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深圳抓住发展机遇 增创新优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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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深圳抓住发展机遇增创新优势
寄望深圳抓住发展机遇增创新优势
2010年07月15日深圳特区报
甘子玉，1929年10月出生，广东省信宜市人。
1975年至1978年任国家计委计划组副组长。
1978年至1983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1984年至1997年任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8年5月确定为部长级）。
原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甘子玉曾经参与执行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具体决策，参与了著名的中央50号文件的调研、起草，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及30年来深圳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有幸约访了他。
一天早晨，记者走进甘子玉位于国家发改委的办公室。
年过八旬的他，略显清瘦，精神矍铄。
“这是我找来的1986年出版的沿海城市开放和特区工作文件选编。
”正是因为对深圳的深厚感情，甘子玉为此次采访做了充分准备。
他从身边的袋子中小心翼翼地拿出页面已经发黄的珍贵史料，随后又拿出了厚厚的一叠资料，包括他为本次专访亲手书写梳理的当年的重要事件，以及一些与特区建立和改革开放有关的书籍和文件复印件等，复印件上还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注解和补充。
翻阅着这叠厚厚的资料，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甘子玉栩栩如生地向记者叙述了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并寄望深圳能抓住四个重大机遇，创造新的辉煌。
关于深圳特区建立的决策
参与调研起草著名的“50号文件”
当时，内地和香港经济差距太大，为了谋生，1978年成千上万人从深圳往香港偷渡。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了解到，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主要原因，是香港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等有利条件搞活经济，而这边统得太死。
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小平同志早就思考一个问题：
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
甘子玉回忆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79年4月下旬，在中央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习仲勋等同志的汇报，同意广东、福建省委要中央给点政策，加快发展的要求，也包括举办“出口加工区”。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委托谷牧同志帮助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省政府进行研究论证，提出两省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及在深圳等地建设“出口加工区”的具体实施方案，提请中央讨论决定。
“这个大政方针定下来后，1979年5月11日至6月5日，谷牧同志组织带领一个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调研。
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我是此次调研工作组成员，当时我还兼任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分工管引进技术。
”甘子玉说，这个调研工作组主要成员包括当时更资深的部门领导同志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外贸部副部长贾石、财政部副部长谢明、建委副秘书长李灏，以及国家物资局等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
“我们在广东调研了10天，先听地方的要求和建议，先后与当时广东省、市主要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以及曾定石、梁湘等同志请教、座谈讨论。
之后又下去实地调研，先后看了广州、深圳、珠海和佛山、中山、新会、汕头等地。
因为深圳、珠海要举办出口加工区涉及港澳，还约了时任港澳工委书记的王匡同志到广州当面交换意见。
当时叶剑英元帅正好在广东休息，我们去拜见他，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
”甘子玉说。
想起当时在广东的调研，一幕幕似乎还在眼前，甘子玉回忆时不禁笑了起来，说：
“调研的那段时间里，大家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及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立出口加工区的大框架没有不同意见，但具体怎么实施，中央部委同志和地方同志还是有争论的。
”他开玩笑地说，当时双方可是不断“讨价还价”。
比如说，当时全国都是计划经济，不可能一搞改革开放，把两省划出来，全国各方面计划体制一下子都适应起来。
而在全面计划经济下，全国财政都是统收统支的，在此背景下，地方财政相对划分出来，地方又有很大的自主权，具体怎么实施？
搞财政包干，包多少，怎样包法？
他介绍说，广东省政策研究室之前对广东实施特殊政策起草了一个草案，工作组与广东省有关人员一起讨论修改。
“工作组住在广东省小岛招待所里。
我和李灏同志相对年轻，所以负责具体文字改写工作多一些。
后来，国外有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介绍这段历史，他说，参与讨论起草50号文件的人中就有两个广东人，言外之意是说广东人还是偏爱自己的家乡。
这真是没边儿的事。
”想起这个小插曲，甘子玉忍不住笑眯了眼，说，“还真是巧了，我和李灏同志都是广东人。
