刻、后印、翻刻、递修、装帧式样……等还没有出现。
当时考订版本，在研究和整理上还不十分繁杂。
但到印刷术发明以后，整理和研究文献工作就出现了纸、墨、字体、刻书序、跋、牌记、封面、藏章印记……等新问题。
如果的不到确切的考订，就会给研究文献和整理工作造成困难。
如果还象以往那样，把版本学的研究仍附于目录学的综合体系内，就难负起它所研究的丰富内容重任。
所以版本版本学开始从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说从一个附庸部分，形成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成为目录学的一个分支。
它在目录学的体系位置，可以这样表示之：
目录学分四个部分
（1）提要学：
源于刘向，每校一书，即为之叙录，其后总而为《别录》和刘歆《七略》中的辑录。
（2）分类编目学：
源于《七略》中的《六艺略》、《诸子录》、《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
《别录》和《七略》虽已失传，但据班固《汉书。
艺文志》所记，还是可以看个大概的。
（3）校勘学：
校勘字句的脱漏讹谬，其源可上推到春秋时期。
《国语。
鲁语下》就记载了正考父用周太史藏本校订了《商颂》
所存乐章的事。
《公羊传。
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之误。
西汉刘向校书，又有新的发展。
（4）版本学：
刘向校书，广搜众本，即《北齐书》所云：
“即欲刊定”必籍众本。
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如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为开一书兼载数本的类例。
好了，今天我先打到这里，明天原来想打研究版本的意义的，后来一想，没有这个必要，大家喜欢古籍，不外乎三个理由，
（1）就实是做学问，研究。
（2）为了收藏所以爱好。
（3）就是把古籍看成一个投资。
所以明天我就跳过研究版本学的意义不提了，直接进入第二章：
古籍版刻史略。
第二章；古籍版刻史略
我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前，书籍都是靠手写传抄的。
后来，随着造纸事业的发展和在印章、拓印技术广泛流行的影响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技术。
雕版的印刷术的发明虽无确切日期可据，但它发明于1300年前的唐初已经无疑了。
我国雕印印刷开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极于明，这里就各代发展的不同特点，分别述之，才能对雕版史有一个比较概括的了解。
（一）
唐、五代的雕版印刷图籍，流传到现在已经比较少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在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王介（音念介，因我的打字系统没有这个字，所以我只能这样打，确切的字是王字偏旁加介）为二亲雕造施舍的《金刚经》卷子本，是现存最早的刻本。
这一经卷前边的扉画是现存最早的版画。
乾符年间（877年）的历书和中和两年（822年）的历书残叶，也是唐代印本，这些可惜已经在80多年前被斯坦因盗去国外。
国内现存最早的印本，是1953年在成都唐墓中发现的唐。
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所刻的《陀罗尼经咒》。
从七、八世纪之交到公元九五九年的两个多世纪里，雕版发展的特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1、文字雕镌上保持了唐人写经的风格。
从咸通九年《金刚经》，乾符四年和中和二年的历书残叶，五代晋开运四年（947年）《观世音菩萨像》，五代、吴越显德三年（956年）《金箧印经》等版印品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其文字风格具有明显的唐人写经韵味。
