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宣传部庆祝新中国60周年征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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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宣传部庆祝新中国60周年征文
县委宣传部庆祝新中国60周年征文
县委宣传部庆祝新中国60周年征文
忆起“跳农门”的那些时光
我们家有兄弟姐妹五个，分别出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父母含辛茹苦拉扯着我们，但是，他们对几个儿女的人生设计就如上辈对他们的期待一样：
男孩要学会犁田耙地，女孩要学会做饭缝补，早点成家立业，将来给他们养老送终。
偶尔灵光一闪，他们也会说学个手艺也不错……不过，种田打粮食的根本方向不会更改。
确实，再也没有比填饱肚子的事情更重要了。
想法不如变化快，高考恢复以后，知识改变命运的热潮迅速刺激到了社会各个角落。
一直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一家人的眼光自然也盯着那道迷人的风景线。
家里的长子，也就是我大哥不负众望，终于考上了一所师范学校，成了我们那一带轰动一时的明星。
这无疑给我们余下四个小的树立了一个榜样，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将来长大后是回家务农还是上大学捞个铁饭碗，成了我设计人生的起点，绵延了我整个少年时代。
毕竟低效率的劳动与实际需求相差太大，我的二哥、姐姐和妹妹先后离开学校，接过前辈手中的工具，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也几次面临辍学，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终于在上高二时也辍了一次学。
呆在农村的那两年，我和其他成年劳力一样，最脏最累最苦的农活基本上干完了，也因此炼出了一身健康的肌肉。
而那些比我并不优秀的同学依然留在学校，其中不少人还顺利进入了高校。
或许是那种渴望脱离农村的愿望太强烈的缘故，待家里的境况稍微有些好转后，我终于说服了父母，放弃了相亲而是去上学。
一路风雨一路歌，我好歹进入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随着我的户口迁出，我的农民身份彻底就改变了。
但是，我并没有丝毫欣喜的感觉。
回过头一看，得到的同时隐隐约约失去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那些枯燥的公式和单词已经夺去了我太多的快乐，自己那几年的打拼其实只是为了高考，一种被“卖”掉的感觉渐渐萌生。
解惑和提高素质才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为了获得一张不再是农民的证明而去读书的动机实在不怎么高尚，而自己的行为怎么解释也摆脱不了急功近利的嫌疑。
可是，我和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在高考这个指挥棒下走出了很远。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了世纪之交，分配制度被取消，从恢复高考到取消分配制度二十多年时间中，高考成就了大量的人，同时还有更多的人没有通过那座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独木桥”。
一考定终身，所有人都接受了这样的安排。
面临新的形势，各种力量资源重新整合，促使人们重新调整思维。
尽管读书和吃饭的关系不再如过去那么直接，但是要想生活得更好就必须读书的道理还是显而易见的。
如今，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已经越来越小，在有些地方甚至看不出有什么差别，谁上个大学也不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
知识改变命运对个人或者对一个民族来说都管用，读书对个体而言是提高自身生存能力，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为了全面进步，我宁愿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去学习、去高考。
风雨三十年过去了，高考依然是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它身上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
而废除铁饭碗和分配制度无疑是它不断走向完善、趋向理性一个重要标志，这种变化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我们社会的不断进步。
退休党员作家国庆60年优秀征文
年年有鱼及其他
退休以后，每天进出菜市，总会听到家庭主妇们相互询问：
“今天买点什么？
”而对方又总是这样回答：
“还能买什么，鸡鸭鱼肉呗！
”这句近乎口头禅的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鸡鸭鱼肉已成为普通百姓餐桌上的日常菜。
然而，在旧时代，这类东西只有富贵人家才能享用。
半年不知肉味，是那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好士，门下食客数千。
其中有个叫冯援的普通食客，因为不满于粗劣的食物，天天倚在柱子上，弹着他的剑把，唱道：