答应接受这次专访后，我还在电话中与李灏同志聊到了这件事。
这也算是那位作家的幽默吧！
”
“工作组在福建也调研了8天。
一路走来，大家逐步形成了统一的比较系统的意见，我们协助两省起草的向中央请示的政策性报告也修改成形了。
”甘子玉说，工作组回京后，中办随即接到了正式报来的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福建省委的《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
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批，中央于1979年7月15日以中发197950号文件，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50号文件。
“50号文件里面就包括举办出口特区这一条。
”他介绍说，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外国厂商投资办厂，实行优惠税率，可以从加工装配、轻型加工工业和旅游业入手，积累资金，逐步兴办技术水平高的项目，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在汕头、厦门举办。
后来，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举办四个特区并列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部署。
“这些‘特’的内容，现在看来都是很平常的事了，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但当时这些内容都很新鲜，很重要，对人们的观念冲击也很大。
”甘子玉说。
关于特区建立初期
从“出口特区”到“经济特区”
为充分发挥深圳等特区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场的作用，谷牧同志事前请示过小平同志并根据1980年3月24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会上讨论的意见，把“出口特区”改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得到大家的赞同。
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形成《纪要》，5月16日，中央以中发198041号文件批转全国。
回忆起从“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的这段历史，甘子玉说：
“两省逐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举办四个出口特区是一项重大决策，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重要步骤。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需要说服各个部门支持、关照，组织实施的工作非常具体和复杂。
”
他回忆说，虽然50号文件已尽可能考虑了两省和特区可能遇到的问题，但正式实施以后，仍遇到了很多问题和困难。
谷牧同志多次召集会议进行协调，从1980年至1987年，每年的两省工作会议或特区工作会议已成为不成文的惯例，主要为小结上年的实践、工作，解决下年两省和特区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
“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兼任‘两委’（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我每年开会前后都要到广州或深圳实地调研或解决问题，与深圳结下了较深的情谊。
”他回忆说：
“我印象较深的是50号文件后1980年3月第一次两省工作会议。
当时两省有关工作初步展开，1979年两省外贸出口收汇创造历史最好水平。
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深圳的蛇口工业区已开始施工，进度较快。
但万事开头难，虽然之前我们考虑到要先解决两省发展条件问题，考虑到物资、交通运输、能源等问题会比较紧张，但对紧张到什么程度还是估计不足。
”
“会议一开始，农业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之一。
因为当时全国还使用粮票，但随着两省城市人口的增长，发展优势经济作物和出口农副、土特产品需求的增加，粮食就供应不足了，广东要求调入更多的粮食。
特别是渔火薄田的深圳，本来就一直依赖调入粮食，现在更紧张了，希望国家允许专项进口一些粮食。
”他回忆说，“我们在会议上支持这个意见，当时国际粮价相对国内来说还便宜，可以进口国外一些粮食进行补充。
”
“在1980年两省会议纪要（中发198041号文件）中把这个措施扩大而成‘调整农业发展方针’的一小节。
”谈到这段往事，甘子玉不自觉回想起了一个趣事，笑着说：
“当时国际市场上面粉便宜，大米比较贵。
根据决定，有一次外贸公司就补充进口了面粉加给广东。
但没想到的是，南方的深圳人和广东人不像北方人一样会做面粉食品，拿着面粉只有干着急的份。
后来用多进口的小麦从其他省调换大米，才解决了广东人吃米饭的问题。
当然，进口这些粮食有利于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对发展农副业生产与出口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
“除了粮食问题，这次会议上还提出要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
”他介绍说，广东福建两省燃料动力均不足，交通运输紧张，问题十分突出。
广东发电装机容量不足，由于煤炭运不进去，已有电厂还不能满负荷发电。
当时广东常年缺电百分之二十五，枯水季节更为严重。
深圳本来没电厂，电网又来不了，就更缺电了。
如不抓紧解决，经济的发展就要受到极大限制。
“当时允许广东省自己用外汇免税进口石油，用柴油机发电，因为修电厂时间长，买个柴油机、汽油机容易，甚至租个列车电站，也可以凑合发电用。
但成品油马上也紧张了，还是得修电厂。
所以深圳后来建设了沙角Ａ、沙角Ｂ电厂。
”他说，交通也同样，那时候公路较少，根本就没有高速公路，交通运输太紧张了。
“我建议支持与外资合作，修建广深高速，并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修建。
”他回忆说，“沙角电厂和广深高速，后来都是与香港爱国实业家胡应湘合作的，他是个优秀的工程专家，出资出力。
因为项目大，有些需要协调的问题常要跑北京。
因此我很高兴，有机会能促进深圳能源、交通问题的解决。
”
“当时建设资金也有问题，广东有些外汇（外资或贷款），但配套人民币没有，深圳还设想过发行自己的货币，没有办成。