这样朴素的雕镌手法，既证明了雕版尚处于初期朴素阶段，同时也证明了雕印术来自民间，且一直主要地为民间所利用。
2、出现了雕刻中心。
唐、五代雕版中心区，从记载上看，大致有江东、淮南、四川、江西、青州、瓜州、沙州。
这给两宋以后各代版刻地区的发展，奠下了基础。
3、从民刻到官刻。
到了五代，雕版印刷的三大系统——官刻、私刻（亦称家刻）和坊刻开始形成，这种结构一直延续了千年以上。
八三五年冯宿奏请禁私置日历版，八八三年柳频（又不能打出来，是王字偏旁加比，音：
pin）记成都书肆所见，均为民间坊肆。
九三五年后蜀相毋昭裔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私家刻书之流也。
九三二年冯道奏请雕刻《九经》，由国子监任其事，官刻滥觞。
由此，版本学上的“监本”一语出现。
二、宋代的雕版事业
两宋雕版事业有了新的发展。
北宋建立不久，宋太祖赵匡胤就派人往四川开雕《开宝藏》，并将蜀地书版运至卞京，加以卞京手工业发达，这些对雕版事业的发展就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两宋三百余年是我国雕印发展的黄金时代。
宋代印本，从明朝至今日益为人珍视。
其原因：
一是由于宋代去古未远，很多印本保存了古书原貌，没有经过象清代编撰的《四库全书》那样删改；二是由于它的刻印精细，不但具有高度的工艺技术，又富可喜的艺术风格；三是由于它日渐稀少，几经变乱，传之匪易。
尤其是前二者，从雕版本身来看，更为重要。
那么宋雕版特点有那些呢？
1。
刻书地区相当普遍。
宋代刻书除了卞京、浙江、四川、福建和江西为中心外，广东、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也出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的雕印版书。
现在就中心地区简介如下：
（1）汴梁；北宋的首都，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手工业的发达，商业兴盛，是当时官刻本中心。
如国子监翻刻五代的《监本。
十三经》等。
坊刻也比较发达。
据《东京梦华路》和《抱朴子》卷后的广告所载，知道当时相国寺东门大街一带，是雕印发行图书铺的集中所在。
1127年靖康之变，金人掠去所存书版，所以汴刻北宋印本书已非常罕见。
（2）浙江：
浙江地区自五代以来，就已经经济非常繁荣，生产力发达，而且还盛产纸张。
北宋官刻本书有不少是杭州雕镌的。
南宋建都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这里就成为政治文化中心。
雕印事业更加发展，逐渐出现了具有地区风格的“浙本”，前面已经讲过了，北宋刻本今已经罕见。
现存者，大多为宋南渡后，就北宋于杭州所雕版修补重印的，如《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汉书》、《后汉书》、《史记》就是了。
浙江除杭州外，刻书地点还有绍兴、吴兴、衢州、宁波、婺州、温州、建德、台州（今天的临海）等地，各地刻本尚存的还有：
临安府刻本《汉宫仪》一卷，书尾有绍兴九年（1139年）三月临安府雕印一行字；
绍兴刻本有《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庆元六年（1200年）沈作宾知道绍兴时刻本；
吴兴刻本《大唐六典注》，书末有绍兴四年（1134）知永嘉县主管儋预（念yu四声，无发打出，正确的字是木头旁边一个或。
）跋等（此书现存15卷，分藏在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三处）；
衢州刻本《居士集》五十卷，宋讳缺笔至“构”字，字大大如铜钱，阅读极为醒目，为绍兴年间刻；
宁波刻本《宝庆四明志》（前博物馆曾影印此本）；
婺州刻本《曾南丰先生集》十卷，字迹瘦劲，似是南宋中叶所刻；
建德刻本《钜鹿东观集》十卷（此书陆游幼子子郁yu念第四声，正确的应该是走字底一个橘去掉一个木就是了。
）知伊州时刻的，故避家讳，字仿欧体，写刻俱精。
版心有蒋辉等十八个刻工姓名。
黎庶昌《古逸丛书》即影刻此本。