“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虽然冯援发的牢骚，但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鱼和鸡鸭肉等的确是上层社会的消费品，一般家庭是缘问津的。
东安是舜帝南巡驻跸之地。
据传舜帝南巡，除了体察民情、排解民瘼以外，还把黄河流域先进的农耕文明带到了南方，教导人民渔猎耕种。
东安江河溪涧，纵横交错，沼洼池塘，星罗棋布，鱼类资源极为丰富。
在舜文化的薰陶下，东安人民对鱼早就有着特别的偏爱，把鱼作为一种吉祥物。
而作为菜肴，鱼又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是高蛋白低脂肪，富含卵磷脂，易被人体吸收，尤其适合老年人和少年儿童食用。
因此，逢年过节，婚丧喜庆乃至亲友小叙，餐桌上总少不了鱼，真可谓“无鱼不成席”。
除夕和春节，为了体现年年有余（鱼），鱼更是必备之物，就连张贴在大门上的年画，也是一个胖娃娃坐在一条大红鲤鱼上。
但是，旧时中国百姓，大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在新旧年相交的除夕晚上，谁不希望新的一年里有个好的收成，过上温饱生活？
于是，年年有余（鱼）就成了人们普遍心理。
除夕的团年饭上，穷苦人家没有鱼，就用木头雕刻一条，染上红色，装在盘子里，上面浇一些葱蒜之类的调料，摆在餐桌上，直到元霄过后。
1975年我在竹木町公社搞农业学大寨运动，就在杨梓洞大队一户人家神龛上发现一条保存完好的木刻大红鲤鱼。
东安人民历来好客。
“不抹一刀，礼不周到。
”平时来客，一定要有鸡。
正式酒宴，至少得“十大碗”。
第一碗是大三鲜，第二碗是肘子，第三碗是鸡，第九碗才出鱼。
等鱼一上桌，陪客（也称提调）就高呼：
“鱼到酒止，开饭！
”于是停止喝酒，大家吃饭。
但20xx年11月，我到山口铺一位友人家恭贺新建乔迁，第一道菜出的竟是鱼，一种被东安人民称之为“富鱼”的鱼，第二道菜才是大三鲜。
当时我想，第一道菜上“富鱼”，大概是取“一开局就富，一进火就有余”吧。
而事实上，主人造这幢二层小楼已用去近十万元，还把相邻的空地买空卖空，准备过一二年再扩建。
家境如此殷实，“富余（鱼）”早已不是一种企盼，而是一种印证了。
所谓“富鱼”，是从烹调方法角度讲的。
取鲜活草鱼或大鲤鱼，剖杀去鳞后，将鱼身部分横切成一指宽的小条块，入高汤内煮至发白，加入精盐及调料即成。
其特点是，鲜。
与“鲜”相反，还有一种“腌鱼”，也极富地方特色、农家风味。
取“禾花鲤鱼”（在稻田里吃足了禾花的鲤鱼，以肥嫩著称）若干，去鳞后从腹部切口，掏出内脏，沥干水，撒上盐；待盐将鱼充分渍透后，晒干水分；然后淋上烧酒，将事先准备好的花椒粉、辣椒粉、炒芝麻粉、炒黄豆粉、八角茴香粉、紫苏粉和生姜粉等调料，填入鱼腹，遍涂鱼体，入缸内腌二三个月即可食用。
或煎或烤或蒸，味都香美无比。
如果腌到一年以上，就可直接食用。
1954年我在荷叶塘办业社，家家都腌禾花鲤鱼，有时不想蒸煎，就放在火上烤，过路人闻到香气，虽不垂涎三尺，也想一尝为快。
为作一种文化，鱼的烹制方法还有很多。
大约在上世纪末，我路过县城一家餐馆，门前支起一块木板，上面红纸黑字赫然写着：
本店首创•风味独特
水煮活鱼
欢迎光临•欢迎品尝
我不禁哑然失笑，心里说，还独创呢，早在半个世纪前我就品尝过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一位远房族祖父老四，为了躲兵，逃到水岭乡的黄巴岭上垦田，借以维持生计。
有一次我和五叔去他家玩，他从田里抓了几条大鲤鱼，放在锅里和水煮。
虽然没有任何调料，但就鱼来说，“久煮当油盐”，其味也鲜美无比。
无独有偶，1959年我被打成“右倾”，次年下放到大庙口公社屯里大队“劳动改造”。
大庙口是东安县的著名粮仓，田多人少，我们这些下放干部就成了机动劳力，哪里缺劳力就往哪里调。
高强度的劳动，吃不饱的生活，我的脚开始浮肿了。
生产队的女副队长见了，心疼地说：
“刘科长（老百姓朴实，我虽然头上戴着‘帽子’，他们还是这么称呼我），这样下去不行啊！
党的事业还须要你，我想办法给你补补吧。
”当时公共食堂餐餐是盐水汤，我怎么也想像不出她能拿什么东西给我补补，就将信将疑地等着。
几天以后，她把我叫到她家，指着盆子里的几条鲜活大鲤鱼对我说：
“我给你炖荷包鲤鱼吃。
”我从没听说什么荷包鲤鱼，就坐在一旁瞅着。
谁知她的所谓荷包鲤鱼，竟和儿时我族祖父的做法如出一辙。
出乎我意料的是，吃了这顿鱼没几天，我的水肿竟神奇般地痊愈了；更出乎我的意料的是，这种特殊条件下穷折腾出来的搞法，三十多年后竟成了城里大小餐馆的一道时兴名菜。
当然，如今的水煮活鱼，有油有盐自不必说，还有许许多多的调料，其味道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了。
说到鱼的味道，当然以江河溪涧里自然生长的鱼为最她。
我是个野钓迷，想吃鱼就到龙溪河去钓，既可饱览山光水色，尽享远足健体之乐，又可陶情冶性，一饱口福，何乐而不为？
所以，不到冬季，我是不到市场买鱼的。
遗憾的是，近来毒鱼之风年盛一年，屡禁不止，一条小小龙溪河，从春到冬，下毒多达一二十次，致使鱼类资源几乎枯竭，又严重地污染了水源。
我愿借这篇短文，吁请有关部门采取果断措施，严令禁止。
各种鱼的味道各不相同，同一条鱼各部位的味道也不尽同。
在我们东安，就有“鳙鱼头草鱼尾，鲢鱼肚皮鲤鱼嘴”的说法。
近年来，精于此道的鱼贩子摸准了消费者的心理，把鳙鱼分解着卖，如果鱼头卖五六元一斤，剩下的鱼身鱼尾则只卖一二元一斤。
一次我买好鱼头，忽然来了好奇心，就问：
“都把鱼头买走了，鱼身鱼尾怎么办？
”他说：
“有钱人吃鱼头，穷人啃鱼呗！
”听他一说，我心里立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来。
以后每次买鱼头，总摆脱不了这种难以名状的心境。
但是，心里不好受，鱼头还照买。