后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建设银行负责安排深圳特区基础建设所需的人民币贷款和两省外汇贷款配套，终于解决了问题。
”甘子玉说，通过两省会议，把举办特区的构想初步具体化了，“出口特区”也改名为涵盖面更宽的“经济特区”。
翻着当年厚厚的会议纪要汇编，他回忆说，到1987年，两省（包括特区）或特区会议共开过七八次，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年年提出，逐年解决的。
到1987年以后，两省开放和四个特区的工作已相当规范，就不必每年开大会，而由国务院特区办专门组织各部门处理。
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就不用年年来开会了。
关于特区发展中的奋斗过程
“阵痛之后听到了落地婴儿的欢啼”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新生事物，是崭新课题，人们的认识不可能立即完全统一，发展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甘子玉回忆说，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出现走私贩私泛滥的严重情况，但深圳本身当时并未发生重大的走私案件。
“由于这次走私贩私主要是在开放地区发生的，有的人开始对开放打问号，对举办特区这件事也摇头了。
”甘子玉放慢语速说，对实行开放和举办经济特区，本来就有些不同看法，这时候，非议特区的意见比较公开化了。
有的把经济特区说成了给外国资本家搞的“飞地”，说是除了五星红旗外，全都变了。
“不过在谷牧的带领下，大家都没有动摇，实地调研，认真总结经验。
”甘子玉回忆说，1982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发198250号文件关于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
很巧，也是50号文件，为与1979年著名的50号文件相区别，这个文件被称为新50号文件。
新50号文件批语中指出：
“举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
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分工由谷牧同志具体负责。
还规定各有关部门都要确定一位负责同志分管有关工作。
”文件总结了三年来做的主要工作：
在吸收外资上初步打开了局面；以首先搞好基础设施为重点开展基本建设；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较快地发展了工农业生产；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打击了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改善了人民生活，稳定了边境地区的秩序。
这个文件对特区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又有新的发展，提出了十条措施。
为此，谷牧同志回京后把有关部门分管特区有关业务的负责同志组织起来，建立了联合办公的会议制度，更及时地解决问题。
“这个文件发了之后，特区的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大鼓舞，据说在深圳还鸣放鞭炮表示庆贺。
特区要办，并且一定要办好的鲜明旗帜更高地举起来了。
”甘子玉回忆说，此后，特区的发展迎来了“春天”。
但1985年，深圳特区的发展曾遭遇一次“阵痛”，不过也因此迈上发展的新里程。
“当时的问题主要是特区基建铺的摊子铺得大了，1985年的计划安排比1984年实际增加40％，上年结转和新安排开工的项目达400多项，与此同时深圳特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展还不够，认识上不统一。
”他指着当时的会议记录对记者说，为解决这一问题，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谷牧受国务院委托，在深圳召开特区工作会议。
到会的有广东、福建两省，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国务院29个部、委、办、局的负责干部近200人。
这是到会人数最多，开会时间最长的一次。
“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
当时因为对发展外向型经济下工夫不够，外商投资游资多，投资实业少，我们在深圳看到，宾馆酒店入住率低下来了，有些宾馆酒店把部分楼层的地毯都卷起来了。
对深圳经济特区的不利言论又开始出现，‘唱衰’深圳特区，对特区‘能不能办好’的疑问增多起来。
‘深圳不行了’、‘深圳是不是差了’等非议再起。
”甘子玉回忆说，深圳面临又一次“阵痛”。
在这次会议上，谷牧同志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批评话说得较多，而且主要是对深圳。
但他也说，“深圳的成绩是明摆着的，谁也否定不了。
不管国内外什么人怎么说，我对深圳的成绩和更好的发展前景从未动摇过。
但是话不能只说到这里，当前更重要的是严肃正视和认真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由于会上大家统一了认识，同志们都很高兴，会议期间又逢元旦，那天晚上，谷牧还喝了几杯。
”甘子玉欣慰地说，“这次会议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开拓前进的新起点。
”
甘子玉感慨地说，那一年，深圳果断地从基建计划中削去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51座，基建规模比上年压缩了30％，撤并了数百家经营不规范的公司。
不过工作重点转变中的“阵痛”也不小。
上半年，由于压缩基建，控制社会消费资金，特区市场不景气，宾馆入住率下降，饮食业清淡。
舆论哗然。
特别是境外有些传媒火上加油。
什么“特区办先进工业难于上青天”，“特区工贸不景气，前途堪虑”，“谷牧对深圳发展前景过于乐观”等等。
当时谷牧同志说，对好的建议和中肯的批评哪怕是比较难听的话，要认真加以研究吸收；对那些无根据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乱言，可以置之不理。
要认准一条道，坚持按照中央批准的方针认真去做。
用谷牧同志的话说：
“阵痛”之后，当年就听到了落地婴儿的欢啼。
1986年，深圳外贸出口达到7．25亿美元。
甘子玉说，谷牧同志在他的回忆录里说：
“在我国举办经济特区这个问题上，应当说共识是不断加深的。
开始对‘要不要办’认识不一，到1984年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引者注：