好了，今天就打到这里，明天继续打福建地区的刻书情况，其实抄书是一件很枯燥乏味的东西，但是我愿意把这本书打出来，没有出风头啊什么之意，我只想为愿意学古籍版本和正在学着收藏古籍的朋友提供一点我力所能及的贡献，让我的朋友们对古籍有个初步的，全面的了解，这就是我要打这本书的初衷，也为那些古籍爱好者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话题。
也许有人笑我傻瓜，但是只要我认为是对的，我这人从不管别人怎么说，那对我来说都是别人的事，丝毫影响不了我的情绪，我每天都活得快活着呢，嘿嘿！
（3）福建：
福建地区刻书，集中在建阳和建安。
建阳在北宋时刻书情况已经不是很详细了。
清乾隆四十年（1755年）福建巡抚钟音复奏中说：
“余氏后人余廷穰（这个念rang，但是襄字偏旁得加个力）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刻书为业了。
（清乾隆四十年，命福建巡抚钟音调查“余氏勤有堂”历史发展的复奏），就可以看个大概了。
今传建本，多为南宋所刻，建安的刻书事业，集中在福建麻沙、崇化两坊，书林也是有名的坊地。
《方舆胜览》里记载说：
麻沙、崇化两坊，号为：
“图书之府”。
全国各地的书贾皆云集在此。
这里除刻印经史百家，唐宋名家诗文集外，书店主人还和当地文人编辑和刻印了一些科举需要的参考书，以及医药，小说、酬世大观之类的书。
老书也用新法编印。
如《史记集解》《史记索引》和《史记正义》三书，被宋时是分刻的，南松把《集解》和《索引》并刻在一起。
以后呀这个黄善夫又将《正义》并刻。
明廖铠、王延哲、秦藩、朱惟焯和汪谅四个本子都是出于黄本。
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黄本入《二十四史》。
宋时建阳刻书行销各地，一时书商云集，流传颇广，影响很大，兹就知见，略举一二于下：
建阳刻本《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南宋中叶建阳书坊刻本。
明嘉靖年间曾据此覆刻。
今上海读书馆藏有此书。
《挥麈录》二十卷，建阳龙山书堂刻本，刻印精湛。
明毛氏汲古阁曾据此影抄。
季振宜曾藏之。
今归北京图书馆。
建宁府刻本《周易本义》十二卷，《易图》一卷，《五赞》一卷，《筮义》一卷，版心上刻大小字数，下刻刊工姓名，字大行疏，阅读醒目，首有咸淳元年（1265）九江吴革作序。
清仁和朱澄结一庐旧藏。
传之徐乃昌积学斋。
今归北京图书馆。
清武英殿本即据此影刻。
汀州刻本《群经音辨》七卷，版心下刻有刊工姓名，卷末有绍兴十二年（1142年）知汀州宁化县王观国刻书后序等。
建宁刻本《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
莆田郡斋刻本《后村居士集》五十卷，淳佑九年（1249年）刻。
邵武刻本《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嘉定癸酉（1213年）刻。
永泰县学刻本《宋栽辅编年录》二十卷，宝佑五年（1257年刻）。
长乐辛校《寇忠愍公诗集三卷》，隆兴改元（1163年刻）
福州刻本《西塘先生文集》十卷，乾道丁亥（1167年刻）
好，今天我已经打完了福建地区的刻书情况，明天继续打四川地区的刻书。
四川：
四川刻书，由来已久，主要呢集中在成都与眉山。
成都在五代时为蜀国的首都，是当时的文化中心。
后蜀御史中丞毋昭裔就提倡刻书，蔚然成风。
宋开宝四年（971年）政府派人到成都开雕《大藏经》五千余卷，规模宏伟。
蜀本由此而得名。
到了南宋时，刻书中心逐渐移往眉山。
井宪孟主持所刻《眉山七史》著称于世。
此外还刻了许多唐、宋名家的著作，如李白、李长吉、孟东野、刘梦得等人的诗歌，三苏父子和秦少游等人的散文以及地志医书等。
传本中成都所刻杜预撰《春秋经传集释》三十卷，刻印绝精，字大如铜钱，墨黑似漆，为蜀刻本之佳者。
眉山刻本《淮海先生间居集》四十卷，卷一首叶版下刻“眉山文中刊”五字，此亦蜀刻大字本之代表，原藏瞿氏铜剑楼。
今藏北京图书馆。
可惜的是只残存16卷了。
（5）江西：
南宋时江西地区刻书不少。
尤其以吉安和抚州为著名，官私刻书成为风气。