人啊，就是这么矛盾地生活着，直到老死。
因为对鱼的特别偏爱，每到龙溪路上，看到两岸五颜六色的太阳伞下，一个个老人，一对对情侣，悠然垂钓，我心里总会涌起一种冲动。
人钓功名我钓诗，一首首湿漉漉的诗就从心底流了出来：
暖风习习柳绵绵，阳伞方方钓鲽鹣。
海宴河清民乐业，何须盛世说康乾。
办公室人员建国60周年征文
1978年5月19日，《新华日报》第3版的“读者论坛”栏目刊发了我的一篇时评习作。
事后听人介绍，这是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该报首次发表的批评性时评。
那个年代，中国人仍生活于物质匮乏、供不应求的状况之中，粮油盐煤等许多生存生活用品得凭票证限额购买，衣食住行等许多生活上的基本需要也是十分紧缺、求之不易，洗澡这一日常生活中的必须便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的公共浴室条件不好，却天天人满为患。
老百姓的住房状况又差，夏天还能在家里凑合着对付，其他的大部分日子只能赶到公共浴室去扎堆，洗澡开后门的现象也就屡见不鲜了。
1978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我去离家不远的一家浴室洗澡。
照例挤在浴室紧闭的大门外等候到点开门，进得门后照例见到了“红光满面”的主任、“热气腾腾”的科长等已从后门进入的“特殊浴客”……联想到刚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则革命领袖不搞特殊化的故事，感概系之。
洗完澡回到家，我一口气写下了时评《从列宁排队理发所想起的》，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四人帮”已被粉碎，党报对此类批评性的时评或许可以开禁了——寄往了《新华日报》编辑部。
文章从革命领袖列宁到理发店理发坚持排队的故事说起，与我在公共浴室内外的所见所闻进行对比，批评了社会上的开后门现象。
老实说，我对这篇时评能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期望是微乎其微的。
按照我当时的思维定势，在全国上下大力宣传“抓纲治国”大好形势的背景下，媒体上是一片莺歌燕舞，我的这篇时评就不免有点儿不合时宜了。
没想到几天后的5月20日，同事打电话告诉我：
“你的一篇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
”真是喜出望外！
连忙找来报纸——《“特殊浴客”从何而降？
》——醒目的标题极富冲击力地扑向我的眼帘。
标题改得太妙了，起到了画龙点晴的效果，杂文的味儿也更浓了。
再细看，除了末尾一小段被删掉外，基本未作其他改动。
文末还配了一则“编者的话”，其中写道：
编完了《“特殊浴客”从何而降？
》，又联想到一系列的“特殊”：
“特殊旅客”、“特殊顾客”、“特殊病员”……诸如此类，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无关宏旨。
但是，想一想列宁为什么排队理发，道理是不讲自明的。
不特殊是共产党人、革命干部的特殊品质，报刊上已介绍不少，为什么有些人对此就无动于衷、我行我素呢？
是不是开后门、闹特殊成了癖好？
须知这不是光彩，而是耻辱。
愿一切喜欢扮演“特殊”角色的人们，处处、事事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文章及编者的话在泰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文中所说的那家浴室的主管部门泰州市商业局党委专门发出了《关于立即组织讨论<“特殊浴客”从何而降？
>一文的通知》，要求本系统职工正确对待批评，联系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对照检查、开展讨论，还研究制定了有关整改措施。
对此，《新华日报》又进行了题为《举一反三吸取教益》的跟踪报道。
据时任泰州市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科科长的汤顺培同志介绍，这篇时评及编者的话也在省内引起了反响。
在新华日报社召开的通讯报道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对《新华日报》刊发这篇时评的识见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是新闻媒体拨乱反正的一个信号，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报推行舆论监督的一种新气象，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这篇文章本身。
时至今日，一些当年读过这篇时评的同志还和我打趣：
“你文章中写的‘红光满面’的主任、‘热气腾腾’的科长到底是谁啊？
你的文章把后门堵住了吗？
”他们还说，若是放到现在，“特殊浴客”之类已经算不上什么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
这些年来，我因工作关系和兴趣爱好，陆陆续续地写了不少新闻评论和散文随笔，但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这篇时评。
因为，它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对舆论监督的一次尝试，是我对党的喉舌勇于拨乱反正的一次真切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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