1984年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对特区工作予以肯定，并提出再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后来又有‘能不能办好’的疑问，1985、1986年对此议论较为集中。
从1987年起特区的实绩越来越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至1992年（引者注：
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谈话充分肯定办特区决策的那一年），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特区生产总值已达540亿元，外贸出口115亿美元，在全国经济中已有一定分量了。
“深圳1979年是一个渔村小镇，一穷二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建设奋斗，到1984年，工业产值达18亿元，五年增加29倍，工业生产值差不多年年翻番，城市初步成形，这是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总图的一个绚丽篇章。
没有邓小平同志1979年的重大决策以及后来一系列的关怀、支持、鞭策，便没有今天深圳这一切。
”甘子玉说，“我刚才所回忆的深圳建设初期的岁月，不过是为贯彻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伟大设计的开端。
在记忆中，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深圳视察的、我个人作为陪同前来深圳的就有：
1983年2月，陪同胡耀邦同志视察蛇口工业开发区，整个深圳特区还在筹建的初始，耀邦同志说要大力支持，并留下‘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要求。
1990年2月，我陪同李鹏总理到深圳视察若干项目。
1990年6月，我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到深圳视察，2000年11月陪同江泽民总书记参加深圳特区20周年庆祝大会等等。
领导同志们的现场指导、指示、关注，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圳特区建设的深切关怀，这都是我们要永远铭记的。
”
关于未来深圳的发展
抓住四个机遇走向发展新阶段
“30年来，深圳已经由一个仅有3万人口，三条街道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这是30年来深圳各级领导和全体深圳人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圳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期望深圳要立足新起点，实现新跨越，当好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更重要作用。
”从过去回到现实，一直关注深圳的甘子玉又专门向深圳市领导同志请教，他寄望深圳在全面深入学习和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奋斗中，能抓住四个重大机遇，走向发展的新阶段。
“首先，深圳要抓住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历史机遇。
”他说，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国务院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深圳作为一个国家创新型城市，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是非常难得的重大机遇。
要好好抓住它，做好这篇大文章，一定要立足现有高新技术产业优势，紧紧围绕国家自主创新战略部署，做好规划、出台政策、开展工作，率先在某些关键技术、核心领域、战略产业上取得突破，使创新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深圳还要抓住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历史机遇，用过去“杀出一条血路”的精神，敢闯敢试的精神，敢于冲破深层次矛盾的羁绊，学习长江三角洲——上海浦东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先进经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负众望，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新鲜经验。
第三，深圳要抓住深港经济深度融合的历史机遇。
过去30年，深圳的高速发展得益于紧邻香港的地理优势，深港合作是深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要抓住新的发展态势和要求，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规划深港合作。
深港可以努力携手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打造成为全球性的经济中心之一，在我国参与全球竞争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要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的对接，打通国际国内通道，创新合作机制，加强在金融、物流以及新兴产业方面的合作，共同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
第四，深圳要抓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机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谁转得快，谁转得彻底，谁就能在下一轮经济发展中抢得先机。
最近中央批准深圳扩大特区范围，要抓住特区一体化发展的契机，加快优化空间布局，大力推进支柱产业高端化，提升优势传统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一定要改变传统发展方式“重物轻人”的现象，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形成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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