如庆元二年（1196年）吉安周必大刻《欧阳文公集》152卷，嘉泰元年（1201年）刻《文苑英华》，嘉定十七年（1224年）白鹭洲书院刻《汉书集注》，淳熙年间（1174—1189年）抚州公使库刻《礼记注》、《春秋公羊传解诂》、《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
除上述五个中心外，其他地区刻书如：
建康郡斋《花间集》，绍兴十八年（1148年）刻。
平江府刻本《营造法式》。
昆山县刻本《昆山杂咏》，开禧三年（1207年刻）。
贵池刻本《山海经传》
广州刻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
零陵郡库刻本《柳柳州外集》，乾道元年（1165年）刻。
这些地区，刻书数量比较少，流传到现在已经寥寥无几了。
（2）地区风格的形成。
宋代刻书各地区，具有不同的风格。
从现存传世宋本来看，书写艺术和刻印技巧已已经渐渐成熟。
各地刻书，神气肃穆而不呆滞，镌刻刷印不失原貌。
纸墨精莹。
可见在书写、雕锩和刷印上都是非常认真的。
官、私、坊刻本同具有此特点。
在此之外，各地区又因为条件的不同，显示了不同的风格。
[1]浙本特点：
书写多用欧体，字体结构长方形，上下较长，左右较短，书写字画认真，一丝不苟，无泄怠处，挺拔秀丽。
版心多是白口，有上鱼尾，上下双鱼尾偶然有之。
版框大都左右双栏，，上下单栏，四周双栏较少。
浙江本大多在版心的下端呀端刻刊工的名字，有的只一姓或名字，对考证版本和辩识刻书地区以及年代很有帮助。
书品宽大，多用麻纸。
[2]建本特点：
字迹多似柳体，有的似徽宗瘦金书体。
起落顿笔，结构方正，字划严谨不苟。
纸多用麻纸，质地较薄，颜色发暗，白纸较少。
早期刻本，多是左右双栏，线黑口（细黑口）；后逐渐为四周双栏，粗黑口。
黑口是折页的标线，就是起一页纸折起来后用来起对正作用的。
元明以后刻书都用这种方法。
建本在栏线外还多加了一个“耳子”就是象耳朵那样的图形，这个耳子内刻篇名或小题，便于读者查找。
[3]蜀本特点：
字体多似柳体，字划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书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刻工姓名。
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比美。
可惜的是宋末的时候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
[4]江西刻本特点；多是四周双栏。
字体有的似颜体，有的似柳体，风格有点象福建本。
宋刻本地区风格，大致如上述，但也并不代表着绝对，在实际勘察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切掌握宋刻本各种特征，对在鉴定辩明版本年代，区分刻书是很有帮助的啊。
明天打：
雕版印刷业的三大系统。
（三）雕版印刷业的三大系统：
[1]官刻：
宋代官刻，分中央和地方机关两种。
中央机关以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刻书为多。
北宋监本、传世极罕，现在还可以见到些。
如：
乾德三年（965年）刻本《经典释文》三十卷；端拱元年（988年）刻本《周易正义》十四卷。
今藏北京图书馆。
地方机关刻书，流传至今很少，从文献记载及现存刻本的官署提衔，还可以看见其种类的繁多。
其名称有：
茶盐司本、转运司本、安抚司本、提刑司本、德寿殿本、左廓司局本、庾司本、仓台本、计台本、漕廨本、漕院本、学宫本、学舍本、太医局本等等。
凡地方
政府用公库钱刻的书，统称“公使库本”。
以上这些机关刻的书，有的只见存目录，很难再见到原书了。
[2]家刻：
宋代私家刻书最著名的，如诗人陆游的幼子陆子昱于嘉定十三年刻（1220年）所刻的《渭南文集》五十卷，课印极精。
廖莹中世彩堂所刻的《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河东先生》四十四卷，两书的版式相同，藏书家推为宋刻上品。
乾道七年（1171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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